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的价值观看佛教未来的方向

从佛教的价值观看佛教未来的方向
　　杜继文
　　人类正在走向二十一世纪，一些敏感的思想家和相关领域的战略家们，都在进行前瞻性研究，佛学界似乎也是如此，日本方面的议论就很多。这次收到佛光山的“邀稿书”，将“探索未来佛教的方向”列为重点，使我突然感到这个议题的分量，也唤起了平日积累的一些琐想，现在借机整理出来，算做参与这一讨论的一孔之见。
　　一
　　制约佛教未来发展的因素很多，变数很大，仅就佛教自身而言，就有不少优势正在得到发扬。它的“西进”方针“已经引起世人注目，前途不可限量；它的哲学体系在世界宗教潮流和哲学潮流中，显得生机盎然；它的社会职能不断更新，日益密切着与现代化生活的联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仍然保持旺盛的影响力。但从根本上说，佛教的历史命运，决定于它适应和满足社会人生现实需要的程度，以及在社会和人类进步中的价值。可以说，未来佛教的方向，主要决定于它对社会大众教化的性质及其程度的大小上。
　　佛教对世界人生的价值，往往表现在它自身的价值观上。大乘之所以最后在中国扎根，成为佛教北传的基地，原因之一，是它的价值观同中国的文化传统接壤，为中国人所喜爱。三国时的康僧会，将六波罗蜜呼应到儒家孝慈仁义上，并以“大慈”释“仁道”，以“大悲”释“恻隐之心”；而后有人以“五戒”释“五常”，更为儒释两家所共许。这都是要求佛教对现实社会和人生的价值判断，变作一种具有教义性质的价值观念的表现。
　　佛教有许多体现自己价值观的箴言。给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道行般若经》所记菩萨的“大誓”：“我当为十方人做桥，令悉踏我上度去。”度到哪儿去呢?当然是“涅槃，所以同经又说：“我做佛时，悉当安十方人得般泥洹。”“涅槃的原始含义是圆寂，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烦恼。这一含义的积极扩展，就形成佛教特有的社会人生理想。《六度集经》提出“以佛明法，正心治国”，其设想的国度是行仁道，无贫寒，无干戈，无犯罪，无囹圄，当是菩萨在世间建立的理想王国。至《大般涅粲经》给大涅粲重新定义，谓：“常、乐、我、净，乃得名大涅粲也。”此中“常”指恒久，“乐”指幸福，“我”指自由，“净”指道德高尚，于是将佛教理想推向了一个至高至上的境界。与此相应，佛教又想像种种佛国净土，尤以西天极乐和兜率天宫最令僧俗向往。清末康有为据《华严》建立“法界理想”，所谓“务于世间造法界”、“庄严世界即所谓庄严法界”，故奋起领导变法维新；又倡“人于所谓永生长乐之法界”，以丰富他关于“大同”的“世界理想”，也就是赋予了具体内容的“大涅粲”。
　　从现实到理想，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需要过渡，需要桥梁，更需要有志者的奋斗和牺牲，我以为这就是《道行般若》所说的为人作桥的精神。大家都很熟悉的谭嗣同，以流血“为民变法”，为人景仰，他的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流血请自嗣同始”，是体现佛家作桥精神第一义谛的模范。其作为人生的一种高贵品德，是不朽的，对一切献身于人类伟大理想和伟大事业的人来说，将是永恒的感召力。在古代佛教界，表现作桥精神而为今人所乐道者，则是向西方求法的大德，梁启超称们是“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据他统计，迄于公元八世纪上半叶，向西求法而有名可考者一O五人，知其数而不知其名者，与此大体相当。其中抵达印度留学后归国者四十二人，死于中途异地者四十三人，足迹不明者八十余人；死者多于生者，可见行程之艰辛险阻。“求法”就是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真理，为追求真理而一往直前，无所畏惧，不惜以身命殉，表现了作桥精神的又一品格。鲁迅将“舍身求法的人”，同“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并列为“中国人的脊梁”，认为他们的“光耀”是掩不住的。与此类似，在传法者中间，也时时有这种光耀闪烁。
