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之真伪问题》读后

《〈坛经〉之真伪问题》读后
　　杨鸿飞
　　这次在中副园地中，读到钱穆先生《略述有关{六祖坛经)之真伪问题》一文，使笔者对钱先生的一种所谓“卫道”精神，不禁肃然起敬!如钱先生说：“《坛经》……与其把来安放在神会身上，似乎不如依旧安放在惠能身上。”“有了神会和尚把他来代替了六祖，将使《六祖坛经》黯然失色；亦将使人懒于玩索。”“我们不能为考据而考据，我们不能一切惟考据是尊；我们应该在考据之上，乃及考据之外，再知有我们之所当用心(大概就是卫道)处。”“胡博士把《六祖坛经》送给了神会，变成了一部僧人在斗法中自由捏造之书。惠能固然已失了他的伟大性，但神会也不能接受此一伟大性。因为伟大的思想，不能从斗法私意中自由捏造而来。自由捏造出一番伟大思想，此番思想之伟大，则必然会减损。”“如是则当时中国僧人之创出新禅宗，成为一番绝大事业，对此下佛学乃及其他学术思想，发生绝大影响者，必将有使人无从说起之苦。势只有让此一大事，烟消云散，置之于不问不闻之列而止。”“胡博士只说神会自由捏造了《坛经》；杨君继起，更进一步，又说神会自由捏造了惠能。……把惠能与神会两人之原本人格及其原本学养全部降低了。而且又把弘忍与神秀两人也都庸俗化。中国佛教史上禅宗兴起一大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由胡博士与杨君说来，则原不过如此。”“依胡博士与杨君之所考据，不仅把中国当时一些禅宗故事全降低了，全失落其价值；而对中国全部文化史，全都有降低或失落价值之损害。”像这些话，可以说：莫不是从钱先生的一种精诚卫道的精神中所流露出来的!
　　但这其中，却有一个道理，或许钱先生还没想到，所以才感觉得这样的悲观。那就是只觉得自己在卫道，不知道他人也真的在卫道。同样的在卫道，只是两个卫道的态度间稍有一点儿距离而已。即一种是宗教态度，一种是学者态度。一般抱宗教态度的人，他们是信仰重于研究。他们要把一个任何信仰的对象，形成一个尽善尽美，十全无缺；甚而是全知全能的。对于那样的对象，既不许怀疑，当然也更不许研究；从而还要在在处处，维护他那自己认为的伟大尊严!那些伟大尊严，只有在抱另一种信仰对象的人，他们彼此之间，才会觉得出对方，有些都是多余或可笑的!然而他们对于自己的方面，却又都是天衣无缝，颠扑不破的!就在这中间，若一旦被人发现了一些什么缺点或破绽，那他们就得杞忧起来，认为是不得了了，天要塌了。其实在抱学者态度的人看来，那根本是什么也没有。他们认为只要是实事求是，不但不损害其尊严，失落其价值；而且反觉得是文化的进步，真的人类之幸福!这如我国文化，要是到现在还停滞在上古神话或神权时代的话，请问置之于今日的世界中，岂不真是损害了我国文化的尊严?失落了我国文化的价值?事实上，文化是进步的，必须研究。抱学者态度的人，研究重于信仰。他们觉得愈研究愈进步，愈进步愈要加以研究!在这研究的过程中，有时好像是损害了一点儿尊严，失落了一点儿价值；但在整个的全盘看起来，那正是建立更实在更正确的尊严与价值的!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决没有因噎废食的道理!他们理想中的全知全能、尽善尽美、什么也圆满无缺的文化大成果，不是在已成的过去，而是在未成的将来。那不集中于任何一人或一事物，而是由古今中外无数无数人的才智及事物，在逐步的贡献与完成它。尤其更渴望地，在等待着未来的我们。
　　根据以上这两种基本稍有差异的态度和思想：一种是早就有了十全十美的完人之存在；我人纵然是怎样的努力，最多也不过是它的具体而微，称亚称复。不但永远没有超过那完人的可能之理，就是要想和那完人平起平坐，作一并肩而立的可能，也是绝对没有的。这如魏晋时代玄学者的“圣人不可至”之说，就是这样。那只好屈居下位，做那完人的隶属；替大独裁者造成了一个稳如泰山的理论大根据。一种是根据事实，认为我们理想中的完人，在历史上尚不曾有出现过。不但过去不曾出现过，就是未来，不到未来的尽头处，也是不会出现的。要说是能出现的，那只有我们悬挂着它那一目标，共同的来各尽其才智，共同的来庄严这一社会和文化。因而不必奴颜婢膝，拜倒于一不符实际的权威之下，盲从冒险。他们认为我们不必如前人，前人也不必定超过我们。凡事有价值的就是有价值，没有价值的就是没有价值，只要是有价值的，不必在张在李，因人废言；而是“如理为宗”，“依法不依人”。没有“与其把来安放在神会身上，似乎不如依旧安放在惠能身上”的必要。如果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也不必强为作伪造假，或替前人掩护。同时安放在一个不实在的人身上的价值，我们根据事实的研究，把它放还到多数共同出过才智力量的人们身上去。这样，只要不太主观，那对我们，怎会有“黯然失色”，“懒于玩索”，“全部降低”，甚至“烟消云散”的“绝大影响”呢?如笔者在关于《六祖坛经》一文中，开章明义，就赞扬南禅精神的伟大，确定它是我们应有的人生真谛之一种；本了它，便可以无为则无所不为地修身齐家，人世(利生)出世(解脱)。试问已经给了它这样大的价值，还有什么“降低”和“损害”呢?
