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达摩祖师来汉地传法的因缘（一）

菩提达摩祖师来汉地传法的因缘（一）
　　记载菩提达摩祖师传法事迹的佛教文献和碑铭文字有多种说法，从各种佛教文献记录的内容来看，其中有的内容比较可信，有的记录可疑，有的内容则不同的文献之间有相互矛盾之处。《续高僧传》、《洛阳伽蓝记》、《楞伽师资记》、《景德传灯录》、《宝林传》、《指月录》、《传法正宗记》、《付法藏传》、《释门正统》、《林间录》、《三宝记》、《内典录》、《人天眼目》、《禅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中国禅学考》等十几种佛教典籍，对有关菩提达磨祖师的法脉承传渊源，来中国的时间、地点，收徒传衣法、传法之后的归宿等事迹的记载，各有差异。例如：[北魏]杨衒之撰《洛阳伽蓝记》（卷一）称其为西域沙门、波斯国胡人。显然是与另外一个同名的法师的事迹混淆了。【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26页。】。
　　现存最早的史料典籍当推[唐]道宣撰《续高僧传》“齐邺下南天竺僧菩提达摩传五(道宵)”【《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231b。】。后世禅宗的灯录、传记等多带有传奇性、禅宗公案性质的成分。本文的论述以《续高僧传》为主要线索，同时也参照了《历代法宝记》、《景德传灯录》等其它文献。
　　菩提达摩，亦作菩提达磨，生于南天竺，婆罗门种姓自幼聪明颍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对禅数之学尤其精通。因悲愍此边隅之国，欲以正法相导，故而远度汉土。南朝时由海路到达宋境南越。初抵中国，是在刘宋时代(424—479)，所到达的地方是“南越”，就是海南岛对岸一带地方[2]。后又从此北行至魏。
　　菩提达摩。南天竺婆罗门种。神慧疏朗。闻皆晓悟。志存大乘，冥心虚寂。通微彻数，定学高之。悲此边隅，以法相导。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门。年虽在后而锐志高远。初逢法将知道有归。寻亲事之，经四五载。给供咨接。感其精诚诲以真法。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着。然则入道多途。要唯二种。谓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疑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行入四行万行同摄。初报怨行者。修道苦至当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爱憎。今虽无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无怨对。经云。逢苦不忧。识达故也。此心生时与道无违。体怨进道故也。二随缘行者。众生无我苦乐随缘。纵得荣誉等事。宿因所构今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随缘心无增减。违顺风静冥顺于法也。三名无所求行。世人长迷处处贪着。名之为求。道士悟真理与俗反。安心无为形随运转。三界皆苦谁而得安。经曰。有求皆苦。无求乃乐也。四名称法行。即性净之理也。摩以此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录其言诰卷流于世。自言年一百五十余岁。游化为务不测于终