　　求法者和传法者还起着一种超出佛教范围的桥梁作用，那就是跨越地域国界的限制，沟通有关国家和民族间的往来和文化交流，增强相互的了解。自东晋道安撰《西域志》，仅南北朝时即有专记“外国”、“异域”的著作十多种，至隋唐宋而续出。佛教徒游方，成了中国人认识域外诸国及其风土、宗教的重要渠道，而像北魏宋云、慧生、昙无最以及唐玄奘、义净等，则同时是向西域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宗教状况的使者。从历史看，佛教在交流多种文化形态和联结各国人民方面的作桥功能，是一种越来越自觉，越来越强化的趋势。
　　传说佛教从阿育王时代开始走出印度国境，先后西抵地中海，东人中国，南传锡兰岛，北到阿姆河，几乎与古代所有文明发源地都有过接触，因此，佛教吸取这些地区的某些思想文化因素，并促进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发展，就是必然的。其在中、印和中、锡以及通过中亚与古希腊、罗马之间架起的桥梁，就是一项伟大的世界性工程；其在中、日、朝鲜、越南及其他周边国家之间修筑的通道，也是异常耀眼的功绩。此中有多少佛教徒以身做桥，铺垫在高山大海，荒漠瘠土，实在是无法统计，于是“桥”变成了联结和密切有关国家和民族间关系的重要纽带。
　　“桥”的这种纽带功能及其产生的实际效用，更难估量。仅以中国文化而言，自两晋南北朝至于隋唐，约七百年间，佛教文化占尽优势，它的哲学，独居领先地位，以至于为传统儒学开创了宋明理学之新篇章，与此相应，佛教结合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思维模式到人文风习，无处不有佛教的印记。此中为之以身作桥者，不但有中国佛教徒，而且有许多具有献身精神的域外僧人和侨民信徒。梁、唐、宋三代《高僧传》，总记译家正传八十二人，附见七十七人，绝大多数是外来高僧，而且绝大多数终于中国。他们的作桥精神和所起的沟通作用，同样是值得尊敬的，不朽的。
　　二
　　佛教在增强中国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各地区的联结上，所起的桥梁作用，值得大书特书。
　　古代儒家很重视夷夏之辨，两汉以后，又增加了胡汉之别，由此形成一种民族自尊和特重民族气节的传统，这对于抵御外侮，抗拒侵略，起过非常伟大的作用。但这些辨别，缺乏具体分析，也往往增加民族间的不信任感，促使民族疏离和隔阂。中国佛教界出现过不少爱国僧尼，特别是两宋以后；而在消除民族矛盾、统一为中华民族的伟业中，功绩尤为卓著。
　　佛教原本被视作“夷狄之术”进人中国的，所以在汉末即受到抨击。至东晋有“袒服”之难，刘宋发展为“夷夏”、“戎华”之争，一直到清代，类似的争论依然存在。然而在争难的同时，佛教浩浩荡荡地进入儒道等传统的思想文化领地，最终形成为传统的主要部分，现今已很少听到异议了。这样，佛教植根于中国的史实本身，就打破了某些人的民族偏见，为与异民族的往来和文化交流出作模范，开辟了道路。
　　西晋末年，五胡内迁，逐鹿中原，东晋偏踞东南，其余诸族裂土而为十六国。此后北方相对统一，与南朝继续对抗，史称南北朝。若从西元三O三年巴族人李特自称成都王，次年匈奴族刘渊自称汉王算起，到西元五八九年隋灭南朝陈，统一全国为止，在二百八十多年中，战火不断，地方阻隔，民族相仇，人民痛苦。而惟一能够把诸多民族和国家联结起来的，乃是文化，主要是以佛教为主导的文化。羯人石勒建国后赵，力求以佛教统一各族信仰，自称“佛是戎神，正所应奉”，书令“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石赵的这一举措，影响至大，此后有作为的胡人国家，无不效法：氐胡苻坚，建立前秦，取名僧道安回长安供养；羌人姚兴继创后秦，迎鸠摩罗什人关；匈奴人沮渠氏建立北凉，资助昙无谶译经；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将佛教的弘扬推向极盛，使此后的北朝诸国佛教持续高涨。南朝各代继承魏晋独尊佛家义学的历史，而向全面开拓，很大程度是受北方的推动，所以奉佛也变成了一种国策和全民的事业。这一切，无疑给隋唐的南北统一和民族的大融和，创造了极重要的思想文化条件和心理准备。
　　我在回顾东晋十六国到南北朝这段历史时曾写道：“这一时期我国民族关系复杂，民族对立突出，而唯有佛教能够顺畅地通行于各族之间，成为维系诸民族联结的纽带。”需要补充的是，织成这一强大纽带的，主要是往来流动或普遍联系各个国家、各种政治势力的僧人。
