藏密在汉地勃兴之由

藏密在汉地勃兴之由
　　作者：
　　藏密在汉地勃兴之由
　　理平
　　内容提要：
　　汉藏之间早在唐朝时就有了佛教文化的沟通，然藏密却在元朝时进入汉地，直到清末仍属皇室专信之教，在近几十年才在汉地勃兴。本文主要通过对藏密的神秘性，藏密独特的修行方法，以及藏密在元时进入汉地，对汉地佛教所产生的影响等的论述，来阐明近几十年藏密在汉地勃兴的原由，由此人们可以更深层次的认知藏密。
　　引言
　　密教是佛教的一个重要流派，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俗信为其主要特征，宣说口诵真言密咒、手结印契和心作观相，三密与诸佛之身、口、意相应，即可成佛。它起源于印度，后进入我国，有二大流向：一支传向西，与当地原有的苯教相融合，被称为藏密；另一支更早的流向内地，称为汉密。
　　然汉密虽在晋朝时已有经典的翻译，但其兴盛是在唐朝，衰败也是在唐朝——经武过毁灭佛法，就一蹶不振了。一直到了元明清的时候，国家因为蒙藏的关系，帝王很多信仰藏密，在五台山等处也有了很多密教寺院，但多是喇嘛，与中国的僧众和民间没有多少联系。虽然有焰口有其它的密咒，普遍於民间，被社会的民众所信仰，然非寺中修习的正订，只是一种助行罢了。在民国初以前，密教（藏密）在汉地并不盛行，到了近几十年来，藏密又为何会在汉地勃兴？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藏密概述
　　要知道汉地藏密勃兴的原因，首先应该了解藏密。藏传佛教显密共修，以密宗为主，一般称为“藏密”，俗称喇嘛教。
　　西藏地区在古代称“吐蕃”，信仰原如愿的苯教。公元七世纪藏王松赞干布，与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文成公主联姻，由两位公主带佛经，佛像入藏，并建立大小昭寺，标志着佛教正式传入。
　　密宗的真正传入始于八世纪中期赤松德赞时期，迎请印度密教大师莲花生入藏，降伏了苯教，于公元７７６年建立了西藏第一痤正规寺院桑耶寺。以静命为亲教师度宝护、遍照护等七人为僧，吏称“七觉士”。这是藏族出家的第一批僧人，标志着西藏从此建立了以藏族为主体的佛教僧伽组织，广译显密典籍和传播密法。这一时期正纯密法修习开始传播，并已接受了无上瑜伽部。直至九世纪中期郎达玛（８３８～８４２年在位）灭佛前，是史称藏传教的“前弘期”。此后，从吐蕃王朝的崩溃开始，在一百多年间佛教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因密宗的传采取秘密单传，以师徒、父子、叔侄的形式单传，流传在民间，未被消灭而保流了下来。
　　公元十世纪末斯，随着西藏农奴制经济的上升，逐步向封建制过渡，佛教开始复兴和发展，史称“后弘期
　　”。这一时期，新兴的封建领主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以寺院为据点，派子弟赴印度学习佛法，或延请印度僧人前来西藏传教，并修建寺院，积极利用佛教进行政治、经济斗争。因传承不同，理解各异而形成了藏佛教的不同教派。主要教派有：宁玛派（俗称“红教”），该派密法是莲花生大士所传，形式最早，是前弘期的旧派密咒。萨迦派（俗称“花教”），因它的主教萨伽寺建立在后藏萨伽地方得我。噶当派，渊源于印度僧人阿底峡，由促敦巴创立。噶举派（俗称“白教”），该派最重视口授密法的传承，故称噶举派。格鲁派（俗称“黄教”），创始人为宗喀巴，是十五世纪初，宗喀巴在噶当派的教义基础上对西藏佛教进行整顿、改革后而形成的最大教派。
　　藏传佛教自七世纪由印度传入后，经过长时间与原地方苯教的斗争融合，形成了带有西藏特点的藏密，于后弘期传入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蒙古，十三至十五世纪传入元、明宫庭。从此可看出，藏汉之间从唐至元明清时一直保持着沟通，这就使得藏密在汉地播下了一颗种子，再经由内因外缘促使它萌芽，而成就了今日藏密在汉地的盛况。
