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末法，即非末法

说末法，即非末法
　　王小良
　　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金刚经》
　　在世界性的几大宗教中，佛教的辩证法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它是人类认识的成果之一，是佛教对人类认识的贡献。恩格斯曾说：“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有对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第201页。）毛泽东主席当年也曾和赵朴初先生开玩笑说：“佛经里一些语言很奇怪。佛说第一波罗蜜，即非波罗密，是名第一波罗蜜。佛说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看来你们佛教还真有些辩证法味道。”还说：“先嘛肯定，后嘛否定。”赵说：“不!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毛泽东表示“很难理解。”赵朴初明白，“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佛教教义不是那样容易理解的。要当好护法，绝不能简单化地对待这些牵涉到多种因缘的事。他熟谙因缘不成熟不刻意强求的佛理，耐心细致地为护持佛法长期地工作。“万法因缘起，缘谢法还灭。”护法就是要护缘。从佛教的思辩来说，说正法，即非正法，是名正法。讲末法，就要护持正法。对末法应作如是观。
　　（一）菩提萨埵，辩证大师
　　是故智者，莫言心王，空无体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无，隐显不定。心性离空，能凡能圣。是故相劝，好自防慎。
　　——傅大士《心王铭》
　　南朝梁傅大士认为，万法唯心，万物空无体性。心能作正作邪，能作天堂、地狱，又是非有非无，隐显不定的。万物没有永恒固定不变的自性。所以，佛教教人不要执着，慎护讥嫌。万法都是如此，概莫能外。
　　1、正与末，有与空，动与静，常与变是辩证的统一
　　前面说过，佛教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就是“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槃寂静”，即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是变化无常的；对一切都不执着，就能达到清净、圆满的最高精神境界。这与唯物辩证法用变化的、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促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具有相通之处。
　　《杂阿经》卷一云：“当观知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皆无常。……如是观受想行识，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皆无常。” “色”就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即精神现象，包括自己的感受、思想、意识、行为。“法”指一切现象。在佛教看来，不论物质现象还是精神现象，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不论内部还是外部、宏观还是微观、近处还是远处，一切都在变化之中。世界上没有常存不变之物，无物不变、无时不变、无处不变。变化普遍存在于一切时间和空间之中。这种变化观可以说是客观的、辩证的。佛教不仅强调无常、变化的普遍性，而且提出了无常、变化的两种情形。《大智度论》卷四十三云：“无常亦有两种：一者念念灭一切有为法，不过一念住；二者相续坏故，名为无常。”“念念灭”的无常，指在一瞬间有迅速生灭的变化，如人的思想意识，刹那间都会发生变化，“生命在呼吸之间”等，相当于哲学上质的飞跃的骤变、突变。“相续坏”的无常，指一个前后相续的较长过程的完结和转化，如佛教认为，大地都有成、住、坏、空的变化过程，相当于哲学上的渐变。不管是突变还是渐变，整个世界都处在变化之中，无穷无尽，无始无终，这是符合宇宙演化史的规律的。
　　佛教明确地认识到，生灭变化是自然、万物、人生的必然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或改变这个规律。佛经反复强调说：“生者在世，安可长存，有诸思想缘起之法，必当归尽，坏败永没。法当崩败，法应当坏。欲使不坏，终不可得。”又说：“法起有灭，物成有败，人生有终，兴盛必衰。”《法句经》卷上也有类似的说法，好比制作陶器的师傅，所作的陶器，再坚固，终要变坏；一切都会变坏，人命也是这样，如江河奔流，一去不复返。人命逝去，这一期生命不会再来。一切常住不变之物都会损坏，高者必堕，合者会离，有生必有死。佛教不仅认为每个人、具体事物都有生有灭，有盛有衰，而且认为整个世界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过程。至于生死轮回，许多人以为不符合科学道理。其实，正如郭嵩焘所引用的曾国藩说的那样：“佛教说轮回，即是不堕轮回”。说“六道轮回”，主要是强调其劝善的积极作用，其主旨不在于轮回是否科学，而在于劝人行善，不堕入轮回。好比人们常说的：“你还不会走路，就想飞了”，主旨不在于人会不会飞，而在于扎扎实实地学走路一样。
　　中国的佛教理论家僧肇法师在其《物不迁论》中说：人们都说少年的我、壮年的我是一个身体，活到百岁，还是一成不变的体性，实际上只知岁月流逝，而形体随着变迁却不知不觉。梵志说：我好象是过去的我，其实不是过去的我了。“是我非我”，它形象深刻地表达了事物每一瞬间既是他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什么东西，处于稳定性与变动性之中，是自我与非我的同一，是有与无的同一的辩证法思想。
　　当然佛教的无常观也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它只适用于世俗世界，而彼岸世界是永恒不变的，寂然不动的。《大般涅槃经》卷十三说：“一切有为，皆是无常；虚空无为，是故无常。佛性无为，是故为常。” 一切无常，佛性是常，这在世人看来（俗谛）显然是矛盾的，在佛教（真谛）看来，却是合理的。因为佛性无为，故无不为；无常有常，常而无常，不一不二，它们不是在绝对对立中思维，而是摒除绝对对立的中道、辩证思维。这不仅是信仰的需要，而且是高度的智慧的体现。
　　与此相关，佛教对于动静也有独特的见解。僧肇认为动静是不一不异的。他在《物不迁论》中说：《放光般若经》讲：万法本来无所谓去，也无所谓来，也没有使万物运动转变的东西（如造物主）。寻求不动的安静，并不是离开动去求静，而是必定要求静于动之中。一定要求静于动之中，所以虽动而常静；不离开动去求静，所以虽静而不离动。这种动静不一不二论，与辩证的动静观非常精辟，为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王船山所继承。正法与末法，有与空，动与静，常与变，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2、破中有立、立中有破