　　东晋道安因避战乱；率众从北方至襄阳，受到晋室的欢迎，在此讲说经论十五年。后来城破，为苻坚所获，迎往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道安又外涉群书，善为文章，衣冠子弟，多依附致誉，故苻坚敕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京兆谚语则说：“学不师安，义不中难。”e道安的这一经历，有典型意义。作为佛教名僧，他受到各敌对国家和对立民族的共同尊重；他给这些国家和民族带来的不是扩大对立和仇恨，而是同一种佛教和文化，是促使人们相互沟通，相互接近和形成共同心理的因素。道安曾劝苻坚出兵攻晋，没有成功；但他提议统一沙门诸姓为“释”，首先在佛教内部消除了地区、民族等种种差别，则得到普遍拥护，由此使佛教率先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与道安大约同时的僧朗，居泰山西北之金舆谷昆仑山，从众不过百余人，先后向他徵请、致敬、馈遗、封号赐土者，就有前后两秦和前燕、北魏、东晋的诸国国主。道安的著名弟子慧远，定居晋境庐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时鸠摩罗什在后秦京都长安，尽管两国兵刃相加，但二人之间信使往来，从不受阻。有关教义的问答，被辑成《大乘大义章》，至今流传。这是佛教用和平、友好和对真理的探讨，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联结起来的典范。东晋末年，政治斗争激烈，慧远周旋于殷仲堪、王谧、刘裕、庐循等各种政治之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社会生产力，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他为佛教徒创制了“方外之宾”的身分，将佛教理论安置在淡化政治、超越政治的地位上，从而使佛教发挥缓和社会冲突和民族矛盾的功能。
　　唐朝是中国大统一、民族大融和、社会大繁荣的历史时代，也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一个历史时代。在创造这个大统一、大融和、大繁荣的局面中，佛教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它的“桥’’的精神，融解在这一历史丰碑中，它的价值也得到历史的承认：唐代佛教，灿烂鼎盛，无与伦比!
　　唐代以后，在中国领域内的民族关系和地方关系，呈现另外一种形势，而佛教所起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依然强劲有力。契丹族建辽，女真族建金，党项羌族建西夏，无不奉佛；其与佛教的渊源，主要是中原唐、五代和两宋诸朝。这些民族后来与汉、蒙等族融和，包括佛教在内的文化与心理上的接近，是一个重要原因。现今尚存的《契丹藏》残卷、《赵城金藏》、据汉文大藏经翻译的《西夏大藏经》残卷，证明这些曾建立过强大国家的民族，同汉族一起流通着完全相同的佛经，有着统一、融和的共同信仰和心理。
　　中国佛·教的另一支影响很大的体系是喇嘛教，亦称藏传佛教。它是佛教同西藏本土文化，特别是笨教相结合的产物。传说在七世纪初，佛教由尼泊尔和唐同时传人西藏，实际上受唐朝佛教的思想影响最深。第一、内地禅宗在中唐以后，沿西南和西北与吐蕃接界处，大面积地向西藏流通，既有南宗禅，也有北宗禅，尤以荷泽系的势力最大。由《坛经》突出的所谓佛国不在西东，悉在一心；人不分中原獦獠，皆有佛性，以及“自性法身’’(灵知)常净等观念，完全可以成为喇嘛教所谓“即身成佛”、“活佛转世”等的理论基础。藏传佛教中最古老的一支宁玛派，更直接以禅宗思想和禅实践，组织自己的根本教法，已熟为人知。·第二、内地密教与禅宗几乎同时兴旺起来，它的传播中心虽在两京，但大规模影响是在河西地区，也具有向吐蕃流传的条件。其被用于护国、护身、驱魔、祛灾、求福、安宅，以至于证道、成佛等，在汉藏两系的密宗中没有差异。事实上，禅宗北宗的普寂、义福两支，也都带有浓烈的密法成分；宗密所宗的华严宗祖师法藏，亦善密法；禅宗南宗至雪峰门下的师备、桂琛一支，更以密学著称。因此，吐蕃大量地接触内地密教的时机非常之多，固不必等到十世纪始由个别大师传进。
