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道场大放光芒

峨眉山道场大放光芒
　　重庆中梁山华岩寺释心月
　　峨眉山道场的缘起
　　峨眉山的佛教，有一千多年历史，是普贤菩萨道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于历代皇帝多崇奉佛教，经唐、宋、元、明、清各代的扩充修建，使峨眉道场有大小寺庙170余座，僧尼千有余人，达到峰峰有寺、岗岗有庙，声势显赫，名扬四海，誉为“天下名山”，“震旦第一佛国”。兼之峨眉山具有雄伟幽奇、云遮雾罩的独特风韵，而又“三峨”高耸，高出五岳，秀甲九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与崔嵬的寺庙建筑和高大森严、仪态生动的佛像、巧夺天工的壁画；丰富珍贵的佛经、佛典、法器、供品等人文景观。再与香火鼎盛，广大信徒香客虔诚向佛，庄严肃穆的佛事礼仪等佛教文化现象融为一体，为万里锦绣江山凭添了无限春色，也为蜀川人民的道德观和风尚观带来了盎然生机。峨眉道场，至今仍兴盛不衰。
　　峨眉道场对巴蜀寺庙的主导作用
　　佛教以“四谛”、“十二因缘”说为中心，包括“四摄”、“六度”、“八正道”作为践行，提出“中观”、“唯识”、“真空妙有”等学说，极大丰富了佛教哲学思想。峨眉道场在蜀川城乡广为流传，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逐渐渗透在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峨眉山佛教的教规、教仪，甚至医药、卫生、音乐、绘画、建筑、雕塑及丧葬礼仪，都无一不渗透在蜀川人民的生活文化之中。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慧眼识圣地，普贤菩萨显灵以此作为道场，峨眉山遂成为佛教一统胜地，以其无越于上的宏深愿力，为人天大众扶持、钦佩而皈依。普贤菩萨作为道场的法主，随着时间的四处流布，使峨眉风范日新月异的发展，山上梵刹林立，龙象云集，十方善信潮涌，峨眉道场，声势大振，俨如一座指迷开悟的灯塔，照耀蜀川各地，正是“悬佛日于中天，光含大地；布慈风于四海，泽被十方”。蜀川为“近水楼台”，犹如扶桑昆仑之民，而能悉睹其日月者，实莫能争也。是故人民普沾法雨，更多受其扶持加被；“人杰地灵”，孕育出不少的高僧大德。传经布道，大振宗风。复经崇祯年间及民国年间三次大传戒法，提高了僧人素质，进化了僧人思想；其所开法门，宗风远播，光耀千秋；法嗣灯灯相继，遍及蜀川各地，精严行持，学修并重，行解合一，圆融无碍；讲经说法，立德立言，农禅并重的丛林风格，开班授课的僧伽培训制度，使峨眉道场风貌在巴蜀形成统一模式。寺庙建筑，都依山取势，红墙绿瓦，飞檐翘角，雄伟瑰丽，以自然景观为主体，隐约于重翠之中，濒临于溪涧之上，使蜀川寺庙有所取法，或险据山巅，或面临江畔，皆以峨眉依山取势，顺应自然为师，形成寺庙建筑的峨眉式独特风格。寺庙布局、佛像陈列，也逐渐趋向一致，都有文殊、普贤，彩绘也多以古雅取胜。由于峨山高僧大传戒法，峨山僧人又到成都、重庆受戒，相互证授修持，扬长去短，所以巴蜀各寺的僧伽组织、依钵传授，严持净戒，以及诵经礼忏，唱腔谮词甚至乐器板点，生活起居，均极统一，无不以峨眉道场为准则，形成了峨眉道场在巴蜀各寺庙的主导作用。
　　明崇祯年间传戒记载不详，预计人数必然不少，是为一次。民国八年(1919)，大佛殿方丈仁玉大和尚聚僧三百余人传戒授法，是为第二次。民国廿五年(1936)，大通禅师在毗卢殿传戒授法，四海禅德云集，参与僧众一千余人，宗风大振，德威远播，是为第三次。
　　蜀中弟子先后上山拜师而成大德，也颇不乏人：峨眉高僧无穷禅师，字真法，俗姓田，四川铜梁人，为发展、弘扬峨眉山佛教做出了贡献，被誉为全山楷模；圣钦老和尚，法号荣崇，俗姓贺，四川三台县人，出家峨山接引殿，受戒重庆华岩寺，1916年接引殿火灾，锐意重修复祖庭，荣膺文席，1919年动工，三年完成。1933年又兼任成都大慈寺方丈，为了宏法利生，长年累月往返于成都与峨眉间，不畏强暴，维护川中寺庙产业使不受侵犯；行事以胆识过人，遇事以正义感人，待人雍容而寓于严，为巴蜀四众所尊仰。还有矢志中兴峨眉牛心寺的源照上人是四川遂宁县人，是以猴拳、醉拳出名的武术和尚；永辉法师是重庆市人，他到金顶出家，文殊院受戒，身材虽小，在海灯法师的帮助下，打败强敌，为国争光，蜀川寺庙争相推崇。其僧德风范，为巴蜀僧伽起了示范作用。
　　一人峨山，清风阵阵，白云缕缕，云遮霞蔚，如登仙境，人们会深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顿时心旷神怡，尘虑全消，不仅信佛的中外弟子虔心向往，还吸引了世界游客，真乃佛教圣地也。郭沫若题“天下第一名山”，是当之无愧的，此峨眉道场大放光明者一也。
　　峨眉道场对巴蜀文人志士的熏陶作用
　　偈曰：
　　儒释各自探人生
　　智者见智仁者仁
　　儒者爱洁尘不染
　　佛家悟空不染尘