　　二谛之说起于小乘佛教，原为区别世俗的见解和佛教出世的见解，以世俗的见解为俗谛，以佛教的见解为真谛。在佛教看来，世俗的道理是不究竟的，只有出世的真谛、第一义谛，才是究竟的。《中阿含经》卷七说：真谛实在不虚，不离于本来，也不是颠倒的，真谛是最详审实在的。真谛与圣谛意义相同。佛教的根本教义，就是着力解说“四圣谛”，就是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在《阿毗达磨俱舍论》卷22说，谛有二种：一世俗谛，二胜义谛。比如，依世俗道理说，眼前一个玻璃瓶，能装水，是实在的，非虚，名世俗谛。而按照胜义谛说，玻璃瓶由有质碍之物聚合而成，离开这些因缘，就没有自性；缘聚而有，缘散而空，玻璃瓶非实在，是虚无的，就叫胜义谛。认为瓶和人是实有，属于俗谛；而超越色、受、想等构成事物之要素，超越生死，看到其涅槃的实质，是真谛、胜义谛。世间约定俗成之道理、见解为俗谛，依无漏智所见的真实之理为胜义谛。
　　大乘佛教在此基础上对二谛进行了诸多阐释和发挥。以龙树为代表的中观学派宣扬二谛相即，真俗不二的思想。《中论》卷四说：诸佛依照二谛的理论，为众生说法。如果人们不能如实分别二谛，那么对于甚深的佛法道理，就不能把握起其实质。如果不依俗谛，就不得明了第一义谛；不了解第一义谛，就不能得到涅槃的实相，达不到涅槃的、圆满的精神境界。中观学派认为二谛是佛陀向众生宣说教义的方法，了解世俗谛是为了进一步了知第一义谛，不了解世俗谛，就无法了知第一义谛，也就无法证得涅槃。这就显示了大乘佛教认识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不一而异、相依相成的辩证思维的高度智慧。
　　中国佛教三论宗吉藏法师的四重二谛说，也极富有辩证色彩。《大乘玄论》卷一说：有的论师以说“有”为世谛，说“空”为真谛。在我看来，偏于有、偏于空，皆是世谛。非空、非有，才开始接触到真谛。说空、有是绝然分开的，非空、非有是统一的，也是世谛；只有说空有非二、非不二，才名为真谛，而且这三门融会贯通，无所依得，才名为真谛。他把真谛、俗谛的辩证思维进一步推向更完善的境界。真谛和俗谛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方立天教授《中国佛教要义（下卷）》说：在吉藏看来，俗非真，真非俗，然俗非真不俗，真非俗不真，真俗互不相碍，俗以真为义，真以俗为义。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这是对常识与真理、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的合理阐述。
　　3、创造条件，促进末法转化为正法
　　关于正法、末法，有这样的情况，是，非，非是、非非，亦是亦非。当年，人家问玄奘法师：大乘经是不是释迦牟尼金口宣说？他答：的确是。大乘经是不是真理，合不合佛意，只要合于佛意，就是佛经、算佛说。因为佛法有四种情况：佛说佛法，佛说非法，非佛说佛法，非佛说非法。原始经典中有些幷不是佛说，而是佛弟子说的，只要符合佛意，非佛说也是佛说；不符合佛意，佛说亦非。就象我们所说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中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地方，也是非毛泽东思想一样。怎么能以“大乘非佛说”来否定大乘的地位呢？
　　末法与正法不是随便可以转化的，关键是因缘，即主客观条件。没有一定的条件，末法不可能转化为正法。淡云法师重兴南岳五大丛林的事实，也深刻说明了这一点。
　　《海潮音文库》第三编佛教传记载，淡云（1843—1913）法师，字慧日，别号淡云，生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湖南衡阳人。同治癸亥年间，遇南峰道意上人，针芥相投，披剃出家，依南岳祝圣寺妙禅和尚受戒。曾与默庵法师韬光晦彩，于南岳己恭岩苦行梵修，凿山造田二十余亩，有古德食黄精、煨紫芋之风。不久，他意识到，末法时代，众生刚强，业流湾环，无由解脱，自己怎能独善其身，只管坐洞修苦行？遂与默庵出山，外出参学，禅行与日俱进。
　　清代后期，从1840年邪片战争以后，中国已由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和戊戌变法维新后，出现了“庙产兴学”运动，给佛教寺院经济以沉重的打击，湖南佛教日益衰落。默庵住持的南岳祝圣寺已年久失修，日渐凋零。他敦聘淡云经理祝圣寺寺务。淡云任劳任怨，将破朽的寺宇修缮一新，还扩建了两序寮房。光绪十年（1884），淡云继任祝圣寺方丈。丙戌弘戒，四众闻法，得未曾有。后专修念佛三昧，并罄舍钵资，置田若干，广辟地藏殿，永为念佛堂，使信众一意归心净土。淡云在开期传戒、讲经阐法之余，只身募化四方，善信奉其为“佛门迦叶”，布施巨万。
　　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海印禅师在南岳掷钵峰下创建南寺。唐天宝初年（742），石头希迁禅师离开青原山，来到南岳驻锡南寺，改名为南台寺。希迁与马祖道一称并世二大士，圆寂后谥“无际大师”。希迁的弟子药山惟俨传法云岩昙晟，又续传洞山良价、曹山本寂，形成禅宗曹洞宗。五代时，希迁的禅法衍为云门、法眼两宗。曹洞宗传入日本，法眼宗流传于朝鲜，南台寺被称为“曹洞祖庭”。元朝以后，南台寺沦为废墟，基址和希迁大师祖塔，被密林深草所湮没。清末，淡云与弟子妙见普闻同日发愿中兴南台,在原南台寺旧址上建起佛堂、关帝庙、禅堂、云水堂、寮房、山门、庙墙，建筑雄伟，巍峨壮观，直至今日。
　　1903年，日本水野梅晓来到南台寺，自称是希迁第四十二代法孙，前来参拜祖庭。淡云法师厚礼相待。四年后，梅晓从日本运来募化的藏经共500多卷，包括黄檗藏、高丽明北藏本、铁眼仿明本，岛田蕃根缩印高丽本、新刻合校本，辑续各宗禅师语录本各一部，赠送南台寺。淡云和尚为迎接这批宝藏，设禅斋，立道场，举办了七天隆重的法会。淡云与梅晓亲手翻新海印题刻的“南台寺”匾,重树“南台禅寺碑”和希迁和尚的《草庵歌》、《参同契》石刻。《参同契》至今仍是日本曹洞宗僧人早晚课诵必修的内容。
　　淡云先后担任祝圣寺、南台寺、福严寺、大善寺及清凉寺“五大丛林”方丈，重建或大修寺院，奠定了“五大丛林”的现存规模。修复清凉寺时，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衡阳彭玉麟题写“春满菩提”额赠之。
　　民国二年（1913），淡云舍世往生，世寿七十，戒腊五十一，塔于南台寺东侧。嗣法及剃度四众弟子不下千余，多有贤德。
　　南岳五大丛林的废兴，再次说明成住坏空的必然性。淡云法师以自己的苦行梵修、宽容待人、兴绝继灭，与国内外檀信广结善缘，振兴祖庭，使南岳佛教丛林由衰颓变成殿宇庄严，梵音重振，菩提春满，令人赞叹。虚云禅师信愿坚固，在近代中国遍树法幢，六建道场，也是一个典型例子。
　　虚云（1840—1959）名古岩，又名演彻，字德清，俗姓萧，出身于湖南湘乡一官宦人家。自幼喜读佛书，17岁即萌出家之志，父母为其取田、谭二妻，同居而不染。19岁出家。
　　虚云和尚生在近代中国社会剧变、佛教危难的时代，沿历代高僧传统的道路精进修持，奋力护教，在时代的暴风骤雨中，为维护佛教命脉不惜身命，表现出了超脱不俗、坚忍不拔、艰苦卓绝、无私无畏的品格，展现了一个禅宗高僧的典型形象。净慧法师《虚云和尚法汇续编》说：虚云禅师生平极富传奇性，其人格极具感召力，时人称颂他“志大气刚，悲深行苦”，“其建树、道德、行愿、悟证之伟大高深，为近年来所罕见。”
