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远对佛教禅林建制滥觞的贡献

慧远对佛教禅林建制滥觞的贡献
　　欧阳镇
　　自束汉佛教开始传入中国，随着汉译佛经籼佛教寺塔的不断涌现，汉地已有信徒出家受戒成为最初的僧入。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僧团的扩大，僧团内部就必需一定的规章制度和戒律来规范僧人的行动，保护僧团的利益，诸如中国佛教史上著名高僧释道安、慧远等都曾制定过一定的僧尼规范。这些规范，在当时不仅保证僧尼在禅林中过正常的宗教生活和维持禅林的稳定，而且协调僧尼与禅林、禅林与社会的关系。直到现在，它在佛教禅林中仍具有重大的影响。关于释道安的事迹，本人已有专文撰述，在此仅就慧远对禅林的建树作一论述。
　　慧远（公元三三四——四二八年），本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县）人。他“世为冠族”，（张野：‘远法师铭’）“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老庄”，（‘高僧传，慧远传’），年二十一 ，与弟慧持一同从道安出家为僧，很快成为道安的上首弟子。东晋太元三年（三七八），的秦将攻襄阳，道安分张徒众，慧远东下，先至荆州，三年后到浔阳（今江西九江），因见庐山清静，便停留此地，江州黥史桓伊特为其建东林寺，慧远从此便仆柬林寺传教、修道和从事著作，影不出山三卜余年。
　　慧远初事道安， “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继昼”（‘高僧传，慧远传’）。他接受的佛教思想是多方面的，早期追随道安的般若学；定居庐山以后，先是钻研毗昙学，曾将前秦时参加道安译场的僧伽提婆请到庐山，译出‘阿毗昙心论’四卷和“三法度论’二卷（此郎前秦鸠摩罗佛提所译‘四阿含暮抄’的异译本），后受鸠摩罗什为首的关河地区中观派的影响，不仅派遣弟子到鸠摩罗什门下受学，而且频频致书答问，讨论佛学问题；同时他还迎接被鸠摩罗什佾团排槟的佛陀跋陀罗僧团，接受其禅法，教诲弟子以戒学，其所涉及的范围，此其师道安还要广泛。慧远的杰出贡献，就在于他把佛教的义理同维护名教的儒家传统理论有机地协调起来，调合在一起，把佛教的适应世俗要求同对出世间的追求分别开来。（‘弘明集’卷五‘答桓太尉书”），这样，佛教就不再简单地被当戍统治阶级某种文化政策的点缀品，它已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慧远继承其师遗志，热情弘法。在安居庐山东林寺后，常慨南地经、律未备，特造弟子法颌、法净等西逾流沙，逅寻经律。每逢西域来到江南的高僧，辄恳恻咨访。 （‘高僧传，慧远传’）如对脸宾高僧僧伽提婆和佛陀跋陀罗等就是如此。其他如从龟兹鸠摩罗什的阿含学老师佛图舌弥处得到‘此丘尼戒本’的僧律，后来亦从长安到庐山，就受到了慧远的热情接待，寻问‘此丘尼戒本’的内容和翻译情况。慧远在庐山，还非常关心鸠摩罗什与弗若多罗对r十诵律’的翻译，俊秦姚兴弘始六年（四O四年），弗若多罗不幸去世， ‘十诵律’的翻译不得不暂时停下来，适时精于律藏的昙摩流支来华，慧远便致书于他，劝请他帮助鸠摩罗什将此律补译完成，由是‘十诵律’才得有完备的译本。
　　慧远如此重视戒律，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佛教在中国发展到东晋末年，已普及江南各地，帚王公卿、文入学士奉佛者日多，仅建业一地，寺院就有数十所。特别是在孝武帚时二二七三—三九六年在位），琅玡土司马道子窃弄权柄，“姏姆尼僧，发为亲近”，“僧尼乳母，竟进亲党”；（‘晋书·简文之子传’）又受贿赂，辄临官领家言：·“晋柞自此倾矣”。（‘晋书·孝武帚本记’）安帚时二三几七—四一八年），佛教徒秽染的情况更为严重，他们“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茧旅博易，与众人竟利；或；持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揩掌空谈，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称服，行多违法，虽暂有一善，亦何足以标高胜之美战，是执法者之所深疾，有国者之所大患。”（‘弘明集’载道恒‘释驳论’）针对这种情况，慧远一方面大声疾呼“沙门不敬王者”，号召佛教徒脱离政治，从干预政治和政治斗争中解脱出来，保证佛教的独立弘法，要求僧徒依法寻道；另一方面，他广泛地搜求戒律，为自己的僧团建立‘社寺节度’、‘外寺佾节度’和‘比丘尼节度’。（‘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在这些节度中，尽量调和佛教与各教的关系，将儒家的礼运用到佛教和僧侣的行为准则之中，从而使佛教逐步走向中国化的道路。
　　慧远不愧是道安之俊最著名的佛教领袖之一。他所组织的一百多人的僧团，都能按照他所建立的清规节度，“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兮忘寝，夙宵惟勤”（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致使一些王公贵族如王凝之（王羲之之子）、桓玄、何无忌、殷仲堪、王谧、谢灵运、刘裕（郎南朝刘末的开国者）等都愿和他交往，关系密切，此外，还使一些名士，“并不期而至，望风选集，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民、张季硕等，并弃世遗荣，依（慧）远游止。”（二南僧传，慧远传’）元兴元年（四O二年），桓玄攻入建康，杀掉专擅朝政的司马元显，自己专擅朝政，下令沙汰僧尼，又令各地官府搜简俏尼，登籍造册，但特别关照：“唯庐山道德昕居，不在搜简之列。”（‘弘明集’卷十二，‘与僚属沙汰僧众教’）这并非因为桓玄与慧远有很深的情谊，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以慧远为首的庐山僧团戒行修整，不营流俗的缘故。
　　总的说来，慧远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改造佛教传入中国后产生的诸多学派的学说，以及他建立的庐山僧圃及其仪规节度，为在中国发展独立的佛教学说，和中国佛教禅林制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原载《内明》第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