　　凡敷道设教，穷事物的根源，究人生之真谛，儒、释、道皆然。在人类生活中，做到思想行为渐渐合理，这就是了解了佛教，也就是实行了佛教。因为佛教是佛陀圆觉之真理与群生各别之时机所构成，故佛学必须要契真理和协时机。我们生活在世间，就要从世间的日常生活中来领悟和贯彻佛学的精神，即是在于一切法的“不取不舍”。“不取”即是契真理，非契真理则失佛学之体；“不舍”就是协时机，非协时机则失佛学之用。故般若的观行，必须“不取不舍”。两两对照，真俗圆融，相应无乘，乃得开悟见性。
　　道家的“无为”，与佛家的“无我”何异?无为而实无不为，为守藏吏，为孔子师；“无我”，亦是无小我而非无真我。“步菩提清凉大道，人地狱以度众生”。又与儒家的“进德修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何异?
　　“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佛法的核心——缘起与因果，就是说明一切诸法，都是由因缘而生起的。“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儒家的命、运、时，也是讲缘法。
　　为凡夫说法，当令知苦，使生厌离心；为中乘圣人说法，当令知无明缘行，觉知无生的道理；为觉有情说法，当令知真俗圆融，以度众生。苦非所畏，而所求者，为无上正等正觉。于佛法真有得者，不以生死为苦，而以生死自由；视生死如梦幻，见性体真，无生之可恋，无死之可怖，是以欲生则生，欲死则死，不恋形骸。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也。”孟子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正以其不畏死，不贪生，为了进德，为了人民，与我佛家的“利乐有情”、“普度众生”实无差异。但也有不尽然者，佛教人生观强调主体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新的启发，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儒家教条，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个新的世界。
　　由于佛家有些观点与儒家相近，在峨眉道场高僧辈出、代不乏人的情况下，儒家的巴蜀鸿儒不免受到佛家的启发和影响。如宋代眉山的苏东坡，明代南充的黄慎轩，清代遂宁的张船山，都皈依佛法；康熙年间的蒋虎臣太史为峨眉修《峨眉山志》，清代赵熙、龚晴皋、颜楷，近代文豪郭沫若等儒家的大文学家、大书法家无一不与我高僧往返，感应道交，情谊深厚，因而互赠诗文。兼之峨眉秀丽风光，也给蜀川人民以美的享受、艺术的感染、性情的陶冶、智慧的联想，也为文人学士、墨客骚人、书法名家萌生引发创作的激情、冲动的灵感，故峨眉山历代以来，诗碑、名画、墨迹不少，至今仍在峨眉山大放异彩。李白、孟浩然、郭沫若、程十发、刘海粟、丰子恺、张大干及明末大竹高僧破山、竹禅……的诗画，看后无不为之倾倒。清代翰林诗人、大书法家赵熙，四川巴县人，自称香山居士，他把峨山佛光景象喻为：
　　一斛夜明珠
　　散却岩前岫更富形象和诗意。
　　眉山苏东坡在白水寺与僧闲聊，面对白水黑水，即兴赋诗曰：
　　但得身闲便是仙
　　眼前黑白漫纷然
　　请君试向岩边坐
　　一日真如五百年
　　苏轼到伏虎寺，也留下有名的诗句：
　　溪声便是广长舌
　　山色岂非清净身
　　翰林赵熙赠峨眉传度大和尚的诗篇：
　　出郭二十里
　　入山千万重
　　遥闻瀑布水
　　忽听松林钟
　　凡九老洞、息心亭、清音阁等，都有所吟咏。进士黄慎轩咏峨眉的诗篇亦复不少。由于寺庙高僧也有大书法家、大画家，能诗能文，通音律，善弈棋，蜀川文入学士与之交往，多受佛礼的熏陶，出了很多有志之士，此峨眉道场大放光芒者二也。
　　峨眉道场对巴蜀人民起到了“舍染归净”，迁善去恶的作用，佛经、典籍、流传蜀川，通行天下，而统一人之思想信仰。佛教劝善改过的理论德行，好似滴滴甘露，时时浸润巴蜀人民的心田，天长日久，白有潜移默化之功。虽经“五胡”、“北魏”、辽、金、元、清之大变，然而组成中华民族古文化基础之一的佛教文化在巴蜀以至全国始终是一脉相承，而永无失坠。这使佛教界继承传统，顺应时代，开拓未来，弘扬正法……诸多方面，峨眉山为巴蜀佛教文化的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加上巴蜀各地(包括峨眉山)佛学院的成立，大量培植僧才、传戒授法，普度众生，禅德遍布巴蜀，布律传教，弘宣法化，使巴蜀每座寺庙禅林，都成为一座弘扬佛教、安禅办道的清净道场，绍隆福种，大大弘扬了佛法。峨山大德驻锡蜀川寺庙，峨山僧人又到成都、重庆受戒，再到峨眉山寺任丈席，使巴蜀佛教焕然一新。皈依三宝的信徒增多，佛家教义经由居士回家谆谆教诲，苦口婆心，使每家每户的言谈举止、民俗习惯、日常生活中，都普遍带有很多的佛教成分，例如一事成功后，欢呼“阿弥陀佛”，遇到坎坷，祈求“阿弥陀佛”，毫不思索，随口而出，增强了人们“舍染归净”、为善去恶的道德观念，培养人们高尚情操，挽救伴随“现代文明”而来的许多不合理因素。例如重物质轻精神，重科学轻人文，电个体轻群体三个倾斜状态。