　　二、藏密的神秘性
　　藏密是佛教中最具有神秘色彩的教派。为了和前期佛教相区别，故说所有显教都是如来应化身逗机方便说法，而密教是报身如来的秘奥真实说法。
　　密教最尊奉的是《大日经》，该经认为，佛教最高真理是“真言”，又称为“秘密号”。“一一真言，皆如来极妙这语”，“若信此真言道，诸功德法，皆当圆满”。真言是人成佛的根本依据，有着使人解脱的奇妙力量。密宗对“真言”非常重视，绝不轻易外传。“以密教不可直言，故有如此隐语”所以主张秘密传法。
　　藏密的神密性，从它独特的传法方式上来看：当师父给弟子传示“心性”（智慧）时，不需要过多的语言，有时只需一个动作，或一个眼神就可以使弟子心与师父心融合为一而呈现来，从而唤醒弟子了悟内在觉性。如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书》中回忆，他六、七岁时，他的上师蒋扬钦哲在房间里给他的传法。文中是这样写的：“在夜晚，当酥油杰闪烁不定地照在画像（蒋扬钦哲旺波上师）上时，更是令人肃然起敬。当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之前，我们上师做了极不寻常的事，上师突然抱住我，把我举起来，在我的脸颊上重生的吻了一下。”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心整个空掉了，我沉浸在浓浓的柔和、温暖、信心和力量当中。又如索甲仁波切在此书中回忆他九岁时，在莲花生大士曾住过的洞穴里，上师给他的“心性”传示。文中如此描述：“在洞中，只有上师我两人，上师拿起铃和手鼓，就唱起上师启请文，从本初佛一直到他自己的上师。然后，他作了心性的传示。突然瞪着我，抛来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心是什么？’我整个人顿时被慑住了，我的心瓦解了，没有言语，没有名称，没有思想——事实上连心都没有。”密法的传法就是这样。长辈对孩子的一个亲吻，在平常人眼中，也许会认为是一种疼爱的表示，但在密教当中，用在师父与弟子之间其意义就非比寻常了。藏密这种独觉悟真理的境界的。所觉悟的境界是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去表示的，所以，说这种传法方式是神秘的，不会言过其实。
　　另外，从藏密的“手结印，口持咒、心观想”三密相应的修法上看，也很神秘，依据科学研究及实践表明，引方法不但能祛病健身，而且在人体潜能方面效果也是殊胜的：手结印既符合中医沟通练脏腑的气法，又有作为天线摄影取宇宙空间高物理能量的作用；心观想本尊，观想字轮等，既有心专意笃，念注一得，冥思苦想，消除七情六欲，专心致志锻炼定力和念力的作用，也符合心理影响生理，产生超大型人精神力量的作用；口持咒，既有念注一处，以一念代万念的作用，又的声波震动脏腑气血作用。就具体以诵咒而言，如诵“嗡”字部咒语，它最低效果，可以使人头脑清醒，精神振发。如果人伤风感冒，若不断地念诵此字，就能使头部发汗，得到不药而愈的效果。若以药物治疗，可能或多或少会给人体带来副作用，俗语说的好：“是药三分毒”，而诵咒不但不会出现这些现象，而且会对人的身心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再者说咒语，它不需要人去理解，只要一心持念，就会得到佛菩萨加被，就能在心灵上得到一感应。如“普安咒”，在诵持时，它自然构成一种旋律，犹如天籁与地籁的悠扬肃穆，听了使人自然进入清净空灵的境界。
　　再从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来看其神秘性：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是被称为世界七大神秘现象之一的。那何为活佛转世？所谓活佛转世，是指佛在现实社会中显身的肉体圆寂后，以化身方式转生另一肉体之人，不昧本性，通过寄胎转生，复接其前生之位。
