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太虚与金陵刻经处

释太虚与金陵刻经处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罗 玲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成为全社会空前迫切的任务。与此同时，传统佛教开始反省自身积弊，一批具有开放眼光的知识分子逐渐将目光转向佛教，奋起振衰救弊，形成了佛教的革新潮流。它与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思潮变迁紧密相连，成为我国近代史中一股重要的社会进步力量。在此潮流际会中，杨文会居士作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被誉为“近代佛学复兴之父”。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曾言：“近世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由他创办的金陵刻经处成为我国近现代第一家由佛教学者创设的集编校、刻印、流通佛典为一体，并兼事讲学的佛教文化机构。杨氏从日本访回自唐五代以后中国散佚的佛教重要典籍300余种，精心校刻，广为流通。百余年来，刻经不辍，传播佛典，厥功甚伟。他又创办佛学研究会，开设祗洹精舍，提倡佛学研究，振兴佛教教育，培育佛学人才，对中国近现代佛教事业贡献卓著。HolmesWelch认为，“杨文会创办的刻经处出版了一万本佛教经籍。他的学生中，有下一代佛教界僧侣和居士中的领袖人物。他发现了近代意义上的僧伽学校复兴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他是第一个到过欧洲的中国佛教徒，熟知欧洲科学，并将佛教纳入科学的层面，将其作为世界性的宗教进行思考”。他培养的学生众多，释太虚和欧阳渐可为其中代表，一位是自唐释玄奘、释窥基以后，复兴唯识学的大师；一位是民国僧教界改革的领袖人物，这二人及其门下成为民国佛教界的两大主流。本文即通过释太虚在金陵求学时期和宁汉两地佛学院法义之诤时期的史料整理，分析金陵刻经处对释太虚办学理念和佛教思想的影响。
　　一、祗洹精舍求学时期
　　杨文会对当时佛教腐败、教徒不学无术痛心疾首，“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固陋，不学无术，为佛法人支那后，第一隳坏之时”，“若不及时整顿，不但贻笑邻邦，亦恐为本国权势所夺”。他认为唯有提倡新式的佛教教育，才能整顿振兴佛教。在《支那佛教振兴策》等文中，他主张令全国寺院以寺产自费兴办学校，以期提高僧众的知识水准；又针对当时僧尼不问出身、学问、人品皆可获得度牒，甚至成为住持方丈的现状，提议开设释氏学堂，所开课程仿造小学、中学、大学，分成三级。
　　光绪三十二(1906)年十一月，杨文会致书南条文雄，请他帮忙收集日本有关僧学堂章程，“敝邦僧家学校才见肇端，欲得贵国佛教各宗大小学校种种章程，以备参考”。次年春(1907)，杨文会与佛学同仁商议建立祗洹精舍，以梵文为课程，以传教印度为目的(《欧传》)，“今春，同志诸君闻知印度佛法有振兴之机，彼土人士欲得中华名德为之提倡，但两地语言文字难以交通。明道者年既长大，学语维艰；年少者经义未通，徒往无益。遂议建立祗洹精舍，为造就人才之基。用三门教授：一者佛法，二者汉文，三者英文。俟英语纯熟，方能赴印度学梵文，再以佛法传人彼土”。筹办过程中，杨文会添造房舍，能住二十人，为祗洹精舍提供校舍。他邀请释谛闲担任学监，释式海担任精舍佛学教师，“目前英文、汉文教习已得三位，惟佛学尚无其人”；邀请苏曼殊担任精舍英文教师，“兹金陵开设梵文学堂，今接仁山居士信，约瑛速去，故明晨束装”；邀请李世由为国文教授，此外，还邀请李国治前来共襄盛举。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杨文会作《祗洹精舍开学记》，标志祗洹精舍正式开设。他拟定《释氏学堂内班课程》，规定前四年为普通学，“每日课程六堂，每堂一点钟。上午第一堂佛教，下午第一堂佛教。其余四堂，分课本国文理，史学，地理，算法，梵文，英文，东文”，之后进入专门学阶段。此外还由李梅庵制定《祗洹精舍章程》。