　　然而《宝林传》、《祖堂集》等灯录又说达摩于梁武帝普通八年(527)始达于南海，这是时间上的倒置，显然是后世的编造公案或附会。也有传说菩提达磨祖师于禅定之中观见中国有大乘根器 气象？，即泛海东来，经过三年时间，到达建康（今南京），这时正是梁武帝普通七年（５２２，有争议）。在洛阳见到永宁寺建筑之精美，自言年已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遍阎浮所无，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无，合掌连日。又曾见洛阳所修建之梵寺金刚，亦称为得其真相。洛阳永宁寺建于北魏熙平元年（516），毁于东魏天平四年（534），达摩应在此期间游历嵩洛，其间可能曾到过邺地。达摩在游历中土的行程中，到处以禅法教人。
　　达摩初抵中国之后的经历，《续高僧传》的本传中没有记载，《续高僧传》“兖州法集寺释法冲传三十九” 释法冲。字孝敦。姓李氏。陇西成纪人。父祖历仕魏齐故。又生于兖部。冲幼而秀异傲岸时俗。弱冠与仆射房玄龄善。相谓曰。丈夫年不登五品者。则共不仕。为逸人矣。冲年二十四。果为鹰扬郎将。遭母忧读涅槃经。见居家迫迮之文。遂发出家心。听涅槃三十余遍。又至安州暠法师下。听大品三论楞伽经。即入武都山修业。年三十行至冀州。贞观初年。下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冲誓亡身便即剃落。时峄阳山多有逃僧避难资给告穷。便造诣州宰曰。如有死事冲身当之。但施道粮。终获福祐。守宰等嘉其烈亮。昌网周济。乃分僧两处。各置米仓可十斛许。一所徒众四十余人纯学大乘并修禅业。经年食米如本不减。一所有五六十人才经两日。食米便尽。由不修禅兼作外学。冲告曰。不足怪也。能行道者。白毫之惠耳。盖利由道感。还供道众。行殊道业理固屡空。于时逃难转多。复弊霖雨。无处投止。山有大岩。猛兽所居。冲往诣岩穴。告曰。今穷客相投可见容不。虎乃相携而去。遂咸依之。仍听华严等经及难解。重至安州。有道士蔡子晃者。闲习内外款狎僧伦。道俗盛集僧寺。乃令晃开佛经。冲曰。汝形同外道。邪述缠怀。苟讲佛经终归名利。我道俗无名要，惟释子身既在此，毕不得行。早可识机无悔于后。晃闻默然逡巡而退。尔时大众叹曰。护法菩萨斯其人哉。冲以楞伽奥典沉沦日久。所在追访无惮夷险。会可师后裔盛习此经。即依师学。屡击大节。便舍徒众任冲转教。即相续讲三十余遍。又遇可师亲传授者。依南天竺一乘宗讲之。又得百遍。其经本是宋代求那跋陀罗三藏翻。慧观法师笔受。故其文理克谐行质相贯。专唯念惠不在话言。于后达磨禅师传之南北。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后行中原。惠可禅师创得纲纽。魏境文学多不齿之。领宗得意者时能启悟。今以人代转远，纰缪后学。可公别传略以详之。今叙师承以为承嗣。所学历然有据。达磨禅师后。有惠可惠育二人。育师受道心行口未曾说。可禅师后。粲禅师。惠禅师。盛禅师。那老师。端禅师。长藏师。真法师，玉法师(已上并口说玄理不出文记)。可师后。善师(出抄四卷)丰禅师(出疏五卷)明禅师(出疏五卷)胡明师(出疏五卷)。远承可师后。大聪师(出疏五卷)道荫师(抄四卷)冲法师(疏五卷)岸法师(疏五卷)宠法师(疏八卷)大明师(疏十卷)。不承可师自依摄论者。迁禅师(出疏四卷)尚德律师(出入楞伽疏十卷)。那老师后。实禅师。惠禅师。旷法师。弘智师(名住京师西明身亡法绝)。明禅师后。伽法师。宝瑜师。宝迎师。道莹师(并次第传灯于今扬化)。冲公自从经术。专以楞伽命家。前后敷弘将二百遍。须便为引。曾未涉文。而通变适缘。寄势陶诱。得意如一。随言便异。师学者苦请出义。乃告曰。义者。道理也。言说已粗。况舒在纸粗中之粗矣。事不获已作疏五卷。题为私记。今盛行之。初冲周行东川。不任官贯。频有度次。高让不受。年将知命有敕度人。兖州度抑令入度。隶州部法集寺虽名预公贯而栖泉石抚接遗逸为心房公位居台辅。作书召入。冲得题背曰。我于三界无所须。卿至三槐位亦极。公又重延。不守恒度。翻翔都邑。即弘大法晟动英髦。冠盖云蒸叹未曾有。中书杜正伦。亲位法席。详评玄义。弘福润法师初未相识。曰何处老大德。答兖州老小僧耳。又问何为远至。答曰。闻此少一乘。欲宣一乘教网漉信地鱼龙故至。润曰。斯实大心开士也。因行至大兴善寺。万年令郑钦泰。于寺打人。冲止之曰。公勿于寺打人。泰曰。打人罪我自当。冲曰。道不自当可遣他受。然国家立寺。本欲安宁社稷。唯善行之。公今于寺打人。岂名为国祈福。泰即礼谢。又三藏玄奘不许讲旧所翻经。冲曰。君依旧经出家。若不许弘旧经者。君可还俗。更依新翻经出家。方许君此意。奘闻遂止。斯亦命代弘经护法强御之士。不可及也。然冲一生游道为务。曾无栖泊。仆射于志宁曰。此法师乃法界头陀僧也。不可名实拘之。显庆年言旋东夏。至今麟德年七十九矣