　　对于活佛的转世，大体上是以活佛生前的预示和遗嘱提供线索，再通过占卜、降神、观湖等方式确定其下一世活佛出世的方向，来寻找转世灵童的。在这些程序当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具有的神秘性是令人称叹不已的。
　　一般，活佛示寂前，往往留有预示或遗嘱自己再次降生的地方，根据预示和遗嘱，就能找到转世的灵童，这不是不让我们佩服活佛的智慧。如三世达赖喇嘛曾立遗嘱转世蒙古，四世达赖云丹嘉措就是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的后裔。再如六世达赖仓央嘉曾写一首诗歌来预示自己的转世：“洁白的仙鹤，请把双翼借我，不到远处去飞，只到理塘就回。”后人根据此诗歌，就在理塘寻到第七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也有活佛突然宗寂，没有留下预言和遗嘱的，这就要通过占卜、降神、观湖等方式来确定活佛出世的方向。如十二世达赖喇嘛成烈嘉于在布达拉寄存突然示寂，为求得其转世灵童出生地以及家庭的某些特征，于达赖示寂的第二年九月，拉萨上密院御职堪布罗桑达吉，到拉莫措湖边，向湖中抛了哈达和宝瓶、药材等供物，诵经祈祷，罗桑达吉堪布根据看到湖中的境界获知，拉萨东南达布地区的朗敦村一家家户生了一个男孩，便去查访，在朗敦村看到的情况和他在湖中看到的境界完全相似，从而认定了十三世达赖。
　　活佛在转世时，会出现各种预兆，异端或生时虹见于屋上的情景，这也可以做为活佛转世时寻找的线索。据说十世喝玛巴伍金赤烈１９８５年月诞生时，帐蓬周围法螺、法号长鸣，帐蓬顶上有无数的七色彩虹吉兆，这为后来的认定提供了线索。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活佛转世的神秘。
　　除上面所说的以外，在藏传密教中，就是坛场上所悬挂的佛与菩萨的像，修供养时所摆放的水、香、花、灯，甚至是在大殿中僧众日常所用法器，佛前所供的白色海螺等都是有所表法的，而这一切无不显示着密教的神秘。藏密如此的神秘，使它具备了摄受人的神秒特质，所以它吸引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去了解它、注意它、研究它。
　　三、藏密独特的修行方法
　　藏官注重实修，且在修行时有次第六，有具体的可操作性，与之相比，显教在修行上就显得过于笼统，原则化了。正是这一点，所以藏密进入汉地后，就能很快地站稳脚跟。可以说重实修实证的藏密是一颗无价的摩尼宝珠，使人能够在这苦多乐少的世间速证解脱。故本文将从以下几点对其独特的修行方法进行阐述：
　　（一）、三密加持：
　　手结契印，是身密；口诵真言，是语密；心观实相，是意密；如来三密身口意之三业，本来平等，身等於口，口等於意，皆遍法界，谓法与佛平等之三密，然而一切之形色为身密，一切之声音为语密，一切之理为意密。密者并不是秘密的事，乃是法与佛自证之境，无凡人之分，而谓之密。凡夫修持印、意、观之三密，即与如来之三密同备无尽之德用。依三密加持力，可灭罪障，除病患等无量之不可思议功德。然凡夫虽具法佛之三密，但因惑染而不能证得。所以佛之大悲心，使众生行佛平等之三密。身持大日如来之行，口诵大日如来之言，意观大日如来之心。行此三密，则为大日如来之三密所加持，於是众生之三业与如来之三密，入我我入，无二无别，是为三密相应即身成佛之动力。
　　藏密这种三密加持可即身成佛之行，对人有一种号召力，这是显教的理论、修法无法比拟的，如诺那呼图克图活佛所说的一个喻，很形像的说明了二者的差异：
　　“密宗能即身成佛之理，譬如一个极坚固塞口之玻璃瓶，佛为瓶外空气，众生为瓶内空气，佛为佛，众生为众生者，只因一层极坚且厚之心垢玻璃质为之隔绝也。密宗行人以大悲心为因，并得金刚上师心传密法，以我之三密，与佛之三密感应道交，恰如用大锤，将一层坚固心垢玻璃质击成粉碎，立使瓶内空气与瓶外空气融和交通，故得即身成佛。显教行者，则无击碎玻璃瓶之大锤，须渐渐用手和布摩擦，何时将瓶摩通，何时方能使瓶内外空气会合，若使其全瓶粉碎，全体必露，则非日久功深，不能为功。”