　　虚云一生德高望重，为名刹住持、佛教领袖，而始终淡泊清苦，保持苦行僧作风，随身只带一笠、一拂、一铲、一衲衣、一背架而已，不贪名闻利养，不图自身利益，谦虚和蔼。他一生修持阐扬，主要在禅宗。其平生以振兴禅宗为己任，为临济宗第四十三代祖，又为曹洞宗第四十七代、云门宗第十二代、法眼宗第八代、沩仰宗第八代传人。他奋力修复了禅宗祖庭、丛林，在“寺产兴学”声浪甚高、佛教寺院面临种种厄难的情况下，面对挑战，不辞劳苦，先后修复丛林寺庙十余处，如云南鸡足山护国祝圣寺，重兴禅宗六祖慧能的道场广东曲江南华寺、乳源云门寺、昆明云栖寺、福建鼓山涌泉寺、江西云居山真如寺等。
　　虚云和尚还依佛教戒律及古代禅林规范，结合现实，制订了禅林住持、禅堂等各种“规约”，将丛林集体生活制度更加规范化。他专门把“恪守戒律清规，以增大众的信仰”作为重要的一条。虚云和尚1953年3月3日在上海市佛教青年会释迦佛七开示时是这样说的：
　　“我们已皈依三宝，释迦佛是我们的本师……。唐宋元明以来，悟道的祖师到处都有出现，佛法大兴。而今天根机不同，悟道的人不容易见到，就是真正持戒修行，真正替佛宣扬法化的人，也不易访求。虽则有人说目前是末法时代了，距离佛灭度的时间太久了，所以产生这样的现象，其实我们能真正持戒修行，信愿坚固，那么末法就是正法。……各位大护法，他们领导周围的善信眷属们精进办道，替佛宣扬，令人赞叹，使人信仰，这就是正法住世，是莫大的因缘。”
　　虚老高瞻远瞩，从佛法流布中土的历史明察当今的世态，揭示目前是末法时代，又指出：“末法”可以转化为“正法”，关键在于佛弟子牢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持戒修行，信愿坚固和精进办道。“真正持戒修行，信愿坚固”，“是莫大的因缘”，就是矛盾转化的必要条件。只要有坚定的信仰，坚强的愿力，严持净戒，积极精进，末法即为正法，正法衰微就可以变成正法永住。
　　再以我国台湾佛教为例。自从1945年日本投降，退出台湾后，台湾佛教在大陆赴台高僧和广大信众的努力下，渐渐走出日本殖民地化的阴影，百废待兴。随着经济的复苏，经典的刊印，社会慈善、教育、文化逐步走上正轨。慈济功德会就是1966年由印顺法师的高足证严法师，由几十名妇女，靠每天节省五角钱菜金，每天做布鞋卖，积累一些钱创立起来的。慈济功德会以“慈善、医疗、教育、文化”为主旨，大力发展慈善救济事业。1991年后，在世界各地设立支会和办事处。现有会员400万人，委员3000多人，荣誉董事100多人。该会资金主要来自社会损赠，每年的捐款收入有数十亿元新台币，救济范围遍及岛内外。1991年该会发动的赈济大陆华东特大水灾的捐款达三、四亿元新台币。
　　慈济基金会致力于社会服务，医疗建设、教育建设、社会文化等志业。自1991年因救助孟加拉国飓风重灾，慈济开启海外救援工作起，至2000年四月，累计援助了全球四十多个国家，横跨欧、美、亚、非、大洋洲等五大洲。
　　贫富悬殊、高失业率、治安恶化，是南非长期的社会问题；即使一九九四年种族隔离政策废除，文化、经济、教育等建设仍百废待举。面对当地普遍贫穷现象，一群台商本着回馈的心，一九九二年始开展慈济志业，长期从事济贫、救急工作。目前在约翰尼斯堡、德本、雷史密斯等六地设有联络处。在慈善服务方面，包括长期捐赠黑人村落民生物资、为缺水区开凿水井，关怀补助老人院、孤儿、残障、受虐儿等机构；在教育方面，则为黑人开办职训所，颁赠黑人奖学金、建学校等。一九九四到一九九七年间，更自台湾募集三十七个货柜衣物，帮助十三万贫民度过寒冬。
　　慈济人长期在黑人社会济贫、发放衣物获得回报。一九九五年七月Sochanguve 地区民众认同证严法师提倡的“普天下没有我不爱、不相信、不原谅的人”，决定停止种族、政党冲突，举行和平烛光晚会，同申团结互助决心。之后在慈济人协助下，发展一连串自立计划。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一场时速一百五十公里的龙卷风，造成西开普省Surrey Estate、Manebreg和gugulethu三个地区约三百人死亡、五百人受伤、一千户无家可归，五所学校毁损。南非各联络点汇集济贫基金十万南非币，紧急采购救济物资，灾后第七天针对重灾区二千户灾民发放毛毯、饼干、牛乳品及衣物等；另针对灾区学生补助学习用品。
　　二OOO年二月初，南非、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等东南非国家，因豪雨引发严重水患，超过百万人以上无家可归；其中南非北部Northern与Mpumalanga两省有十万灾民无家可归，至少五十人丧生，对外交通中断，被南非官方认定为五十年来最严重的水灾。
　　约堡志工实地评估后发现，市内唯一黑人居住的Alexsandra区，八百多位居住在河堤边缘简陋房舍中的贫民，住屋遭冲毁而流离失所。经协调，由市政府提供土地，慈济为灾民共建六十九间住屋。这批临时住屋估计可使用十五年，是南非的第一个慈济村；在建筑过程中，慈济并“以工代赈”雇佣灾户施工，以提供就业机会并提高参与感。
　　慈济人走进了天灾肆虐、哀鸿遍野的灾区，深入了贫穷不堪的灾民，用行动见证了慈悲，用付出见证了大爱，以难能可贵的努力和奋斗精神，使末法变成正法。
　　纵观我国大陆和台湾佛教在20世纪以来的巨大发展，可以看出，虽然末法时代的佛教发展仍有诸多障碍，但只要通过广大僧宝檀信的共同努力，正法同样可以拓展无限广阔的空间。
　　（二）世法佛法，迷悟之间
　　吾之法门，先佛传授，不论禅定精进，惟达佛之知见。即心即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
　　——《景德传灯录?石头希迁大师》
　　世间是众生生活的世界。一般的理解，佛教是追求出世间的，而众生生存的世界是世俗的人世间；佛法是出世间法，而世俗社会遵循的是世间法。《楞伽师资记》卷一中记载了弘忍的观点说：大厦的栋梁之材，本来出自幽谷，不在人间繁华的地方才有。由于它远离人间的缘故，不被刀斧损斫，一一长大成材，然后才能作为栋梁的大用。由此可知，栖神于深山幽谷之中，远避喧嚣的尘世，在山中养性，长期脱离俗务，眼前无事，自然身心安宁，从此道树花开，禅林果实丰硕。
　　弘忍认为，修行是出离开俗世尘嚣，远离世俗之事。而六祖慧能在《无相颂》中却认为：“法元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认为，佛法真理不离世间法，离开世间法也就没有佛法；必须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才能求得出世的解脱。信仰佛法不是逃避现实，而是通过在人世间的去恶行善，实现出世的理想。这种观点是对祖师原有的只求自我解脱的观点和思路的一种修正和超越，是禅宗进一步平民化的理论基础。
　　佛法与世间法，本来就是不一不二的：心善是菩提，心恶是夜叉。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最高的觉悟）。可见佛法与世法，只有善与不善的差别，二者不即不离，不一不异。而且，法无自性，善与不善全在一心。心正则法善，心邪则法不善。以出世无我之心，行入世利他之事，一切法皆是善法，善法即是菩提。否则，一切法皆非善法，非善法，即是夜叉。