　　中简单提到达摩曾将四卷本《楞伽经》“传之南北”、“后传中原”。据此则达摩在北渡之前有可能曾在南方传授过四卷本《楞伽经》。《楞伽师资记》记载达摩法脉传承上承于求那跋陀罗，这完全不可信。因为菩提达摩祖师来华之前就已经是见道证果的禅门大师，那里需要专门远涉重洋到中国来，去向一个翻译佛经的译师承传什么大乘佛教法脉。可能菩提达摩祖师为了学习用汉语文字来表达和传授《楞伽经》的方便，需要了解佛经汉译的一些语言文字规范，曾经与求那跋陀罗译师相见。此事当发生在求那跋陀罗入寂的宋明帝泰始四年(468)以前。则达摩北渡之前，至少应有数年479-486时间在江南一带一边修头陀行，一边随缘传授《楞伽经》印心的修行见地，并寻求有缘弟子。但是因为语言交流不通畅，宗门曲高和寡，机缘不契，始终未能遂愿。因为《楞伽经》是唯识法相系统的经典，当时佛教唯识理论正在印度流行。但是当时的中国佛教局面，般若系统的经典尚是初步翻译传人中国，人们对于唯识法相系统的佛教理论闻所未闻，而且唯识法相系统的佛法奥义常人难信难解。需要等到后来的唐朝，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回国之后译经讲解，佛教界人士对于唯识法相系统的佛学理论才有较多的了解。
　　达摩是在什么时候离开南朝、北至魏土的包括《续高僧传》的本传在内的早期传记，均无明确记载。但在《宝林传》、《祖堂集》这些比起《续高僧传》等来说成立时期较晚的早期禅宗史料之中，却说达摩是在北魏太和十年(486)北渡至魏的。此说虽一向未被重视，但其是否可信，则可通过 “僧副传”来帮助澄清。据《续高僧传》“梁钟定林寺释僧副传一”，僧副，即《景德传灯录》等文献中所记载的达摩的弟子道副，因性爱定静，四方寻师，得遇菩提达摩祖师于嵩山岩穴之中。因菩提达摩祖师“言问深博”，遂感而从其出家。初从达摩修学禅法，“寻端极绪”，有大成就，乃至受到习定者们的尊重，所谓“为定学宗焉”者是也。后则离师，“周历讲座，备尝经论”，又于齐建武年间(494—497)南游杨辇(杨都，即金陵)，止于钟山定林下寺。梁武帝仰其清风，迎至开善寺。后随西昌侯萧渊藻入蜀，而使蜀地禅法大行[5]。后又返回金陵，于梁普通五年(524)寂于开善寺，春秋六十一。
　　释僧副。姓王氏。太原祁县人也。弱而不弄。鉴彻绝群。年过小学识成景行。乡党称奇。不仁者远矣。而性爱定静。游无远近。裹粮寻师访所不逮。有达摩禅师。善明观行。循扰岩穴言问深博。遂从而出家。义无再问一贯怀抱。寻端极绪为定学宗焉。后乃周历讲座备尝经论。并知学唯为己圣人无言。齐建武年南游杨辇。止于钟山定林下寺。副美其林薮。得栖心之胜壤也。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无盈长。应时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请道颓然不作。咫尺宫闱未尝谒觐。既行为物览。道俗攸属。梁高素仰清风。雅为嗟贵。乃命匠人考其室宇于开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之思故也。副每逍遥于门。负杖而叹曰。环堵之室蓬户瓮牖。匡坐其间尚足为乐。宁贵广厦而贱茅茨乎。且安而能迁。古人所尚何必滞此。用赏耳目之好耶。乃有心岷岭观彼峨眉。会西昌侯萧渊藻。出镇蜀部。于即拂衣附之爰至井络。虽途经九折无忘三念。又以少好经籍。执卷缄默动移晨晷。遂使庸蜀禅法自此大行。久之还返金陵。复住开善。先是胡翼之山有神人现。以慧印三昧授与野人何规曰。可以此经与南平王观为病行斋三七日也。若不晓此法。问之于副。时以访之。果是其曾所行法。南平遂行斋祀。疾便康复。岂非内因外构更相起予。不久卒于开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普通五年也。窆于下定林之都门外。天子哀焉。下敕流赠。初疾殛之时。有劝修福者。副力疾而起厉声曰。货财延命去道远矣。房中什物并施招提僧。身死之后但弃山谷。饱于鸟兽不亦善乎。勿营棺陇以乖我意。门徒涕泪不忍从之。将为勒碑旌德。而永兴公主素有归信。进启东宫请着其文。有令遣湘东王绎为之。树碑寺所
