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雀寺、龙兴寺缘说

白雀寺、龙兴寺缘说
　　郭开兴
　　正定县西柏棠乡斜角头村东原有一座寺庙，人们管它叫白雀寺，或斜角寺。笔者于1993年阴历2月15日同县文保所樊子林老师实地查访时，寺庙遗物仅有民国十一年(1922)高绛静所撰《重修白雀寺碑》一通，殿堂檩椽数根、石柱础数块、镇河石兽一尊。在寺庙遗址上建起了村办小学。就是这样一座荡然无存的寺院，每逢阴历二月十五日、九月二十五日，庙会却盛况空前。届时，学校停课，教室权作佛堂。正定及四邻县市的善男信女们，不殚路途遥远、地方偏狭，不约而同从四面八方涌来。室内外、院内外、村街上、田野里，到处人头攒动，远望黑鸦鸦一片，多达数万人。自晨至夕，香火不断。那么，一座仅存遗址的寺院何以仍有如此大的魅力?这就要引出一段白雀寺与龙兴寺(即今正定城内东侧的隆兴寺)的夙缘。
　　按明万历五年周应中所修《真定县志》所载：“斜角寺：县西，天顺建。”又载：“大悲寺：县西南，唐建，今废。”依此看，白雀寺和大悲寺是两座方位不同的寺院。实际上，白雀寺即是大悲寺。我们要弄清白雀寺与龙兴寺的关系，就首先要搞清白雀寺与大悲寺的关系。
　　龙兴寺僧惠演作于宋景佑年间(公元1034— 1037年)的《龙兴寺铸金铜像菩萨并盖大悲宝阁序》中记述：宋开宝二年(969)，赵匡胤亲征太原不下，闰五月巡境按边来到真定，因久闻真定有一尊金铜大佛，便打听此佛现在何处?真定府内孔目官纪裔告诉他：“今在城西郭外大悲寺内。”可惜这篇碑记只指出了大悲寺的方位是在“城西”，却没有更确切的指向。真定府路总管葛繁作于宋绍圣四年(1097)的《龙兴寺大悲阁记》比他进了一步，指出：“距真定府城之西三四里有大悲寺，唐自觉禅师所造金铜大悲菩萨像在焉。”这个方位和距离恰和斜角头村与正定城的方位、距离相吻合。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就这一点做进一步的说明。直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沈涛在所著《常山贞石志》中才明确指出：“郭西大悲寺即今城西之斜角头寺。”据此可知：白雀寺、斜角头寺、大悲寺实为一寺。叫白雀寺，是因寺中曾有一白雀泉；叫斜角头寺，是因寺在斜角头村东；叫大悲寺，是因唐自觉禅师在寺内铸了一尊金铜大悲菩萨像。
　　有人会说：明万历《真定县志》明明说斜角头寺在缄西，大悲寺在城西南，方位都不同，怎么可能是同一座寺院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请看民国十一年高绛静《重修白雀寺碑》提供的情况；“白雀寺在郡城西。地跨斜角头村。闻前人云：斯庙规模宏敞，前临堤而后抵河。今虽界堤河之间，然距堤河已远。此坍塌日久，改建之一证也。”碑中所说的堤，即滹沱河大堤；所说的河，即周汉河。堤在斜角头西南，河在斜角头村东北。原大悲寺“地跨斜角头村”，“前临堤而后抵河”，规模确实宏敞。大悲寺毁后，明天顺年间重建的白雀寺不仅规模大大缩小，而且为防水患，庙址向北移，所以才出现了明万历《真定县志》中所载已废的大悲寺与重建的白雀寺方位上的差异。
　　白雀寺的前身是大悲寺，大悲寺建于何代呢?按明万历《真定县志》所载是唐代，但又有资料说是始建于隋。其根据有二；一是隆兴寺内《重修东耳阁记》云：“稽考往乘，郭西大悲菩萨寺，创在隋时，唐自觉禅师范金铜为像。”二是本地群众中流传有隋炀帝三女儿南阳公主出家后住持白雀寺的传说。大略云：南阳公主出家后，住在白雀庵。隋炀帝很恼火，盛怒之下派人来焚寺杀人，眼看南阳公主性命不保，忽从苍岩山上跑来一只白虎，后边还跟着一只神猴，把南阳公主救出，驮到了苍岩山。当然，“三皇姑出家”既然是民间传说，已屑口头文学，少不了演绎、杜撰的成分。况且三皇姑的身份说法也很不一，有说是隋炀帝女儿，也有说是北周宇文毓的女儿。因此，。以第二条作“创于隋”的依据，可信程度不大，但也不可忽视民间传说背后往往有历史的影子。特别是《重修东耳阁记》提供的情况，作者是“稽考往乘”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有根据，可信的，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却找不到任何载有白雀寺创于隋的“往乘”资料。
