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与佛教的不解之缘

李煜与佛教的不解之缘
　　南唐后主李煜用他的词为人们营造了一个极为浓厚的悲剧氛围，同时也为自己编造了一个苦苦寻求灵魂的精神世界。因而每阅读一遍李煜的词，都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宗教(考虑到五代十国佛教兴盛的缘故，本文主要从佛教的角度来探讨和论述)。
　　的确，如同死亡和爱情题材一样，宗教也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但是文学和宗教的联系，却远远不止于在内容上选取宗教题材，而在于一种深刻的内在契合。正是在对人类、对宇宙的终极关切上，在探讨生命的永恒与自由时，文学艺术与宗教找到了共同点。本文所讨论的李煜与佛教的不解之缘以及李煜词的佛教色彩，便是一种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灵魂，执着于探索生命的永恒与自由的人生态度。也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使得李煜词在中国古代诗词中享有独特的价值。
　　本文主要从悲剧人生、佛教人生和文学创作三大方面对李煜与佛教的不解之缘进行探讨和论述。
　　一、悲剧人生
　　伤心秋月与春花，独自凭栏度岁华。
　　便作词人秦柳上，如何偏属帝王家
　　——谭莹
　　李煜，字重光，初名从嘉，南唐后主，生于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农历七月初七，卒于宋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七夕，享年42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其人生遭遇经历了由王子、君王到臣虏的巨大反差。他享受过人生尊荣华贵的极至，也经历了悲哀凄惨的极点。
　　李煜做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是中主李王景的第六子，按常理，轮不到他做皇帝。他又生就一副帝王之相，为此颇遭长兄的猜忌。为避祸事，他隐居于庐山，钟情于自然适意的山林生活，倾心邀游于“一棹春风一叶舟”、“万顷波中得自由”的无拘无束天地。可李煜偏偏做了皇帝。他23岁那年，太子弘冀去世，几位兄长也相继因病早卒，李煜自然继承了王位。如果说李煜不想当皇帝，那也不大符合历史事实。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入世理想始终是文人士大夫的人生目标。李煜作为一位饱读圣贤书的文人，自然不会例外。但李煜又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而且过早地目睹和亲历了帝王家为权力而展开的猜忌、争夺和仇杀，更何况当时的南唐已处于风雨飘摇的末季，李煜深深明白这样一位乱世弱主不好当也当不好。因此，多愁善感的艺术家与崇尚权术的政治家之间，渴望自由的纯情的艺术天才与苟延残喘的末代国君之间，形成了极大的矛盾，也为他的人生诸方面带来了困扰。
　　李煜的生活是二元的，他一方面享受着富贵荣华，另一方面又经历着世事的沧桑忧患。忧伤苦恨的身心体验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一旦践登帝位，不仅隐逸自在的生活成为泡影，还得背负沉重的有国者之忧，遭遇与亲爱之人的生离死别，特别是当他沦为囚徒后，生活一下子把他由“天堂”抛到了“地狱”。种种残酷的现实最终导致了李煜的人生悲剧。而这悲剧恰好为他与佛结缘及文学创作奠定了基调。
　　试想一下吧，当一个人承受了太多的痛苦而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排遣的时候，他会怎么做？不错，他就会转向精神层面寻求自我解脱。此时，宗教的力量往往特别具有吸引力。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佛教盛行，恰好为李煜从精神层面上寻求解脱带来了契机。所以李煜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自己的佛教旅程。
　　二、佛教人生
　　可以说，李煜是唐五代最杰出的一位帝王词人，同时又是一个极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从幼年时代起，就生活在一个信奉佛教的帝王之家，深受佛教的熏陶和浸润，佛教对其人生思想和文学创作也因此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和作用。本
　　文主要从以下三点对李煜的佛教人生进行论述。
　　（一）名号中的佛教意味