　　据此可推知，道副生于464年，南游时约三十余岁。若将其跟随达摩修学的时间暂且按五年来计算[6]，“周历讲座，备尝经论”的时间暂且按三至五年来计算的话[7]，则其从达摩出家当是在大约二十一、二岁前后(484—486)。若据此而推，则达摩至少应该在486年时，就已经到达魏地了。加上面壁九年，《宝林传》、《祖堂集》所说的达摩北渡的时间，与推算出的僧副出家时间基本一致，说明这一时间还是有相当的根据的，可以认为大体上应该是可信的。达摩北渡的时间实际上绝不应该是在梁武帝的时候，而应当是在齐武帝(483—493)的时候。
　　关于达摩在魏地的情况，《续高僧传》的本传说，达摩每止住于一个地方，就在那里传授“禅教”。但当时魏国境内“盛弘讲授”，所以乍闻达摩所传的禅法，“多生讥谤”。言外之义，讥谤是来自讲授之徒[8]。但是，却有道育、慧可两个沙门，年纪虽少，却志向高远，愿为弟子，四、五年中，承事供养，咨问习学。达摩感此二人之精诚，遂诲以真法，即所谓安心法——壁观，发行法——四法，顺物法——护讥嫌，方便法——不著。其中以理(壁观)行(四法)二入最为重要。本传谓达摩以此等法“开化魏土，识真之士，从奉归悟”，并有弟子录其言语，流传于世。这卷“言语”应当就是指《楞伽师资记》的“达摩传”所说的昙林所录的《达摩论》一卷。据该记说，《达摩论》中，除了“二入四行论”外，似乎还有别的内容，皆昙林所录。道宣“达摩传”的主要内容，应当就是根据此《达摩论》。“言问深博”(“道副传”语)，“审其□慕则遣荡之志存焉，观其立言则罪福之宗两舍”，“摩法虚宗，玄旨幽赜”，“幽赜则理性难通”(《续高僧传》“习禅论”之语)。禅祖达摩在魏地大概只待到太和十九年(495)，关于达摩的所终，“达摩传”说是“不测”，而“慧可传”则说是“灭化洛滨”。迄今为止的研究皆认为，“慧可传”作于“达摩传”之后，应以“慧可传”所说的“灭化洛滨”为准，并根据《洛阳伽蓝记》所说，推测达摩应当灭于530年左右[10]。但是，这个看法显然过于简单了。
　　首先，以《伽蓝记》的达摩为禅祖达摩，据其在魏地的时期来推测禅祖达摩入灭的时间就已经不妥，上文已详。其次，达摩是慧可之师，关系确凿，达摩的传记置于慧可的传记之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不应该单单因为“达摩传”在“慧可传”之前，就认定“达摩传”先成，“慧可传”后成。所以，也就不应该因此而定执达摩的所终，究竟是“灭度”还是“不测”。况且，道宣作僧传，往往也不可能完全地精益求精。这一点，从达摩师徒三人传记之有失衔接，亦可窥见一斑。如：第一，达摩既然是僧副之师，则其传记理应置于“僧副传”之前，而却置于“僧副传”之后。第二，“僧副传”中虽言及达摩，而“达摩传”中却未言及僧副[11]。第三，“达摩传”中说达摩“不测于终”，而“慧可传”中却说达摩“灭化洛滨”，相互矛盾。第四，“慧可传”中已经明示，达摩至少应在东魏天平初年(534)以前就已经“灭化”，其年代应当是“魏”而不是“齐”，但目录中却称其为“齐邺下南天竺僧”。　　不过，由于在同一“习禅篇”中，关于达摩的所终，出现了两种说法，遂为后世的传说提供了材料。后世盛传达摩示灭以后被埋葬在熊耳山(不是被荼毗，若被火葬就无法复生了)，但后来宋云从西域回来时，又在葱岭见到了达摩携只履西归，这显然是用一种神话传说的形式将“灭化”和“不测”这两种说法杂糅在一起了——是两种说法的折中。关于达摩的所终，与究竟是“灭度”还是“不测”同样重要的问题，是“灭度”或“不测”的时期。迄今为止的研究皆主张达摩灭于530年前后，而这个时间，是根据《洛阳伽蓝记》关于“菩提达摩”的记载推导而来的。但是，既然我们现在已经不能承认《伽蓝记》的菩提达摩是禅祖达摩，那么，“530年”这个时间自然也就不能认为它成立了。那么，达摩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测”或“灭度”的呢？这个问题，因为与慧可有密切关系，所以还须从慧可说起。