　　关于藏传佛教与唐朝佛教的关系，还可以谈很多。像噶当派分佛教为“三士道”，萨迦派教法讲三次第，其实就是宗密判佛教为“五等”的概说，即所谓“人天教”、“小乘教”和“大乘教”这比阿底峡早了二百年。藏文大藏经中“甘珠尔”的分类，除去“律部”以外，所分般若，华严、宝积、经部(大集)、续部(密宗经典)诸类，与汉文大藏经沿袭《开元录》的大乘经分类基本一致(无涅槃类)，这在印度本土是完全没有的。因此，可以说，佛教早在唐代就把汉藏两族文化联结起来，担负起沟通两地人民交往的重任。到了元代，西藏同内地的关系，以及汉、藏、蒙等民族之间的关系，有了历史性变化，为构造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奠定了基础。佛教在这一历史巨变中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力量所取代不了的。
　　早在蒙古贵族建立元朝以前，即与西藏地方结成联盟，实现这一联盟最得力的纽带也是佛教，而且主要是藏传佛教。忽必烈即位后，在中央设总制院，掌全国佛教和藏地事务，奉八思巴(萨迦派领袖)为国师、帝师，兼管总制院事，统理天下佛教，死后谥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尔后历代帝王率以大喇嘛为帝师，藏传佛教实际已上升为元代国教的地位。其结果，藏传佛教逐步传遍蒙古民族，成为蒙族的主要信仰形态。同时穿过中原，进入江南、东南和西南，促使内地的传统佛教又是为之一变。显密之争，以至禅密合一，就是那个时期的产物，著名禅师中峰明本，提出“四宗一旨”之说，谓“密”(指喇嘛教)、“教”(指天台、贤首、慈恩三宗)、“律(指南山律宗)、“少林单传之宗”(指禅宗)，“皆传佛一音之旨”，客观上反映了汉藏两系佛教在全国范围内的汇流。元初编定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将汉藏两种大藏经进行相互校勘，则是在经典依据上力求统一的一种表现。一般说，进入内地并负责管理各地佛教的喇嘛，是藏族精英，曾通过他们创制新蒙古文字，带给蒙古以新的文化信息，也通过他们吸取和传回汉文化。今天内地佛教已成为民俗一部分的水陆法会、盂兰盆会、瑜伽焰口等，都含有喇嘛教的内容。
　　明清两代继续执行元代的蒙藏政策，对藏传佛教的地位和作用，依然十分重视。明初，宗喀巴在西藏推行佛教，创格鲁派，成为此后蒙藏地区最大的教派，在明、清中央政府的扶植下，进一步增强了汉、藏、蒙、满诸族的联结。清代完善了以藏文大藏经为底本编译的蒙文大藏经，又从汉文大藏经选编满文大藏经，是这一联结的重要佐证。
　　因此，尽管自宋、辽、金、元、明、清近千年中，民族矛盾不断，朝代更迭，各个社会阶层和政治集团对于佛教的态度和对策各有不同，佛教内部的差别和变化也大，但佛教作为一个整体，始终是各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持久稳定的因素；它促进各民族间向团结趋同方向发展，也促使全国总是维系一种统一的局面。这种由文化、思想和信仰、情感构成的联系，是任何政治和军事手段所做不到的。
　　三
　　展望未来，总结过去是重要的。但站在当代看，未来比过去更加进步，生活更加丰富，也更加复杂，佛教面临的挑战和选择的方向也更多，所以绝不会走历史的老路，更需要适应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创新，但为人作桥的精神和努力实现桥的功能是不应改变的。
　　在未来的时代，’人类将会面临许多全球性问题，其中首当其冲的，依然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不论是国与国间的局部战争，还是一国之内的民族仇杀和地区冲突，都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现代化社会的迅速发展，和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正在发生日益严重的矛盾，如何加以解决，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平衡，势必成为下个世纪的重大课题。一方面是国际合作以空前步伐前进，另一方面是争取国家独立发展和民族自主的运动持续高涨，如何协调这两股大潮的关系，保障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以及全人类的协同发展，也将变得十分尖锐起来。佛教作为一个世界性宗教，对这些关系人类命运的大事，理所当然也应该给予关切，并力所能及地参与积极方面的解决，这种关切和参与，可能有种种形式，我以为发挥“桥”的作用最为重要。沟通、往来、理解，是解决国家关系、民族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渠道，属于“桥”的固有功能。以此为基础，保证和改善环境，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桥”的功能的延伸。在这方面，佛教界已经做了许多好事情，今后当更有可为。