　　从此例不难看出显密之差异，那显教是如何说？显教不论是大乘和小乘的理论、修法，都说由一个普通平凡的凡夫，要修证到成佛成圣的阶段，实在非常的难。在小乘的佛学中，认为至少要死后重生人生，连续修持好几生才能证果。到大乘，如法相唯识宗，认为凡夫到成佛之路，必须要经过三大劫。等于说，要经过无数次的世界成坏，才有成就的。少数人在学佛时，总是以少付出，多获得的想法去修行，对于多生累劫修持成佛的说法，和遥远而不能把握的道德升华和善行结果，不是望而却步，就是多数半途而废，极难至诚修学。
　　此外，在佛学的修法中，无论是显宗的任何一宗，乃至禅宗，除了采用禅宗的静虑——止观等方法，作为修持的凭借以外，其余的学理，大体上都是智能思惟所得的成果，而且汪洋惝恍，难穷边际，使一般人，感到难以凭借，更无绝对的把握。而密宗，三密加持功德，即身成佛之理，更接近人的心理，用现代佛语言可以说它是经济价值高而成本较为低廉的成佛捷径。所以，它更适合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故它进入汉地后，就能立刻使人生起追求的渴望。
　　（二），重视修行次第，有具体操作性：
　　藏传佛教十分重视修行的次第，就以格鲁派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作为典例来看，就可知其一二。
　　一个修行人首先就亲近善知识，因为善知识是修学一切佛法的基础，只有亲近善知识才能趣入佛法。趣入佛法后，就要思惟有瑕圆满的人身难得，才能策励自己，起大精进，修学佛法。所修学的，就是三士道：修下士道时，若贪著现世五欲，于后世的安乐就不能起猛利希求，于三恶起苦也不能生真实怖畏；所以先应思惟人身无常，才能怖畏恶趣，由怖畏恶趣，才能至诚归依三宝，深信佛说因果道理，止恶修善；由此才能远离恶趣。仅修下士道，虽能生人天善趣，终不能脱生死轮回。因此应进修中士道；先思惟生死总别过患（总谓三苦、六苦、八苦等，别谓六道别苦等），对于三界生厌离心；进而研求三界生死的起因，是一切烦恼和有漏业，发起断除的决心；真正认识戒定慧三学是断烦恼的唯一方法，精勤修学，由此才能出离三界生死。修中士道后，进一步就应想到：一切众生沉没生死苦海，只是自己解脱生死，仍不能救度一切众生，为欲救度一切众生，自己必须成就无上佛果。由此发起菩提心，求受菩萨戒，学习六度成熟自身，修学四摄成熟有情，就是上士道。这三士道，是不信纸修或不修密的人都要修学的，故又称为“共同道”。
　　为欲迅速圆满福智资粮，在已能修共同道的基础上，应进修密乘诸道，即先依善知识受大灌顶，严守三昧耶戒及诸戒律。若学不三部密，当先修有相瑜珈，后修无相瑜珈，由此能得密宗所说的各部悉地。若学无上瑜珈部密法，当先学生起次第，后修圆满次第，最后证得大金刚持果。从此菩提道论看出，密宗的修法，皆有一定法则与次第。西藏佛教主要有宁玛、萨伽、噶举和格鲁四大教派，皆主张循娑婆宗、经量部、唯识宗及中观宗之显教宗义依次深入，而后进入密教之“事续”、“行续”、“无止瑜伽续”。可见藏密非常重视修行次第。
　　其次密教在修法上有着具体的可操作性，这样使人在修行上“有章可循，有规可轨”之感，不会使人人盲无所从。
　　其修法有四加行法、七支座法、大手印四瑜伽法、大圆满法、本尊法、那洛六法等等这些法在修时都有着具体的可操作性。就以大圆满中的大乐法来看具体的操作性：
　　大乐法对于坐姿要求：双手掌压于膝上，气先上呼后，徐徐内吸。对于观想也是有一定要求的：观想身中有三肪四轮。中脉是红色，上端达头顶，下端密处（脐下四指处）。左脉是在中脉左旁，红色。右脉是在中脉右旁，白色。又观相头顶出顶轮，有三十二脉瓣；喉际出喉轮，有十六脉瓣；心部有心轮，有八脉瓣；脐部有脐轮，六十四脉瓣；想中及逐渐变大，最初如麦管大小，再变大如箭秆，再增大如碗口，最后，己身完全和中脉融合为一，变成中脉直、明、空、红之特性，心亦安住于脉之中，称为“中脉功德”。继续，观想在中脉之内直对脐轮之处，有“阿”字直立，１厘米高，呈火焰形，细如毛发，上端尖锐，像一根毛尾在燃烧，有发热感飘动。又观想在顶轮脉中，有豆大般的“哞”字，白色，如欲滴甘露之状。
