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理精辟雄辩惊人——谈谈六祖惠能的论辩

禅理精辟雄辩惊人——谈谈六祖惠能的论辩
　　冼剑民
　　(暨南大学历史系)
　　惠能成为佛教禅宗的领袖，不仅是他创立了新的佛教思想，还在于他成功地传播自己的思想，广被信徒接受。他以无以伦比的辩才折服对手，使芸芸众生归依顿教之门。其说理精辟，雄辩惊人，才思缜密，在中国的论辩史上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如果惠能没有超人的辩才，是难以能取得六祖地位的。无论在口才学还是语言学上，惠能竖起了一座丰碑，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本文分析惠能的论辩技巧与特点，试图探索其在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
　　一、惠能的辩论技巧
　　1．从思辩哲学的高度战胜对手。
　　惠能的论辩语言精辟，寓意深刻，推论严密，表现出很强的逻辑思维和高深的哲学修养。惠能将人们的一切活动归结于心的本源作用，把唯心主义推向顶峰，因而他能站在一个更高的哲学层面去战胜对手。被世人传为美谈的“南廊作偈”，实际上就是一场以“如何成佛”为主题的辩论。神秀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惠能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应该看到神秀所作的佛偈是北派渐修的完美表述，而且立意、比喻都十分得体而和谐，正因为神秀写在先头，有了这一层铺垫，才可能有惠能更深的表述，更新的创造。惠能偈之所以胜过神秀，是他立足于一个更高的哲学高度，心中全然无物，达到“极空有之精微”。神秀的心中依然有树、有明镜台，他只能是逐渐地修炼进入清静之境；惠能的心中已是无我无物，完全进入了开悟的禅境。可以说这是以无物之心战胜有物之心，真正达到《心经》所说的“心无挂碍”之境。这也是彻底的唯心主义极致发挥的典范。
　　另一个例子可以“风幡辩论”作为典型，惠能初临广州制旨寺，见两位僧人在争论是风动，还是幡动的命题。惠能语出惊人：“幡无如余种动，所言动者，人心自动耳”。很明显惠能跳出了人的感观局限，不是仅知所见所闻，而是从心的本源去思考问题，把一切现象归结于心的作用，由于立足于唯心主义的哲学观发论，从而驳倒了只被表面现象迷惑，各执一面的偏执之论，把两种不同的感观统合在心的动因之上。
　　惠能批驳神秀戒定慧之说，更能说明惠能最善于从唯心主义的哲学高度击败对手。“秀和尚说：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自净其意名为定”。而惠能说：“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痴自性慧，心地无乱自性定。”并指神秀的戒定慧劝小人根，他的戒定慧劝大根智人。其实神秀的讲法虽有道理，但惠能的解释却更胜一筹，因为惠能立足于心的高度去论说，而且提出的非与戒相对，痴与慧相对，乱与定相对，高度概括戒定慧的本意，既做到直指人心，又体现了逻辑严密的哲理，故对禅宗理论的阐发是一大贡献。
　　六十年代毛泽东视察广东时曾说过：英国人贝克莱被称为主观唯心主义始祖，中国人惠能的主观唯心主义比贝克莱要早一千多年。这可说明，惠能的唯心主义哲学在世界上也是极具影响力的。正因为惠能把主观唯心主义推向了一个顶峰，他的论辩技巧也体现了他在哲学高度上的发挥和创造。
　　2．“三十六对”的论辩致胜技巧。
　　“三十六对”是惠能创立的对世界事物的认识观，也可称之为“惠能禅理”，这是惠能哲学思想的结品所在，直到临终前惠能才把它传给十大弟子，叮嘱他们要遵循“三十六对”的禅理，“依此转相教授，勿失本宗”。惠能把世界的万事万物看成是对立统一的整体，他简约地概括为三十六种的对立物，其中包括自然事物的“外境无情五对”、佛门禅法的“法相语言十二对”、心性感知的“自性起用十九对”。他认识到世间事物都是两个对立面的互动变化，它们互为对立，又相互相成。可见它蕴涵着深刻的辩证观。在中国历史上，早在先秦时期老子已经提出了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观点，明显可见惠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有所吸收的。然而把这种世界观在宗教中运用却是他一个极大的创造。“三十六对”是惠能的传教方式，同时也是他展开传教论辩的一种制胜技巧。
　　惠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论辩的技巧传授给他的弟子，这在曹溪本《坛经》中清楚地记载：“若有人问汝义，问有将无答，问无将有答，问凡以圣对，问圣以凡对，问一将一边对，二法相因，生中道义。教汝一问，余问一一依此。作三十六对法，即不失理也。吾今教汝一答。人问何名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缘。有明即光，明没即暗。但无明暗，以明显暗，以暗现明，来去相因，成中道义。余问悉皆如此。”e这段话确是不同凡响，它概括了运用三十六对的论辩手法，并举出了具体运用的典范事例。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在中国的论辩史上，从来没有过有人敢于公开自己的论辩方法，我们翻阅先秦诸子百家，品味魏晋清谈，都只有说理的记载，却没有辩理方法的介绍，论辩的技巧始终不愿公之于众。