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台山三个问题的考辩

关于五台山三个问题的考辩
　　赵 慧 崔增磊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五台山五个台顶的位置大概是在唐代初期(不晚于673年)曾发生过改变，将古中台换成北台，古南台换成中台，古北台从五台位置中取消，新加了南台，与改变后的北、中、东、西四台遥遥相对。佛光寺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年(478)到九年(485)间，是由宕昌王弥机所建。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的灭佛并没有迫害到五台山，《广清凉传》中的记载是不属实的。
　　关键词：台顶位置；佛光寺；后周世宗灭佛
　　中图分类号：K87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8)01-0038-03
　　五台山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是我国重要的佛教圣地，相传是文殊菩萨的道场。随着佛教研究的深入和旅游业的兴盛，关于五台山的学术成果越来越多，但是笔者在查阅资料和研读前人成果的过程中发现，还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考辩。
　　一、古今五台位置更改时间考辩
　　五台山由东、西、南、北、中五个台顶组成，但古今五台的位置是不同的。
　　宋代清凉山大华严寺延一大师在《广清凉传》卷上《五台四埵古圣迹》中说：
　　据古图所载，今北台即古中台，中台即南台。大黄尖即北台，栲栳山是西台，漫天石是东台。(唯北台中台古时有异， 东西二台古今无异)。至巨唐，俨禅师，神异僧也。尝登南台之上，望见五顶皆有五色云覆之。随云覆者，配之为台。唯古之中台，即今之北台：古之南台，即今之中台(孝文封为南岳也)。余皆定矣。
　　根据这两段文字的记载可以得知，在宋之前五台山五座台顶的位置除东台、西台外，都曾发生过改变，而这一改变是大唐的俨禅师根据五色云的位置确定的，所以要搞清楚五个台顶更改的时间，确定俨禅师的生卒年代是关键。
　　现在学术界只有崔正森先生在《五台山佛教史》的绪论中论及过“古今五台”，认为文中的“俨禅师”是佛光寺的高僧“行严(?—849年)”，也就是说古今五台位置发生变化的时间大概在唐代后期。笔者认为俨禅师与行严并非一人。《古清凉传》卷上中就有关于俨禅师事迹的记载。唐代俨禅师(?一673年)，朔州人，十七出家，经常到五台山礼拜，“道业纯粹，精苦绝伦”，(1)受到方圆百里人们的尊敬，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在五台山石窟寺圆寂。俨禅师经常登台礼拜，与文中“尝登南台之上”相呼应。再者，据《古清凉传》记载：“南台灵境寂寞，故人罕经焉。台西有佛光山，下有佛光寺”。此处的南台已经是改变后的位置了。而《古清凉传》大概成书于公元679年之后不久，与俨禅师卒年相差不远。所以，此处的俨禅师应是生活在唐代初期，而并非唐代后期的行严。以此推断，古之五台与今之五台是在唐初(不晚于公元673年)时发生改变的。
　　俨禅师之前的五座台顶的位置是：大黄尖(叶斗峰的支山)为北台，叶斗峰为中台，翠岩峰为南台，栲栳山(今之挂月峰)为西台，漫天石(今之望海峰)为东台。俨禅师之后的五座台顶的位置是：叶斗峰为北台，翠岩峰为中台，锦绣峰为南台，挂月峰为西台，望海峰为东台。大黄尖从五座台顶中取消，将古中台改为北台，古南台改为中台，又增加了锦绣锋作为新南台。南台锦绣峰，草盛花繁，烟花凝翠，与东、西、中、北四台遥遥相望，能够与其余四峰环拥相抱，呈一莲花状。这样的位置才与印度的灵鹫山相似。
　　二、佛光寺的创建者和创建年代
　　佛光寺，位于南台西佛光山下，《古清凉传》中记载，为“孝文所立”，《广清凉传》中记载“宕昌王，巡游礼谒，至此山门，遇佛神光，山林遍照，因置额名佛光寺”。崔正森先生在《五台山显通寺——佛光寺创建年代考》一文中认为：佛光寺可能为宕昌王所建，大概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年(478)到十三年(485)之间。笔者认为：此寺应为孝文帝时的宕昌王——弥机所建，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年(478)到九年(485)之间，论证了崔先生的假设，并将时间推前了四年。
　　宕昌国为古西羌之地，第一位国王是梁勤，“有梁勤者，世为酋帅，得羌豪心，乃自称王焉。”到梁勤的孙子弥忽时，归附北魏，“世祖(北魏太武帝)初，(弥忽)遣子弥黄奉表求内附，世祖嘉之，遣使拜弥忽为宕昌王”。弥忽死后，虎子、弥治相继为王。孝文帝太和二年(478)三月，“以河南公梁弥机为宕昌王。”弥机为王时正是北魏高祖孝文皇帝时。此时，宕昌国与北魏联系密切，每年都遣使送供。后来，弥机还“朝于京师”121(P2242)这是第一位朝于京师的宕昌王。北魏的京师为平城(今山西大同)，离五台山较近。孝文帝又很热衷于五台山的寺庙建设，五台山的佛教已小有规模，弥机应当来此观摩，建造了佛光寺和宕昌寺。