　　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多元化。近代以来，东西文化的对立和争论，实际上已经缓解。西方中心论已经失掉市场，东方文化也未必能一枝独秀，交流与互补则成为主流。西方文化东渐，曾激起东方人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也推动了东方文化的振兴。与此相应，西方对东方文化也开始有了真正的了解，促使东方文化加速向西方流传。在这一划时代的交流过程，佛教起了莫大的桥梁作用。它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给西方一神论传统和机械的外力决定论以新颖的冲击，为十八世纪以来，高昂的人本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潮平添了许多东方的内容。它的怀疑论倾向和经验论的实证，即使在当代的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理论中，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共鸣。它对于人生苦难的深切关怀，被一些社会学家用于分析西方社会的失衡和“精神危机”，而它对于“烦恼”和潜能的诠释，则在西方心理学中引起重视。佛教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主体，肯定会继续担负起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任，而且会更加自觉，更加广泛和深入。
　　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多样化，促使用同一种思想、同一种宗教硬性统一社会成为不可能。客观存在形成多种思想信仰的条件，个人也有筛选不同思想信仰的自由。因此，任何思想信仰都处在平等传播、供人抉择的位子。西方宗教界早就提出“宽容”的原则，主张与各种不同的宗教和思潮对话，承认教会的本土化等，其实这正是大势所趋。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传统教会尽管仍然保持一定的势力，而统一的信仰早就瓦解。所谓“信仰危机”同“精神危机”一样，首先是从发达国家呼喊出来的。与此相应，成千上万的小教派、小教团纷然竞立，此起彼伏，成为二次大战以后，尤其是近三十年来一大新的宗教现象。在这种宗教、文化竞相传播的环境中；佛教将置身于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关键仍取决于自身的价值，特别是对现代社会的价值。
　　当代的世界，还远不是大伺世界，民族差别依然存在，种族歧视仍然不减。佛教的理论是“诸法平等，无有高下”，必须对一切众生一视同仁；但佛教作为东方的重要信仰形态和文化形态，不可避免地凝结有民族的心理和感情，从而在佛教流传区域，形成一种或有形或无形的精神联系，被称作佛教文化圈。近些年来，又有所谓汉(字)文化圈的说法，特指大乘佛教流传地区的文化联系；也有华人文化圈之说，当然是指全世界华人联系起来的那种文化，佛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这些说法，可以看做是民族觉醒的继续，含有争取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意义，针对性很强，既不排外仇外，也非固步自封。从积极方面看，也可能成为佛教文化对整个世界文化作出更多贡献的起点。因此，佛教也就成了促进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祖国认同的象征之一，把华人从心理和感情上聊系在一起，又满含着悠悠乡情，故土旧恋，令华人总是魂系于根，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因此，佛教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尊自信方面，有继续开发的极大现实可能性，这与增强同东方有关民族和国家的友好往来，以及与西方的交流，将会相辅相成。
