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在福建

弘一大师在福建
　　作者：何绵山
　　弘一大师1928年底到厦门，1942年秋示寂于泉州，先后驻锡闽南１４年，在近代闽南佛教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一
　　弘一大师所以会留居地僻东南一隅的闽南，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闽南诸法师和居士的热情相邀，是第一个原因。弘一大师原来并没有想逗留闽南，仅是拟与旧友尤惜阴到泰国弘法，于1928年12月途经厦门。到厦时陈嘉庚胞弟陈敬贤居士对大师热情招待，并介绍他到南普陀寺小住。当时南普陀高僧云集，大师在此结识了性愿、芝峰、大醒、寄生诸法师，被恳切挽留。尤惜阴乘船继续南行，大师独自留在厦门。后在诸法师的热情相邀下，弘一大师又于1930年二下闽南，1932年三下闽南，最终定居闽南。
　　闽南气候宜人，是第二个原因。弘一大师感到闽南气候很适合自己的身体。1930年立春时他住温州庆福寺，感到比闽南寒冷，难以支持。1932年，大师住厦门妙释寺，感到极为适宜，“几不知世间尚有严冬风雪之苦矣。”①故有劝大师北上者，他予以婉谢：“近年来虽无大病，但衰老日甚，殊畏寒暑。闽南气候调和，适于疗养，故暂未北上，至用歉然。”②
　　闽南生活安定，是第三个原因。闽南地处东南一隅，远离政治文化中心，一些社会动乱较少波及于此，这为弘一大师弘法和著述提供了较为安定的外部环境。闽南著名的寺庙，在东南亚都有下院，常在经济上予以援助，这也使弘一大师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闽南民风淳朴，也使大师感到安适。对于闽南的食物，大师也颇为习惯，并赞不绝口：“闽中产米缺乏，代以杂粮。以小麦大麦磨作粗粒，加入干蕃薯少许，做成麦羹，其味极佳，且适于卫生。”③与战火纷飞的北方相比，闽南虽也物价颇贵，但却可维持基本生活。弘一大师在给夏丏尊居士信中对居闽南十余年的生活境况有过介绍：“闽中平静如常。仁者能入闽任职，则生活可无虑矣。泉州物价之昂，自昔以来，冠于全闽。但米价每石亦仅一百七十元左右，其它闽中产米之区，如漳州及闽东等处，则仅五十元左右。泉州街市无乞丐(另设乞丐收容所)。物价亦不甚昂。华侨家庭生活亦大致可维持，因努力种植，生产量甚富也。统观全闽气象，与承平时代相差无几。朽人于十四年前，无意中居住闽南。(本拟往暹逻，到厦门而中止)。至今衣食丰足，诸事顺遂，可谓徼幸，至用惭愧。”④
　　在闽南弘法顺利，这是第四个原因，也是弘一大师久居闽南的最主要原因。福建与佛教因缘甚深，历史上不仅高僧辈出，流派众多，而且至今僧尼仍有一万余人，约占全国汉族地区僧尼总数四分之一，按比例为全国第一。弘一大师居闽南时，不仅受到各寺僧人的热情款待，为众多居士争相恭请，还受到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欢迎。弘一大师到漳州弘法时，“乡长、保长等皆喜欢护法，诸事顺适。”⑤当时闽南各地争先迎请大师弘法，如永春普济寺请了４次才遂愿。大师所到之处，皆受到热烈欢迎，如1938年旧历二月于泉州承天寺讲经时，“听众甚多，党部青年乃至基督教徒皆甚欢赞。”⑥弘一大师为有这种因缘而高兴，他在给丰子恺居士的信中写道：“乃今岁正月到泉州后，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几如江流奔腾，不可歇止。”⑦在晋江安海时，大师演讲三日，听众多达近700人。弘一大师以弘法为己任，适逢闽南为佛教重镇，使他的宏愿得以实施。正如大师所说：“朽人居闽南已十年，缁素诸善友等护法甚力。”
　　弘一大师在闽南演讲弘法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不拘场所。大师所演讲的地方，有著名寺庙、佛教院校、慈善机构、学校、经堂、居士菜堂、私人住宅、宗祠等。第二，内容广博。据大师记述弘法的《壬丙闽南弘法略表》、《泉州弘法记》中载，大师到每一处讲演的题目，均不下二十余种，内容极为丰富。第三，排期紧凑。弘一大师有时连续几天演讲不休息。有时一天在不同两个地方演讲，甚至除夕夜也不休息。据《壬丙闽南弘法略志》载：壬申除夕夜，在草庵讲《蕅益大师普说二则》；甲戌除夕夜，在万寿岩念佛堂讲演；乙亥除夕夜，在草庵病榻上讲说。第四，富有特色。弘一大师的演讲所以能受到各界各阶层不同人士的一致欢迎，除了大师严以律己的人格力量和广博的佛学知识感召外，还由于其演讲极富特色。其特色，一是深入浅出，往往能用浅显的语言表达深刻的教理；二是融进自己经历，以现身说法来感染听众；三是语言亲切，自然表明自己的心态；四是充满真知灼见，极富启发性。