　　既然大乘佛法不离人世，不废出世，所以关键在于心。菩提般若的智慧，本来世人都有。只因世人心迷，不能自悟，这才需要请大善知识示道见性。世人的心性本源是清净的。众生的心理活动、精神作用有两种不同的性质、方向，从而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坛经》20节说：思量一切恶事，就会作恶；思量一切善事，便会为善。慧能进一步指出：“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毒害化为畜生，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见。”
　　《列子?天瑞第一》讲了一个寓言说，孔子在泰山游玩，看到荣启期这位老先生在山野间行走，身上穿着鹿皮做的衣服，腰间捆着草绳，用自己做的琴，边弹奏，边唱歌。孔子见老者这么潇洒，就上前问道：“老先生，您这么大年纪了，又住在山野里头，为什么这么快乐？” 荣启期回答说：“我的快乐很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我得为人，是第一快乐。自古以来，男女有别，男尊女卑，以男为贵，而我有幸生为男人，是第二快乐。人生有黑暗不见日月的时候，有生在襁褓里不懂事的日子，而我已经活了快九十岁了，是第三快乐。贫穷是士人的家常便饭，死亡是人生回家的归宿。把生死穷达看得很开，人生还有什么忧愁呢？”孔子说：“您老说得好！真是能自己宽慰自己的有智慧的人。”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对世间的一切，看不开，就不快乐，看破了，就快乐。忧愁与快乐是如此，痴迷与觉悟，众生与佛，末法与正法，不也是不一不二，只在一念之差吗？
　　十世班禅忍辱负重，融通汉藏、世出世法，成为人天之师，就是生动的典型。
　　十世班禅罗桑确吉坚赞，意为“法幢”，于藏历第十六绕迥之土虎年正月初三（1938年12月19日），诞生在青海省循化县温都乡一家贫苦农民的家里。父古公才旦，母索南卓玛。
　　九世班禅圆寂后，按照惯例，噶厦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札什伦布寺等，均积极进行寻找转世灵童工作。经过错综复杂的过程和曲折，最后于1949年8月10日，在国民政府专使关吉玉（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和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主持下，确认确吉坚赞为转世灵童，在塔尔寺举行了坐床大典。取法名为罗桑赤烈伦珠确吉坚赞，简称确吉坚赞，并受了沙弥戒。
　　十世班禅诞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命运决战的历史时期。同时，还面临着西藏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妄图搞“西藏独立”的严峻局面。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下，幼年的十世班禅便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经受磨炼和考验。
　　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南京解放在即。国民党政府极力拉拢、诱骗班禅和堪厅迁往台湾。堪厅的主要成员詹东·计晋美毅然决定：“不去台湾，留在西北，审时度势，视情而行”。当时班禅年仅11岁，在父母和长辈的影响下，有非凡的灵性，明确主张：我是藏族人，是喝黄河水长大的，我爱故乡，不到外边去，绝不能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班禅欢欣鼓舞，当即分别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致敬电。随后，班禅大师收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员的复电，希望班禅“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在党中央、西北局和青海省政府的关怀下，班禅和堪布会议厅由香日德返回塔尔寺，并努力学习藏文《三十颂》、练习书法、读书念经、背诵经文。
　　1951年春，十四世达赖亲政，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商定在北京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6月23日，举行“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字仪式。当晚毛主席举行盛大宴会，班禅大师发表祝酒词：“多少年来没有解决的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西藏问题，在毛主席领导下胜利地解决了。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达赖和班禅三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才能实现”。
　　九世班禅至十世班禅时，两代班禅已有20多年无法回到他的驻锡地札什伦布寺。中央人民政府非常关心达赖和班禅的团结，谨慎而又公正地处理噶厦和堪厅之间的历史问题，并认真解决十世班禅回藏问题。1952年4月28日班禅安抵拉萨，受到拉萨各族各界僧俗群众和驻藏人民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达赖和班禅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标志着两位宗教领袖之间长达29年之久的隔阂消除。
　　十世班禅回到札什伦布寺后，系统地研读了《常颂经典》、《仪轨大全》、《入行论》、《大威德金刚灌顶仪》、《时轮金刚大全》、《诸护法神供赞文》、《祈愿文》、《普提道次第广论》；显宗五部大论、慈氏五论和藏传教密宗的基本理论——“四续部”等。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达赖和班禅。藏传佛教界认为，毛主席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光佛的化身，三位长至的菩萨在人间的化身相会在一起，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班禅先后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5年3月9日，国务院通过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由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得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标志着西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当时西藏的情况很复杂，筹委会成立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和挫折，也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时的十世班禅在对待西藏工作的所有方面，包括他同达赖的团结问题，都表现了以国家大局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高尚风格。