　　继续翻阅史料发现，宕昌国还有第二位朝于京师的国王，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宕昌王梁弥承来朝。”佛光寺也可能为弥承所建，但稍作论证便可推翻这一结论。《古清凉传》中说：“元魏沙门释昙鸾，本雁门高族，在俗之日，曾止其寺(佛光寺)，结草为庵，心祈真境，既而备睹圣贤，因即出家。”这说明昙鸾出家前佛光寺已经建成。昙鸾生于公元476年，“年十四即出家，”昙鸾十四岁时是孝文帝太和十三年(489)，而弥承到京师朝拜的时间是公元492年，所以推出佛光寺不是弥承所建，而为弥机所建。孝文帝太和九年(485)七月，“遣使拜宕昌王梁弥机兄子弥承为其国王，”弥承接替了弥机的王位。可知，弥机是在公元478—485年间当国王，佛光寺就是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年(478)到九年(485)间建造的。
　　三、五台山是否遭到后周世宗的“灭佛”
　　五台山是否遭到后周世宗柴荣灭佛的打击，学术界的认识还不统一。温金玉先生在《文殊道场五台山》中认为：五台山还未从唐武宗灭佛中恢复过来时，又遭受到了后周世宗灭佛的打击，遂使五台山佛教又趋式微。崔正森先生在《五台山佛教史》之第五章《五代五台山佛教》中只是提出后周世宗柴荣的灭佛事件未及五台山的佛教，但并未论证。笔者认为五台山没有遭受过后周世宗柴荣灭佛的打击，以下做详细论述。
　　《广清凉传》卷上《五台诸寺方所》中记载“粤自后周已来，亟遭废毁，甄台寂寞，空余麋鹿之场；宝塔摧颓，但聚鸱枭之迹。俄钟随季，海内分崩；寓县沸腾，生灵涂炭。兵火延及，荡焉靡遗；大率伽蓝，多从煨烬。名额既泯，基址徒存，其堪住持者，六十七所，余皆湮没焉。”意思是说，五台山受周世宗“灭佛”的打击和随后战争的影响，寺院宝塔破坏严重。很多学者也因为此条记载认为五台山受到后周世宗“灭佛”的打击。笔者认为，五台山身处边疆，受到战火的破坏是必然的，但是并没有受到“后周灭佛”的打击，延一大师的记载是有误的。笔者从两方面论述。
　　第一，后周曾经短暂的占据过五台山，但是时间很短，只有一个月，当时后周世宗还没有下令“灭佛”。根据史籍所载，五台山在五代时属于代州管辖，先后经历了后唐、后晋、后汉和北汉四个王朝。《五台山县志》说：“《五代史·职方》考，代州，唐、晋、汉、东汉有。”东汉，即十国中的北汉，为后汉时的太原尹刘崇于公元951年所建，占据了河东的并州、忻州、代州等十余个州。其实后周也曾短暂的占据过代州。后周自公元951年建国后，一心想统一全国，与北汉发生战争。后周显德元年(954)三月，后周与北汉在泽州高平(今山西长治高平县)发生了激烈的战争，以后周稍占优势。五月，周世宗柴荣亲自率兵攻打太原城，“代州防御使郑处谦以城归顺”。代州为后周所有，并“升代州为节镇，以静塞军为额，以郑处谦为节度使”。凹‘P1514)由于契丹援助北汉，使后周军队在忻口之战中受挫。为了尽快攻打下太原城，周世宗下诏“征山东、怀、孟、蒲、陕丁夫数万，急攻其城。”但是，不妙的是遇上大雨，军士劳苦，军心不振，于是决定班师回朝，六月离开太原，“所得北汉州县，周所置刺史等皆弃城走，惟代州桑挂即叛北汉，又不敢归周，婴城自守，北汉遣兵攻拔之。”代州又回到北汉的统辖范围内。从后周显德元年(954)五月代州归顺后周，到六月北汉收复代州，后周拥有代州的时间只有一个月。
　　第二，后周世宗的灭佛是在显德二年(955)五月进行的，与其说是灭佛不如说是整顿佛教更准确。显德二年五月，后周世宗说“释氏贞宗，圣人妙道，助世劝善，其利甚优。前代以来，累有条贯，近年已降，颇紊规绳。近览诸州奏闻，继有缁徒犯法，盖无科禁，遂至尤违，私度僧尼，日增猥杂，创修寺院，渐至繁多，乡村之中，其弊转甚，漏网背军之辈，苟剃削以逃刑，行奸为盗之徒，托住持而隐恶。将隆教法，须辨否臧，宜举旧章，用革前弊。”于是决定实行“灭佛”政策。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周世宗对佛教助世劝善的作用还是肯定的，只是寺院的纪律越来越不严明，已经危害到国家利益，所以周世宗佛教政策的初衷就是要革除佛教中的弊端，以此达到兴隆教法的目的。再者，周世宗灭佛的政策是废除没有敕额的寺院，严格规定了男女剃度应具备的条件，杜绝舍身、烧臂、炼指之类的事情发生等等，这些都是引导佛教向正常道路发展的，适当控制寺院、僧尼的数量，并不是随意破坏寺院，乱杀僧尼的。五台山的多数寺院都是敕建的。所以，延一大师在《广清凉传》中所讲的“粤自后周已来，亟遭废毁，甄台寂寞，空余麋鹿之场；宝塔摧颓，但聚鸱枭之迹”。这种现象可能是战争造成的，而不是受后周灭佛的影响，也可能记载的是北周武帝灭佛后的状况，“后周”为“北周”之误。总之，延一大师的这一记载是不属实的。
　　综上所述，后周占领代州的时间是显德元年(954)五月到六月之间，而后周实行灭佛是在显德二年(955)五月，五台山此时并不在后周境内，所以后周的灭佛政策涉及不到五台山。后周世宗的灭佛是有选择性的，破坏力并不强，延一大师关于五台山受后周世宗灭佛摧残的记载是有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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