　　二
　　弘一大师大多数的佛学著述，是在闽南完成的。其在闽南著述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序、跋、题记。其序约２０余篇，主要介绍编书的缘由，如1935年1月作于厦门南普陀的《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序》，叙述了昔年(即1929年)游福州鼓山，于藏经阁发现清代为霖禅师要著《华严疏论纂要》，叹为稀有，倡缘印布等。有的序不仅介绍了编书经过和内容，还对一些内容相关的书进行评价，如1935年2月作于厦门万寿岩的《佛说阿弥陀经义疏撷录序》，对《弥陀经》的各种释解之书，做了恰当的评价。弘一大师还为不少从日本请回的经书作序，使其能更广泛地流布。其跋约３０篇，主要记载了编书过程。其题记约１０余篇，大多为作于永春蓬山的《四分律行事钞》所题。
　　(二)法事行述。这是了解弘一大师在闽南弘法行踪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主要的如1934年3月作于厦门南普陀的《闽南行脚散记》，1935年5月至12月作于惠安至草庵的《惠安弘法日记》，1936年夏作于厦门鼓浪屿日光别院的《壬丙闽南宏法略志》、1938作于厦门鼓浪屿的《泉州弘法记》等。
　　(三)记、传、年谱。其记，指弘一大师在闽南所撰各类散记，愈至晚年愈趋平淡、宁静，有时缓缓道来，令人感受到一种“一尘不染”的心境，代表作如《福州怡山长庆寺修放生园池记》、《瑞竹岩记》、《重兴草庵记》、《祗园记》等。其传，主要指弘一大师为僧人所撰的传记，皆作于闽南，且传主多为闽籍僧人或外地来闽弘法的僧人。大师与传主皆有来往，感情笃深，故虽文字不长，却能在全面介绍出传主经历的同时，突出传主的主要特点，丝丝入扣，深切感人，代表作如《了识律师传》、《瑞山禅师传》、《心灿禅师传》、《法空禅师传》、《本妙法师传》等。其年谱，主要指弘一大师在闽南所撰的４位高僧年谱，即《南山道宣律祖弘传律教年谱》、《灵芝律师年谱》、《宝华山见月律师年谱摭要》、《蕅益大师年谱》。前三位谱主皆为律学大师，最后一位谱主为净土宗第九祖，著有律释14种。弘一大师对谱主的生平进行精心考订，文字简明扼要，至今仍为学术界研究这４位谱主的珍贵资料。
　　(四)佛学著作的校录、论述、编撰。这是弘一大师晚年居住闽南倾注心血最多的一项工作，也是弘一大师所有著述中最重要的部分。弘一大师在闽南点校的大量佛学著作如：1933年8月于泉州点校《南山钞记》，1936年8月闭关厦门鼓浪屿日光别院校录《东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通释》，1936年4月于永春普济寺校录《东瀛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等。大师的点校工作极为辛苦，有时倾数月甚至数年光阴，常常是每日连续工作六七个小时，正如大师1935年7月11日于惠安净峰寺写给广洽法师信中言：“每日标点研习《南山律》约六七个小时。”⑨弘一大师大多数佛学论述也作于闽南，如1934年2月作于厦门南普陀的《发心学律须知》，1940年冬作于南安灵应寺的《普劝出家人应常受八戒文》，1941年夏作于晋江福林寺的《持非时食戒者应注意日中之时》等。弘一大师对佛学的最大贡献，是振兴了湮没７００余年的“南山律宗”，因之被后人推崇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祖。弘一大师对律学的弘阐，除了讲演和创设南山律学苑外，主要是编撰校注了一大批律学著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和《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为最重要的两部。