　　本来钱先生已说过：“双方意见，恰相对立；在杨君自属题中应有之义，在我则似可不再作冗长之申辩。”所以现在本文，不必多对钱先生作笔谈。只因钱先生文中还有各细节，使笔者不得不对《中副》的读者，作一个交代于下：
　　(1)钱先生的全文中，都主张近情近理或合情合理。这当然，俗话说：“吃是吃的盐和米，说是说的情和理。”这在一般人说来，可以说，完全是正确的。但一般人观念上的近情近理或合情合理，是包括着事实在内的。现在钱先生所说的近情近理或合情合理，是要用它来放弃考据所得的事实。看意思好像说，只要是认为比较近情近理或合情合理的，那对于这近情近理或合情合理而有冲突的事实，是可以放弃不顾的!这一来，“君子可欺以其方。”大凡奸狡欺诈之能事，都可以永远地维持其存在了!如《孟子》一书的《万章篇》中说：有人送了几条活鱼给郑子产；子产因“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就叫管理池子的人，拿去把它放了。过了一会儿，管理池子的人回来复命说：他起初把鱼放在池子里，那些鱼，好像有些呆笨的样儿；后来便很活泼起来，自自在在地顺着水游走了。我们对于管理池子人的这番话，能批驳他是不近情理或不合情理吗?其实呢?却已“放”在他肚子里让它去“生”了!又如宋绍兴二年(1132)延祜本《景德传灯录》的长乐郑昂之跋文说：“《景德传灯录》，本住在湖州铁观音院僧拱辰撰。书成，将游京师投进；途中与一僧同舟，因出示之。一夕，其僧负之而走。及至都，则道原者，已进而被赏矣。……拱辰谓吾之意，欲明佛祖之道耳。夫既已行矣，在彼在此同，绝不复言。拱辰之用心如此，与吾孔子‘人亡弓，人得之’之意同。”像这样的说法，岂不是多么慷慨而娓娓动听的近情近理或合情合理?其实呢?经过历史的一查对，当道原进该传灯录时，拱辰的师傅金山才十六岁。
　　(2)钱先生说：“今谓《坛经》，由神会伪造；当知书中有些故事与证据则易造，思想则不易造。”这“思想不易造”，钱先生也许是对的。但我们现在可以来查一查《坛经》中最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大概不外乎顿悟、见性、无念、定慧等这几种。顿悟如钱先生也说过，那是以前道生的思想。
　　见性是对大小乘经典中的见道，改换了一个名字。无念是仿照牛头融禅师的无心、绝观等说，而针对着所谓北宗神秀的离念(《五方便论》)所对立的。定慧等更是从一般止(定)观(慧)、常(同时)寂(定)光(慧)、寂(定)照(慧)双流等名词处顺手拈来，请问有何不易造?且亦本来就都是《神会语录》及著作中所具备的东西。说这些主要思想，都是神会的，除了笔者在“关于《六祖坛经》”中所说的以外，现在这儿再举两个证据：第一证据是《神会语录》中张燕公对神会说：“禅师日常说无念法，劝人修学。”第二证据是与神会同争禅宗正统，比神会稍后四十年的保唐汳《历代法宝记》中之《无相传》说：“东京荷泽寺神会和上，每月作坛场，为人说法；……立知见、立言说。为戒定慧，不破言说。云正说之时即是戒，正说之时即是定，正说之时即是慧。说无念法，立见性。”这两者都分明说是神会的教说，而并不曾提到是惠能的事。尤其是“立知见、立言说、……立见性”等的“立”字，更传神着是神会所创立!所以《坛经》是神会在自己坛场中每月为人说法的东西所编制的。其间既没有“仓促”之感，也没有胜过他自己思想之事。至于每个人都“宝爱其自己思想”之说，这神会自亦不能例外。无奈神会为了要“挟天子以临诸侯”，没办法不拉出一位虚位的“三岁未言”的皇帝来!
　　(3)钱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谓近情近理或合情合理，推想出惠能，在发心起脚，一路所思，磨坊中的潜修默证，猎人队中的含辛茹苦，都一节节地有进展不同。然而这只可以对一般他宗的修学而言；要拿《坛经》来说，乃成为极不近情理或极不合情理的讽刺。因为《坛经》是“惟传顿教法”，讲“顿悟刹那间”，注重“一念相应，便成正觉”。是不许论“阶渐”的!