　　此时释太虚先后结识释华山和释栖云，在他们的鼓励下，他逐渐认为，只有佛教界能速革流弊，振兴僧学，阅读了很多政治革命著作。也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他于1909年春来祗洹精舍求学。当时学生有僧人十一，居士一人(《欧传》)，《事略》则称有二十余人，据释太虚《太虚自传》记载，求学之僧为释仁山、释太虚、释惠敏、释开悟、释智光、释观同、释栖云、释了悟、释善亮，居士为邱虚明，《欧传》所说，更为准确。
　　祗洹精舍开办年余，即遭停办。究其原因，据杨文会门生所言，是由于经费不敷(《事略》)，又无合适生源(《欧传》)，但值得一提的是，《郑孝胥日记》记载此学堂引起僧徒争执，“忿躁攻讦，尽失常度”，因‘郑孝胥此时担任端方幕僚，他又随杨文会学佛，杨遂求其“言于端公，欲以官力覆之”，而此后不久，“端方照议部革职”，可见此时已埋下居士与僧人相诤的种子。
　　在杨文会之前，金陵南郊、扬州、常州都有僧学堂(《欧传》)，但这些僧学堂开设目的，在于保护庙产，不在培养人才。祗洹精舍的创办，标志近代高等僧教育的开始。祗洹精舍培养的人才，许多成为近代佛教史上的杰出人物。兰吉富认为，只有祗洹精舍称得上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的学堂，并为现代僧教育引出新方向。
　　祗洹精舍对释太虚影响极大，他认为，“祗洹精舍虽然办了不久即停顿，其影响后来的佛教事业实大”。他由于释华山的推荐，前往普陀山化雨小学任教，年底回到西方寺阅藏。两年后，他和释仁山进行“金山改革”，拟创办佛教大学，因守旧势力反对而不果。1914年，他在释敬安追悼会上，再次提出兴办僧教育，创办佛教大学，从学僧中选拔僧才主持寺院。随后他在其改革理念的集大成者——《整理僧伽制度论》中，系统地提出一方面由大乘八宗各自办专科教育、一方面设立“通学精舍”培养佛教通才的设想。至1919年底，释太虚在南通讲经时，曾说服张骞支持其创办佛教大学。此时已传来杨文会弟子欧阳渐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的消息，张骞认为另设佛教大学已无必要，释太虚遂赴南京考察支那内学院筹备情况，但由于支那内学院简章明确表示“本院以阐扬佛教，养成弘法利生人才，非养成出家自利之士”，开启了近现代佛教史上两大佛学院的法义之诤。
　　二、支那佛学院与武昌佛学院法义之争时期
　　早在民国元年3月，为反对政府将儒教立为国教，欧阳渐联络李翊灼、桂念祖、黎养正、邱唏明、高鹤年等七人，成立“中国佛教会”，撰《佛教会缘起文》及《说明书》，主张政教分离、沙汰庸僧，面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要求承认与支持。孙中山郑重接见他们，面允依法备案。数日后，孙中山又亲笔覆佛教会函。得到孙中山批复后，欧阳渐等人在南京设立办事处，又创办月刊，由濮一乘主持。书新认为，“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佛教组织”。实际上，该组织应属于以居士为主的全国性佛教组织，这七名成员中，大多是杨文会创办的佛学研究会会员，对当时僧尼现状颇感失望，故立志以居士之力复兴中国传统佛教。在《章程》中，他们要求气佛教会有权管理所有佛教组织的一切财产，有权改组和振兴一切佛教界事务，有权仲裁教派之间的争议”，甚至要求“政府在宪法中加上专门法令，用以保护佛教会合法权益”，将该组织凌驾于僧侣之上，被与他们有同学之谊的释太虚斥为“专事责斥僧尼，开淄素相诤之端”。加之该会在发布第二期文告时，言辞犀利，涉及僧尼的措辞不当，指摘出家众无知短见，破见破戒，受到僧界的抨击，各地居士在此情形下也无法响应，是年冬，释虚云也因此事从云南奔赴上海，会晤普常、太虚、仁山、谛闲诸人，在上海静安寺设立佛教总会，欧阳渐致函拥护，“中华佛教会”遂于无形中解散。
