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 序

《〈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 序
　　陈庆元
　　梁僧祐《弘明集》和唐初道宣《广弘明集》是中国佛教史上两部极为重要的典籍，也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重要典籍，受到学术界的极大重视，许多论者都不断加以称引。1994-1995年间，笔者校笺《沈约集》时，就曾充分利用《影宋碛砂大藏经》本{弘明集》和《广弘明集》，有不少收获。对于《弘明集》和《广弘明集》的研究，前者的成果优于后者。日本学者牧田谛亮主编的《{弘明集)研究》和刘立夫博士的《弘道与明教： (弘明集)研究》，都是研究《弘明集》颇有创获的专著。而《广弘明集》的研究至今仍无专书问世。由于版本的复杂等原因，这两部典籍至今尚未见到整理本出版，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缺憾。
　　李小荣博士的《(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是他在福建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所作的出站报告。该报告以《影宋碛砂大藏经》本为底本，参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中华大藏经》本及其他相关版本，将《弘明集》和《广弘明集》这两部典籍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 《弘明集》的作者僧祜，南朝梁律学大师。 《广弘明集》的作者道宣，唐初戒律大家。僧祜和道宣虽然生活的时代不同，佛学思想可能也存在差异，但他们都是中国古代杰出的佛学文史专家。 《广弘明集》仿《弘明集》，对佛学文献的收集进一步的增广，两书虽前后作，但性质相类。 《弘明集》收文180多篇，作者122人； 《广弘明集》收文300多篇，130多人，后者的容量大大超过前者，涉及的问题也多于前者。就时代断限而言，如果仅研究{弘明集》，则止于梁初；仅研究《广弘明集》，僧祜之前的文献可能难于兼及。就研究的问题而言，如果仅研究其中的一本书，也可能顾此而失彼，较难融通。李小荣博士将《弘明集》与{广弘明集》两书合并研究，不仅贯通了东汉至唐初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限，而且研究视野也可比较开阔，研究的“点”也可能比单纯研究一书来得多些。
　　《{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牟子理惑论》的真伪、产生年代及佛教初传时期的思想、社会状况；对永平求法史料的辨析及求法说成因； “化胡说”的由来、演变及其在佛教界的反应；夷夏论由来，汉至李唐的夷夏之争；轮回说在中土的流行及因果报应之争；印度佛教中形神观与中土的形神论以及两书中形神的争辩；道教《灵宝经》与佛经关系问题。报告涉及到东汉至唐初佛教流播过程中的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和重要的理论。
　　对汉唐三教的关系进行探源、分析，作者对三教，尤其是佛教材料稔熟，引证翔实，经过缜密的论证，结论公允可靠。报告不少章节写得很有意思，例如《夷夏论》长达几十页，本章不仅梳理了佛教传入中土以来至李唐各个时期的争论，而且详尽精细地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掌握政权，中华民族在融合过程中汉族与相关其他民族的民族复杂心理，以及对待三教的态度，很有一些精深的见解。这些见解，对我们今天制定宗教政策仍有着很好的参考价值。
　　报告在文献的考辨方面也颇下了一些力气的，例如对《弘明集》材料来源与撰集过程的检讨，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发明。此外在一些细节方面作者也没有轻易放过，例如范泰{与生(义)观二法师书》义、观二法师，作者认为义为慧义、观为慧观；认为《三破论》的作者不是南齐张融； 《三破论》已亡佚，小荣从刘勰《灭惑论》和释僧顺《析{三破论)》中的引文采辑其佚文，然后加以详论。
　　李小荣是江西宁都人，1999年在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当时他还不满30岁。李小荣博士期间师从复旦大学原中文系主任陈允吉教授。允吉先生是著名的佛教文学专家，写得一手优美的骈文。允吉先生主编《佛教文学精编》、 {佛教文学粹编》，两书卷首都有他用骈文写的序，序文情辞并茂，是少见的佛教文学的好文论。笔者曾说过，将来有谁编20世纪文论选或当代佛教文学文论选，此二篇似不当遗漏。李小荣曾参与《佛教文学粹编》的工作。允吉先生不断地给李小荣以热情的鼓励和指导，当然，对他的要求也颇为严格。李小荣家境不好，初中毕业后入中师，中师毕业后到小学任教。后来经过自学，先后获得专科和本科文凭，也由小学转到农村中学当教员。几经曲折，1993年他考取了南开大学研究生，师从郝世峰教授研习唐宋文学。这一年，李小荣24岁。如果从小学一路升到中学、大学直至研究生院的话，通常只有22岁。李小荣比同年入学的硕士生也许会多上那么一两岁，比他们也可能少了一些大学生经历的体验，但是，他多了许多研究生所未曾体味过的艰辛，多了一些谋生和应对生活的能力。正因为这样，他特别珍惜3年硕士生的生活。其他研究生知晓古代文学和文献学是怎么回事，通常在全日制普通高校时已略懂一二，而李小荣比他的同辈们却晚了半拍，接受正规的现代研究的训练也是从研究生入学这一年才开始的。李小荣不仅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而且考上复旦大学的博士生。1999年获博士学位后，他来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旋即到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处从事博士后的研究工作。2002年，他的第一部专著《变文讲唱与华梵艺术》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3年第二部专著《敦煌密教文献论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李小荣从浙江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又到福建师范大学从事第二站的研究工作，2005年1月，出站报告《{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顺利通过答辩。此份报告将交由巴蜀书社出版，作为合作教授，我为他高兴，因为这已经是他的第三部专著了。
　　从1993年踏入学术研究的殿堂开始学步，到第一部专著的出版，李小荣前后只用了10年时间；而第一部专著出版后的数年间，他又不断有新成果问世。李小荣在佛学、敦煌学、文献学和古典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初步的成就，并且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在短短十二三年间，李小荣的学术研究为什么有长足的进展?
