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诸城龙兴寺

山东诸城龙兴寺
　　韩　岗
　　据史书记载，在诸城古城西，有一座始建于唐代的“龙兴寺”；北宋大文学家苏轼知密州（治诸城）时也曾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多次提到“龙兴寺”。但多年来，大家一直没有找到它的确切位置。如今，随着“卢舍那丈八圣像”和“卢舍那放光碑”这两件国宝级佛教文物的发掘及大量佛教造像的相继出土，“龙兴寺”这座千年古刹也逐渐向世人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1979年9月22日，在诸城五金公司院内建筑工地上，施工人员发现了一尊足有数千斤重的硕大佛头和一通雕刻精致、保存完整的石碑。经博物馆人员清理发掘后发现，佛头为石灰岩质，圆雕，面朝下埋在土中，头的长度在1米以上，如此大的圆雕佛头在诸城是首次发现，而且在山东境内也不多见。从佛头巨大的个体分析，它应是一处具有较大规模的佛教寺院供奉的主尊像。石碑距佛头南1.5米处，呈东西向放置，阳面朝下，从碑阴面及两侧所刻施捐人的名字及颂文推断，这是一通记载重修某座寺院的纪事碑。碑下有用石块铺成的平台，用石灰砌缝，碑与平台之间垫有10厘米厚的细沙层，以保护碑面的刻文免遭磨损。可以看出，这不是随意的弃置，而是经过精心策划并采取了保护措施的有意埋藏。石碑与石佛头在同一地层的同一土坑发现表明，它们应是同时埋藏的同一寺庙的遗存。据了解，这里原是一座财神庙，人们从未在财神庙里面见过佛像。“难道在财神庙之前这里有过佛教寺庙？”“龙兴寺！”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寻找多年未果的龙兴寺。这通石碑很可能就是解开龙兴寺之谜和石佛头身世的钥匙。
　　石碑为石灰岩质，通高285厘米，宽103厘米，厚33厘米，建造于唐开元二十年（732）。碑首半圆形，边缘以高浮雕技法刻出四条俯首蟠曲的螭龙。阳面的二龙爪捧托一颗火焰宝珠，下方为圭形碑额，内篆书“卢舍那放光碑”。碑身四面刻文，文体行书。碑的下端有一个用以插于基座固定碑身的楔形方榫。碑阳刻文24行，满行42字，共计976字。文题：“大唐密州龙兴寺卢舍那丈八圣像放光碑铭并序”。碑文与额由太中大夫、使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守洪州刺史、上柱国、京兆韦同书，前诸城县尉陈郡殷履冰撰。文中盛赞了佛法恢宏之威力，记述了重修圣像与龙兴寺的经过，描述了经重修后的卢舍那圣像绽放佛光的神圣情景。碑阴及左右侧面刻施舍者姓名与颂文。
　　佛头像，亦为石灰岩质，高132厘米、宽78厘米、厚79厘米。存颈部以上。长面圆颐，睁目下视。眉如初月，眉间稍上饰白毫，眉骨棱角分明。长鼻梁，宽鼻翼，嘴角微翘，呈含笑状。下颌饰一颗吉祥痣。顶部为尖螺发，发丛中有一髻珠凹座，肉髻缺失。鼻尖及左颐处稍有残缺。颈的断面中心处有一圆形卯眼，留有曾经修补过的痕迹。由石碑碑文得知，此佛像为“卢舍那丈八圣像”。
　　卢舍那，音译又作毗卢遮那、毗卢舍那，意译“光明普照”、“大日”等，是华严寺宗的教主。不同的佛教宗派，对卢舍那、毗卢遮那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在南北朝晚期，对卢舍那佛的膜拜已经流行，在诸城出土的北朝晚期的佛教石造像中，卢舍那佛占有较大的比例。到了唐代，卢舍那被列为“三身佛”之一，是释迦牟尼的报身佛。武则天极力推崇卢舍那佛，曾亲自参与《华严经》的翻译，并为译本作序。闻名中外的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中的卢舍那佛，不但是龙门石窟中最大的雕像，也是全国最大的卢舍那佛像。史载，武则天曾为大像的开凿“助脂粉钱二万贯”，并驾临了工程落成的开光仪式。在皇室的推动下，人们对卢舍那佛的膜拜风行全国。诸城龙兴寺的这座卢舍那头像，是全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件圆雕卢舍那佛像。
　　由《卢舍那放光碑》刻文中得知，佛头像是“大唐密州龙兴寺”的主尊佛像，但这件佛头像在艺术表现手法和雕造工艺方面，与唐代造像有许多不相符的地方。如佛头微前倾、长面圆颐、睁目含笑等，全无唐代盛行的丰腴娴静、沉思冥想之特征。佛头颈部断面上的卯眼，说明此头像的颈部曾经残断过，在后来重新修复的过程中，工匠们在断面处凿一卯眼，中间嵌入铁柱，用以加强对接部位的坚固性。这种对接工艺，在诸城出土的佛教造像中发现多例。什么人有如此大的力量来摧毁这尊大佛呢？据清乾隆《诸城县志》记：“龙兴寺，相传建于唐贞观十三年，亦曰石佛寺，有古塔，即后魏大觉寺也。”由此解开了佛头雕造时代及卯眼之谜。原来，在唐代建龙兴寺之前，这里已有北魏时期建置的大觉寺，这尊石佛原是大觉寺的主尊，在北周武帝灭佛法难中遭到毁坏。后佛事复兴，此像又被重新修复立起，唐代建龙兴寺时，继续用作寺院的主尊。这就是为什么佛头像上留有被毁坏后又重新修复的痕迹，以及具有北朝晚期造像风格特征的原因所在。