　　每呼吸一次，观想此火焰上升一点，经十几次呼吸，此火焰上升至心轮，又呼吸十几次，上升至喉轮，再十次呼吸而达顶轮，与顶轮中脉中的“哞”相触，并为火焰所熔化，乃流出红甘露，滴将而下；又经数十次呼吸，不断流出四轮及流满全身，贯达手指及足尖端。观想心中有青灰色“谤”字，遂良良生起快乐和光明，乐明一身，“谤”字渐小渐细，心不散乱，保持寂静，“谤”字就会最后消散，进入定境。
　　此大乐法是经过观想中脉、文字、甘露等三层而进入真空定境，所谓“无戏论中住三缘”。在这种定境中，得一切皆乐观，心昼夜不离乐境，妄念和烦恼消失等功德，得见自然明净之自性，如天空显现无限通达，显现出空乐光明大圆满自然智慧的本来面目。依此是而发慧，继续精时，便会有天眼通及其他神通变化，在圆满法中还有空明法、无念法等，这些修法与大乐法一样，具体操作性强，以此类之，就可窥测到其它修法亦如是。
　　由上可以看出，密教修行次第分明，操作性强，而显宗在这方面就显得过于笼统了。如小乘中的俱舍，唯识诸论，虽然都详谈资粮等五道之次等，然汉地之人，多是对於俱舍论中所讲，只学而不实修，对於唯识，仅仿效天台或华严，所立观法之名，而谈修唯识观。再看天台宗，其立境曰：“一法三谛”，明心则曰：“一心三观”。言行则曰：“圆教之十法成乘”。更叙十法界，各具十界乃至百界千如，更依五蕴转为三千，而言一念三千，三千一念，圆融无碍之旨。其判教，则以阿含、般若为藏通二教，引是不共二乘，独被菩萨之大乘教法及行位。还有华严三昧观、华藏世界观、天台一心三观……没地之人，纵许是大乘根机，然有几人能行得？然显教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辉煌灿烂的宏伟篇章，绝不可能没有具体的操作内容，只是因为多种原因使它的具体修法埋没了。
　　密宗在这方面就比较占优势，它不但在修行上次第分明，而且修法上有着具体的可操作性，再看密宗所说之行，皆是速成之法，符合这个网络时代快节奏生活的人。再看，时下比较流行的念佛法门，其最终归宿是极乐世界，他在修行过程中需要人持之以恒，长时无间的念佛，才能有效果的，但对眼前人来说效果不容易证明，所以他不容易使学者信仰；止观的修证，亦需长期的修证，亦非容易。所以，藏密这些优势，不但消除了使人难以凭证的感觉，同时也为衰弱疲惫的大乘佛教注入了新的力量，故它入汉地后就能很快的站稳脚跟而勃兴。
　　四、藏密对汉地佛教的影响
　　藏密能够在汉地勃兴，除它内在此自身的因素外，亦离不开外在的因素：从元开始，因为政治关系，藏密作为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正式进入汉地，对汉地佛教起了一定影响，这为后来藏密在汉地的勃兴奠定了基础。
　　首先在元代，朝廷曾多次组织译院，将一些藏传密经，密咒译为汉文，这使得藏密随着入汉地藏侣地位的提高，而进入普通寺院民间。在所译文当中，尤其是“嗡嘛呢叭咪哞”六字真言，在寺院民间的影响最大。此六字真言在藏传佛教中，将它视为一切佛教经典的根源，若循环往复不断念诵，就能消灾和积德，功德圆满而成佛。因此，六字真言盛行在藏族社会之中，僧俗人士不管是劳动还是休息，甚至在睡觉前都念诵不已。所以此真言可看作藏密的象征。其实汉传密教里，原来也是有六字真言的。如《不空绢索神变真言经》卷第十作《十地真言品第十一》云：“六字真言曰：嗡、钵头、么皤路迦。如是真言大悲心观世音如法受持，应修六法。”
　　此真言经中虽有，用者却甚少，不如藏密中的六字真言一入汉地后，到处可见。如明代所编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中屡次提及藏密的六字真言还作为观世音菩萨的神圣咒语，由于这种关系，它的传播正好与汉地观世音的崇拜互相呼应，所以寻常百姓之家，对此真言非常熟识。正是这真言密咒，在寺院民间的广泛流传，而使得藏密在汉地扎下了深根，为今日藏密在汉地的勃兴，奠定了民间信仰基础。