　　我以为李小荣的刻苦努力是第一位的原因。从中师毕业，到硕士研究生，跨度不能不大，这期间，他要教书，要赚钱养家，是非常辛苦的。工作之余，他靠着个人的勤奋自学，由中专而大专，由大专而本科，一步一个脚印，书籍就是他的良师益友，他所付出的辛劳，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现在，他虽然已经是大学教授了，节奏本可以放慢一点，但是他还是每天不午休，晚上迟睡，早上早起。看看他的现在，便可推想他的过去。除了专业之外，李小荣还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并且能用梵文阅读佛典、初步读懂日文的专业书籍。语言文字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已经超过了不少同一年龄段的同行。
　　其次，在学术成长的道路上，转益多师，也是他迅速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南开，李小荣从郝世峰教授，打下唐宋文学的坚实基础；在复旦，他从陈允吉教授，积累了佛典知识；在浙大，他又从张涌泉教授，专攻敦煌学；在本流动站，他回过头来做汉唐重要文史文献《弘明集)与《广弘明集》。李小荣先后进南开、复旦、浙大，受到这些著名学府良好学风的熏陶。他还不断广泛地向海内外的名家请教。他非常关注学术界的动态，和同辈学者或年纪稍长的师友有较多的学术交往，注意吸收他们的长处。
　　再次，李小荣是以平常心来治学，不急不浮不躁，心平气和。孟子的“养浩然之气”，是对思想家说的，或者是针对修身养性说的；韩愈的”气盛”，是对古文学家说的。在我个人看来，做文史研究工作的人，似更需要一个气和的心态。当今的社会，学术研究的评价体系并不完善，令人困惑的地方不少。例如刊物的级别，同是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办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前者在一些院校被确认为国家一级刊物或权威刊物，而后者不是；同样都带有“文史”二字的刊物，中华书局的{文史知识》被某些院校确定为核心期刊，问题是，创办更早的中华书局的《文史》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华文史论丛》却不算，似有欠公平。但仔细想来，理由当然也是有的，因为后两种是以书代刊，有书号而无刊号，既然无刊号，怎么能算期刊?怎么算核心期刊?实在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诸如此类，学者也当以心平气和的态度待之。李小荣研究的是佛学文献，是敦煌学，他有时也为所发表的刊物不太为评价体系所重而不解，但他并不为此而烦、而愤愤然，论文该给《法音》还是给{法音》，该给《文史》还是给《文史》，该给(敦煌研究》还是给《敦煌研究L面对纷繁复杂的评估体系，适应“游戏规则”有时也是需要的，但过于趋时恐怕未必是好事。评估体系之外，社会上还有许许多多的诱惑，奖项、荣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一个正直的学者应有自己的学术评判和学术价值观，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最后，小荣治学路子正，方法对。路子正，是指做学问从认真读书开始。我这里说的读书，是指读某一研究方向的基本文献、基本书。例如他研究佛学， (大藏经)是他的必读书。由于研究佛学，他还得读儒家的经典和《道藏)，才能加以比较、分析，才能加深对佛学的理解。读书是一件很花时间的事，但不多读书，多思考，你怎么会发现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关于研究方法， 《{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中有多处提及，例如第二章《永平求法平议》就有一节《研究史述评及本文的研究思路)专谈这一问题，兹不赘述。笔者以为，研究方法有时是和研究态度相关联的，躁竞的心态，躁竞的功利目的，其研究方法难免令人生疑。十余年来，李小荣沉住气，心无旁骛，脚踏实地，潜心做他的学问，故而能走上学术研究的正道。
　　《(弘明集) {广弘明集)述论稿》的出版，是李小荣学术研究日渐成熟的一个标志。小荣已经掌握海内外《弘明集)与《广弘明集》的多种版本，整理《弘明集》和{广弘明集》条件已经成熟。李小荣现在只有三十五六岁，日后学术研究的路子还很长很长，我不敢以什么“大家”之类相期许，但我相信他能进一步开拓眼界，不仅博采国内学者之众长，而且能吸收国际汉学家研究的新成果，不必汲汲于一日之短长，沿羞自己的研究的路子走下去，天地必然是宽阔的。学术研究，只有三分的耕耘，不大可能有太大的收获；十分的耕耘，即使没有十分的收获，至少也有六七分吧?不知小荣以为然否。
　　(作者为福建师大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