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三千”释略
“一念三千”释略
杜继文
近些年,国内对于天台宗的研究,有不少进展,我有幸拜读的专著就有好几部,而且都是中青年学者写的。有许多观点很精彩,读了很受启发。现在趁“第二届中国天台山文化学术研究会”的机会,也想随喜一番,讲一点个人的管窥之见。
很多论著把智顗的哲学理论归结为“性具”说,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用“性具”说区别于华严宗的“性起”说,始于宋代天台宗“山家”与“山外”的论辩,它有助于我们把握天台宗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发展的线索,值得肯定。然而,宋代天台的论辩是在处理宋代的时代课题,智顗哲学也自有智顗的时代课题。二者在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佛教背景上,有相当大的差别,如果限于宋人的诠释或根据宋人的意见取舍材料,就不大容易看清这位天台宗创始者的全貌。这个问题说起来话长,这里仅就“性具”说的内涵补充一句话:“性具”的核心是“一念三千”,如何理解“一念三千”,是准确认识“性具”说的关键。
关于“一念三千”的经典性表述,是《摩诃止观》(卷五上)的那段已为研究者普遍引用的文字:
“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亦不言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后;亦不言一切法在前,一心在后。”
我的解释,也主要以此为据。
(一)关于“三千种世间”
一般认为,此处所谓的“三千”不是定数,而是泛指“一切法”,因为智顗本人有时也这样使用。但这要看从什么角度上说。佛教对于诸法的分类,同其对概念的下定义一样,与教理的内容是直接有关的。在智顗的时代,说一切有部的五位七十五法分类和《楞伽经》的“五法、三自性”分类已经传人,专表世俗世界的“三千大干世界”和最流行的“阴界人”三科,业业已成为佛教界的常识,但这一切分类,智绥全没有用。他从《大智度论》中摘出了“三种世间”,从《华严经》中摘出“十法界”,从《妙法莲华经》中摘出“十如是”,可以说是独具慧眼,由此构造出一种全新的“三千种世间”,是一种纯粹的创作,不能等闲视之。
“十如是”,后人解作“十如”,也就是表示十种真实性的意思。其中“相”、“性”、“体”,是表达事物自身存在的状态和存生根据的概念;“力”、“作”,是表示事物自身活动(运动)和对它物产生力量和作用的概念;“因”、“缘”、“果”、“报”,是表达事物相互联系,特别是因果联系的概念;“本末究竟等”,是对事物的总体认识,最高理念,相当于智顗所讲的“实相”。·
我们知道,概念、范畴是在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概念、范畴的产生和运用,反映了认识的发展水平。一位近代的哲人说,范畴是人们同自然界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我以为,“十如是”就属于这一类的范畴,它们客观上反映了事物的存在状态及其运动和联系,并教人以整体思维的方法。因此,“十如是”之说,即使在中国哲学认识论史上,也应该给以足够的地位。
“十法界”,指三界六道诸众生以及二乘、菩萨、佛的总称,实际上是对佛教通用的“众生”这一概念的重新诠释。智顗以“三义”解释“十法界”的内涵,有意义的是两点:第一,“各各因,各各果,不相混滥”,就是说,这十法界的界限非常明确,不容混淆;第二,“各各当体是法界”,就是说,这十法都是“界”。此处的“界”有“因”、“类”、“族”等义。所谓“因”义,指此十法界是派生和繁衍与其相应的族类的最初因;所谓“族类”义,指十法界各有自己确定不移的规定性,有自己内在有的因果联系,大同于瑜伽行派的“五种姓”说。但他们作为“法界”,又体现有共同的本质。
“十法界”落实在“三种世间”就是“众生世间”。按“众生世间”的标准划分,“十法界”可分为五类,即“罪苦众生”(三恶道)、“受乐众生”(修罗、人、天)、“真圣众生”(二乘)、“大士众生”(菩萨)、“尊极众生”(佛)。此五类众生又可略为二种;所谓“三界”以内的“界内”众生,与“三界”以外的“界外”众生。众生的这些区分,是由其所摄受的“五阴”不同造成的,因而又有“五阴世间”之说;而任何众生都有与之相应的生存环境,此即谓之“国土世间”。