前者非作于闽南(1922年闭关作于温州庆福寺)，且主要供出家人所读，故笔者不予评介。后者于1940年闭关永春蓬山所编撰，分四编，即宗体篇、持犯篇、忏悔篇、别行篇，其最大的特点是化繁为简，题旨集中，既便于查阅，也便于精密研寻，穷其幽奥。所以《备览》较为普及，成为许多在家居士的行为依据。大师编撰《备览》时，殚精竭虑，三易其稿。他在1940年永春普济寺写给圆晋居士的信中说出了编撰过程：“《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第一册《宗体篇》，至今晨已将第二次正稿写竟。尚须整理增删，然后再写第三次正稿。”（１０）
　　闽南位于东南一隅，并非文化中心，也不是省会，弘一大师居闽南时所以著述累累，主要有四个原因：1、居闽南之前曾多次闭关修道，已具备很高的佛学素养。2、充分利用闽南名寺中的藏经。厦门的南普陀、泉州的开元寺等闽南名刹，因远离战乱，藏经保存相对完整。3、写信让有缘居士及法师代请有关书籍。在弘一大师的书信中，请人代请各类书籍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4、直接向日本国购请。这是弘一大师最主要的外请书籍。据统计，他一共从日本请来古版佛经万余卷，由此在顺利校注、编撰各类佛教书籍中发挥了极大作用。泉州开元寺藏经阁至今仍藏有弘一大师1936年从日本请回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第１９５卷，大师题签上款注有：“福州东禅等觉院版残本一册”，下款注有，“逊国后二十年丙子二月自扶桑请归供养。一音弘印”。弘一大师精通日语，在购请、利用日本书籍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也是一般高僧所难以企及的。南宋到清末，唐道宣和宋灵芝等唐宋诸家律学撰述，因南宋禅宗独盛而多散失，惟存《南山随机羯磨》一卷。弘一大师推崇备至的明末高僧智旭(?益)大师，因深切体察宗门之流弊，决意弘律，但由于不见古代疏记，只能写出《毗尼事义集要》。这些唐宋诸家律学撰述自日本回到中国后，才得由弘一大师加以阐发。
　　三
　　弘一大师极力推动闽南的僧教育，培养了大批佛教干才。弘一大师对闽南僧教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重视创办佛学院校，精心训导学僧。1929年11月，弘一大师抵南普陀后，应常惺院长之请，协助院方整顿闽南佛学院，以现身说法教导学生惜衣惜食惜福，并撰书《悲智训》嘱勉学僧。（１１）1934年，弘一大师再次来闽南佛学院讲学和整顿学风，后认为机缘未熟，主张学院要从头办起，取《易经》“蒙以养正”之义，创办佛教养正院，并亲自草拟章程，书写院额，选定教材，推荐师资，还抱病作了《青年佛教徒应注意的四项》的讲演，勉励学僧要惜福、习劳、持戒、自尊。养正院根据弘一大师的指导思想，始终把佛学教育放在首位，以世学的文史为辅。
　　第二，开办南山律学苑。弘一大师以弘律为己任，重视并乐于启导僧人自发结成的学律组织。1933年5月，大师应泉州开元寺方丈转物和尚之请自厦至泉，集合学僧１０余人，于开元寺右侧之尊胜院开办南山律学苑，每次连续讲两周，《四分律会注戒本》及《随机羯磨》，分两次讲完。有时兼说古德格言，以资策励身心。
　　第三，讲究教授方法。弘一大师当过教师，故深谙教授方法对学生的影响。他认为，给学僧上课，内容要简明易懂，讲授要循序渐进，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如讲律学，可分五个学程，每一学程各有不同内容；对讲解进度，大师有周密计划，每周二小时，一学年讲毕。约八十小时，即可“了知律学大要”。（１２）对于师生问答，大师提倡采用“笔问笔答”形式。弘一大师认为所教育对象，应分为丙级(年不满二十岁者)、乙级(二十岁以上者)、甲级。应根据不同级别对学僧因才施教。丙级以学劝善及阐明因果报应之书为主，兼净土宗大意，大约两年毕业；乙级以学律为主，兼学浅近易解之经论，大约三年毕业；甲级以学经论为主，大约三年毕业。弘一大师对僧教育提出的系统看法，在今天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第四，提出了僧教育的基本原则。