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与藏传佛教

峨眉山与藏传佛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尕藏加
　　峨眉山作为中国内地的四大佛山之一，在中国汉传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从一个侧面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汉传佛教的文化、建筑和艺术的发展历程，而且还真实地记录了汉族同各兄弟民族以及海外人士的友好往来。因此，峨眉山享誉海内外，并成为人们向往的佛教圣地。同时，峨眉山在藏传佛教中亦有一定的影响，本文仅对此作初步探讨。
　　一、峨眉山在藏传佛教中的称谓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峨眉山在汉文典籍中有诸多各异的名称，如：
　　《山海经》称它西皇人山，《三皇经》称作胜峰，佛经《楞严经》和《华严经》都叫它大光
　　明山，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上称为牙门山。“峨眉”之名，最早见于汉代的《益州记》，西
　　晋著名文学家左思的《蜀都赋》中，也有“带二江之双流，抗峨眉之重阻”的句子。
　　而今天更是以峨眉山之称来表述此山巍峨俊秀的姿态，况且这一称谓已在国内外家喻户晓。
　　然而，峨眉山在藏传佛教中则称“挺拔屹立的大象之山”，简称“象山”。这一称谓与峨眉山佛教信仰有一定的因缘关系，正如藏文史诗《赛马称王》一书中认为，峨眉山的形状像一头挺立的大象而得其名；另外一些藏文书籍中也作了进一步地解释：峨眉山乃普贤菩萨之道场，而普贤菩萨乘骑一头大象，故此山取名为大象山；藏区民间就以上两种说法融会贯通来说明峨眉山之所以命名为大象山的种种理由，更为生动有趣。由此可得，藏传佛教对于峨眉山的称谓或描述，是在佛教传人藏族地区以后，随着人们对佛经中诸多菩萨的认识以及藏、汉佛教信徒友好往来的增多而逐渐出现于藏文文献或产生于民间口碑的。
　　二、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与峨眉山
　　清朝康熙年间，西藏宗教领袖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以下简称仓央嘉措)至峨眉山，礼拜普贤菩萨，在藏传佛教与峨眉山的关系史上，留下了流芳百世的一笔乙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这是藏传佛教高僧至峨眉山之始，亦是开藏传佛教活佛亲临峨眉山之先河。众所周知，仓央嘉措的一生经历，充满艰难曲折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然而，在藏文正史或文献中对他的事迹却没有用更多的笔墨来记载，特别是对他的后半身一笔带过，几乎成为空白。故学术界对仓央嘉措的后半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目前，研究仓央嘉措，主要依据《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简称《情歌》，按藏文原意应译《情歌》为《道歌》，故以下称《情歌》为《道歌》)和《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密传》简称《密传》。由于种种原因，藏传佛教一般不公开印刷或发行这两本书。可是事与愿违，两书却在藏族民间悄然流传，从而使仓央嘉措在藏区成为历代达赖喇嘛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代。从现代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两书本身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如《道歌》在藏族高僧道歌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脍炙人口，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成为家喻户晓的佳作，对藏族诗歌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密传》则是一本个人传记，由仓央嘉措的学生阿旺多杰执笔，记述了仓央嘉措一生的曲折而奇特的经历。仓央嘉措的一生，由于政治等诸多因素，遂成为一大历史悬案。所以，《密传》的学术价值在于它揭示了这一悬案，填补了历史空白，特别是《密传》以详实的描述反驳了那些歪曲历史、弄虚作假、造谣惑众、诬蔑或陷害仓央嘉措的一切言论或行为，从而展示了仓央嘉措个人历史之庐山真面目。
