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须弥塔四千秘藏

正定须弥塔四千秘藏
　　无法推指那些奉献佛法的具体人事和具体情形，我们却不难理解那些佛法奉献者心中昭昭的一片虔。
　　一
　　5月20日，正定开元寺须弥塔修缮工程已启动20余天。
　　须弥塔保护相对完好，此次修缮主要包括“恢复原地面，挖补塔基台帮，更换部分石构件，剔除一至九层塔身酥碱砖，修补残缺踏檐，重新砌筑塔刹覆钵和仰莲，更换钢制刹杆，重做板门和窗扇，增设避雷设施”等，“做一些局部修补，对塔体进行加固”而已。
　　“我们得由上而下，一层一层进行。”参加修缮工作的宋青山边介绍边在地上画出一个图形，以使听者有大致的直观认识。“正定城现有4座塔，那三座都修缮过，修缮的时候我也都参加了。就剩这座须弥塔了。”
　　恰恰是这座须弥塔让宋青山有了不同于参与正定城内另外三座塔修缮时的见识。5月20日下午5点左右，他和施工人员一起清查须弥塔塔刹，发现四个宝珠间的两个铁筒有裂痕，随后他们发现宝珠内藏有东西，“谁都没想到啊。发现里面有东西后，我们没敢再动，立刻通知了县文保所。”
　　正定县文保所立刻派人赶到现场。清理工作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都未完结，为加强防卫，当晚他们请来了专人保安。次日继续清理，天却变脸了，陡然加大的风速，吹净了文物上的浮尘，一时间也加大了清理人员工作难度。而一件一件文物，终于还是被全部安全地清理出，转至地上。
　　根据以往经验，地宫多埋藏文物，佛塔发现文物，也多是在佛塔地宫，像须弥塔这样，在塔顶藏有文物的情况，确属罕见。正定县文保所副所长郭玲娣说，从事文物工作20多年了，在塔顶发现文物还是首次碰到，她推测，“宝珠内发现的这些文物，应该是当时信徒们的供奉和捐赠物”。
　　二
　　须弥塔顶秘藏重见天日数日后，我第一次来到位于正定县城中心地带的开元寺。在我的阅历中，在河北，我所礼拜过的开元寺还有两座，一是邢台市内的开元寺，一是定州市内的开元寺；前者现存建筑不少，可惜在其中已找不见塔，而后者遗留下的惟一建筑，就是以高度独步天下的著名的定州开元寺塔了。
　　检阅文献，会发现全国范围内，叫开元寺的寺院众多。开元，不就是唐帝李隆基在位时最有作为的鼎盛期的年号吗？开元寺，不就是彼一时期的建造吗？
　　事实上如此推断不仅唐突而且片面，譬如邢台开元寺，建于唐，现存建筑却多为明重修时所留；譬如定州塔，建于北宋，不过延续了一个开元寺塔的名称罢。
　　“佛教者在于清净，存乎利益”，唐开元年间佛事之盛，能从史料记载中找出许多证明，后世叙说当时，“京城内寺宇相望”，士大夫家以僧尼道士为门徒，竟至到达“往还妻子无所避忌”程度。而正定这座开元寺，其来历便更有些意思，始建于540年即东魏兴和2年，初名净观寺，隋朝改名解慧寺，有考证说738年即唐开元26年，李隆基诏令天下州县各建一所大寺，于是才又改名开元寺；此时佛运还兴，距845年唐武宗李炎诏令捣毁4600所寺院，强迫16余万僧民还俗，还有100余年的路程。
　　正定开元寺遗存不多，主要为东西对立的钟楼和须弥塔。钟楼大名鼎鼎，是我国现存惟一的唐代钟楼，名副其实的国宝，著名学者梁思成1930年代第一次至此，站在建筑与文史角度欣赏，说它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正定的塔中之最古者”，须弥塔同样为梁思成称道。此塔始建于636年。我们发现那是一个对佛顶礼的年代，上至太宗李世民下至广大民间，都对无边佛海充满深深尊敬；那个时候著名僧人唐玄奘尚在西天取经路上，尚未回到首都长安，后来闻名于世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均不存在。最初须弥塔建成后什么样？修与毁，几劫几生？我们知道现存须弥塔为明代遗物，带有鲜明唐代遗风，从其形制风格很容易看见小雁塔的影子。今天西安城里的大雁塔和小雁塔依然是唐代遗物，可谁又能否认当年小雁塔的设计者们没有参照或借鉴过正定城内这座早已建成的须弥塔？只是，一唐一明，中间隔了几个朝代，我们的遗憾也就隔了几个朝代。然而，站在这座古朴疏朗通高40余米的九级密檐塔前，或置身其上，我们依然能有几许飘飘然羽化登仙的感觉。
　　三
　　第一层较高，塔身四面两端均浮雕一尊形态略异的力士像。门向南开，石券，门框雕刻花瓶与花卉图案，门楣雕二龙戏珠，再上是“须弥峭立”四字石匾。塔身每层砖砌叠涩檐，自第二层开始收分，此一形制可称叠涩出檐塔之典型。