因此《坛经》中的三十六对是对佛门论辩术的一次总结，在中国论辩史上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遵遁“三十六对”的对立原理与对话者交锋时，你说长我以短对，你说明我以暗对，你说有我以无对。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体，其对立的双方是互为依赖、缺一不可的，惠能掌握了这种辩证的内在关系，故每提出一个命题，都成为对手无法否定的对立原则，同时又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反驳性，故六祖的言辞锐不可挡。遵循“暗不自暗，以明故暗；明不自明，以暗故明。以明变暗，以暗现明，来去相因。三十六对，亦复如是”的原则，所以在惠能对别人提出任何问题时，都能理直气壮地予以回应，同时又能圆满无瑕，顺理成章地折服对手。
　　在运用三十六对中，惠能强调“出语双关”，即所说的话题要涉及到事物对立的两面，以求表述完整，抓住事物的本质。更要把握“出入即离两边”的重要原则，所谓不着两边，就是不固守于两极，这样会偏执一方，而要游离于两极，使自己永远处于“离相”、“无执”、“无住”的成佛境界之中。从论辩的角度分析，发论者只有“出语双关”，才能把握事物向两极发展的势态，找到了两极才能找到超越它的立论点，最终战胜对手。
　　3．高超的语言技巧，使惠能的论辩熠熠生辉。
　　惠能的论辩善于通过修辞的方式增强感染力，使论辩生动活泼，引人人胜、充满魅力。其中有讽喻、借代、幽默等的发挥和运用，但惠能在修辞的运用上始终保持朴实无华的风格，不失禅门庄严肃穆的风采。
　　惠能与神会有过一段充满幽默的辩论。“又一僧名神会，南阳人也，至漕溪山礼拜，问言：‘和尚坐禅，见不见?’大师起，把打神会三下，却问神会：‘吾打汝痛不痛?’神会答言：‘亦痛亦不痛。’六祖言：‘吾亦见亦不见。’神会又问大师：‘何以亦见亦不见?’大师言：‘吾亦见(者)，常见自过患，故云亦见；亦不见者，不见天地人过罪，所以亦见亦不见也。汝亦痛亦不痛如何?’神会答曰：‘若不痛，即同无情木石，若痛即同凡夫，即起于恨。’大师言：‘神会，向前见不见是两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来弄人!”从这段对话可见，惠能的辩论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对禅的理解和运用极为纯熟，哪怕是很平常的一件事，一句话，都可以引至对禅理精辟的发挥，而且能将超人的悟性，表现于完美的语言技巧，这就决定了他的论辩特别引人人胜。
　　除了对禅的透彻理解，言辞表述的生动和活泼是惠能论辩的优势所在。例如弟子法达执《法华经》问道惠能。“师言：法达，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闻佛知见转《法华》。努力依法修行即是转经。自心若不念念修行，即常被经转。”惠能说理滔滔如流水，从心源上开启，从转字上发挥，妙语连珠，活泼之中深具禅理，平易之中更显魅力。法达一闻，言下大悟。这一类言辞充满气势和活力，并带一种转折回环之美，《坛经》中这类修辞的例子甚多。
　　惠能的论辩中也有讽刺的手法，卧轮禅师曾作一偈自以为悟道，“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惠能认为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系缚。”于是他另作一偈以驳，“惠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这针锋相对的偈语，指出卧轮自鸣得意，心不清静，谈何成佛?既一针见血，又幽默风趣，令人忍俊不禁。
　　惠能在论辩中多用比喻，这是他的风格所在，当然印度佛教的讲经已经很常用比喻，惠能多少是秉承了这一种传统，但惠能的比喻是更富于中国哲理的色彩，显得平易而通俗。《坛经》中精彩的比喻可说俯拾皆是，如把无处寻觅的东西喻为兔角：“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又如“世人白色身是城，眼耳目口鼻是城门，外有五门，内有意识。心为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无身心坏。”而最终点出的是要守住自身心性，因为“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这里连串的比喻，一气呵成，气势如虹，充满魅力。
　　通过比喻使抽象艰深的禅理顿然明晰如镜，是惠能论禅的法宝，例如解释“定慧”惠能如是说：“定慧犹如何等?如灯光。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即有二，体无两般。此定慧法，亦复如是。”@如此精到的比喻，真令人拍案叫绝。
　　惠能的论辩追求的是一种平易的，清晰的理念。这与惠能本来是个不识字的樵夫有极大的关系，他的文学修养源自民间，民间的言语是丰富多彩而又生动活泼的，一旦这种朴实而简明的民间语言和彻底的唯心主义哲学相结合，便产生了乐于被民众所接受的佛教经典——《坛经》，它同样是中国语言学上的不朽篇章。
　　二、惠能的论辩特色
　　1．勇于开拓创新是惠能论辩的最大特色。