　　至于仓央嘉措参拜峨眉山之缘由，却有着极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据《密传》记载，仓央嘉措系西藏南部门隅之宇松地方人，生于藏历第十一饶迥水猪年(1683)，父名仁增扎西旦增，母亲叫才旺拉姆。第五世达赖洛桑嘉措于1682年逝世，本应及时寻找灵童。但由于“当时第司，桑杰嘉措忙于修建布达拉宫和新造大灵塔”而无暇选定第六世达赖，将如此严肃、影响深远的大事拖至十几年。至藏历第十二饶迥火牛年(1697)，第司，桑杰嘉措方公开认定仓央嘉措为五世达赖的灵童，是年9月27日迎到那噶措则与五世班禅洛桑耶西会晤，剃发受戒，取法名为仓央嘉措，10月25日，仓央嘉措被迎至拉萨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大典。从此仓央嘉措成为名副其实的第六世达赖喇嘛。
　　但当时西藏的政局不稳定，正如“1701年(清康熙四十年)，固始汗之孙达赖汗逝世，其子拉藏汗继承汗位。拉藏汗即位后，与第司，桑杰嘉措的关系日益恶化”。年幼的仓央嘉措遂成为“西藏上层统治者与和硕特部落上层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政治牺牲品。”1705年，拉藏汗处死了第司·桑杰嘉措，并欲废除第司·桑杰嘉措亲自拥立的第六世达赖仓央嘉措。
　　藏历第十二饶迥的火猪年(1707)秋天，年满25岁(藏族人年纪均以虚岁计算，实际24周岁)的仓央嘉措“迎往”内地，越唐古拉山经北路至堆日措那(今青海湖附近)。而在此地则发生了令人不可预测的事件。正如《密传》指出，来自朝廷等许多压力，使“迎送”人员进退两难，仓央嘉措在广袤的青海湖畔决然舍弃显赫的名位，不得不被悄然流放，其场面感人肺腑。法尊在其著作《西藏民族政教史》中也曾指出：“康熙命钦使到藏调查办理，拉藏汗复以种种杂言毁谤，钦使进退维难之时，大师乃弃舍名位，决然遁去…尔时钦差只好呈报圆寂，一场公案乃告结束。”从此仓央嘉措以极其普通的僧侣身份，便开始了他那可歌可泣的流浪僧生活，他“周游印度、尼泊尔、康、藏、甘、青、蒙古等处，宏法利生，事业无边。”(同上书)
　　根据《密传》，仓央嘉措在青海湖畔被流放后，遇到从西宁返乡的阿柔部落的藏族商队，便随从至阿柔部落。之后，仓央嘉措至康区并打算去云南，因此路不通而转向嘉摩绒(今四川大小金川)，最后抵达叫达则多的一个地方。仓央嘉措在此地遇到诸多藏族商人，很想随他们返藏，但他在与自称是一位旅行者的攀谈中得知有关峨眉山的情况，这位旅行者名叫华贝，精通汉语，又愿意和他同行到峨眉山，便改变返藏的念头，决定先去峨眉山。他俩经过一条大河、无数石桥和汉族村庄，十天之后至临近峨眉山的一个大镇，当晚就住在镇中的一座小庙内。华贝作翻译，守庙的和尚向他俩讲述了有关峨眉山的功德和壮观，如峨眉山拥有许多寺院、佛殿和圣泉，此山顶峰插入云霄等等，同时还获悉峨眉山已经距他们很近。可就在这天夜里华贝突然失踪，致使仓央嘉措孑然一身去拜访峨眉山。据《密传》记载，仓央嘉措在山中遇见一位身着黄色袈裟的汉族和尚，并同他一起上山礼拜了所有寺院、佛殿和圣泉。他在峨眉山共待了十天，期间受到汉族和尚的热情款待。之后，又独自一人悄然地离开了峨眉山。
　　由此可见，仓央嘉措礼拜峨眉山的事迹在当时没有产生较大影响，可谓默默无闻。这与仓央嘉措不通汉语，不愿暴露身份，以及孑然一身等不无关系。
　　至于仓央嘉措参拜峨眉山的时间，笔者未能查找到具体的记载，但根据《密传》的描述，藏历第十二饶迥的土鼠年(1708)七月，仓央嘉措抵达察瓦绒方向的多格地方(西康地区)，之后，又在途中大体经过"20多天后病愈”，“在洞里近三个月昼夜静修”，“用20天左右经许多村庄和牧场至察果村”，最后抵达蛾眉山。根据这一线索推算，仓央嘉措至峨眉山的年代约为藏历第十二饶回的土牛年(清康熙四十八年，即1709年)初。
　　又据《密传》记载，仓央嘉措离开峨眉山，在返回西藏的途中经理塘、巴塘，于藏历第十二饶迥的土牛年(1709)四月抵噶玛日(属西康地区)。以此印证，1709年初作为仓央嘉措至峨眉山的具体年代，有一定的说服力。另外，仓央嘉措至峨眉山的事迹在其它一些藏文史籍中也有记载，如仓央嘉措“经康区去拜访了四川省的象山”(峨眉山)。但此段记述也是依据了仓央嘉措的《密传》。