以上“十如是”、“十法界”、“三种世间”是构成“三千种世间”的基本要素,而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说明“众生”。“众生”是“三千种世间”说的核心和主体。举例说,“十法界”中的任一众生,都有自身的外部表现(相)、内在品性(性),以及相、性所依存的自体(体,特指“色心”的统一),因而也都有自身的能动作用,包括技能(力)与创造(作),即以自身之本性和能动作用为因为缘,决定自身的命运,包括获得相应的“身”与“土”两个方面,此即谓之“果”与“报”。从“相”到“报”,总其所有,就是该众生的整体,其中任何一“如是”,都是该众生整体的一个方面,一种表现,不容偏离,不容增减,这就叫“本末究竟等”。这一蕴含“十如”的整体性,既体现在身体与精神的统一方面(“五阴”),亦反映在其存在与活动的环境方面(“国土”),由此构成一个具体的“众生”;而任何一个具体的众生,按照佛教的分类标准,那就自然会定位在“十法界”的某一个位次上,即属于特定法界中的某一个。
据此可见,“十如”、“十界”、“三世间”之被发掘出来,并联结成一个有机的系统,用来作为说明“众生”的基本原理,不是随意的,而是基于对现实“众生”的观察,有相当的客观内容。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我对于智顗所讲的“众生”,·是当作“人”的一另一种指谓看待的,原因不说了。通常称某种人“猪狗不如”,称另一种人“菩萨心肠”,说一些人过的生活像“地狱”,另一种人则在“天上”。所谓三流九等广人界”自身就可以划分出“十界”来。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别和等级差别,至少在智顗的那个时代,是界限分明,门第森然的。但就某个具体的人说,阶级地位和身分等级却不一定一成不变,不可转化,尤其是在天灾人祸、社会剧烈变动的年代,沉浮穷达,更为突出。也就是说,一个人一生有可能呈现为多种身份。这是否意味着,在一种身份中就蕴含有多种身份呢?我以为智顗所谓的“一法界具有十法界”,就是从佛教的角度对这一可能性所作的肯定回答。这样,人人不同,界界有异,而他们各自不同和有异的内在根据和外在表现,则通过“十如是”表达出来。因此;所谓“十法界”而“百法界”,也是一种合理的推论。从人的身份有可转变性说,人的主体状态、主体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后果,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是“三种世间”的中心内容。据此说“一界”同时具“三千种世间”,也有相应的现实根据。
这样,“一法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就将“众生”的多样性和统一性以及可变性比较充分地显示出来,不论就佛教理论还是佛教实践而言,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以,简单说“三千”就是指“一切法”,容易把“三千”的丰富内涵化解到“一切法”的抽象中,不利于对天台教理的认识。
(二)关于“一念三千”
“三千种世间”的构想,虽然反映了一定的客观现实内容,但智顗把它们总括起来,却是作为“世间”的原素和“世间”的图式,用以说明“世间”现象的,确切些说,是按佛教标准规定的一种形而上的分类体系和概念体系。
说“三千种世间”是形而上的体系,是指这个世间是不依意志为转移、不可分离的整体,也是永恒不变的原理。任何个体,尽管可以成为某一界别的特殊显现,但不能摆脱“三千”的潜在整体。从其显现的现实品格说,善是善,恶是恶,佛与畜类有别;作为隐秘的形而上的存在,则善恶同具,佛畜并存,是绝对不能割裂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形而上的“三千”存在什么地方呢?智领的著名答复就是“一念三千”,存在于“一念心”中。
“一念心”是“心”念动的短暂瞬间。这个命题从字面上看,与《华严经》所说的“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相近,而且智顗也经常引用此颂作为论据。但是,这不过是确立“三界唯心”命题的一种譬喻,并没有说明“工画师”根据什么创造“五阴”。智颢用“一念三千”作回答:“世间”全具于“一心”中,既有“一念心”即具“三千”的意思,也有即据“三千”图式创造“世间”的意思。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念心”、“介尔有心”的提法。“念”是心动的反映;亦是“有心”的表现,正与“无念”、“无心”相对。既然“一念心动”,“介尔有心”即具三千,那么在“念”未动、“心”未介尔的时候,“心”在哪里?“三千”又在哪里?关于前一个问题,尽管十分重要,但本文不拟讨论。对于理解智顗的哲学来说,重要的是后一个问题。