　　南唐后主李煜的信佛佞佛,首先从他的名号中即可得到鲜明的体认。
　　李煜，初名从嘉，字重光，有钟山隐士、钟峰隐者、钟峰白莲居士等号。这些名号既见于史书的记载之中，也留存于后主的丹青题壁之上。
　　名号虽然只是一个符号，但其中所隐含的文化意味却是不容忽视的。从以上名号中，我们不难窥见李后主的厌世心理及其中所折射的佛教思想。以“隐士”、“隐者”为号，说明他向往隐士的生活，透露出他对现实的厌倦情绪。至于“居士”之号，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指处士，古代对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的称呼；一为佛教名词，意译为“家主”。李后主以“居士”为号，主要取佛教之义，这从他号“白莲居士”、“莲峰居士”即可看出。白莲、莲峰，指代佛教中的莲社、莲宗。可见，李后主号“白莲居士”、“莲峰居士”，乃是自觉以佛教信徒而自居的。
　　（二）信佛的家族
　　李煜出生于一个酷好浮屠的帝王之家。南唐烈祖李昪、中主李璟皆崇奉佛教，这对李煜的佛教信仰也就产生了深远而强烈的影响。
　　据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33《南唐列传》记载：“僧休复，北海王氏子也，幼出家，十九纳戒，烈祖创清凉道场，延居之。”可见李昪于建国后，在建造佛寺、招延僧侣、写经译经、推广佛教诸方面都付出了较大的精力和物力。
　　中主李璟也继承了其父的佛教信仰。据《十国春秋》卷33《南唐列传》记载：“僧文益，余杭鲁氏子也。……元宗重其人，延住报恩院，赐号净慧禅师。保大末，政乱国危，上下不以为意，文益因观牡丹，献偈以讽曰：‘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何须待零落，然后知始空!’元宗颇悟其意。交泰元年得疾，元宗亲加礼问。”
　　（三）沉溺于礼佛的皇帝
　　在传统思想文化以儒家为正统，并十分重视显示人生和社会责任的中国社会里，出家离世本就不易办到，对于受儒家浸淫甚深并拥有特殊身份的李煜来说，那种抛弃社会、家族的思想行为更是不可设想的，而居士佛教的存在则为李煜的佛教信仰开了方便之门。
　　李煜的奉佛举措在各史书及诸多佛教典籍中均有记载，例如：
　　“后主天资纯孝，……然酷好浮屠，崇塔庙，度僧尼不可胜数。罢朝辄造佛屋，易服膜拜，以故颇废政事。”(陆游《南唐书》卷三)
　　“(后主)宫中造佛寺十余，出余钱募民及道为僧。都城至万僧。……”(陆游《南唐书》卷十八、马令《南唐书》卷三十六有相关记载)
　　就所得资料统计，李煜的奉佛活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第一，为表示对佛教的支持，在京城内外敕建了许多寺庙，又于寺内广造佛像，出金募民为僧；第二，为宣传佛法，多次延请各方高僧于宫中、寺院讲法并设法会、斋会；第三，依赖其特殊地位，与清凉文益禅师法嗣——清凉泰钦法禅师、钟山章义院道钦禅师、报恩院法安慧济禅师、匡逸禅师、净德院志筠达观禅师等建立起密切关系，给予优厚的待遇。
　　虽然李煜在佛教思想方面并不见有何建树，也没有关于佛学见解的专门著述流传于世，但他的确曾极力标榜自己对佛教的真诚信仰，并在各种场合下积极予以提倡，毕竟是一名深具影响的护法居士。他对佛教的贡献无疑主要集中于经济支持方面，也由于他身居帝位，上行下效，其奉佛言行必定会在意识形态上对南唐社会带来巨大影响。
　　李煜之所以如此信佛佞佛，究其原因，一则是出于家庭的影响，二则是由于国事的衰危，三则是因为个人性格和经历的缘故。李煜生性儒雅懦弱，多情善感，真率任性，不善机诈，其父辈们因争权夺利而相互残害的景象令他对政治颇为厌恶，而生活中爱妻的早逝、幼子的天折、兄弟的分离等等，也给他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感情打击，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不可避免的“人生愁恨”，这也是促使他信奉佛教以求解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三、文学创作
　　悲剧的人生促使了李煜的佛教信仰，而佛教思想又反过来对其人生与创作带来了影响。
　　作为一位乱世弱主，李煜担负着沉重的亡国者之忧；作为一名天才的艺术家，他不断思索着人生的困惑与解脱的途径；作为一位地
　　位尊荣至极的帝王，他不能也不想放弃眼前的荣华富贵；作为一名忠实的佛教信徒，他也就不知不觉地将其教义贯彻到其人生与创作实践中去了。在李煜的词中，我们很容易读出作者心中那复杂的心情和对自己、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一）对自己灵魂的忏悔
