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弥勒下生谈佛教的入世

从弥勒下生谈佛教的入世
　　山东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韩 敏
　　[内容提要]弥勒信仰行进于上生信仰和下生信仰两条路径中，两者不同的信仰侧重，使得其对于净土和修习的看法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与不同。随着大乘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弥勒下生信仰在其“自利利他”的教义影响下逐步走向民间，弥勒下生信仰得到普及，以致弥勒信仰在社会诸多领域体现出显著的入世化特色；而最为主要的特点就是其下生信仰的理论被改造后，多次被“人身赋义”，在“斗争”中弥勒信仰逐渐衰落。佛教究竟该如何入世?大虚大师从历史出发，在深刻剖析总结之后，肯定了弥勒信仰的积极意义，从中为“人间净土”的建设寻求到了理论根据，也对佛教如何入世提出了其契理契机的看法，对当代佛教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弥勒信仰发展略史与大虚法师有关思想的梳理，归纳出佛教两种入世模式，希冀为当代佛教的入世问题提供一些浅见。
　　[关键词]弥勒信仰 下生 人间净土
　　一、引言
　　关于弥勒的记载最初出现在印度佛教典籍《阿含经》中，在《中阿含经》卷十三《说本经》、《长阿含经》卷六《转轮圣王经》、《增一阿含经》卷十一《善知识品》等经书中都可以看到有关释迦牟尼佛授记弥勒未来将降临人世成佛的内容。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其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不断冲撞与交和，有关弥勒的经典被大量翻译，如东汉安士高所译之《大乘方等要意经》是为其始e，还有其他大乘般若类经典《道行般若经》、两晋陆续译出的《放光般若经》、《摩诃般若经》、《维摩经》等，都有弥勒信仰的内容。在这些被翻译的典籍中有三部经典影响最为深远，分别是《弥勒下生经》(西晋竺法护译)、《弥勒成佛经》(后秦鸠摩罗什译)、《弥勒上生经》(北凉沮渠京声于南朝宋初译)，合称“弥勒三部经”。
　　《弥勒上生经》说：“从今十二年后，命终必得往生兜率陀天上……昼夜恒说此法，度诸天子。阎浮提岁数五十六亿万岁，尔乃下生于阎浮提。”即弥勒菩萨先佛人灭，命终往生兜率天宫，为教化诸天，昼夜六时说法。经中对天宫的描写极为精彩，如其曰：((B寸诸园中，有八色玻璃渠，一一渠中有五百亿宝珠而用合成，一一渠中有八味水，八色具足。其水上涌，游梁栋间，于四门外化生四花，水出花中如宝花流。一一华上有二十四天女，身色微妙，如诸菩萨庄严相；手中自然化五百亿宝器；一一器中，天诸甘露自然盈满；左肩荷佩无量缨络，右肩复负无量乐器，如云住空，从水而出，赞叹菩萨六波罗蜜。若有往生兜率天上，自然得此天女侍御。”此经成为弥勒净土信仰的主要经典。
　　《弥勒下生经》说弥勒自兜率天下生阎浮提成佛之事。经中说弥勒当来下生时，国土平坦清净，人民性情温和，生活安详快乐，人民寿命个个八万四千岁又无病苦。弥勒佛由诞生、修道、证道、度众后，开三次龙华会普度众生。弥勒上生后即会下生人间，待到弥勒出世之时，人间即成天堂。此经译出，影响颇大。
　　由此，中国本土弥勒信仰便大致呈现为上生信仰和下生信仰两条路线。一般认为，上生信仰者大都以在兜率天说法的弥勒菩萨为信仰对象，以发愿往生兜率净土为目标；下生信仰者则偏重于弥勒将来下生此世界召开龙华三会说法成佛的经典叙述内容，相信弥勒下生救度众生，而信仰者也能生此世界，在龙华树下听受弥勒宣法，进而成佛。上生信仰与下生信仰对于“净土”的理解有所不同。以道安(312—385年)为代表的上生信仰者认为，弥勒净土远在兜率。《高僧传·道安传》载：“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兜率天作为欲界六天之第四天，是佛教教义建构出来的一种超人间超自然的神圣存在。要到达兜率净土，大多需要信仰者遁离人世，通过观想念佛、口称佛号等较为复杂的宗教修行方式实现其往生净土的愿望。