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大士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张勇《傅大士研究》

傅大士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评张勇《傅大士研究》
　　杜正乾
　　傅大士傅翕，为中国南北朝之际的禅学大师，自称“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傅大士以居士身份而广宏菩萨行，在当时和后世影响颇大，“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他的研究至今为止还是很不够的，特别是国内近现代以来有关的佛学论著，基本上并不涉及”(曹中建主编《中国宗教研究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41页)。但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传的2000多名高僧中，能号称“大士”的高僧大德，却只有傅翕一人(张嘉梁：《浙江寺院文化概述》，载《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4年2期)。即使到目前，　　学术界对傅大士研究仍然相对较少，只是偶尔论及。如论著类有汤用彤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其在第十九章有志公与傅大士一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593--594页)，简略介绍了傅大士的行事。论文类有秦宝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秘密教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载《清史研究》1997年2期)一文中论及到了傅大士利用弥勒教进行反社会活动的事迹。方立天在《南北朝禅学》一文中论及到傅大士的禅学影响，提到了唐代道信禅师在所作《人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称赞傅大士的禅法“独举守一不移”(见《楞伽师资记》引，《大正藏》第85卷第1288页上)，并以此为修道方便五种法门的依据之一(载《宗教学研究》2000年2期)。王庆德《中国民间宗教史研究百年回顾》一文中介绍到有学者认为南北朝时期傅大士所创建的弥勒教是白莲教的源流，它与后来的摩尼教以及从中演变而成的白莲宗、白云宗相混合。至元代，为了反抗政府、夺取政权，它们一致联合，组成了韩山童的结社(载《文史哲》2001年1期)。胡良学《大足北山佛湾石刻转轮经藏窟之管见》一文提到据传为梁朝傅大士专为文盲信众发明的转轮经藏(载《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1期)。陈宝良《明代儒佛道的合流及其世俗化》一文指出，在明代，世人多以儒、释、道合为一图，或者塑像于寺观。释以佛居中，道以老子居中。甚至出现了穿戴为道冠、儒履、释袈裟之傅大士(曹安：《谰言长语》卷上，载《宝颜堂秘籍》汇集)，可见傅大士影响之深远(载《浙江学刊》2002年2期)。诸如此类间接论及傅大士的论文还有不少，但是读者仍难窥一斑而见全豹。
　　巴蜀书社推出的由著名学者项楚教授主编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丛书之一种、张勇所著《傅大士研究》(以下简称张著)，则开创了傅大士研究的新局面，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傅大士的集大成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北京大学东方研究院《华林》第二期上萨尔吉所评张著《傅大士研究》评语，中华书局，2002年)，值得向学术界推介。
　　拜读《傅大士研究》，笔者以为张著有以下几个特点。
　　体例宏富，点面结合。全书分为3编共13章。上编为化迹和传录之研究，下列四章，第一章结合传世文献中“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法琳和道宣的记载，宋代有关的禅宗灯史和其他佛教史籍傅大士的有关资料进行了考辨，并对傅大士的年谱进行了初步的编录。第二章对傅大士的《善慧大士录》的源流进行了探讨，自弟子结集到楼颖编次本，《双林善慧大士小录并心王论》、龙津删润本和楼熠刊正本以及日本国所藏版本，第三章就《善慧大士录》的真伪及其恒久保存的原由进行了论述。并附有傅翕遗骨、遗迹考辨两篇文章。第四章探讨了傅大士富有浓郁时代色彩的语辞特色。中编对后世有关傅大士的疑伪点窜或伪托的诗偈进行了考论。第五章是《心王论》《心王铭》和小心王颂》研究，第六章专门对《行路难二十篇并序》进行了研究，从而揭示出傅翕禅法的影响，以及牛头宗风对其影响；同时，就《行路难》这一文体特征的源流进行了追述，并对敦煌本《行路难》也予以了相当的关注。第七章对另外的《行路易》《浮沤歌》《三谏歌》《示诸佛村乡歌》作者疑属牛头宗诗偈，而《善慧大士录》所收录的《还源诗十二章》《独自诗二十章》疑为天台宗的诗偈，并就傅翕与天台宗的交涉进行了研究。第八章专就敦煌本《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版本源流，创撰年代以及作者之考辨进行研究；下编为禅风，传承和名位。从第九章到十三章章目则分别为傅大士弥勒应化和维摩禅行的统一、苦行实修的大乘禅法，定慧双休和三教融合的先驱，傅翕禅法的师授和嗣承，云黄禅风漾千秋。