　　当代社会物质文明空前发达，人与人在物质上的联系空前紧密，而精神上则相对疏离。所以不少人感到物质财富虽然累积很多，精神生活反而变得贫困空虚，大都市的人口日益密集，换来的往往是更为冷漠和孤独；发达的商业经济与消费力，似乎把人和人际关系也商品化了。人越是自由，越是感到难以自主；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越大，受到自然的报复越强。于是主客矛盾加深，身心失衡，从而产生了种种的烦恼，出现了许多病态或畸形现象。有人将这些现象归咎于现代科学和人类理性的罪过，因而提出反理性、非科学、返朴归真的主张，并把“东方智慧”，包括佛教在内，归结为反理性和非科学的体系，作为挽救现代文明的良方。我认为，这是违反事实，逆时代而行，是失当的。
　　人与自己的创造物之间的疏远化和对立化，被称为“异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科学和理性是人类从事创造活动的最重要的源泉，它们给人类带来的文明和福祉，是毋庸置疑的。一部人类文明史说明，任何站在科学和理性对立面的势力，最终要归于失败。这对宗教来说，也不例外。欧洲的中世纪，宗教曾站在审判科学的位子上，其结果是宗教的威信扫地和科学的完全独立。当今的西方正统宗教，则力求同科学协调，甚至支持科学的发展，因而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依然是宗教的信仰者，在宗教与科学发生矛盾的地方，让步的总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宗教也要顺从科学和理性的发展。
　　但这不是说宗教和科学是绝对的对立面，据我看，宗教也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以它有自己的哲学和思维方式，以至于同科学思维也有相通之处；它在形象的、情感的、直观的把握和想像方面，与艺术创作思维尤为接近。在早期人类史上，宗教曾作为包罗一切学科的“百科全书”，我想，这或许就是由人类思维的统一性造成的。现在不同，宗教与科学分为两界，但仍可以协调，主要在于二者活动的领域和承担的职能不一。科学主要在提高人的生存能力和物质生活水准，构筑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宗教则主要参与人的精神生活，满足人们对信仰、情感和心理的要求。如果使科学片面发展，一切生活都由机器和电脑去主导，就很容易把人变成机器或机器的零件；或者导向物欲横流，把人降低为一种只会追求感官、肉欲享受的动物。因此，“异化”不是科学之罪，战争之因更与科学无关，关键不是斥责和阻碍科学的开拓，而是如何保证科学被用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完善。
　　把包括佛教在内的东方智慧，归结为反科学、非理性，也完全不符合事实。大乘佛教诸学科中列有“五明”，而非单一的“内明’’。“内明”中包含信仰，但不排斥理性；其所蕴含的辩证逻辑和因明逻辑，充满理性的光彩。探究“真实”，普参善知识，更是佛教重要的传统，中国古代已有一行大师作出光辉的表率。相反，妄说“上人法”，属于四波罗夷之一，是戒律中的重罪，为僧团所不能容。正因为如此，我以为佛教有充分的条件在宗教和科学之间，也架起一座桥，以促进科学的普及，使科学更能为人类的幸福服务。
　　人是有情感的，群居的动物，因此，人需要爱情、亲情、友情、乡情及种种人情。因此，人离不开人，需要人间的相互关怀，相互帮助，相互同情，这一切都是被机械化了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所不能解决的任务。然而，在人们因种种缘故而苦恼的时候，往往也是宗教伸出慈祥、温暖的手的时候。西方宗教提出“爱心”就大受欢迎，佛教的大慈大悲，结善因缘，积大功德，总归为“桥”的精神和功能，也属于此类。当前的禅学，大有向生活咨询、心理咨询发展的趋势，对调节心理失衡，协调人际关系，和谐周围气氛，由之促进人的身心健康，高尚人的志趣，激发生命的活力，就是其中备受海内外注意的一种。
　　以“常乐我净”这个可以被普遍认同的理想为目标，佛教可容发展的前景极为广阔。我这里只从它“为人作桥”的传统价值观方面做了些微的考察，认为坚持和发扬“桥”的精神，不拒小善地去发挥“桥”的功能，将是构成那广阔前景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