　　大悲寺创于唐的最可信资料是《唐镇州大悲寺自觉传》。其略云：释自觉，博陵望都人。至德二年(757)年满，镇州受具足法，既往灵寿县禅法寺习律经论，精瘁九年。大历元年(766)往平山县界，得重林山院。二年五月，天大旱，恒阳节度使张君(即张忠志，归唐赐姓李，名宝臣者)“闻觉精苦，躬入山请其祈雨。”“觉乃虔屑启告龙神，未移晷刻，天辄大雨，二辰告足。”“觉始人法已来，学诸佛因中誓愿，其数亦四十九也。其一愿身长随大悲菩萨，次愿造铸大悲像寺。及于发言响应，檀施臻萃，用赤金鼓铸成举高四十九尺，梵相端严，眼臂全具。迨更年稔，寺亦随成。”贞元十一年(795)，自觉禅师圆寂，“门人欲奉神龛归山，寺、州、府人苦留，终于大悲寺南。迁塔焉，则十三年(797)四月八日也。”这篇传记为宋代僧人赞宁所撰，年代清晰，述事详实，可以作为信史。后人多以此为据，定大悲寺始创年代为唐。按传中所述，建寺铸像在祈雨之后第二年，也就是大历三年(768)。
　　提到《唐镇州大悲寺自觉传》，还有一点需要辩析的是，传中在“迨更年稔，寺亦随成”之后，紧接着说了一句话：“今城西山大寺是欤。”这句话中一个“山”字，很容易叫人怀疑大悲寺不是建在正定城西三、四里的斜角头，而是建在正定城西获鹿境内的山上。但只要多方分析，便知这一疑问是不成立的。首先从语序上分析，这句话可读作“今城——西山——大寺——是欤。”但这样读，“城”是大范围，“西山”是城这个大范围内的特定中范围，“大寺”是西山这个中范围内的特定小范围。若把西山理解为获鹿境内的山，语序上就不通了。若把西山理解为正定城内的山，事实上又不存在这么座山。这句话又可读作“今城西——山——大寺——是欤。”这样读法需在“山”后加个“上”或“下”或“麓”等字才顺。那就可以理解为大悲寺是建在获鹿境内。但这又和赞宁在传后所加的一段话发生了矛盾。赞宁在自觉传后接着说：“其大悲为恒阳奇事，感应潜通。至周显德初，敕铸九府圆法，天下铜像一例除毁。时州人相率出钱赎此像不允，登即炉橐熔冶。真定之人，莫不悲悼。”从这段话中，赞宁所说大悲寺肯定应在真定境内，否则不会强调“真定之人”。据此，我们认为这句话的正确读法应是：“今城西——山大寺——是欤。”当然，“山大寺”的读法很别扭，又不合常规。怎么办?我们只能认为这个“山”字恐怕不是误加，便是其它什么字的误写。这并不是不可能。因为此传中确有被校正过的误字，如将“熔”字误写成“無”字等。大悲寺建在真定而非建在获鹿，从宋到今，所见所有资料中都是肯定的。不再进一步赘述。
　　若大悲寺中那尊四十九尺高的金铜大悲菩萨像能保存至今的话，我想肯定比隆兴寺中七十三尺高的大悲菩萨像更珍贵．更令国人自豪，世人瞩目。遗憾的是它却罹受了五代的战乱，被毁掉了。关于大悲寺寺焚像毁之事，文字资料很多，但细节却有所不同。
　　《龙兴寺铸金铜像菩萨并盖大悲宝阁序》引大悲寺可俦的话说：“原是铜菩萨，值契丹犯界，烧却大悲阁，熔却菩萨胸臆已上。自后城中檀那再修。却自后又奉世宗皇帝天下毁铜像铸于钱，又荐起菩萨上面，取却下面铜。自后城中檀那又补塑。却今来全是泥菩萨。”
　　《龙兴寺大悲阁记》说：“五代之乱，契丹犯境，烧寺熔毁其半，镇人以香泥补完之。周显德中、国用空虚，掌计者无远图，收罗天下铜佛铸钱以资调度，于是菩萨之像又以泥易其半。”
　　《龙兴寺重修大悲阁序》说：“金铜大士像，始在城外大悲寺。石晋之乱，为契丹所焚，遗像仅存。后周世宗毁以铸钱。”
　　《唐镇州大悲寺自觉传》说：“至周显德初，敕铸九府圆法，天下铜像一例除毁。时州人相率出钱赎此像，不允。登即炉橐熔冶。真定之人，莫不悲悼。时炭炽飞烟熔之，从顶至胸，旋收铜汁。斯须计料，匠氏暴卒，自此罢工。”
　　《昨非庵日篡》说；“周世宗毁铜佛像曰：佛以头目髓脑有利于众生尚无所惜，宁复以铜像为爱乎?镇州大悲铜像，甚有灵应，击毁之，以斧钺自胸馋破。其后世宗北伐，疽发洞胸，冥报信不爽也。”
　　《随手杂录》说：“柴世宗销天下铜像以为钱，真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请免。既而北伐，命以炮击之，中佛乳竟不能毁。未几，世宗疽发乳间而殂。”
　　《佛祖统记》说：“镇州大悲菩萨极有灵应，诏下，人莫敢近。世宗闻之，自往其寺，持斧破面胸，观者为之栗栗。”
　　《佛法金汤编》说：“初，太祖目击周世宗熔范镇州菩萨像铸为钱，太祖密访麻衣和尚问曰：自古有毁佛天子乎?”