　　总之，仓央嘉措至峨眉山的事迹是迄今在历世达赖喇嘛中可堪称空前绝后的一件大事。它不但加强了藏、汉佛教徒之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而且以仓央嘉措亲身的极其感人的事迹载人史册，为后人留下一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厚礼。当然，仓央嘉措本人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当时交通不便，他在去峨眉山的途中忍受疾病和饥饿的重重折磨，历经艰险，方圆了参拜峨眉山的心愿。这在峨眉山与藏传佛教之间立下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值得后人纪念。
　　三、《格萨尔王传》中的峨眉山
　　《格萨尔王传》是藏族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举世无双的篇幅极其浩瀚的英雄史诗。正如已故佟锦华教授所说：“由此可见《格萨尔王传》章部众多、卷帙浩繁，不但是藏族文学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巨著，而且也是中国和世界文学发展史上极为罕见的硕果。”而且《格萨尔王传》又是一部脍炙人口、不拘一格、生动活泼的民间文学佳作。因此，它主要流传或保存于藏族民间。
　　从《格萨尔王传》的内容上看，它是佛教传人藏族地区以后方逐渐形成的民间文学巨制。因为《格萨尔王传》里充满着佛教中的诸多菩萨和神灵。譬如“平静时为大悲观世音菩萨，忿怒时则成马头金刚(密教中一本尊名)”，以及“是大梵天(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创造神，为该两教信仰的三大神之一)的心传弟子。”等等。
　　藏传佛教对《格萨尔王传》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藏传佛教本身也受到《格萨尔王传》的一定影响。比如，藏传佛教宁玛派将《格萨尔王传》中的主角格萨尔王被认定为莲花生大师的化身，将其塑像供奉在寺院大经堂内，与诸菩萨享有同等地位。笔者在青海果洛查郎寺亲眼见过供奉于大经堂内的格萨尔王塑像。
　　由于《格萨尔王传》与藏传佛教的密切关系，以及《格萨尔王传》本身的包罗万象，才使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峨眉山出现于《格萨尔王传》之中，在《格萨尔王传》中是这样描绘峨眉山的：
　　像鹫鸟落在原上的山，是印度的灵鹫山；像大象卧在地上的山，是汉地的大象山；一
　　座则具有五峰的山，是汉地的五台山；像白玻璃瓶安放的山，是藏地的冈底斯。
　　以上乃南瞻部四大圣地。其中的大象山，是指峨眉山，它在四大佛山中排在第二位，占有极高地位。可以说，《格萨尔王传》在选择四大佛山时，有自己的标准，如它以跨地域、越国界来择优组合世界四大佛教名山，表现了它的远见卓识。虽然在《格萨尔王传》中没有提供其理论依据，也没有对四大佛山作更翔实的解释，但是另据有关资料，此四座山的自然景观非同一般，实为佛教之灵山圣地。
　　鉴于四大佛山中之三座在我国境内的优势，我们应积极主动地去研究和宣传，将四大佛山介绍给全世界，让世界人民共同分享这融自然奇观与佛教文化为一体的人间圣境。
　　四、普贤菩萨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
　　峨眉山在藏族地区有一定的知名度，近现代以来去峨眉山朝拜的藏族僧俗信徒一直从未间断。就具体而言，峨眉山在藏传佛教信徒心目中成为仅次于五台山的又一汉地佛教圣地，主要得益于普贤菩萨，因为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而在藏族地区广为传送，尤其在藏族民间产生的影响更为突出。从这一点来看，峨眉山在藏族地区的影响是通过民间往来逐步扩大的。
　　藏传佛教对佛经中出现的众菩萨有自己的解释和分类。譬如：三怙主或三依怙、近侍八大菩萨等等。三依怙与汉地佛教中的三大士基本相同，只是其中的一尊菩萨不同而已。藏传佛教将汉地佛教三大士中的普贤菩萨由金刚手菩萨来代替。这样，藏传佛教的三大依怙由观世音、文殊、金刚手三尊菩萨组成，而普贤菩萨划人近侍八大菩萨之列。
　　其中三大依怙在藏传佛教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巨大作用。如观世音菩萨被视作拯救藏地众生的惟一菩萨，与藏族因缘最深。比如，藏族在追溯本民族起源时，往往以观世音菩萨化身的猕猴为自己祖先，甚而将松赞干布、达赖喇嘛等有影响的藏王和活佛也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藏族僧俗信教群众整天默默念诵的六字真言，即崦嘛呢叭咪畔，也是观世音菩萨之神圣咒语。