　　这尊石像头不仅形体硕大，其艺术造型和雕造工艺也无与伦比，代表了北朝晚期佛造像的最高水平。佛教造像与其它宗教艺术一样，原本是一种信仰和崇拜，而不是单纯的观赏对象。但经过我国古代艺术家和工匠们的再创造，将这种外来的宗教文化与中土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使这些神秘的宗教偶像具有了华夏民族传统的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与绘画艺术史上，涌现出了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曹仲达等众多艺术大家，形成了不同的造像艺术风格与流派。在服饰上有“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等风格的展现；在形体上则有“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之美誉。其实。正像哲人所说得那样，“艺术来源于生活”，纵观历代佛教造像所谓风格特征的发展形成，总是随着世人审美观念的转变而变化的。南北朝早期，朝野崇尚清瘦，世人以瘦为美，这时期的佛教造像则以“秀骨清像”为主要特征。盛唐时期，世人以丰腴为美，佛教造像的突出特征则是“面如满月”。龙兴寺的这尊卢舍那佛像雕造于北朝晚期，此时正是中国佛教造像摆脱宗教色彩，走向世俗写实的过渡时期。它既有早期造像的“秀骨清像”的遗风，又表现出了向丰腴转变的写实特征。它那含蓄的笑容和适中的面庞，表现得恰到好处，“增之一分则胖，减之一分则瘦”，充分展现了我国古代艺术家与工匠们那巧夺天工的高超技艺。
　　“卢舍那放光碑”和“卢舍那丈八圣像”的发现，证明了龙兴寺的故址就在诸城原五金公司院内，也就是密州故城的西门外偏南处。在明代以前，诸城分为南北两城，北城是密州州治所在地，中间隔一城墙，有门相通。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在其知密州时的文学作品中，多次出现“龙兴寺”的踪迹。熙宁八年（1075），苏轼在其《惜花》诗中云：“……城西古寺没蒿莱，有僧闭门手自栽，千枝万叶巧剪裁。就中一丛何所似，马瑙盘盛金缕杯……。”作者在诗后小注中云：“……今年诸家园圃花亦极盛，而龙兴僧房一丛尤奇。但里病牢落，自无以发兴耳，昨日雨雹，知此花之存者有几，可为太息也。”从诗中可知，诸城各家的牡丹满园盛开，而龙兴寺里的最为出奇。可惜作者没来得及仔细观赏，就被雨雹摧残，甚为可惜。苏轼对龙兴寺的牡丹颇为偏爱。在《答陈述古二首》其一中又提及此事：“漫说山东第二州，枣林桑泊负春游。城西亦有红千叶，人老簪花却自羞。”诗中的红千叶即指牡丹。据《群芳谱》，牡丹有大千叶、小千叶之名。似乎是苏轼对龙兴寺牡丹的偏爱感动了佛灵，本来在春天已经开放过的牡丹，至深秋九月忽又奇迹般地重新绽放一枝。苏轼喜出望外，遂约朋友，置酒冒雨赏花，并作《雨中花慢》词。词序中云：“初至密州，以累年旱蝗，斋素累月。方春牡丹盛开，遂不获一赏。至九月，忽开千叶一朵，雨中特为置酒，遂作。”词云：“今岁花时深院，尽日东风，轻飏茶烟。但有绿苔芳草，柳絮榆钱。闻道城西，长廊古寺，甲第名园。有国艳带酒，天香染袂，为我遛连……。”虽然这是苏轼写的一首赏花词，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词中领略到当年龙兴寺“长廊古寺，甲第名园”的宏伟规模。龙兴寺的主尊是“卢舍那丈八圣像”，按照佛教造像规仪，“丈八佛”的高度都在6米以上。现存博兴县兴国寺北朝晚期雕造的“丈八佛”高6.75米，足见当年龙兴寺佛殿之高大壮丽。
　　苏轼是佛教的积极推崇者，在知密州期间，他保持着与外地长老的书信往来，但却从没有提及过与密州寺院僧人的交往之事。他在到密州不久写给苏州虎丘寺的通长老的信中云：“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养衰拙。然城中无山水，私宇朴陋，僧皆粗野……。”其实苏轼对密州的佛寺还是比较关心的，他来了旬日，就知道这里“寺宇朴陋，僧皆粗野”，说明他去参拜过，只不过令他失望罢了。倒是龙兴寺盛开的牡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他在离任密州后，在《和孔密州五绝·堂后白牡丹》诗中，还念念不忘龙兴寺的牡丹：“城西千叶岂不好，笑舞香风醉脸丹。”
　　龙兴寺是诸城境内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佛寺。诸城市博物馆收藏的一通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龙兴寺主持僧人广华与徒弟绪端立的石碑，记载了道光年间重修龙兴寺的规模及经过：“勤垣墉，塗丹雘，補阶砌，悬匾额，立门户……。”因工程浩大，“历年未峻”。这说明，在晚清时期，龙兴寺仍然存在，自北魏至清末，香火延续达千年之久。约在清末之际，龙兴寺因年久失修，圮于风雨。寺院僧人便将卢舍那佛头像和石碑细心地埋入地下，隐藏保护起来。时过境迁，全然不知前朝之事的后人，又在龙兴寺旧址上修建起了财神庙，直到佛头和石碑重新发现，才揭开了这段历史变迁之谜。
　　今天，昔日的龙兴寺之尊“卢舍那头像”已成为诸城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陈列在“诸城北朝佛教石刻造像艺术陈列”展厅的中心位置上，观众们对它那硕大的形体艺术造型和精湛的雕造工艺赞叹不已，被冠以“山东第一头”、“北朝第一笑佛”之美誉。此时的卢舍那佛已不再司职宗教佛事，他像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在向世人讲述着历史的沧桑和龙兴寺的故事。
　　（作者系山东省诸城市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