　　再者，从元世祖开始，历代帝王，对藏密及其代表人物非常推崇，不断的给藏侣任以“领天下释教”的头衔，并且建立很多藏密寺院。如此一来，倒是促使原先衰弱的汉密，悄然成为流行佛教中的主要部分。如唐宋以后，一般寺院中所供像多数为密教有关的像：如以毗卢遮那佛为中的三身佛，被称为“四大金刚”的四大天，称为“哼哈二将”的夜叉神、韦驮天、十一面观世、千手千眼观世、准提菩萨以及大黑天，菩提树神等等。再如《大悲咒》《楞严咒》和十小咒等密教经咒成了僧众早晚必修齐课的内容。其中有些和藏传密咒雷同。又如所行法事皆或多或少挟杂着密教的内容，这些法事包括有：以《梁皇忏》（以及由此衍生的水陆道场等）为代表的各种忏法法会，以及盂兰盆会，瑜珈焰口等。还有到处都有的大大小小陀罗尼经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佛教在封建王朝，被统治阶级所重视，所推崇为早已对民众的影响根深蒂固了，而这一切都是以寺院为基点的。所以在唐宋以后，藏密正式入汉地，逐步促使衰弱的汉密，成为佛寺生活的主要内容，为藏密今日能在汉地出现如此盛况，起到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基础作用。
　　其实，藏密对汉地佛教的影响，除此之外，在建筑、雕塑、绘画上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就雕刻艺术方面来说，密教注重“身密”的研究，因而讲究佛像的工艺家阿尼哥。阿尼哥最初奉命修补了明堂针炙铜像，京都金匠无不佩服，许多人拜他为师，于是他带出了一批雕塑高手，如塑造大圣寺、万安寺佛像１４０尊的禀搠思斡节八哈失，铸造玉佛殿三世佛、五方佛等玉石像，又造文殊、弥勒布漆像的杂尔只等。他最得意的弟子应属汉人刘元，刘元不但技艺高超，且由他逆造的佛像精美绝伦，他也因此而民至正奉大夫秘书监卿。在阿尼哥、刘元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一改汉地佛像风格，使梵式佛像流传于大江南北。自元以后，汉地就出现很多藏传密教的建筑、雕塑。如吕建福先生根据《理蕃院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等史料统讲“清代前期北京入册的藏传密教寺院有三十余座、承德有十一座、五台山有以菩萨顶文寺为中心的二十五座寺。由此可见，藏密在清末以前对汉地佛教起到了一不定的影响。
　　藏密，在封建王朝被作了联系西藏上层社会的的重要纽带，历代帝王给予崇高的地位，但严格的控制在皇室之内，民间虽有流传，却是甚少。虽然如此，并未阻碍它在汉地寺院、民众中留下深深的印迹。今日藏密之所以在汉地有如此盛况，这些影响这它奠定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坚固基石。
　　五、汉藏互通款曲促进了汉地藏密的发展
　　除上面所说的原因外，还有清末以后，汉藏之间，互通款曲，显密学人有了往来，更是进一步推动了藏密在汉地的流传。
　　尤其是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以来，藏传佛教在汉地有了一度复兴的气象。西藏白尊者，多杰扎西来北平弘法。随后，康藏各大喇嘛纷纷分支汉地传法：如传红教有诺那活佛、传白教有贡噶活佛、传供教有根桑活佛，传黄教有班禅、章嘉、阿旺湛布等活佛。汉地则主要有太虚大师弟子大勇法师率藏文学院全体学生西行求法；太虚大师创办汉藏教理学院，九世班禅成立北京藏文学院、北京菩提学会等翻译藏文佛经蔚然成风，涌现了一批译经、弘扬藏密的高僧大德，如大勇、能是、观空、严定、碧枯法师等，以及孙景风、汤三铭、郭和卿、古洗里套都多吉等。而入藏求法，对弘传藏密与佛教有突出成就的，当推法尊法师。法尊法师，他是第一次把藏传佛教的显密理论系统地介绍到汉地的人。