　　塔是空心，内壁垂直，上下贯通。无法在塔内攀登而上。修缮工程开始，塔四周搭建起脚手架，脚手架一边铺设了陡陡阶梯，方便工人上下。除了可借助它攀缘上塔，别无他途。
　　5月31日上午。
　　须弥塔顶。
　　砖砌而成的刹座、仰莲、覆钵，上有铁制刹杆，原来的四枚铜铸椭圆形宝珠，只有最下方最大的一枚在原位，另三玫卸下后尚未重新安置；刹杆穿过，还有很长一段，直直朝向天空。一位工作人员在我眼前抱起一玫没有安置上去的宝珠，花费了不小的气力，可见其重。
　　100余字铭文，即铸于最下方最大的这枚宝珠上。风雨与时间，业已让这玫铜制宝珠失掉原有色彩，青灰的颜色上，铭文与之浑然一体，并不特别凸现，阳光从一侧的东方打下来，才有些别样清晰的映衬。
　　“直隶真定府开元寺旧有宝塔一座，自大唐贞观拾年四月初捌日定立……於顺治拾捌年柒月贰拾贰辰时…坐有僧大造化名自成等同化重建，从康熙元年修，至康熙四年秋月大功……”这段已辨认不太完整的铭文，带给我们不少珍贵信息，比如它印证了须弥塔始建年代，康熙年间重修史实。铭文还记录下开元寺当时的住持僧名玄恭，铸造宝珠的工匠有晋州人冯自起以及纪守才和纪守富兄弟。
　　没有发现更多关于玄恭和三个铸匠的信息，想从他们那里了解宝珠内文物来自谁人之手，有怎样的时代背景，几无可能。可是，探询文物来龙去脉的途径，至此真就堵死了？在发现的文物上不意间也可见到一些名字，像魏礼胤，像“王氏”一类，再追究，却是无所收获，难道这些人就是这些文物最初的主人？
　　有一点重要线索我们也许忽略了，有一种当时存在的事实我们也许可作正确推断，从1661年到1665年，即铭文中记载的须弥塔重修的数年间，正定城正处于一省中枢所在地，当时的直隶巡抚驻扎于此，它应该有着非常的繁华热闹。
　　此时的佛教，近乎国教，佐证是，清顺治帝福临出家的传闻一直延传至今，试想，一国之君之所好，势必影响并推助下边的群体之所好，我们无法推指那些奉献佛法的具体人事和具体情形，却不难理解那些佛法奉献者心中昭昭的一片虔诚。
　　作为僧人，玄恭自不例外；作为铸匠，冯自起和纪氏兄弟会是这个群体中的例外吗？
　　四
　　“当皇帝信仰宗教，热衷佛道时，或一个政权以某一宗教为国教时，就会投入大量社会财富”，我基本同意这样的判断。再以贞观年间唐玄奘取经为例，玄奘自印度回京后，不但受到太宗李世民亲自召见，其翻译佛经工作也得到唐政府人力物力的大力资助。
　　“唐朝几个皇帝都信佛敬佛，还搞过迎佛骨活动。到清朝时，寺院已经集中了绝大多数当地财富。在宗教方面投入多大的人力和物力，显然与政权的规模、统一还是分裂无关，而是取决于统治者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和该宗教在国民中的普及程度。”面对历史如此言说与判定，我同样无法回避或投上一张否决票。
　　5月31日，正定县文保所已对发现文物进行了详细整理统计，并在归类后做了妥善保存。
　　四千秘藏之中，以铜器、银器、漆器、玉器、蚌器、珐琅器、金器等为主，小者数寸，不过一根小拇指大；如一枚绿翡翠，样子像是饰品，放于掌心，尚不盈掌。最大一件是一尊高约一尺的银质塔模，这尊塔模令人惊绝之处在其最底层，其底层门后，藏有三尊鲜亮的金色坐佛，可谓塔中有佛，佛国无限了。
　　“这些文物的品相和等级尽管还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认定，我们还是能够断定，此次发现显示出当时人们对文物古迹修缮的支持和重视，也寄托了人们祈求平安、幸福生活的美好心愿，更为研究明清时期社会生活、人文环境提供了珍贵资料。”而此次发现在一些专家看来，最为珍贵的可能是其中一批经书。这批经书因为在一个防潮性能并不太好的环境下保存了300余年，所以拿出的时候有的已经粘连团皱，但有的还保存很完整，里面字迹清晰，我注意到一册生有霉斑的经书封页上，标明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石家庄文物大观，高英民著，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日知录集释，顾炎武等著，岳麓书社1994年版；统一与分裂，葛剑雄著，三联书店1994年版；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版；图像中国建筑史，梁思成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