　　李后主用他的词，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深层的苦难，然而在这深层的苦难之中，饱含了一种极为浓厚的悲剧氛围和忏悔意识。他用自己的血泪之作，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深深的忏悔。这一点，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是很少见的。
　　中国古代文人也喜欢吟咏前贤，在历史的反思中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但往往只是借此排遣自己心中的愤怒和不满。“古来圣贤皆寂寞”，圣贤寂寞，“我”也寂寞，于是心中的忧患与不满也得到了慰藉。然而，在众多的古代诗人之中，我觉得李煜是一个例外。由于他那特殊的经历，由于他那赤子的心灵，由于他那大起大落的巨大的生活落差，他的词，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面目。要么，全身心地去拥抱欢乐，企图寻找理想中那一片安宁而又平静的精神家园；要么，时时拷问着自己的灵魂，用他深层的苦难对人生展开一番彻底的追究。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这是李煜亡国之后的反思之作《破阵子》，不仅展示了后主亡国之时的悲苦情怀，而且追悔了自己当年的安逸生活，饱含着一种沉痛的悔恨之情。此时李后主以沉痛的心情，追悔自已往日的生活，为什么当时的“我”就不能想到会有战争这回事呢?“几曾识干戈”，这一短短的五字句，饱含了他心中多少深层的悔恨和懊恼。可是悔又何用？恨又如何？到如今也只能无奈地在这令人揪心的短歌声中“仓皇辞庙”“泪对宫娥”。
　　当然，李后主那深深的忏悔之情，不仅仅表现在对家园沦亡的悔恨之上，还表现在许多方面，如对世事的反省和对人生的自责。
　　李煜就是这样，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灵魂，在展示自己苦难的同时，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深层的反省，他没有掩饰什么，真诚地把自己心中的泪水、自责和那份深深的忏悔，毫无保留地袒露给世人看。这与佛教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灵魂作深层的反省有何差异?而在中国众多的诗人中，除了李后主，还有谁能够真正去面对自己的灵魂?
　　（二）对命运人生的关注与探索
　　作为悲剧人物的李煜，在经历了极盛之荣与绝悲之辱之后，失去了生活的自由，生命遭压抑、围困，毁灭的痛苦时时吞噬他的生命，他的灵魂倍受煎熬，他在绝望中苦苦地挣扎。那国破家亡的深悲巨痛，抚今思昔的无穷悔恨，身陷囹圄的忧惧，遭受玩弄的屈辱，忍辱负重的凄凉，以及在痛苦绝望中对人生的思索、对生命的思考、对前途的迷茫，使得他在词中频频回望故土，环思宇内，力图找到一份人生的答案。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李煜的一首名作《虞美人》，也是他的绝命之词。词中的李煜，由于南唐的亡国，由一国之主跌落为阶下囚。他失去了欢乐，失去了尊严，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生存的安全感。他对人生已经绝望，于是对那本来美好的“春花秋月”也产生了厌恶，厌恶它的无穷无尽。这是一种怎样的哀愁呢？他渴望安定永恒的生活而偏偏不能，这是为什么呢？他怎样也弄不明白。于是，他质问那岁岁如是的春花秋月要到何时才能停止了结。他时时都在思考着：人生为什么这样变幻无常？生命为什么这样短暂而又无法把握？然而他却无法得到回答。这些疑问，这些悲愁和哀怨时时困扰着他，使得他不堪重负，只得在那月明星稀的夜晚，独倚小楼，向那寂静悲愤地喊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深沉慨叹。就这样，李煜在对故土的频频回望中，环思宇内，对生命展开思考，对人生展开探索，孜孜以求，悲苦而又执着。
　　由此可见，词人经过苦难的熏染，个人之愁已升华为人生之愁。他在辗转反侧的挣扎中俯仰天地，纵观古今。那漫漫无际的哀愁和苦恨汇成了他精神上一道解不开的结，同时也成了他灵感滚滚而来的源头。在萦绕着往事烟尘的苍凉凄婉的哀歌中，他的精神情结升华成普遍的情结，他的痛苦沉淀成人生的痛苦，他的忧伤转化成生命的忧伤，从而显示出对人生毁灭的挽歌式的情调，并形成了一种关注宇宙人生的普遍悲苦情怀。在李煜词中，时不时都表现出他对生命的思索，对人生的探索，为什么美好的生命总会受到无情的摧残毁灭而显得那样的短暂？他热烈渴求生命的永恒与存在，这一点与佛教追求人生的永恒也有着相同之处。
　　（三）对精神家园的寻觅与追求
　　为什么李煜的词给我们留下的是这样一位“满鬃清霜残雪思难任”的末代帝王形象？是一位如此孤独寂寞的精神流浪者？为什么充斥于李煜词中的是这样一种极为浓厚的悲剧氛围？他究竟有着一种怎样的人生重负？