　　据《续高僧传》“齐邺中释僧可传六(向居士　化公　廖公　和公　法林　僧那　慧满)”，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通晓内外经典，四十岁时得遇达摩，遂为弟子。达摩曾授其四卷《楞伽经》，告之曰，若能依此经修行，自得度世。达摩“灭化洛滨”之后，慧可亦“埋形河涘”，直到天平之初(534)，才开始在新邺公开传禅。但不久之后又受到道恒禅师的迫害，几乎死去。之后多年流离于邺卫，曾与向居士有书信问答，并有语录行世，但始终没有对当世很有影响的弟子。周武灭法时(574)尚且在世，与同学昙林共护经像。
　　释僧可。一名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外览坟素内通藏典。末怀道京辇默观时尚。独蕴大照解悟绝群。虽成道非新。而物贵师受。一时令望咸共非之。但权道无谋显会非远。自结斯要谁能系之。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门菩提达摩游化嵩洛。可怀宝知道一见悦之。奉以为师。毕命承旨。从学六载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乐无滞。而解非方便慧出神心。可乃就境陶研净秽埏埴方知。力用坚固不为缘陵。达摩灭化洛滨。可亦埋形河涘。而昔怀嘉誉传檄邦畿。使夫道俗来仪请从师范。可乃奋其奇辩呈其心要。故得言满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览未始经心。后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邺盛开秘苑。滞文之徒是非纷举。时有道恒禅师。先有定学王宗邺下。徒侣千计。承可说法情事无寄。谓是魔语。乃遣众中通明者。来殄可门。既至闻法泰然心服。悲感盈怀无心返告。恒又重唤亦不闻命。相从多使皆无返者。他日遇恒。恒曰。我用尔许功夫开汝眼目。何因致此诸使。答曰。眼本自正。因师故邪耳。恒遂深恨谤恼于可。货赇俗府非理屠害。初无一恨几其至死。恒众庆快。遂使了本者绝学浮华。谤黩者操刀自拟。始悟一音所演。欣怖交怀。海迹蹄滢浅深斯在。可乃纵容顺俗。时惠清猷乍托吟谣。或因情事澄汰恒抱写割烦芜。故正道远而难希。封滞近而易结。斯有由矣。遂流离邺卫亟展寒温。道竟幽而且玄。故末绪卒无荣嗣有向居士者。幽遁林野木食。于天保之初道味相师。致书通好曰。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知形之是影。扬声止响。不识声是响根。除烦恼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喻默声而寻响。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则诤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谈聊伸此意。想为答之。可命笔述意曰。说此真法皆如实。与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谓瓦砾。豁然自觉是真珠。无明智慧等无异。当知万法即皆如。愍此二见之徒辈。申词措笔作斯书。观身与佛不差别。何须更觅彼无余。其发言入理未加铅墨。时或缵之。乃成部类。具如别卷。时复有化公彦公和禅师等。各通冠玄奥。吐言清迥托事寄怀。闻诸口实。而人世非远碑记罕闻。微言不传清德谁序。深可痛矣。时有林法师。在邺盛讲胜鬘并制文义。每讲人聚乃选通三部经者。得七百人。预在其席。及周灭法与可同学共护经像。初达摩禅师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专附玄理如前所陈。