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发者的入世精神-论李贽“异端”的彻底性

落发者的入世精神-论李贽“异端”的彻底性
　　作者：李建民
　　李贽1580年姚安任满以后决定退休，时年53岁，正值官运享通。但他却突然作出不再为官，带着妻子黄氏一道迁到湖广黄安，寄居在耿氏兄弟家中，充当门客兼教师。时耿定向之父去世不久，耿氏四兄弟均在家丁忧守制。不久，李贽和耿定向因学术思想不同而闹翻，李贽决意搬到麻城城外一座山上的佛堂---“芝佛院”居住。万历十六年（1588年）夏间，李贽在维摩庵落发，但留鬓须。秋间，他命女婿女儿送妻黄氏回泉州，只身留在维摩庵。至此，李贽完成了从弃官到弃家以及不顾一切地以“异端”面目出现在假道学面前。李贽的这种从思想到行动的忤逆，于当时之世无疑是一种彻底决裂。他的“怪异”行动不是标谤出来的，他的言行直接道出对传统生活和假道学的全面叛逆，极大地、也十分艰难地表现出对封建卫道士构成“异端”反抗的彻底性。
　　一、悖世而求出世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26岁的李贽中举人，此时李氏家族已由六世祖林驽的泉州巨贾，转为家道中落。因为经济的问题，李贽不再上公车，不再有耐心拼得进士及第资格，而要求循例在政府中任职。然而，时不济我。李贽多年沉浮于下僚，位卑俸微，郁郁而不得志。1559年，父死回藉丁忧三年。服满后入京求职，等待了一年零八个月，才得到一个国子监教官职位。候补期间，以教书糊口，生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但除大女儿外，其他都不幸天殇。有两个女儿是在他回泉奔丧的三年中，由于饥谨和营养不良而死。据李贽自己说，有一次他七天没有吃到多少东西，最后甚至饥不择食，以至不辨“稻梁”和“黍稷”之差别。①政治地位的低下带来了经济地位的低下，困惑着李贽十余年（30岁任河南辉县教谕直至51岁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只有在知府任上，才有了各项“常例”和其他收入，而有所积蓄。②长期的居于社会低层的生活，是经济生活世悖于李贽的一个方面，而且是很主要的方面。这也就从另一个方面，决定了李贽学术思想的论世致用。“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不囿于经济的种种仄迫，而立志人格和学术上的独立。而一旦环境条件允许，他便义无反顾地抛却经济制约下的呆板、拘束的生活，寻求个性的自由发展。
　　世悖于李贽学术，个性发展的另一方面，即是以家为核心的俗虑俗事。李贽僧恶伪道德、伪道学，作为封建道统的叛逆者，他对孔教儒学的意见，也是着眼于反对教条，反对唯孔子当时是非为是非。他本身是儒家的信徒。1587年以前，他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义务（丁忧奔丧，遣妻养老等）。他在传统的世俗的自相矛盾中，企图寻找一条解脱的路子，这就是他于1588年的剃发为僧（时年61岁）。他倦于官场，倦于俗恶俗虑，求出世以保身励志。然而，世依旧谬悖于他。
　　二、落发的原因
　　关于李贽出家落发的原因，汪可受在《卓吾老子墓碑》曰：
　　“余以岁已丑（万历十七年）初见老子于龙湖，时麻城二三友俱在。老子秃头带须而出，一举手便就席。……余曰：‘如先生者发去须存，犹是剃落不尽。’老子曰：‘吾宁有意剃落耶！去夏头热，吾手搔白发，中蒸蒸出死人气，秽不可当。偶见侍者方剃落，使试除之，除而快焉，遂以为常。’复以手拂须曰：‘此物不得，故得存焉。’众皆大笑而别。”（《李温陵外纪》卷一）这是汪可受亲聆李贽阐其落发留须之原因，似乎纯然是自然的原因。偶而为之，快而遂常。
　　袁中道似乎对李贽所为有更多的了解，他在《李温陵传》中说：“[李贽]一日恶头痒，倦于梳栉，遂去其发，独存鬓须。”其实“卓吾子之落发也有故”（《初潭集序》）。袁中道在汪可受的“偶为”解说增进了“倦于”之因的解说，又道“卓吾子之落发也有故”（《初潭集序》）。这“故”其实才是李贽落发的真正原因，《焚书》卷二《与曾继泉》文讲：“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
　　其《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曰：
　　“故兼书四字（指‘流寓客子’），而后作客之意为不属管束之情畅然明白，然终不如落发出家之为愈。盖落发则虽麻城本地之人亦自不受父母（指地方官）管束，况别省之人哉！”
　　总之，原因有三：
　　1、剃发以示不归。
　　2、异端目我。
　　3、不愿受地方官管束。
　　三、剃发，“发愤求精进”