智顗在《摩诃止观》(五上)中说:“三毒惑心,一念心起……乃至八万四千烦恼,若言先有,那忽待缘?若言本无,缘对即应。不有不无,定有即邪,定无即妄。当知有而不有,不有而有,况不思议一心耶?”问题的实质是,像“烦恼”这类法,在“一念心动”之前,是已经存在,还是根本不存在?智顗认为,既不可说存在,亦不可说不存在,属于“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境界,所谓“不思议境”——智顗把认识对象分为两大类,即“思议境”和“不思议境”。“一念三千”(“烦恼”之作为一种种类的抽象,是“三千”的组成部分)是最标准的“不思议境”。其所以“不可思议”,不在于“三千”的复杂构成,而是它们是否是先于“一念心起”的存在。他所以反复强调“亦不可言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后,亦不可言,一切法在前,一心在后,”也含有同样“不可思议”的意思。
哲学史说明,假若承认有一个“三千种世界”的模式存在于“一念心”之前,即接近说一切有部的学说,那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假若说“三千种世界”是“一念心”所生所造,则接近当时盛行的唯识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智顗对于这两种学说都不赞同,而是以不可思议为由,搁置了起来。
这需要进一步的说明。智顗曾一再引用《维摩诘经·观众生品》中所说的一句话“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此话的原意在探讨世间众生的本源,追究的问题很多在总归为“虚妄分别”、“颠倒想”以后,又问:“颠倒想孰为本?答曰:无住为本,又问:无住孰为本?答曰:无住则无本……从无住立一切法。”对这一段话,鸠摩罗什注释说:“法无自性,缘感而起,当其未起;莫知所寄,故无所住……。”这里讲的“法”,是“法”在未“缘感而起”之前,不知寄存在什么地方,故名“无所住”;又由于“莫知所寄”,故不能判断其为有为无,故曰:“非有无”。僧肇对此经文也有个很长的注,尽管重述了罗什的意见,但更强调以“心动”解“无住”:“若以心动为本,则有有相生,理极初动,更无本也。”两相比较,智顗对于“一念三千不思议境”的解释,既含有僧肇的意见,更倾向于罗什的“莫知所寄”。他在《法华文句》(三下)中说:“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无住之理,即是本时实相真谛也;一切法,即是本时森罗俗谛也。”这样,“无住”上升为“理”,“一切法”变作为“事”;在其作为“理”之“本”时,不但存在“理”本身(“实相真谛”),而且也涵盖“一切法”(森罗俗谛)。“非理无以立事,非事不能显理”,虽然理事不可分割,但事由理立,所以又称“理”为?本”,名“事”为“迹”。据此考察“一念三千”之作为“不思议境”,正是据以建立一切法的“理”,“三千种世间”,即是理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说,天台哲学中具有浓重的客观唯心主义因素。
僧肇把“无住”解作“心动”,而“心动”即是虚妄分别,是“世间”由之得以建立的基础,是中国佛教的普遍观点,在智顗那里,反映得特别鲜明。既然“三千”总在“一念心”中,所以他总是“世间”的,所以称之为“三千种世间”。
按智顗的解释,“世是隔别”,“间是间差”;“世间”就是各有差别,“不相谬乱”的意思Q)。这与他对“十法界”中把“法界”解释作各有因果,各有“界畔分齐”相同。强调的都是后来瑜伽唯识所谓的“自性差别”。它们最易了解、也最充分的表达形式,是名言概念,智颢沿用早期《般若经》的译文,称之为“字”。他在解释“如是本末究竟等”时说:“‘相’但有字,‘报’亦但有字,悉假施设。”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不但三界六道、烦恼染污被列入“世间”范畴,即使“界外”的二乘佛菩萨、清净涅槃也在“世间”之中。至于超越世间,不在“一念心”内的出世间,智顗是作为真正的“不可思议境”,几乎是不加讨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台智顗的思想,可以说是佛教的一种“世间学”。只有懂得他的全部学说从不超过“世间学”,才能理解他之所以处处强调“一心三观”、“圆融三谛”,以至把这三观、三谛作为他观察世界和人事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原因。
(三)关于“心具”、“性具”和“缘起”
智顗讲“具”不讲“生”,这是普遍受到注意的一个方面。这其中有一个原因。智顗是非常熟悉《中论》的。《中论》一开始就提出“不生不灭”,而以“不生”为论证“八不”的基点,所以他回避“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仅如此。