遭贼斫臂。以法御心不觉痛苦。火烧斫处血断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后林又被贼斫其臂。叫号通夕。可为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饼食在前何不自裹。林曰。我无臂也。可不知耶。可曰。我亦无臂。复何可怒。因相委问方知有功。故世云无臂林矣。每可说法竟曰。此经四世之后变成名相。一何可悲。有那禅师者。俗姓马氏。年二十一居东海讲礼易。行学四百南至相州遇可说法。乃与学士十人出家受道。诸门人于相州东设斋辞别哭声动邑。那自出俗。手不执笔及俗书。惟服一衣一[盉-木+友]。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头陀。故其所往不参邑落。有慧满者。荥阳人。姓张。旧住相州隆化寺。遇那说法便受其道专务无著。一衣一食但畜二针。冬则乞补。夏便通舍覆赤而已。自述一生无有怯怖。身无蚤虱睡而不梦。住无再宿。到寺则破柴造履。常行乞食。贞观十六年。于洛州南会善寺侧宿柏墓中。遇雪深三尺。其旦入寺见昙旷法师。怪所从来。满曰。法友来耶。遣寻坐处。四边五尺许雪自积聚不可测也。故其闻有括访诸僧逃隐。满便持衣[盉-木+友]周行聚落无可滞碍。随施随散索尔虚闲。有请宿斋者。告云。天下无人方受尔请。故满每说法云。诸佛说心。令知心相是虚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违佛意。又增论议殊乖大理。故使那满等师常赍四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不爽遗委。后于洛陶中无疾坐化。年可七十。斯徒并可之宗系。故可别叙
　　《续高僧传》说慧可四十岁时得遇达摩《历代法宝记》以下，亦均谓慧可遇达摩时是四十岁。按理说，既然包括《续高僧传》在内的诸传皆认为慧可与达摩相遇时是四十岁，那么，对此说本来就不应该再有什么可怀疑的了。迄今为止也确实无人对此说表示过怀疑。但是，《楞伽师资记》的“慧可传”中却说慧可与达摩相遇时是十四岁。只是由于这是唯一一个独家异说，所以迄今为止便完全没有被研究者们所注意。但是，我们现在却应该注意到，《续高僧传》谓道育、慧可“年虽在后”，昙林的《二入四行论序》也谓道育、慧可“年虽后生”，显然都是在强调二人遇达摩时年纪尚且很轻。所以，十四岁之说亦应有其一理，不可完全无视。但是，一旦允许十四岁之说亦有一理，则自然产生了两说究竟孰是孰非的问题。
　　按，《续高僧传》说，达摩“灭化”之后，慧可也“埋形河涘”，直到天平之初(534)才开始公开传禅，但“埋形河涘”的时间究竟有多久，则未交代。然而《历代法宝记》却明确地说，慧可在得法之后，“四十年隐[山+皃]山洛相二州”，据此说，则慧可与达摩分手后，先后在[山+皃]山[12]及洛相两州埋形隐迹达四十年之久，然后才出世说法传禅。不过，由于此乃《历代法宝记》的独家之说，所以历来并未受到重视。但若以埋形隐居按四十年来计算，出世传禅的时期按《续高僧传》所说的“天平之初”(534)来计算的话，则慧可与达摩分手的时间，应当是在大约北魏太和十八年(494)的时候。而这个时间正好与《宝林传》、《祖堂集》和《景德传灯录》所一致主张的达摩于太和十九年(495)示灭的时间相吻合[13]。而且这一时间与《宝林传》、《祖堂集》所说的达摩在北魏太和十年(486)北渡至魏的时间正好相距九年，因此与古来达摩在嵩山面壁九年的传说也正好相吻合。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达摩的另一个弟子僧副，也是于495年前后(齐建武年间，494—497)离开魏地南下金陵的，与如上三说的时间亦正好吻合。如果将这些线索结合起来看的话，这一时间上的一致，显然不是巧合，而应当认为这都是与达摩在太和十九年(495)时确实已经不在魏地有关——师不在魏地了，弟子们也就都远走他方了[14]。