　　此后释太虚和欧阳渐立足宁汉两地，各自开设了两所近代佛教教育史上著名的两大佛学院——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由于欧阳渐重视在家佛教，贬斥出家佛教，在其办学理念中，坚持“本内院以阐扬佛教，养成弘法利世之才，非养成出家自利之士为宗旨”。引起同为杨文会门下释太虚的不满，撰《关于支那内学院之文件摘疑》一文驳斥，由是开启武昌佛学院与支那内学院长达十数年之久的法义之诤。这场争论以《简章》用词欠妥为肇始，加之欧阳渐在《支那内学院院训释》中痛斥“在家无师范”和“白衣不当说法”、“比丘不可就居士学”等谬，在其《论作师》一文中，他甚至主张在家得为出家者之师，得受出家者礼拜，引起僧众不满，致使释太虚撰《与欧阳大师论作师》一文，认为此种做法“毁坏七众全部律仪，亦即为毁一切菩萨仪”。此后演变为佛教法义之诤，如因明作法之争起于史一如和聂耦耕，释尊生灭年代之诤则始于唐慧纶和吕澄，相分有无别种之诤则由释太虚本人和景昌极发起，其中最激烈的两次是《唯识抉择谈》之争和《大乘起信论》真伪之争。但1925年后，原本是对法义上的见解之诤流于意气之争，释太虚曾致函欧阳渐，首言二人同学情谊，后论欧阳门下“一二意气少年”对“虚及其他佛教缁素，吹求攻讦……窃愿居士一察门下所为，稍加裁抑而免横决”。后人对这两大佛学院之间的论辩形成的两大佛学思潮评价颇高，冯契认为，“这两大思潮，推动了近代佛学特别是唯识学的发展”。学界虽然从学术上普遍认为欧阳渐等人“对数千卷佛经进行了最严格的校勘，敢于对世尊和自己藉以入门的《楞严经》和《大乘起信论》等经典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在回到唐代唯识学这一表面看来极端保守的口号下，他们对一千余年来以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为代表的传统中国佛学进行了犀利的思想批判”，但释太虚佛教教育实践的功绩，则不但带动佛教举办僧学，还打破历来拘持己宗排斥他宗的旧习。此外，释太虚培养的青年学僧或在社会上弘扬佛法，或在学院中传道授业，在今日我国台湾和新马地区都有极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太虚与欧阳渐的法义之诤并未影响他们的私交。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支那内学院内迁至蜀。同年8月，释太虚入川。12月，迁中国佛学会至成都，二人往来颇为密切。1943年，欧阳渐于江津逝世，释太虚挽联云：胜军论后有斯文，公已追从先哲；石埭门中空上座，我犹孤掌增哀。该联不但认为欧阳渐是金陵刻经处诸人中之最杰出者，而且评价其学为胜军之后，道出他对欧阳渐的敬佩之情。
　　三、结 语
　　近代佛教白杨文会始，着重强调佛学应为现实人生服务、为现实社会服务的人世精神，希望通过振兴佛教来振兴民族精神，释太虚也是如此。他创办的佛教教育，无论是在培养目标上，还是课程设置上，都与祗洹精舍一脉相承。即使他与有同门之谊的欧阳渐为代表的支那内学院屡次发生教义之诤，但正如HolemsWelch所说，二者都代表民国时期佛教发展的新趋势——从契经到论疏，从虔信到研究，从宗教性到世俗性的转换。1947年，释太虚圆寂于上海玉佛寺，曾为金陵刻经处董事的濮一乘挽其联云：“圣教衰已一千年，赖公大声疾呼，谁识渊源出深柳；神交计将四十载，恨我无缘亲近，自知臭味似伊兰”。他的逝世，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给予高度评价，“太虚大师一生的努力，正是如此。他的办佛学院，办佛教会，整理僧伽制度，倡导人生佛教，乃至最后有意参政，无非是为了这个目的(按：指佛教人权)。不管他的方法与结果如何，他的用心是值得同情和效法”，“近代高僧中著名人物，有月霞、谛闲、印光、弘一等分别弘传华严、净土、律宗之学。高唱僧众教育最力者，是十多年前逝世的太虚法师。他是一位博学的佛教活动家，在过去的佛法暗淡的时期，他们的努力是值得纪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