　　这时十世班禅已十八岁，开始以一个政治家的面貌独立开展活动。在佛学方面，继续在恩久经师的指导下，深研五部大论、慈氏五论和四续部，并获很大的利益。
　　1956年11月25日，达赖和班禅到达新德里，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这时在印度的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企图煽动班禅背叛祖国，班禅摆脱了反动分子的纠缠和干扰，于1957年1月29日，毅然乘飞机先期返回拉萨。
　　1959年3月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拉萨叛乱和达赖仓惶出走的事件。在事件发生和中央处理这一事件过程中，班禅始终拥护中央采取的措施，保持了日喀则地区的基本稳定。3月28日，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代理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职务。在中共西藏工委领导下，西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取得了推翻农奴制的胜利。
　　1960至1961年，班禅作为副委员长，到青、甘、川、滇等省的藏区视察。班禅发现，这些地区在平叛、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草原建设、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尤其是在执行民族、宗教、统战政策方面，出现了严重失误，群众的生产生活遇到了许多困难。班禅性格耿直，胸怀坦荡，豁达大度，刚直不阿，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在面对国家领导在一些方面出现失误的时候，他非常痛心。于是，决心向中央领导和有关领导部门反映他所了解的情况和意见要求，虔诚地期望错误的东西能够尽快地得到纠正。
　　1960年9月，班禅到北京参加建国11周年庆祝活动，便向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汇报了自己的意见，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接着中央责成李维汉、陈叔通两位副委员长和汪锋陪同班禅去南方疗养、参观，李维汉与班禅非常严肃认真地做了13次长谈，形成一份名为“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长谈话纪要”，上报中央。1961年至1962年间，班禅继续在西藏和川、青、滇藏区和甘肃、新疆考察民族工作，认真地书写考察报告和意见。
　　这期间，大师有较多的机会同贺龙、陈毅、习仲勋交往。在轻松愉快的坦诚相处中，他得知这些老一代革命家在生活困难的时刻，过着非常清苦的生活。班禅用苹果招待他们时，都不肯吃，班禅让他们带回去吃，最后陈毅只拿了一个，说带回去给张茜解解馋。还有一次，贺龙在班禅家做客时想抽烟，打火机总是打不着，原来是火石用完了。班禅说“换一个吧”。贺龙说“没有了，这是最后一个。”班禅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他们的火石拿来送给了贺龙，大师问：“还要不要？”贺龙说：“贺龙用兵，多多益善。军委好些人，早就没有这东西了。”通过这些生活小事，班禅大师深受感动。他心想：陈毅、贺龙声名显赫的开国元勋，是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困难时期却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这样廉洁的政党，这样大公无私，克已奉公的干部，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班禅从心底里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坚定了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共渡难关的信心和决心。
　　1962年春天，中央召集了7000人大会、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班禅起草“意见书”，题目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它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这就是著名的“七万言书”。此后不久，班禅却受到批判。
　　在“文革”浩劫中，班禅大师遭到不公正的对待。从1968年春起，他无法与人交谈，冷冰的铁门，灰暗的单人牢房，整个监狱像死一样的沉寂。烦闷、恐惧到极点的时候，他就在牢房里狂怒地奔走，猛烈地敲打铁门，有时故意打翻饭碗，或放风时故意踢看守一脚，以便惹他们生气，找机会吵一架，才感到好受一些。但是，班禅大师毕竟是意志坚强的人，具有顽强的毅力，他利用坐监的机会，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汉语，把一本《新华字典》翻破了，攻读了大量毛泽东著作和马列著作，从中获得的知识，终生受用不尽。
　　1977年10月出狱后，班禅成了北京市的普通公民。每天起来得很早，念过晨经，就出去跑步，从北京站一直跑到天安门广场。见到任何人，都可以亲切地问声好。跑步回来，吃过早点，就看书学习。十几年来，他失去了许多，但令人最痛心的是失去了为祖国效力的机会，失去了为人民服务的权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陆续为他落实政策，安排工作。1979年7月2日，班禅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次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不久，他就去藏区视察。临行前，邓小平对大师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视察中“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你在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革命中那些事情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班禅受到很大鼓舞，决心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重新工作后的十年中，大师不辞劳苦，风尘仆仆七次去西藏，三次去青海，两次去四川藏区视察，万里高原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1987年10月8日，拉萨骚乱事件发生不久，正在西宁视察的班禅发表长篇讲话，谴责分裂活动，态度鲜明地维护祖国的统一。后来，班禅曾率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尼泊尔及南美数国，增进了各国人民、宗教界人士之间的友谊。