　　为什么达摩不在魏地的同时，弟子们也都远走他方了呢？要想明白个中的原由，我们应当注意一个所有达摩和慧可的传记都记载了的重要事实，那就是，自达摩在魏地传禅开始，他这一派的禅法，就一直受到讥谤。
　　关于达摩受到讥谤的原因，《续高僧传》说是因为当时魏地“盛弘讲授”，所以“乍闻定法”，便生讥谤。这意味着讥谤是来自于“讲授”之徒，是义学对定法的讥谤。然而，昙林所记则没有这个限定，而是泛指讥谤达摩一派的是“取相存见之流”。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个正确呢？
　　按，根据各种记载，当时魏地并不是没有“定法”，而且其“定法”还由来已久。早在太武帝时(424—451)，即有禅僧玄高于平城弘扬禅法，为北魏僧人最早之领袖。文成帝(452—465)时，有沙门统昙曜为复兴佛法之栋梁，亦以禅法著称。同时又有僧周亦以头陀坐禅闻名于世。及至献文帝(465—471)禅位于太子(孝文帝)，移居于北苑崇光宫，览习禅籍，又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备有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可见其自身与禅僧之交往，及对禅法之热衷。孝文帝世(471—499)，虽特崇义学，成实、涅槃、毗昙均因之以大兴，而亦有禅僧佛陀为孝文帝所敬，在平城时为其另设禅林，南迁后于洛都设静院以居之，后又于嵩岳少室山为之立寺(即少林寺)，公给衣食。这些事情，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第十四、十九章，所述甚详。故知魏地非无定法，亦非不重定法，所以不能单纯地认为达摩的定法受到讥谤，是因为魏地盛弘讲授的缘故。
　　《续高僧传》所说既然与实情不符，那么，昙林所说的又如何呢？
　　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论及北朝佛教时，反复强调的是，北魏朝廷上下之奉佛，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所以造塔立寺，穷土木之功，乃是北朝佛教的最大特征。塚本善隆的研究(《北朝佛教史研究》)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意味着北朝佛教有很强的“取相存见”的倾向。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达摩所传禅法的最大特点却是，法于“虚宗”，存“遣荡之志”，舍“罪福之宗”，“玄旨幽赜”，“理性难通”(以上《续高僧传》“习禅论”语)、“情事无寄”(“慧可传”语)、“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法冲传”语)，所以可以想见，这种禅法实际上应该是很难让北朝的朝野上下所理解和接受的，因而受到讥谤也就在所难免了。昙林所说的来自于“取相存见之流”的讥谤，指的应当就是这个。
　　不过达摩在魏地，似乎一直待在嵩洛一带，在僧副、慧可等人从达摩受学的时候，北魏的朝廷也尚且远在平城，嵩洛还不是北魏佛教的中心，所以那个时候还不至于受到太多的讥谤。但是自太和十八年(494)迁都伊洛，大批僧侣亦随之南迁，嵩洛一带一跃而成了北魏佛教的中心。这样，朝廷上下的重功德、福田、饶益的风气自然也就顿时倾动了嵩洛一带，而达摩的罪福两舍、“情事无寄”、“理性难通”的禅法自然也就要遭到白眼了。后世的灯史，如《传法宝纪》、《历代法宝记》以下等皆谓有人曾多次毒害达摩，这当然不一定是事实，但此说之所以会出现，显然是意味着当时达摩系统的禅师，因为所持的见解不同，而受到了较为激烈的讥谤甚至于排挤和迫害。乃至过了几十年之后，到慧可出世传禅的时候，还依然因其说法是“情事无寄”而遭到迫害。并且，如《续高僧传》所说的“多生讥谤”那样，讥谤肯定是来自于多数和多方面的，大有群起而攻之之势。因为处于这种环境之下，所以达摩及其弟子们当然也就难以继续居止于嵩洛一带传习禅法，所以达摩便要“不测”、僧副便要南游、慧可便要隐迹埋形——这些都应该认为是与魏都南迁、北魏的佛教中心移往嵩洛一带有直接的关系。所以，495年这个时间，显然是有相当的根据的，应该是可信的。而且由此来看，达摩于495年“不测”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灭化”的可能性。