佛教以“无常、无我”的理论，否定了人们对物质的执着追求，以“自觉、觉他”愿人地狱，普度众生的理想，把个人放在众生之中，从而引导人们转而追求内心的清净和安详，以至真、至美、至善之心，活在这个世界上，也就弥补了维护社会治安的法律之不足了。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由于在许多事实中得到印证，所以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毛主席也说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日子一到，一切都报。”这不是讲的因果报应，教人迁善去恶吗?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颜子箪食陋巷，曾子三省吾身，修德进业之深化，其核心不外“舍染归净”，为善去恶，也就是修善因，得善报，起恶心，得恶报。
　　佛家“无常”、“苦”、“空”者，为人法之门；常乐我净者，为证法之效，为儒家之进德修业、乃至成仁取义，无一不由心生，万物由心萌动，动机不纯，应受良心谴责，动机纯正，应得到莫大安慰，在因果报应显示下，可收到纯正人心之效。佛教徒起码的条件就是“三皈五戒”。皈依佛，按佛陀的德行去做；皈依法，按轨生行持；皈依僧，以无我精神去利乐有情，加上尊重众生生命，不乱取他人财物，不玷辱他人妻女，不饮酒，不说假话，个个守信用，对人诚实，言而有信，即可天下太平，世界大同。回顾唐、宋盛世，贞观之治，康熙、乾隆，国运兴隆，佛教发展，香火鼎盛；国运衰微，外强侵入，寺亦罹难。身逢盛世，如果有人起了邪淫心、偷盗心，甚至杀人心，但他没有行动，法律也无能加罪，但在菩萨面前，他可以忏悔，改过迁善，遏制其恶行，在我们佛家来说，也起到了普度作用。
　　峨眉山的四众弟子颇多，香客游客如云，禅德汇集，僧仪整齐，僧容肃穆，立己立人，立言立行，德威远播，法雨遍施，俨如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照射巴蜀大地，在纯正人心、造福社会，维护优良传统风尚，弥补世教方面作用不小，此峨眉道场大放光芒者三也。
　　展望未来 前程似锦
　　佛教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巴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不能成为一般人普遍认识，而是把佛教视为俚俗的封建迷信，给予不公正的待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运昌隆，政通人和，落实了宗教政策，有了国泰民安、佛日增辉的大好因缘；峨眉道场，政府又拨巨款维修，率先对外开放，巴蜀各大丛林也接踵相继开放，做出了不少成绩，对佛教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起色、新的开端，但还没有有组织领导的系统进行研究。所以今天这个会议开得及时，如再不深入分析佛教文化在整个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无法认识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而社会主义新文化也就无从谈起。
　　历来都是佛教兴盛，国运昌隆，国事衰微，梵刹罹难，“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全面破坏，比任何历史时期尤甚，而今拨乱反正，享有宗教自由，各地佛寺，相继恢复，信教自由，受到法律保护，今天又承党的重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峨眉山佛教协会举办这次绍隆佛种的盛大学术讨论会，追阙峨眉道场的光辉业绩，剖析巴蜀佛教文化的历史作用。更能激发巴蜀人热爱社国，热爱中华民族，敬仰先贤爱护国萃国宝，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今天，佛教所具有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显得尤为突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独立自主办好教会，爱国爱教，发扬优良传统，创办现代丛林，担任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才不愧于古德先贤业绩，无负于祖国和人民的嘱望。前程是美好的，担子是沉重的，望众多的大德高僧、佛学研究工作者，在此大会中，指出一条康庄之路，让峨山道场更大的带动巴蜀文化，大家共同努力，自然功不唐捐。我相信正义一定能战胜强暴，慈悲一定能战胜仇恨，和平一定能战胜战争，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世界必然康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