　　万历十四年，李贽60岁。在黄安与道学家耿定向论战。一年后，李贽削发为僧。前面我们说过，李贽落发原因有三，其中一因为异端目我。“异端目我”除了李贽解释的“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外，一条重要的信息，是李贽之论敌道学家耿定向说的“……此老心雄，其剃发也原是发愤求精进耳。”（《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三《又与周柳塘》第二十书》剃发意味的是抛弃一切俗念，意欲斗争到底。这一点耿定向无疑是看准了的。他在复其弟耿定力信中表白：“……卓吾剃发便可置之度外耶？此中士绅闻卓吾剃发，或束名教，骇而异之者，或钦佛教，喜而乐闻之者。即兄援古宰官出家之陈遗迹为解，似亦未得卓吾心髓也。……此老心雄，其剃发也原是发愤求精进耳。……佛降而禅，圣降而儒，道斯歧矣。”如果说“削发为僧”理由有三，不能“和光同尘”（遁世与入世），“仆又何惜几茎毛而不处于众人之所恶耶？”（《焚书》增补一）故“削发留须”当是李贽以“异端”自诩为之。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削发是为辞俗，留须全为警世警已。也正如耿定向所语：原是发愤求精进耳。不够耿定向并未在学术上承认这种“异端”，他的“异端”之解是“道斯歧矣”（《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三《又与周柳塘》第二十书）他担心的是“卓吾发愤如此，计必当透此一关，透出一关，便是人天师矣。若由是益骛玄奇，只在禅家见趣上盘桓，吾恐不免坠入十二天魔中去也。”唯心和愚昧使耿定向这样的学问家，由惧“天师”，怕“坠入十二天魔中去也”而鼓励门徒向李贽大肆攻击。但李贽弃官弃家之后已有决战到底的思想准备，得确也在“发愤求精进”。但多数人仍不明白李贽此举，如祝世禄闻李贽落发，来信问：“几茎老发，留之不碍菩提，落之不长菩提。”（《环碧斋尺牍》卷一《与李宏父先生》）意即何必呢？
　　时友人曾继泉要落发出家，李贽闻知，去信劝阻：“闻公欲剃发，此甚不可。……有妻妾田宅，则无故割弃，非但不仁，亦甚不义也。……何必落发出家，然后学道乎？我非落发出家始学道也。千万记取！”（《焚书》卷二《与曾继泉》）至此，我们对李贽的落发出家不再有所牵挂应有更明确的理解，此举非名利，非妻妾田宅，非仁义所牵，全然为个心中的“道”！
　　四、落发者的入世精神
　　都御史耿定向是李贽的朋友，居停和论辩对手，李贽曾屡屡对他作过不留情面的抨击，批评他缺乏诚信。然而，这种批评是以解剖自己为起点的，不是拿着镜子专照别人。李贽指责自己缺乏诚信：“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心与口违。”他还怀疑自己用佛门的袈裟遮掩了“商贾之行之心”，“以欺世盗名”。③诚实地坦诚名利在个人（他人和自己）心中的位置，不以弃绝私欲，为国为民等等高尚为幌子，从根本上承认私欲的存在，为的是明诚信，而非口是心非。
　　这种批评是需要相当的胆力和自信的。以此建立起来的入世精神需要根除一切羁绊，当然包括来自官场、家庭，和俗世俗事的纠缠。李贽一心想要创造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李贽在被任为姚安知府之前，已经享有思想家的声望，得到不少文人学者的崇拜。④而他的一意孤行，一意的要与两千多年来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以及封建礼教相抗争，全在他身在其中，深感荼毒之害。他和耿定向的决裂，时有相互间的嘲讽诲弄，但多数超出了个性的冲突，实质是心学派和理学派的矛盾。耿定向并不属正统的理学派，而是和李贽同属心学派中的泰川学派。仅仅在攻击李贽“未信先横”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近似于理学派。应该说，和耿定向的这场论争，对促成和巩固他要求个体自由的信念，是一次重要的转折。
　　在李贽的思想言论中，遁世只是一种生命的生存方式，而更为真切的入世和针贬时弊，则是一种站在时代的前沿和峰巅的积极的状态，他和出世、遁世无关。准确的说，李贽的出世包含着更为深入、抛弃一切羁绊的入世，是一种冲锋者剔去一切沉荷负担的状态。他身入空门，但没有受诫，也不参与僧众唪经祈祷。在实际的实践中，他坚持王学的“无善无恶”和佛家的“游戏三味”、道家的“和光同尘”，超然于时俗之外。因此，以世俗解释伦理，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脱离了形而上的挂碍，直视物质和功利，在历史观上则对适时审势和财政问题有创造性的执政者加以推崇。他是一个敢逆潮流，提倡妇女解放，重视工商实践的理论家。但也应该看到，他对妇女守寡和卓文君私奔加以称颂的矛盾；他斥责王莽、张角、又原谅五代冯道的前后矛盾；以及他行止的不一贯和前后矛盾，过分偏激，都可以看成是时代的局限和个人的局限。
　　注释:
　　①《焚书》卷3页110。从文字中可以看出李贽为家庭教师，依东家供给食物。虽然因大雪绝粮，但也可见其家无储粟。
　　②《焚书》卷2页52，卷4页42。参看朱廉之著《李贽》页2。
　　③《焚书》卷3页130；类似的自评又见此书卷2页50。
　　④李贽在南京时，已与王畿、罗汝芳、焦竑及耿氏兄弟熟识，当已为当代名流之一。参看《焚书》卷3页123，卷4页142。
　　（作者系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