　　在惠能的论辩中，他不在意驳倒对方，而是在自己的言论中进行新的创造，他不受前人所言束缚，而敢于发前人所未发，想前人所未想，因而他的言论能把信徒带人一个新的意境。这种开拓创新的精神是最难能可贵的，它赋予了禅宗文化新的生命和永恒的活力。我们明显可以见到，经过惠能论述的禅理和前人有很大的不同，但又觉得他的言论并没有违背禅宗的原则，‘而是更深刻，更简明，更富于哲理性地把佛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惠能从来不受祖师爷的束缚和限制，而是开宗名义地创立新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是惠能的最大创造，他把佛置于自心之中，把心的觉醒与成佛之道结合起来，开创顿悟法门。于是在惠能的所有论辩中都贯穿着心的主旨，一切论题都围绕着如何明心见性，自见真如，阐发出有关心学的真知卓见。弟子智能曾问惠能按传统的佛说只有三乘法，但惠能却言最上乘，应怎作解释?“师曰：·汝向心中见，莫著外法相，无四乘法，人心自有四等。见闻转读是小乘。悟法解义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万法尽通，万行俱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作无所得，名最上乘。”惠能的四乘法是一种自身的创造，他根据人心悟性的不同，提出了四种不同的修行境界，而且他也直言不讳，自己的顿悟法门就是最上乘之法。“唯传顿教法，出世破邪宗”，其打破传统，气魄之大，胆色之高，无与伦比。
　　由于受到玄奘到印度取经的影响，当时不少人以为到达西方才能成佛，惠能对这一观点予以驳斥。惠能说：“东方人但净心无罪，西方人心不净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造衍，彼土念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西方，顾东顾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常安乐。使君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于之心，念佛往生难到。”在这个问题的论辩中，惠能提出“随所住处常安乐”，成佛在于心的觉醒，身处东西方无别，这一论点已揭示了世界各民族的平等观。
　　惠能论辩的言论表现了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这是他的思想精华所在。这种创新的思想是中外合璧的产物，是古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的结品体，惠能开创了广蓄兼收，融中外文化于一炉的思想路向，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正是这种勇于打破传统，勇于开拓创新的变革思想，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因而它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并被后人积极地继承和弘扬。
　　2．惠能的论辩精明深警，睿智机敏，词锋锐不可挡。
　　惠能的机变技巧是非常强的，能随着具体情况，善于把握时机，出奇制胜地反诘对方，让对手认同并称赏不已。初见五祖“大师遂责慧能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慧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无南北；猫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惠能的论辩以“人有南北，佛性无南北”为依据，理直气壮，词锋迫人，使五祖一时也难以应对。
　　在六祖准备请人代书佛偈于南廊，他与别驾的一场辩论分外生色。“别驾言：‘左右尽是公卿王侯，名山尊德，尚不敢作，猎(獦)獠尔是何人，而欲作偈，甚为希有。’某甲言：‘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俗谚云：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勿意智。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惠能在这简短的论辩中，以一句俗谚为依据，据理力争自己应有的权利，指出轻视别人的行为，在佛门中是无量无边罪。敏捷、勇敢，词锋锐不可挡。
　　当五祖送惠能至九江驿，“祖令上船，惠能随即把艣。祖云：合是吾渡汝。南惠能云：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惠能生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付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这段对话，生动地体现了惠能的睿智与机灵。惠能以“迷时师度，悟了自度”，既说服了师祖，又吻合了“自见真如”的禅法原则，其机敏令人叫绝。
　　曹溪本《坛经》记惠能与无尽藏尼的对话更为精彩，无尽藏尼“常诵《大涅槃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识，义即请问。’尼曰：‘字尚不识，曷能会义?’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惠能的辩解确实道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真理：佛经的文字只不过是引导人们开悟，但心悟与文字无关。惠能深知自己不识字却能悟道秉承法衣，故提出“用智慧观照，不假文字”。