　　1988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班禅大师进行了平反。
　　班禅大师十分关心继承和发展具有悠久历史的藏族文化传统，非常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强调学习和使用藏语文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大师的倡导和主持下，于北京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他亲自担任院长，培养政治上热爱祖国，宗教上有较高造诣的佛学知识分子。
　　1989年1月9日，班禅离京去日喀则，参加五世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东陵札什南捷的落成开光典礼。1月10日，班禅到大昭寺，朝拜释迦牟尼佛像，诵经祈祷。1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热地，把60年代从班禅家没收的档案材料，包括“七万言书”手稿和照片、梦兆录、卦辞等退还给班禅本人。大师面对“七万言书”手稿，感慨万千，向在座的人说：“你们看，这意见书，全是我亲手书写，亲自修改的。为了它，我花了不少心血。批判时，说是这个人写的，那个人写的，冤枉了不少人。”1月13日，抵达札什伦布寺。1月22日，举行合葬灵塔的开光典礼，班禅发表了激动人心的长篇讲话。1月23日后，班禅举行干部举行座谈会，与有关同志商讨工作，给信教群众摩顶祝福。27日听取灵塔建设办公室同志汇报工作，研究表彰奖励建塔有功人员；晚上宴请日喀则地区县以上干部，直至28日凌晨1时多才上床休息；躺在床上，还看了半个多小时的报纸。1月28日4时许，班禅大师感到身体不适，胸部疼痛，医务人员给服了药，躺下小睡了一会儿；8时半醒来，大师说“好多了”，神志清醒，医务人员给做心电图；8时35分，大师“噢”地大叫一声，随即昏了过去。后经中央立即派来的医疗专家小组和地方医务人员多方抢救，均无效，一颗伟大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终年51岁。
　　十世班禅大师以他拳拳赤子之心，高度的般若智慧，挽狂澜于既倒，化干戈为玉帛，为中国佛教和藏传佛教的振兴，为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众生的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高风亮节，树立了在末法时代一代高僧的光辉形象。
　　（三）般若智慧，别有洞天
　　清净心智，如世黄金。般若法藏，并在身心。无为法宝，非浅非深。诸佛菩萨，了此本心。有缘遇者，非去来今。
　　——傅大士《心王铭》
　　“般若”是一种特殊的智能，不同于世间智慧。世间智慧皆有所得、有所知，而“般若”是无所得、无所知的空灵之智。这种智慧，虽然如黄金一样贵重，其实只在本心之内，不在身外；非浅非深，非凡非圣。在凡不减，在圣不增。无论过去、现在、将来，都有缘遇到。
　　佛教用金刚来比喻般若，名“金刚般若”。象征般若智慧如同金刚，锐不可挡，能够推毁一切邪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名，就是以金刚般若智慧到达彼岸世界的途径，包含的智慧非常丰富。
　　1、破除对外相的执着
　　《金刚经》认为，“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主张保持心灵的空明，不为“色声香味触法”所污染和系缚。认为一切法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我空，法亦空”。《金刚经》又指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 “相”是人们可以通过感官与外界的联系或观想所得的实在的东西，而人的认识受到自身欲望和外界事物的影响，所见、所闻、所知多是虚妄外相，容易受其迷惑。《金刚经》在经文末尾时总结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对破除外相乃至一切法的执着的最精辟的表述。
　　《金刚经》的破相智慧，在末法时期能帮助我们破邪显正，弘扬如来正法。佛陀预言说，于末法乱世时，有许多天魔眷属混迹佛门，穿佛袈裟，来扰乱佛法。他们或以类似佛教的瑜伽、打坐为手段，胡乱修持佛教密宗的手印；或盗用佛教中的“法轮”，捏造出一个存在于人体腹部的“法轮”等来蛊惑人心。其实，佛教既然对一切都不执着，对于瑜伽、打坐、密咒、手印等，即使有其特殊功能，也不应执着、要不着相，并且要在善知识指导下，如法如律修持，才有功效。至于“法轮”，原是佛法的代名词，即是佛教真理。法轮常转，即是弘扬佛法，根本没有什么作为实体、存在于人体内的“法轮”。如果熟悉金刚般若的破相妙谛，就可以识破邪魔外道以邪说邪见，断人慧命，败坏佛教，扰乱人心的阴险用心，就不会受骗上当。
　　2、破除对虚无的执着
　　《金刚经》在破除诸外相的同时，进一步说：“法尚应舍，何况非法。”非法就是指不合正法、不如法的东西，乃至对正法的否定。《金刚般若经》指出，要舍弃一切外相，但世人在舍弃外相的同时，又容易产生对虚无之相的执着，对这种虚无之相也要决然舍弃。所以说：“无法相，亦无非法相。”般若破相，认为事物是因缘和合，没有恒久不变的自性，但并不否定假有存在（即俗谛）的价值和意义。如果否认假有的价值和意义，就有陷入断灭空的危险。因此说“于法不说断灭相”，表达了般若学性空假有、空有不二的智慧。
　　《金刚经》对虚无的破除，避免了生命的沉空滞寂，对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大有裨益。有人认为，既然一切都是因缘和合，四大皆空，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于是无所事事，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有一个网站上刊登这样一篇《如何“放下”你手中的东西》的随感。文中写道：
　　尼尔?唐纳??沃许在《与神为友》一书写道：“我不会‘抓紧’任何我拥有的东西！我学到的是，当我抓紧什么东西时，我才会失去它。如果我‘抓紧’爱，我也许就完全没有爱。如果我‘抓紧’金钱，它便毫无价值。想要体验‘拥有’任何东西的惟一方法，就是将它‘放掉’！”
　　这个随感和佛教“学会放下”的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般若智慧告诉我们，当一切放下之后，还要把“放下”再“放下”，才不会沉溺于一潭死水似的“顽空”，才会去开拓前进，创造未来。在末法时期，着相追求正法固然不对，任其自然，放任自流，也是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充满活力和朝气而不执着，以冷静的、理性的审视而不逃避责任，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不即不离，既不执着，又不陷入顽空，随波逐流。