所谓“一念三千”,即“一念心具三千种世间”,所以说他是?心具”论者并不为过。但“心具”不是心包含有三千世界的意思,而是强调心与万法的同一性:“只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他曾经批评地论师所说的“心具一切法”;同时又认为地论师所说的“心”本体“真常净识”与“法性”同义。故地论师的“心具”亦同于“性具”。因此,仅从字面上分析智顗的理论特点是不够的。他从“第一义谛”上观察,不论说“心具”、“缘具”、“共具”、“离具”所谓“四句”(四种判断),皆不能成立,但从世俗谛考虑,按“四悉檀”的要求,则上述“四句”皆可成立。
根据这类言论分析,智顗似乎是沿袭“三论”家关中旧义的路线,除了批驳“苟执”,反对“偏解”以外,缺乏应有的确定性和原则性。但事实不然。他说:“若随便宜,应言无明法性生一切法”。此处所谓“随便宜”,指的是那种“内鉴冷然,外适时宜”,即适应时代要求的说法。按照这一要求,智顗认为,说“无明法性生一切法”,或“法性无明合有一切法”最为合适。在这里,智颢把“法性”解作“心”,把“无明”解作“缘”,它们的实际意思就是“心与缘合”。“心与缘合,则三千世间、三千相性皆从心起。一性虽少而不无,无明虽多而不有。”这种观点,显然是地论师的“心具”说与摄论师的“缘具”说的调合,而且与当时流行的《楞伽经》和新出的《起信论》大体相似。因此,这也不是天台思想体系的独家之说。
我以为要把握智颇“性具”观念的关键,有两个前提,第一是“性具”的“性”指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第二是“心”与之合的那个“缘”直指“无明”,是什么意思。而不能把“性具”说同“缘起”说抽象地对立起来。
智顗对于“性”是有过定义的:“性以据内,总有三义”:“一不改名性”;二“性名性分,种类之义,分分不同,各各不可改”;三((J陛是实性,实性即理性,极实无过,即佛性异名”。此“性”即是“法性”,其规定与智顗对“法界”的规定是一致的:核心是“不改”、“不动”,永恒不变,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不改”的一面是“种、类”不变,即“自性”与“差别性”不变;另一面是“种、类”不变即为诸法“实性”,此“实性”作为抽象的原则,即是“理性”。“一念三千”是“种类”的综合,是“理性”的实际含义。由于这个“三千”在任何一念心”中皆具,因而也是脱离任何具体事物的抽象,成为纯“理性”即纯理念的存在。
“无明”是十二缘起中的第一支,按佛教通义,亦即是有“生”的第一因。作为“法性”或“理性”的“三千”,如何生成现实的“三千”,将作为世间模式的“三千”转变作世界人生的“三千”,其枢纽就在“无明”从当时的佛教看,“无明”是吹动“心”的风”,它的功能和标志,都是“心动”。所谓“无明缘行”,意即由“心动”必有诸“行”;“行”泛指意志,主要功能为“思”,被认为是一切创造的内在驱动力。由此驱动力,而有对人生及其周围环境的造作,这就是广义的“名色”。依照佛教的基本教义,此等意志和意志的创作,均遵循严格的因果法则,这就是三界六道,界外四圣诸种界限差别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如上所述,“心动”既然是“念”的本质属性,所谓“一念三千”即含有“心生一切法”的意思,应该不成问题。
然而此“生”与彼“具”,虽然皆属“三千”,但有抽象与具体,整体与个体,理念与现实的不同。《法华玄义》(二上)说:“观根、尘相对,一念心起,于十界中必属一界;若属一界,即具百界千法。”这个“根、尘相对”,就是具体的现实的众生个体;此个体的“一念心起”,是其全部精神活动——善恶、是非、爱憎等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情感系统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等的瞬间反映,因而必然系属于世间众生中的某一个种类;是人是鬼,是绝对确定的,只是由于这“一念心”同其他诸界人生处在相互联系中,具有可转变性,所以才说虽“属一界,即具百界千法”。换言之,所“属”一界,是已经显现可见的现实;所“具”界法,则只是隐藏的、潜在的可能。现实和可能不能混为一谈。智顗的“一念三千”说,重点落实在如何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上,即争取在“十界”中归从于某个理想的一界。我想这或许是他突出“止观”,注重于佛教实践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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