　　可见在论辩中惠能的词锋锐不可挡，给人以义正词严，无可反驳之感，这种简洁的、直截的、锋芒四射的语言，使对手深为折服。惠能的论辩风格，对中国文化影响殊深，宋元以来文人墨客竞相谈禅，都在追摹这种风采。
　　3．惠能的论辩展现了南禅美学的特色。
　　在惠能的论辩中表现了一种恢宏的气度和超俗的气概，其哲理、语言、意境都洋溢着南禅的美学色彩。这一切来自惠能超人的悟性。他以悟性去引导辩论，以悟性为取胜之道，故出言字字珠玑，让人们叹为观止。开悟之语妙不可言，从而使他的论说熠熠生辉。
　　如果说先秦诸子的争鸣其风格是叱诧风云的，因为这是一个列国纷争的时代；魏晋清谈的风格是放浪形骸的，因为这是一个门阀贵族统治的时代；惠能论辩的风格是出尘洒脱的，因为这是中国化佛教奠基的时代。时代的不同造就美学风格的不同，而开悟之美是南禅美学的灵魂所在。进入了心悟之境，这是一个无限的空间，无限的时光，生命在这里得到了升华，自然与理想在此融汇。正是因为有惠能开悟的境界，才有惠能非凡的言论。
　　由于惠能出身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尽人间磨难，从一个不识字的樵夫，最后得承法衣，在命如悬丝的迫害中，历尽艰难困苦，终于开创禅宗顿教，这种经历使他对人生有彻底的感悟。因而他的言论体现了平民阶层的特性，质朴淳厚，正直无华之美油然而生。惠能是五祖的传人，以普渡众生出苦海为人生的志向，这种崇高的理想获取了千万信众的顶礼膜拜，当时的众僧、俗子弟无不嗟叹：“善哉大悟，昔所未闻，岭南有福，生佛在此，谁知能得知”。”自然惠能的言论带上活佛的色彩，这是万物不染，空寂祥和，圣洁而神秘的象征。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他在岭南开创了新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蕴涵着向善、宽容、慈悲、平等的追求与渴望，这本身就是一种美的意韵。在惠能论辩中这种意韵在不断升华，折射出美的光华，它是一种洞察人生的智慧，一种豁然开朗的昭示，一种预示未来的福音。南禅美学在惠能一次又一次的论辩中积淀而丰厚，它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辉煌。
　　三、惠能论辩的意义与影响
　　论辩是佛教徒在领悟佛教经典中，发表不同意见的重要手段，通过论辩证实各方对佛教宗旨的正确把握和理解，从而展示佛学水平的高低。禅宗五祖弘忍通过让门徒写出偈语进行论辩，以确定自己的继承人。惠能的超人才智是在论辩中被人们认知的，其悟法得传衣，也是因为南廊佛偈胜过神秀才赢得六祖的地位。由于这种缘故，禅宗很重视禅理的论辩，因为这是察看门徒是否进入开悟境界的试金石。唐宋以来这种禅门的论辩风气大盛，可以说谈禅之风是继魏晋清谈而起的又一股文化思潮。
　　佛教兴起，信徒醉心于对空悟心性说的诘辩，使中国的论辩艺术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从惠能的论辩中可见，他把古印度佛教人生观与中国传统儒家修身自省的精神与道家自然无为的倾向融为一体，更强调心灵的解脱，这自然是先秦诸子争鸣、魏晋清谈所没有的新事物。在中国的论辩史上，人们多看重先秦诸子的学术争鸣，多关注魏晋的清谈研究，而忽视从佛教史上找寻论辩艺术的各种素材，这是一个重大的疏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无疑是一个璀灿的时代，但不等于这个时代过去了就再没有光辉，由于有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积淀，又经历了魏晋清谈的浸润，这为唐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唐代出现了中印文化的进一步交流和融汇，促使中国文化有了新的发展。惠能思想是盛唐社会的产物，在中国封建大一统的国度，需要宗教的文化力量去协调社会，需要有成熟的禅学理论去抚慰备受苦难的苍生，于是禅谈取代清谈，佛学取代玄学，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惠能的论辩与魏晋清谈所追求的风格迥然不同，如果说魏晋士族的清谈代表的是没落贵族的精神寄托，而唐代惠能开启的谈禅之风却是平民阶层在追求摆脱苦难人生的超然禅境。魏晋清谈只是被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记下了士族生活的陈迹，成为一部小说留存。而惠能的言论却成为宗教经典，被世代供奉，千百年来各种《坛经》版本迭出，流播中外。
　　惠能通过论辩，传播了认知世界的新思维方式，从始中国文化翻开了新的一页。这种影响力是旷日持久的。宋代陆九渊接受了惠能的思想，对儒家学说进行改造，发挥天即理即心的观点，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这是惠能心性学说被儒学所借用，当时由于程朱理学受到官方支持，陆九渊的学说未能广为传播，直到明代陈白沙开启了明儒心学先河，王守仁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说终于得到官方的认可与推崇。它意味着惠能的心学，更深入地影响了传统儒学，并使之在明代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惠能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划时代的人物，他的出现把中国文化引向了新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