　　3、破除对“佛法”的执着
　　“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金刚经》对不住非相、不住灭相的般若智慧推崇备至，但如果沉溺其中，又会产生新的执着，所以指出了这种执着的错误。金刚般若经破除一切相，否定对一切法的执着。经文还指出，破除对外相、虚无的执着而获得开悟，当然是很高深的境界，但如果对此沾沾自喜，就容易成为“禅天魔”、“增上慢”，造成与他人、社会的隔膜与冲突，所以，应“度生而不住度生相”、“布施而不住布施相。”真正的悟者，应当一切都无所执着，培养谦和的心态，精进不懈地为社会和人类贡献自己的力量。所谓“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就是这个道理。相反，如果沾沾自喜于自己的一得之见，一点功德，乃至以为只有我最高明，我的“大法”最殊胜，自赞毁他，那么，对这种人和他的“法门”，就要保持足够的警惕了。
　　在末法时代，许多高僧大德，在精进修持、弘法护法、培养僧伽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就。他们不居功自傲，不贪求回报，而是一如既往地广结佛缘，精进办道，使佛教事业愈加兴旺。如果都能这样做，邪魔歪道也就不会有机可乘，破坏正法。
　　般若智慧实质是一种创造性思维。
　　台湾圆光佛学院赖鹏举教授对其师智谕法师所授的般若思想有深刻的体悟。他把般若智慧概括为“第三种思维”。他认为，佛学告诉人们的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一种超越的智慧，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学过佛法的人，能灵活思维，做学问研究领域就会宽阔，观察社会现实问题，也能了如指掌，这都是得益于佛学的辩证思维方法、般若智慧。
　　赖居士以佛法对自己的启示，比照现实中人们写文章、做学问，常常遇到的思维“瓶颈”，感悟到佛法般若思维、禅定智慧可改变以往的思维定式，迸发出智慧火花，提升创造能力。他将自己的心得撰写成《以禅定为基础的“第三种思维方法”》的论文，论证了般若思维在学习过程中所体现的“第三种思维与方法”：记忆——→理解—……→空观，即在记忆（第一种思维）、理解（第二种思维）的基础上，摒弃固有的思维模式，透过“空”来迸发出智慧，产生新的方法，启示人们不受经验的束缚，把过去放下，得到“空”的境界，从而产生智慧。其思维的基本特色，在一开始即须排除预设的对象与前提。
　　人们有关思维的方法，不论是哲理、策略乃至谋略，其思维的层次有浅有深……在本质上都不免以“有”为立论的开始，以“有”为大用的终结，所以都不免局限在“模仿”的框架内。只有立足于《般若经》“空观”之上的“大乘禅法”，才是以摒除种种预立的名相、形象为始，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种种随机、应缘的大用，从而迸发出新思维的火花。
　　“般若思维”在今天台湾产业升级，如何摆脱模仿性、走向创造性，很有启迪意义，对于教育培养学生乃至全民族的创造性思维，都有重要指导作用。近二十年来，由于全球“科技化”速度的加快与国际交往环境的建立，台湾面临产业与经济在国际经济交流、合作中重新定位的严重挑战，即在全世界产业的分工上须由“制造”提升到“研发”。其回应挑战的成败与否，成为台湾产业生存的大课题。台湾必须由“思维方法”的层面去反省，才能在众多复杂的衰退现象中找到深刻而一致的解释。表面上是企业家为了自身产业的利润与继续生存，才不得不往外迁移，实际的原因，是原来知识层次及劳动条件较低的环境，在现阶段的台湾已经消失，经营者必须往较落后的地区去，寻找与原先经营替代加工及制造业相同条件的环境。旧经营者“寻找相同企业经营条件”的想法，本质上便没有足够的“创造力”，产业外移的现象仍将持续。当然，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基于全球布局的考量，而往外投资，则是另外一件事情。
　　台湾社会现阶段所了解的思维方法，由学校的教育面到进入社会的学习面，不出两大类：一是所谓的“记忆力”，二是所谓“理解力”，二者之间有先后、粗细、深浅的关系。前者的记忆力，是针对学习对象有形的部分、较具体的内容加以全盘的模仿与复制。这样虽可快速地取得学习对象的有关资讯，但对潜伏在具体对象下的有机运作则不甚了然。后者的理解力则是在前述记忆力对具体对象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其内在运作的轨范，从而掌握其变化规律。
　　近二十年来台湾社会已普遍觉察到单独在记忆力上从事训练的不足，开始兼顾更深层的理解力，因而有全面性“教育改革”的形成及大学研究所的各种学科整合现象。表现在产业界上，便是大量地引进国外的设计，来发展替代产品乃至仿冒业；在政治上便是全盘地引进外国的政治制度。但这两种思维方法，先天地具有一种无法逾越的极限，便是不能形成新的观点，不能构成新的事物，不能从事新的逻辑思考，所以不适合于预测及掌握未知的将来。新的脑力需要一种不局限于特定对象格局，而能在任一时空背景下，反映出某一不同以往需求的思维方法，从而应对未知的新挑战。
　　而立足于《般若经》“空观”之上的“大乘禅法”，便是一下手就以摒除种种预立的名相、形象，并在其基础上开展种种随机、应缘的大用，最符合以上所提出的新思维方法。由真空而缘起，是大乘禅法通于思维的基本运作模式。第三种思维方法不但能透过“缘起”而明鉴一切大大小小、明明暗暗的事，而且所知正好能切合环境的需要。这些新念头的产生有几个特色：一是内容上皆是针对个人思维上重大而且不易突破的瓶颈，属于更深层面的新想法；二、是在时机上，新想法并不在个人苦思不解的时候产生，而是在苦思之后，心不再挂碍此事，不知不觉中，方能灵思乍现。这正是台湾以产业升级回应时代挑战最有效的切入点。
　　般若智能是开拓学术研究领域的明灯。
　　赖鹏举居士是个医生，又是台北中坜圆光佛学研究所教授，开设“丝路佛教图像学与禅观”的课程，是圆光佛教研究所“北传佛教研究室”研究员。他在悬壶济世之余，还与丝路佛教造像的佛学研究结下不解之缘。他多次跋涉在祖国大西北沙漠荒谷中，考察那里留存下来的石窟雕塑和画像。他与热心于此道的同仁成立了“佛教造像工作室”，每周定期开研讨会，提升理论，就各人对基础文献的解读，研究论文的初稿展开讨论、切磋。“佛教造像工作室”有南传、北传、中亚经典等几个方向。为保证研究经费，“工作室”的同仁成立后援会，得到有魄力、有愿心的企业家的赞助。
　　赖鹏举居士的丝路佛教研究和开拓，取得丰硕成果。他解读揭示出数以千百计丝路佛教造像的华严义理、般若义理、净土、禅观的传承、演变进程和面貌，取得了重大突破。一批高品质的研究成果屡屡见诸学术期刊。二〇〇二年十二月，赖鹏举居士的专著《丝路佛教的图像与禅法》，由圆光佛学研究所出版。全书近三十万字，收录了大量珍贵的丝路佛教图像，以雕像与画像为工具，理清了北传佛教的源头，解读失传已久的丝路佛教的禅法，解开了许多疑难，填补了空白。《丝路佛教的图像与禅》就是赖鹏举居士数年来对“北传丝路佛教图像”研究的总结。