　　与达摩495年“不测”或“灭化”的时间是可信的一样，慧可于达摩“不测”或“灭化”之后隐居四十年之久，也应当认为是可信的。这不仅是因为两说本是相互关联的，而且还因为，自北魏迁都伊洛(494)至东西魏分裂(534)也正好是四十年。这四十年间，慧可经过在皖山的隐居修学之后，又返回北方，隐于洛下，“默观时尚”。及至北魏经历了种种内忧外患而分崩之后，事实已经证明，“取相存见”的北魏佛教，实际上是禁不起现实考验的，北方的佛教已经到了应当开始一个新时代的时候了。于是，慧可便离开了“取相存见”的势力依然强大的伊洛，到新邺去公开传授他的禅法。这四十年的时间，与历史的进程也正好吻合。所以，隐居四十年之说应该认为是可信的[15]。
　　达摩既然应该是在495年时离开魏地，而如果慧可初遇达摩时已经有四十岁的话，则两人分手的时候，慧可就应该是四十六岁(跟随达摩的时间是六年)了。若如是，则其出生就应该是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然而《续高僧传》说，周武灭法时(574)慧可曾与同学昙林共护经像，若真是太平真君十一年生，至此时就应该有一百二十五岁了。如此高龄，在僧史上当是罕见的，碑记、僧传、灯录总该有所言及[16]。然而，毕竟何处都没有这样的记载，所以我们可以断定慧可肯定不会住世到一百二十五岁的高龄。因此，也就可以断定慧可初遇达摩的时候，不应该是四十岁，而应该是十四岁。“十四岁”，与《续高僧传》的“年虽在后”、昙林《二入四行论序》的“年虽后生”之说正好吻合，可以相互印证。这样，495年两人分手时，慧可应当是二十岁。则可推知，他应该是出生于北魏孝明帝的承明元年(476)。
　　由于达摩禅法与前此流行中土的禅法有异，时人闻所未闻。菩提达摩祖师站在开悟者的立场说法，其言论中总是带有否定传统佛教寺庙讲经说法、否定佛教名相的权便言辞，与世俗弟子顶礼膜拜佛教宗教权威、经典、法像等等的宗教情感相互抵触，因此常常受到讥谤。抵魏后，游嵩山少林寺，在此独自修习禅定，人称壁观婆罗门。道育、慧可二沙门礼见达摩，亲近供养四、五年。达摩感觉他们学习禅法的真诚，以衣法相授。又将四卷《楞伽经》授与慧可说：“我观汉地，唯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弟子还有道副、昙林。东魏天平年间（534～537）于洛阳示寂。《续高僧传》记“不测于终”，也有记载称遇毒身亡。
　　随着禅宗法脉的兴盛和普及，宗门内部关于菩提达摩祖师的传说也越来越多，有的传说被编造成为禅宗著名的公案。
　　达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也相当著名。关于达摩晚年的事迹，传说他遇毒而逝，葬于熊耳山；又传魏使宋云自西域回国时在葱岭遇见达摩，时达摩手携只履翩翩独逝，这就是“只履西归”的传说。依上所述，关于达摩的事迹可以确定的有以下几点：第一，达摩为南印度人，在中国的活动行程大致是由南向北，活动的区域以洛阳为中心，活动的时间大约为公元5世纪末到6世纪初。我们之所以不认为达摩是波斯人，主要根据是从《续高僧传》所记来看，达摩所传授的禅法为当时人所不理解，即与当时流行的禅法有所不同，而达摩以前中土流行的禅法主要是安世高所传小乘安般禅，安世高乃西域僧人。达摩所传禅法与之不同，地分南北当是可以成立的因素，故认为达摩是南印度人更可信。因此达摩在中土的行程由南向北也可成立。第二，达摩所传禅法依据的经典是四卷本《楞伽经》，其核心内容是“二入四行”。第三，达摩的直接弟子有道育、僧可和僧（道）副、昙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