　　其实，李煜从一开始就走着一条不平路。李煜从身为皇子遭人忌恨，到身为皇帝被人欺凌，他依然没有政治和人身的自由，甚至没有生存的安全感，伤恨、忧愁、无奈的情绪塞满了他的肺腑。而他那纤弱敏感的神经又使他比别人感受更快，体验也更深。常常是一叶落而悲秋，见飞花便伤春，寒砧阵阵催他失眠，垂柳依依引他相思，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再因那离愁别恨的困扰，内忧外患的打击，国破家亡的痛楚，使他常悲盛筵不常，叹人生短暂。因此在这样沉重的人生重压下，他总是愁恨满怀却又无以排遣，他渴望得到欢乐，他渴望得到安宁。
　　因而阅读李煜的词，我极为强烈地感觉到在那深深的悲愁后面，在那颗骚动不安的灵魂之下，李后主有一种强烈的内在需求：希望在纷纭陆离、变化万端的短暂人生和冥冥的大自然之中，寻找到一块永恒的绿洲，以便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让漂泊流浪的心灵有一个真正的归宿。是的，人需要归宿，需要一种寄托，因为这种寄托可以为人们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一切。而这个寄托，就是佛教，就是作为人的精神形态和生命依托的佛教。李煜就是这样，不断地追怀往事，感情在不断地挣扎；他也不断地反省人生，反省自己，心情矛盾抑塞。也正是由于他的忏悔和反省，以及对人生的彻底的追究，对自身存在的关注与自救，才使得他的词弥漫着一种浓厚的悲剧氛围，也使得他在那深层的苦难中不断地拷打着自己的灵魂。尽管李后主的苦难有着自己不可推脱的责任，但在他的苦难中却体现了人类为寻求灵魂而展开的上下求索，这种苦难是与作为生命形态和精神现象的佛教同在的苦难，因而特别提出来加以论述。
　　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李煜是悲天悯人的。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捣练子》)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
　　这些词表达的绝不仅仅是一己的哀愁与悔恨，而是一种由自身惨痛遭遇泛化而来的对自然和人类命运的悲悯与思索。读李煜词，我们会发现，词中总是充满了一种尘世的苦难气息。这不仅是李煜悲剧一生的反映，其中还渗透着他对佛教“苦谛”的理解，道出了他对人类生存状态的认识。
　　佛祖释迦牟尼认为，生命的存在就是苦，所以人生一开始就浸泡在苦海里。人生之苦有八，生苦，死苦，病苦，老苦，怨憎会苦，受别离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李煜一生可谓八苦遍尝，苦不堪言。如此人生，如此教义，共同促成了李煜对佛家所说的人类生存状态的认同——有生即苦。
　　纵观李煜留下的30余首小词，除艳情一类，其余触目处满眼是愁苦字眼，处处是痛苦的呻吟。“留连光景惜朱颜，黄昏独倚栏。”(《阮郎归路东风吹水日衔山》)此伤怀之作道出了与亲人生离死别之苦。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破阵子路四十年来家园》)则表达了老冉冉之将至的无奈及浓郁的生命忧患意识。而“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路林花谢了春红》)“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等写愁名句，更是形象地道出了人生愁恨之无穷之深广。春天，他低吟“春光镇在人空老，新愁往恨何穷”的无奈；秋日，他细味“起坐不能平”的愁闷。正是如此，无论在贵为帝王还是在沦为囚徒时，词人都以其作品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极为浓厚的悲剧氛围，具体而真切地表达了佛家“有生即苦”的思想。
　　多愁善感的人生禀赋，毫不掩饰的任情天性，对自由安宁的渴望，对政治的恐惧与厌恶，这一切使李煜无法摆脱，也使他对人生痛苦有着较常人更为深切的体会，因而其词常常由对一身一己身世的悲哀扩展升华为对整个人生的悲悯甚至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忧患，而李煜也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精神解脱之路，在佛法中使自己得到心灵上的慰藉和人生上的顿悟，而他在这条路上走得太晚太累。
　　李煜作为一个生于宫廷、长于宫廷的帝王并没有太多的人生阅历，但他深刻而惨痛的人生遭遇和敏锐的艺术家悟性，足以使他成为一位绝代词人。他的词从佛教教义出发，超越了一己一身的哀痛，执著于人类生存状态和意义的关注与探索，使之具有了超越时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