　　二〇〇二年盛夏，赖鹏举居士与另外几位台湾专家，风尘仆仆，到兰州，举办为期一个月的“2002年研究生敦煌石窟研习营”。这是台湾“佛教图像后援会”主办，“丝路佛教图像文献整合研究中心”协办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参加研习活动的十三位学员，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美国和英国高校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活动内容包括培训、考察、看现场、讨论、论文发表、座谈。主题报告会，授课的老师有大陆的敦煌学专家和来自台湾地区的赖鹏举、潘亮文、郭佑孟先生，分别就敦煌莫高窟考古、敦煌史地、佛教图像和佛教禅法、义理等几个重要主题进行报告。赖鹏举承担的“佛教义理与禅法”，是本次研习营的重点内容。先生共作五场报告会，对北朝至隋唐以来的莫高窟造像所蕴含佛教教理、禅法作了系统、综合的研究，揭示了这一时期莫高窟造像的整体内涵，令参加培训的学生耳目一新。
　　般若思维的智慧，是现代企业创新的原动力。
　　张志平在其《走近“解脱”》一文中报导了位于深圳中山火炬开发区的 “解脱服饰实业有限公司”。这是一个集企业、学校、家庭、文化、慈善为一体的综合体，其副董事长是陈诚之孙、陈履安之子陈宇廷，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电脑学士，哈佛的MBA，曾在闻名世界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麦肯锡国际管理顾问公司工作。现代企业的本质是追求商品利润的最大化，而“解脱”人所称的这个集企业、学校、家庭、文化、慈善为一体的综合体，究竟有何创新呢？
　　创新之一：员工不分管理层和普通员工，大家都是共同做人做事的同学。
　　“解脱”看得见的产品是手工含量极高的纯中式服装、饰品，看不见的产品则是“人”。来这里就是学做人和做事，“解脱”的目标是为每一个人提供成才的机会，这里不计学历高低，不计以往之咎，只看你“有没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解脱”的内部机构按不同的工作性质，分为不同的二十多个小组，包括园艺、典座（烹饪）、行堂（饭堂）、手工、咨客、裁剪等，共有员工300多人，在这里，学会了一项技术后，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到另一组去工作和学习。
　　“解脱”是一个生产服装的工厂。 其服饰目前的市场仅在港、澳、台、国际华人圈及被用于一些慈善活动、义举中；“解脱”从不公开招聘员工，只接受亲友的介绍和确有困难的贫困人员；内部没有管理层和普通员工之分，大家每月都赚取1000元左右的报酬；工友之间互称“同学”，“同学”尊称董事长“老师”，“老师”称员工“孩子们”；来“解脱”的人不能求钱，而是要看“有没有一颗学习的心”——学做人做事。学会了做人和做事，也就“毕业”了，开始走自己的创业之路。“解脱”是“孩子们的另一个家”，“家里”有众多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解脱”所有“同学”吃住免费，日常生活用品包括服装、棉被、洗头水、洗衣粉等，均在登记后，无偿领用；每两个人就住一个房间，一人一张床、一个书桌、一个衣柜，单独的卫浴间装有热水器。“解脱”只吃素菜，由“典座”组和“行堂”组的同学烹饪制作。员工吃自助餐，能吃多少拿多少，一顿八、九个素菜，外加水果。每个人都取得适量，没有倒掉、浪费的现象。
　　创新之二：从人生解脱的方向考虑办企业的方向。
　　陈宇庭这么一个有深厚西方文化背景，有令人称羡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工作和优厚生活待遇的企业精英，为什么突然放弃这一切，在台湾的禅寺剃度出家三年后，办起“解脱”这么个不可思议的综合体，究竟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陈宇廷这样解释：“我一直在美国接受教育和就业，在这些过程中我认识到，欧美的经济理论很明显地将这个世界带入一个冷酷的、过度竞争的、浪费资源的、把人当成数字的游戏中。西方文化的根源是奥林匹克精神，是一种对立的，你死我活的，需要假想敌的文化，而我们中国的根源是强调和谐共处的农业文化，我们的理想自古即是世界大同，两者的优劣，对人类的利弊，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任职国际性的大公司大财团，好像很风光，住最好的房子，开最好的车，出入上流社交圈，而实际上他们很多人内心都好苦。我就想了，为什么要这样活呢？我对这种经济制度开始怀疑，我对自己要不要在这个体系下继续维持一种虚荣的生活开始动摇。那我不这样生活，又该怎样生活呢？我要静下来想，所以我走进了寺院，通过在寺院里学习佛家哲理，从很小很小的事情做起，帮助一些与自己无亲无故的人，再把关爱心扩大，渐渐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人生的方向就是把爱心无限扩大的解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智慧，就是天地人和合，其乐无穷的人生哲学。中国佛教就是在般若智慧指引下，使众生走向“解脱”。“解脱”服饰都很宽大。解脱服饰，就是让穿着的人，身体在衣服里面，有鱼游于水的感觉，帮助人从“压抑中，束缚中”解脱出来。
　　创新之三：企业的宗旨，赢利＋培训—→回馈社会。
　　解脱从不公开招聘，员工主要是互相引荐来的亲友。人们来“解脱”，最大的感受是，这里就像“家”。“解脱”依照企业的方式来管理和运作，有自己的宗旨：“给人欢喜，给人信心，给人方便，给人希望”。
　　“解脱”是陈诚基金会名下的事业体。据介绍，陈诚基金会十几年来做着慈善、文化、教育、心灵关怀等方面的工作，照顾了近千个项目。之所以成立“解脱”，开发“解脱”服饰，就是要将“解脱”的赢利，用于捐助许许多多需要照顾的人。
　　“解脱”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工作个体，而不是做袖子的只做袖子，钉纽扣的只钉纽扣…… “解脱”的车工必须一个人完成整件衣服的缝纫，其目的是让每个人掌握一项完整的技术，然后学以致用。譬如如果学会了裁剪、缝纫、配件、手工，回到家乡可以开裁缝店，开服装厂。如果在食堂工作，可以学到从采购、洗菜、烹饪到服务、卫生、计帐等整套的管理知识，回家乡可以开饭店餐厅。如果在宿舍区工作，能学到清洁、接待、服务、卫生、礼仪等一整套的管理旅馆的知识，回家乡后可以开办小客栈、旅馆……也就是说，类似于职业培训学校。
　　“解脱”实行毕业制度，员工毕业后要用在这里学到的技术开创事业，不但照顾自己，还要照顾亲戚、乡邻，造福家乡。
　　通过般若智慧，觉悟“性空”之理，破除“我执”和“法执”，也就能彻底了却烦恼和痛苦，获得解脱。般若就是一种超越的助人解脱的智慧。昊立民先生在《禅宗宗派源流》中说：“般若是不可说的，勉强而言，就是空而不空，不空而空，谓为空不空。从空的方面说，一寒彻骨，一贫如洗，一无所得。从不空而言，万象庄严，华严富贵，无所不有，它是圆融无碍而又圆满具足的……。所以我的师傅教我的法语是：‘不立一法，不破一法，有法皆立，无法不破。’不立一法，才得个入处；不破一法，才能知出处；有法皆立，才能明个用处；无法不破，才能证个了处。’”
　　只要人们有坚定的信仰，坚强的毅力，坚持净戒，积极精进，末法可化为正法，如同我们在西来寺山门所看到的一副对联所说的那样：
　　东方佛光普照三千界，西来法水长流五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