弘一大师认为对学僧的教育，归根结底就是进行佛教基本原则的教育。大师在《闽南十年的梦影》中谈道：“顺便将我对于僧教育的意见，说明一下。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去分别那一宗那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长处。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那一宗那一派的学僧却是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１３）弘一大师认为僧教育并不是要把学僧培养成天资聪颖、辩才无碍、文理精通、书法工秀之人，而应该把学佛理，立大德放在最主要位置。大师有时讲的是非佛学科，也循循教诲学僧注意佛学的学习，如1937年3月18日，大师在厦门养正院给学僧上书法课，首先强调的是要学好佛法：“如果对于佛法没有研究，而是没有道德，纵能写得很好的字，这种人在佛教中是无足轻重的了。”（１４）
　　四
　　弘一大师在闽南弘法期间，广结法缘，其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以书结缘。弘一大师常将各类经书和自己所编撰之书及讲稿赠给有缘之人，并把此当作很重要的大事，在他的书集中屡屡谈及以书赠人之事。如1939年旧历5月25日于永春普济寺致觉圆法师信中，1935年旧历5月10日于惠安净峰寺致广洽法师信中，1939年1月于泉州承天寺致陈无我信中等，都多次谈到以书赠人的事。大师认为经书对接引新青年至为重要，千方百计设法刊布，1938年旧历10月28日，他于泉州承天寺致王拯邦信中言：“前广洽法师所印拙书《金刚经》，所存无几。此书接引新青年至为逗机。……乞劝广洽师发心募印再版。(能印数千册广赠尤善)。”（１５）大师常托人代为转赠有关佛经，并时请对方直寄所开出地址，可见用心良苦。大师还注意根据不同对象赠寄不同的书，考虑极为周全。如对《护生画集》的出版极为关注，不仅为其题词，还过问联系由锌版改铜版事，并常将此书转赠同人，弘法结缘。
　　以字结缘。弘一大师出家后，除了书法，其他艺术活动基本都放弃了。大师早年书法形较方扁，稍后略变修长，最后偏长瘦劲。在闽南１４年，大师书法随时日而精进，形成一种冲淡无烟火气的独特风格。大师所以唯独不废书法，是把书法作为绍隆佛法，与众生广结善缘的媒介。大师在闽南写下的书法珍品难以计数，如1938年4月居泉州不满两月，已创作书法作品逾千幅，每日平均写４０件上下。1938年12月居晋江安海水心亭一月，书写３００余幅。1941年4月7日，大师于南安灵应寺托昙昕法师寄两大包书法给有缘之人，请邮局特别通融，大师表明了自己写字目的：“信包内皆写件，为宏扬佛法，非求名利。”（１６）
　　善结人缘。弘一大师在闽南与许多善信来往密切，从大师给数十位居士信中可看出，大师对他们循循教诲，爱护有加，点点滴滴，感人肺腑。如永春图书馆馆长王梦惺居士原号“梦醒”，大师于1940年为之易号为“梦惺”，认为“惺，悟也，不昧也。似较梦生、梦醒为胜。”（１７）当时王梦惺拟跟大师出家，因家中有老母需奉养，大师劝其不必，并于1940年秋为王的《菜园文稿》题词：“文以载道，岂唯辞华。内蕴真实，卓然名家。居士孝母，腾誉乡里。文章艺术，是其余技。士应文艺以人传，不应人以文艺传。”（１８）弘一大师多次为信善者证受皈依，仅以1935年10月至11月在惠安为例，就先后六次为７０余人证受皈依。弘一大师与闽南僧人关系也极笃，可从大师致性愿、寄尘、芝峰、广洽、善契、亦幻、瑞今、性常、圆拙、了智、传贯、念西、仁开、广义、妙慧、妙莲、广空、觉彻、觉圆、如影、律华、广心诸法师信中感受到。
　　五