　　其次，藏传佛教特别尊崇文殊菩萨，认为文殊菩萨代表着一切智慧。藏族僧侣对知识有着执著的追求，对于知识的摄取看得非常重要，他们向来不惜一切，广拜名师，苦求上进，甚至将自己的导师推崇到诸菩萨之前，加以顶礼膜拜。导师在藏语中称为喇嘛。故喇嘛一词也在海内外广为流行，从而使藏传佛教一度被称为“喇嘛教”，近来国内的有关学者费九牛二虎之力方纠正过来。
　　另外，以往的藏族知识分子，在研习大五明学(即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时‘还拜文殊菩萨为学习文化的本尊神，加以特别的敬仰和膜拜，认为这样会得到文殊菩萨的智慧开启，不仅产生灵感，而且易于超常掌握更多知识。因此，学富藏族五明学的萨迦·班智达和复原正统佛教的宗喀巴大师等佛学知识渊博的高僧大德被后人认定为文殊菩萨的化身。藏传佛教学僧在修行或讲解六度(六波罗蜜多，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时，也表现出对智慧度的高度重视，将六度中的智慧度放在首位，认为智慧度是其它五度之本母，实现六度首先要依靠智慧度，除此别无捷径。这样；代表一切智慧的文殊菩萨就自然会推崇到显要位置。
　　至于金刚手成为藏传佛教三依怙之一，这与藏传佛教尊崇大乘密宗有很大关系。如藏传佛教寺院里设立的金刚手菩萨的塑像一般以忿怒相自居，他不仅是三大依怙之一，而且是藏传佛教寺院诸多护法神中具有威力的一位护法神，同时，也是八大菩萨之一。因此，金刚手菩萨在藏传佛教中也是一尊有着崇高威望的大菩萨。
　　关于近侍八大菩萨，他们作为一组菩萨群，在藏传佛教中也有一定的崇高地位，特别是八大菩萨中包括了三大依怙，即观世音、文殊和金刚手。八大菩萨作为一群菩萨，他们的宗教名位没有任何高低之分，只是分工或功德之性质不同而矣。比如，大经堂，是藏传佛寺院中最为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又是一切宗教活动的中心，故在寺院中占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藏族地区的许多寺院将八大菩萨并列供奉在大经堂的显要位置，这样，既便于寺内外信徒顶礼膜拜，又突出了八大菩萨的地位。而作为八大菩萨之一的普贤，在藏族地区则是一尊家喻户晓的菩萨，主要是他以“大行”著称。也就是说，普贤在八大菩萨中以“德行”第一而在藏族信徒中极为崇拜，并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同“三大依怙”一样的名位。为此，吐蕃第二十七代赞普拉脱托日年赞(约公元四世纪人)被后人视作普贤菩萨的化身，在藏族历史上享有与观世音化身松赞干布和文殊化身赤松德赞等法王同等的地位。
　　至于峨眉山与五台山在藏传佛教中的不同影响，除了普贤名位没有文殊那样广大和我国历代(元、明、清)皇帝处于政治需要不断支持藏传佛教在五台山传教等因素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地理环境因素。如五台山位于我国北方，素以清凉山闻名遐迩，其气候与藏族人民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青藏高原基本相同。所以，藏族僧俗信徒喜欢到五台山朝拜，而且可以终年住在五台山修行，而峨眉山位于我国南方，气候较五台山炎热，与青藏高原的气候相差甚远，故峨眉山对习惯于青藏高原生活的人来说，不是一年四季都可前往的地方。正如：“(峨眉山)庙里人说‘番子(西北藏人称番)怕热，冬天来朝山；我们汉人怕冷，夏天来朝山，。”可见，藏族信徒朝拜峨眉山的时机在全年只有冬季一次，而冬天又是人们最不宜外出旅行的季节。这样，大大阻碍了峨眉山与藏传佛教之间的频繁交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峨眉山虽然没有像五台山那样留存许多藏传佛教文物，但也有极其个别的物证，如“寺内还保留一块清乾隆四十年(1775)刻制的大木碑《正明司碑》，左边刻汉字，右边刻藏文，是全山惟一的一块木碑。”此木碑立于峨眉山洪椿坪寺庙，鉴于乾隆年间正值章嘉·若必多杰任国师时期，由于章嘉·若必多杰才华出众、知识渊博，并精通藏、汉、蒙、满四种语言文字，深得乾隆皇帝的器重，皇帝每次在处理宗教事务时都要向章嘉·若必多杰请教。因此，峨眉山洪椿坪寺庙内之木碑上刻有的藏文，很可能出自章嘉·若必多杰的亲笔或者主意，这只是一种猜测，需要进一步考证。另据传说，清代四大活佛之一的章嘉国师，曾在峨眉山造有一尊普贤像。目前，笔者尚未找到有关具体资料，故在此不敢无据空论，有待今后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