　　考证精严，思辨慎密。如对傅大士的生年，传世文献记载含混不清，张著则根据《双林善慧大士小录》、《善慧大士录》以及《景德录》等传世文献记载，将傅大士的生年考订为南齐明帝建武四年丁丑(497)五月八日(22页)。另如在第九章《烧身考》一文，针对于傅翕师徒数十人誓愿或竟焚躯这一佛教史上罕见的行为，作者进过精密的考述后，认为傅翕以白衣而行菩萨行，处处可以感受到其勃勃的人世浩气和苦行精神，迥别于南朝一般“高僧”及信佛的统治阶级的空谈和别有用心；而其悲悯普渡众生愿望体现得最为充分的，正是他及弟子的赴火烧身(350页)。第十一章《转轮藏考》一文，对傅翕首创轮藏、轮藏的构造和功用以及轮藏的影响和流变进行了详尽的考述。第十二章《鱼鼓考》一文也集中体现了这一特色。
　　文献功底扎实，史论结合充分。记载傅大士材料最宏富的有唐代楼颖编《善慧大士录》，但是楼颖本原书早佚，今所常见的则为宋雍熙二年(985)的节抄本《双林善慧大士小录并心王轮》和楼熠绍兴十三年(1143)的勘正本《善慧大士录》。那么，自唐历宋，迄于明清，记录傅大士的文献载体《善慧大士录》的版本源流怎样，就至为关键，必须下一番梳理文献的苦功夫。作者在经过严密的考证后，把一千余年来傅翕传录的源流本末呈现给了学术界，那就是陈太建元年(569)的智瓒初次结集，约于唐乾元元年(758)到8世纪末的楼颖编次本《善慧大士录》(9世纪上半叶宗密禅藏收录本)，9世纪前后的牛头宗整理本(即9世纪初最澄所写《双林大士集》一卷本)，到宋代以后，版本传承复杂(详其书81页图示)。张著熟练地运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知识，掌握汉宋以来的考据和义理之学的治学精髓，每考查一种版本的源流，大量征引传世文献典籍，经过精细的对比、辨正，因而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张著处处体现了这一优良的治学作风。
　　符合学术规范，体现了学科创新性。书前有弁言，简介了印度禅向中华禅蜕变的关键时期，在南朝佛学的颠峰梁代，诞生了以平民化和苦行实修为特征的、对禅宗的最终成立和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禅学大师傅大士的背景予以了介绍。书后有详细的文献征引目录，分为中国文献索引，所征引的书目达百余种，日本国文献索引，征引书目近百种，征引西文文献近四十种。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其在当今呼唤学术规范的学术界是一种师范。学术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第一占有原始文献，发前人之所未发；第二在研读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后出转精，体现学术的进步性。张著无论从其主体内容，还是从这些繁复的文献征引中，我们不难看出著者是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学术创新的。
　　此外，张著多种研究方法参用，水乳交融，各擅其长。张著以文献学为主，参以敦煌学、比较宗教学、宗教哲学、语言学、历史学，对傅大士的生平、语录、佛学思想、师承授受关系及影响等，“作了综合性、批判性、全面性的精细考辨和分析”(曹中建主编《中国宗教研究年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41页)。
　　当然，这样一种体大思精的专著，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美中不足之处，如对敦煌本《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著者没有将相关文献网罗殆尽，如敦煌本P．2039号背面《金刚经赞一卷》，S．3906号、上海图书馆藏《傅大士颂》，此外，还有德国学者茨默对《回鹘文傅大士颂金刚经残卷》的研究成果(茨默著，杨富学译《1970年以来吐鲁番敦煌回鹘文宗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载《敦煌研究》2000年2期)，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C．134(Ch．00120)梁朝傅大士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婆罗谜文音写本)(荣新江《英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纪略》载《敦煌学辑刊》1995年2期)等文献未能一并加以考证，这其中的缺憾，有些是客观原因所致，根据张著后记所知，《傅大士研究》成书于1997年之前，而写作之时，计算机、互联网并不普及，一般人甚至根本不知这二者为何物。所以，该书全是靠著者手工查阅资料著录而成。其资料搜集、写作等方面的艰难程度，与今天相较，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不可求全责备，苛求于著者。另如作者所指出的，对古代的文献整理，“常常是刚除旧尘，又添新垢”(593页)，需要著者以及学界不断地去努力和探讨。
　　总之，张著《傅大士研究》，已经就傅翕的众多问题作出了创获，不失为傅大士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其学术意义，无论是对南朝佛教史、中国禅宗发展史、中国佛教史，还是对中国的民间信仰史来说，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傅大士研究》，张勇著，巴蜀书社2000年7月第1版，42万字)
　　(本文作者傅正乾系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