　　(4)笔者在小时候，听惯过一个故事。那是说：在一个村子里，有三个瞎子；他们三个人遇在一块儿的时候，都要夸一夸自己的目力强。有一天，他们听说村子里的土地祠上匾，就约定了在第二天去试目力。到了那里，甲说：这块匾真漂亮啊!你看，用颜体写的“福德正神”四个大字，是多么庄严而美丽!乙说：你胡说，你的目力不对；这明明是欧体啊!于是丙也接着说：是柳体什么的!三个人正在争论不决的时候，来了一个好眼睛的人，问明了他们争论的原因后，笑着说：原来你们所说的那块匾，现在还在照应香火人的家里，没拿来呢!现在钱先生说：“使用考据工夫，应先有一大前提。如对《坛经》要下考据工夫，应先对《坛经》中思想有认识；不能放下《坛经》中思想于不顾，便来作考据。”这无异是要人先来参加瞎子们的争议，而不要先去考察匾的存在不存在!
　　(5)钱先生说：“此刻我要说，一番大理论大思想，可由人自发自悟，比较上应是近情合理的。若说一番大理论大思想，可以由人随心自由捏造，比较上此是较远情理的。我想我在此，作这一番辨别，也不算得太不近情理。”像钱先生这样一再的苦口婆心，诚令人感动!不过钱先生却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小说儿和剧本中，有时候也有它的一番大理论和大思想的存在；然而那是全靠着执笔者在描写在雕塑，而并非是剧中人或书中人真的煞有其介事!
　　(6)钱先生说：“神会是一个博学僧人，所读佛书不算太少。又是一个能活动，极富政治兴趣的一位僧人。只观其滑台定宗旨那一会事，自然神会不失为佛门中一英雄。”“凡属一项思想，则必然会和发出此项思想之思想家之内在性格，与其平生活动相配合。”那末，钱先生何以又把“极富创造性与革命性”的《坛经》编制之一任，不愿意安放在神会的身上呢?
　　(7)钱先生说：“循……旧传穷源究委，可使我们来用心研究中国一部禅学史，能有所着手。若推翻了旧传创立新说，当然是新奇动人；必待有人来从头安排。……还不如讲上古史，说禹是一大爬虫，比较还简单些。”这钱先生又忘了为学要日益，而为道才可以日损的说法。现在谈学识或学术研究，是为学的方面；为学不是为道，是不能囫囵吞枣，笼统真如，图简单，走近路的。论语说：“必也正名乎。”若是正名，不能说是“创立新说”，而乃是“新的发现”。宣布新的发现，不是为了“新奇动人”，而是让人明白事实的真相真面目；所谓了解真正的人文史实；读古人书，不被古人所欺瞒。至于恐怕“最少亦当逐一另为作新说”等，那都是无须顾虑的!因为真相不怕人研究。而且当智育发达的现在，自然会有人出来研究。
　　(8)钱先生说：“考据工夫，在某些地方，遇到某些问题，却仅能破坏，不能建立。”这钱先生又忘了三论宗的宗旨，它是只破不立的。因为破坏了心地上的一分虚妄，当下便自然会发现心地上的一分真实。这又何用学演若达多，另外再找什么建立的头(见《楞严经》)呢?
　　(9)钱先生说：“杨君文中举出了丰干五首禅偈中之一首有本来无一物五字，杨君即认为六祖一偈，乃是后人由丰干偈中脱化而来。但同样此一项材料，何尝不可说是丰干偈，乃由六祖偈中脱化而来。”但这一问题，当时笔者是在澹思先生的说明之下，加以补充的。因为澹思先生已说明，此五字在原来的古本《坛经》中是没有的。既然古本的《坛经》中是没有，而到后来的改本《坛经》中才有的，那当然是后人从哪儿抓来或是脱化而来的，其理甚是明白!
　　(10)钱先生顾虑到“把惠能与神会两人之原本人格及其原本学养全部降低了。而且又把弘忍与神秀两人也都庸俗化。”这笔者在上文说过：就是抱宗教态度的人，常常要把他们所信仰的对象，认为是圆满无缺的。但这个世界上的事，可又偏偏没有十全十美，难如人意!如在我国译史上，罗什与玄奘，被称为新旧两译圣。可是玄奘妨贤遏学，罗什物莫两大，皆曾有盛德之累(请见梁任公先生的《佛典之翻译》一文)。
　　(11)钱先生说：“但当时中国社会并非无人，当时中国佛门僧众，也非无人；如何让神会一手掩尽了天下人耳目?又一手掩尽了天下人嘴巴，尽由其自由捏造。”是的，这除了笔者在“关于《六祖坛经》”一文中说过，当时被正史中列为忠臣的卢奕劾奏过而外，另外在北宋时代的辽国，被认为是伪书，还被焚毁过。这在天台宗《释门正统》卷第八的《义天传》中，是这样的记载着：“辽国曾令义学沙门诠晓等，再定经录；《六祖坛经》、《宝林传》，皆被焚。”这可见不是人都没有嘴巴和耳目的。
　　佛门中说：“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笔者连这次前后共两回，有扰钱先生的清神；现在在这脱稿的时候，觉得真抱歉抱歉!
　　民国五十八年(1969)六月一日于大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