　　近代闽南佛教特点的形成，与弘一大师的推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代闽南佛教特点主要有：第一，学律风气为全国之首。这与弘一大师身体力行极力弘律有关。弘一大师1933年2月10日在厦门南山律苑首次作弘律讲演时，听讲者包括性常、广洽、了识、心灿、本妙、瑞曦、瑞澄、妙慧、瑞卫、广信等青年法师，皆为厦门南山律学苑成员。第二，与海外，特别东南亚关系极为密切。东南亚有许多寺庙为闽南著名寺庙的下院。弘一大师与那些弘法海外的法师关系密切，与被菲律宾佛教界称为开山祖师的性愿法师、曾任马来西亚佛教会会长的竺摩法师等名僧都有书信往来。弘一大师培养的弟子中，也有不少成为弘法东南亚的名僧，如瑞今法师追随弘一大师在闽南弘教，并曾受大师之托代任讲座，后驻锡菲律宾数十年，曾荣任世界佛教僧伽会副会长职务。第三，僧教育兴盛。近现代闽南僧教育所以在全国独树一帜，国内高僧大德云集闽南兴办教育是其主要因素之一。仅与弘一大师有关(或倡办或讲学)的佛学院校及教育组织就有：闽南佛学院、闽南养正院、厦门律学苑、泉州律学苑、泉州慈儿院、泉州月台佛学研究社等多所。
　　近代闽南佛教的第四个特点，是女众带发出家的菜姑盛行。当时闽南以“女众削发出家尼僧少，带发出家菜姑多”现象而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奇观。所谓“菜姑”，指闽南带发出家住寺的女众佛徒。菜姑出家时需投奔一位比丘僧为皈依师父，在佛前举行“三皈”仪式，并摄受《梵网萨戒》，便可出家住寺。她们舍家庭，独身不嫁，住佛教寺堂，布衣素食，诵经礼忏，除了仍挽青丝留发不剃外，与出家僧、尼无异。这种菜姑出家形式因不符合佛教古制七众弟子的“剃发染衣”规范，因而在中国汉族佛教中是罕见的。这种现象与朱熹在闽南“严禁女子出家为尼”有关。女子落发出家被认为是败坏伦理道德的悖逆行为，因此闽南数百年很少女子削发为尼。但在佛教盛传的现实社会中，女众们对佛教的信仰和向往心灵解脱的欲望是禁不住的，于是她们抱着终身不嫁的宏愿毅然出家，但不必剃发。菜姑的这种出家形式，受到弘一大师的认可。大师在《梵行清信女讲习会缘起》中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南闽女众习佛法者，恒受三皈五戒，为清信女。亦有并断正淫者，别居精舍，有如僧寺，俗云菜堂，称女众曰菜姑。其贞节苦行，精勤课诵，视比丘尼殆有过之。”（１９）亲近弘一大师学律的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圆拙老法师，曾谈及弘一大师对闽南女子带发修行赞叹不已，认为“如此更为如法。”大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圆拙老法师进一步阐述：“在明清比丘尼还俗者甚多。比丘尼还俗，从佛教戒律上讲是允许，无罪，若自己觉得守不住戒律，向大僧说明即舍弃归俗，此乃世尊许可。但是一个尼姑的还俗，会引起众多的俗人对佛法的讥嫌，给佛教带来不良影响。再者佛经常言：说僧过者当坠阿鼻地狱，永无出期。一个比丘尼还俗本来无罪，但给佛教造成不良影响，使众生造口业，这岂是无过耶?所以过去老一辈的师父都是非常赞叹女子带发出家，她们如果觉得不能单身生活即回家，不会引起俗人的讥嫌……弘老所说‘更为如法’，道理在此。”在弘一大师等高僧的认可下，３０年代末是闽南出家菜姑发展兴盛时期，厦门已开始出现菜姑向社会募资兴建斋屋。弘一大师示寂后，这种带发出家的样式在大师生前友好关心下，一直得以绵延。
　　（何绵山：福建电大中文系主任、副教授）
　　注释：
　　①《弘一大师全集·八》第129页
　　②《全集·八》第130页
　　③《全集·八》第184页
　　④《全集·八》第141—142页
　　⑤《全集·八》第309页
　　⑥《全集·八》第173页
　　⑦《全集·八》第190页
　　⑧《全集·八》第191页
　　⑨《全集·八》第289页
　　（１０）《全集·八》第203页
　　（１１）参见拙文《闽南佛学院办学特点浅探》《教育评论》1995年3期
　　（１２）《弘一大师李叔同讲演集》第58页
　　（１３）《讲演集·八》第177页
　　（１４）《讲演集》第230页
　　（１５）《全集·八》第252页
　　（１６）《全集·八》第112页
　　（１７）《全集·八》第261页
　　（１８）参见拙文《近代福建作家概述》，《福建历代作家评传》第476页
　　（１９）《全集·八》第5页
　　（２０）法清《闽南菜姑的起源和地位》，《闽南佛学院学报》91年2期第97—98页
　　（原载于：泉州市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编《弘一大师纪念文集》海风出版社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