　　以上所引八条资料，主要的不同在于：一说铜像先毁于契丹，再毁于周世宗；一说铜像全毁于周世宗。笔者认为前者更接近事实。但周世宗毁佛也确有其事。《新五代史·周本纪》载：周显德二年(955)柴荣诏令“天下寺院无赐额者废除之。”《宋史·食货志》也载：周显德间，“立监采铜铸钱，民间铜器、佛像，一律由官收购，以五十日为期，逾期隐匿五斤以上者处死。”
　　按照一般铜像的成毁历史，到此就可以结束了。有意思的是，如前边资料已点明的：“镇州大悲铜像，甚有灵应。”其灵应不仅表现在毁佛之时“匠氏暴卒”，“世宗疽发乳间而殂”。还表现在一则预言、一则谶语上。从而引出了大宋代周而立，太祖重铸大悲菩萨铜像等一系列大事件来。
　　其预言载于《佛法金汤编》：“初，太祖目击周世宗熔范镇州大悲菩萨像铸为钱，太祖密访麻衣和尚问曰：‘自古有毁佛天子乎?’麻衣曰：‘何必问古事?请以柴官家目击可验。’……”太祖因问古天子毁佛法与大周如何?麻衣曰：‘魏太武毁寺焚经像、坑沙门，故父子不得其死；周武帝毁佛寺，籍僧归民，未五年遂萦风疹，北伐年三十六崩于乘舆，国亦寻灭；唐武宗毁天下佛寺，在位六年，年三十二，神器再传，而黄巢群盗并起。’太祖曰：‘天下久厌兵，毁佛法非社稷福，奈何?’麻衣曰：‘白气已兆，不逾月至甲辰，当有圣帝大兴，兴则佛法赖之亦兴，传世无穷，请太尉默记之。’及即位，屡建佛寺，岁度僧人。”
　　其谶语载于《龙兴寺铸金铜像菩萨并盖大悲宝阁序》：“洎像坏之际，于莲花之中有字曰：遇显即毁，遇宋即兴。无乃前定之数乎?”
　　预言也好，谶语也罢，我们今天且不去论其真假，反正宋太祖赵匡胤确实是代周而立，并敕令铸造起丁高七十三尺的龙兴寺大悲菩萨铜像、盖起了大悲宝阁，从而使大悲寺被毁的铜像在龙兴寺复兴起来，比原来的更高大。至于龙兴寺造像肄阁过程中，地涌铜，河漂木，鲁班爷砍楔子，尉迟敬德跑到河南造山门等故事，已久为人知，本文不必多说。总之，“龙兴乃大悲应真之所”，圣迹昭昭，极富魅力。
　　关于白雀寺与龙兴寺的夙缘，就说到此。最后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白雀寺还流传着“前僧后道中间庵”的传说。我想白雀寺里恐怕不会有过同时住有和尚、尼姑、道士的情况。但起码它在不同历史阶段既作过僧寺，也当过尼庵，又作过道观，则是有据可查的。唐自觉禅师住持此寺时，当然是僧寺了，高绍静所撰《重修白雀寺碑》说：“前清道光乙未岁，有羽客养正公冯，讳信禄，楼鹤平邑之关帝庙，本悟道之士也。因是村之善人信士欲重建此庙(指白雀寺——作者注)，三往礼请，强而后可，乃度地势经营，……。”所谓“羽客”，即指道士；“楼鹤”也是道家语，关帝庙更是道家场所。斜角头村人请来重建白雀寺的这位冯信禄，自然是道士无疑。这即是白雀寺作过道观的明证。至于是否作过尼庵，三皇姑出家住持白雀庵的传说姑且不说，现今这座既是学校、又是寺院的房舍中，已经住上了尼姑，却是笔者亲见的事实。由此可见，白雀寺“前僧后道中间庵”的传说，的确反映了白雀寺一大特色。
　　综上所说，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白雀寺有着悠久曲折的历史，蕴含着深远神奇的文化内函。这大概就是白雀寺虽废却至今尚有强大魅力的根源吧!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日益落实，僧俗两界不少人在运筹着一个大计划，即重建白雀寺。自发的募捐活动正在不动声色却又很有韧性地进行着。我祝愿这一计划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