如对《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次第广论》等做精确的翻译，从而为中国佛教在末法时代的显密圆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入藏求法的，还有能海上师、能是法师、超一法师，这些法师弘扬的都是黄密，后来都弘化一方，名重一时。在此中尤其是能海上师他将显密大法完整而有体系的弘传于世，且具体而善巧的运用于建立如法的僧团，严净道场上。另外还有达赖、班禅，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四大活佛弘传黄教。贡嘎、诺那活佛在汉地最有影响，偈梁濑溟、黄念祖、张澄基等知识分子都是他们的弟子。顾净自成一系，即受东密灌顶，又蒙贡嘎活佛印证授阿阇黎位，东密、藏密俱传，他在长沙办有二学园道场，同时，上海还有瑜伽学会，办《威音》杂志。汉地以黄教、红教最为流行。五台山弘传黄教，天目山则弘传红教。在这些大德高僧，及居士影响之下，藏传佛教在汉土的盛行如雨后春竹。
　　到近几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交通、通迅、能源的开发随之也快速发展起来了。这更促进了汉藏佛教文化的进一步沟通。前来汉地弘传密教者逐渐增多。汉土在８０年代后也建立了一些藏文佛教学院，如甘肃夏河拉卜楞寺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就是改革后建立起来的。汉地进入藏地求法者，人数也逐年增多。
　　汉藏人士互相往来，为藏密在汉地的流传播下了一片良种，使得今日藏在密在汉地更加兴盛。
　　结论
　　由上可知，藏密在汉地的勃兴，是经历了长期的努力，才有今日如此的勃兴。其主要原因是：密教的神秘性使它具有了摄受人的神妙特质，故吸引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想去了解它、研究它；由于密教行方法非常独特性，故而当它进入汉地后为汉地佛教注入了新的力量，更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此外藏密在元代时因政治关系正式进入汉地，在汉地的寺院、民间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这为今日藏密在汉地的勃兴奠定了基础。除上所说的原因外，人为因素亦不可缺少——民国初年后，汉藏两地的高僧大德对藏密的弘传，其功亦不可没。正因为这些大德高僧们的不懈努力，所以进一步推动了藏密在汉土的兴盛。其实，此种现象的出现，早在释迦佛的时代就预示：后代末法的时期，大乘佛学的智慧成就之学，一一衰落，唯独密宗与具有宗佛教性信仰的净土宗，才能流布。观察现况，与佛预言是相符的。
　　正逢此殊胜教法盛行，望同修们珍惜此难得的法缘，立即身成就之大志，实现自利利他之大行，圆成无上正等正觉。
　　参考文献：
　　《密教思想论集》张曼涛主编
　　大乘文化出版社出版
　　《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吕铁钢　胡和平编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　１９９０年１月第一版
　　《藏传佛教》弘学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密切功修持要法》刘静平　刘渺主编
　　陕西摄影出版社出版
　　《中国宗教通史》牟钟鉴　张践主编
　　社会文献出版社出版
　　《道家密宗和东方神秘学》南怀瑾著
　　复旦大学生出版社出版
　　《汉传密教》严耀中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１第一版
　　《世纪佛缘》徐荪铭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