由于其对信仰者的宗教学识、修习方式有着较高的要求，因此上生信仰往往流行于出家僧众群间，诸如智严、慧览、道法等等。相对而言，下生信仰者则认为弥勒净土不仅仅是指兜率，还指弥勒下生后的“人间”。对于人间的关注，使得下生信仰在普通民众间得到了极大的传播和普及，这可以从《弥勒三会说》、《五龙经》、《大圣弥勒化度宝卷》、《弥勒古佛救劫编》等伪经在民间的广泛流传略见一斑。人间，作为现实个体生存生活的世界，是佛教无法回避的重要认识对象与思维领域，其必须在现实层面上给予人们一定的关怀和帮助，才能够使得佛教的宗教教义得到人们的接受乃至认同。佛教是一种以脱离尘世烦恼痛苦为目的的文化体系与社会意识，在弥勒信仰的这两种路径中鲜明地表现出佛教对于“个人解脱与人间(社会)是何关系”这一重大问题的不同解读方式。上生信仰认为个人的解脱需要离开人世往生超验的兜率净土，下生信仰认为弥勒应该帮助人们实现人世的平和与安定，由此可见二者的核心区别就在于前者追求个人的出世解脱，而后者更重视佛教的人世作为。
　　二、弥勒下生信仰的入世化
　　佛教人世化，指的是佛教关注人间，介入社会，关心大众，普遍参与社会教育、文化建设、慈善事业、政治等领域，将出世间法与人世间法逐渐融通的变化过程。而与“人世”相对的“出世”，则是指佛教以了脱生死为根本，脱离社会，与世日隔的状态。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佛学的最重要的发展，是企图降低佛教固有的出世性质。”对于弥勒信仰而言，自其从印度传到中国以后，尤其是随着大乘佛教在中土的传承与发展，弥勒下生信仰逐渐显示出明显的人世化特色。
　　由引言可知印度关于弥勒的撰述最早出现在小乘佛教系列经典中。小乘佛教认为当前世界只能有一个佛，即释迦牟尼，不能同时有两个佛。因此，在有关弥勒的经文中，弥勒有着双重身份，一者他是补处菩萨，还没有成佛；二者他是未来佛，在《中阿含卷十三·说本经》中有云：“未来久远人寿八万岁时，当有佛，名弥勒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众佑……”另，受小乘佛教“即生断除自己的烦恼，以追求个人的自我解脱为主，从了生死出发，以离贪爱为根本，以灭尽身智为究竟”的教义影响，最初的弥勒信仰着重于上生信仰，即出世间的自我解脱(这也可以作为早期出家僧人选择以弥勒上生信仰为主要信仰路径的解释之一)。之后随着大乘佛教在中国的兴盛，受其影响，弥勒信仰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大乘佛教自称佛法大慈大悲，普度众生，把成佛救世、建立佛国净土作为目标，其又认为三世十方有无数佛同时存在，释迦牟尼是众佛中的一个，所以弥勒补处菩萨的身份被逐渐淡化，而其“佛”的身份被抬上了相对耀眼而显著的位置。时至今日，中国的普通百姓一般不称弥勒为菩萨，而称其为“弥勒佛”。同时，受大乘佛教经典《华严经》、《维摩诘经》的影响，弥勒净土的指向逐渐由兜率转移到人间，促进了广大信众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弥勒下生信仰的发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在弥勒信仰盛行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弥勒经典被大量地翻译和广泛地传播，除了以上所谈到的译本和伪经之外，还有很多的有关弥勒的文学作品出现。比如支道林的《弥勒赞》，其中说道：“弥勒承神第，圣录载灵篇，承乾因九五，龙飞兜率天，法鼓振玄宫，逸响亮三千。”其用中国民间信仰的“神”、“龙”等概念来比拟描述弥勒。《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序》列有《宋明皇帝初造龙华誓愿文》、《京师诸邑造弥勒像三会记》(周颐作)、《齐竟陵文宣王龙华会记》等文章的名目。这些文章大致都体现了一个创作目的，即希望弥勒早日下生，龙华说法。到了隋朝，根据相关研究发现还有诸多伪经流传于世，其中有很多关于弥勒下生的内容，诸如：隋法经《众经目录》卷二所载的《弥勒下生观世音施珠宝经》一卷、《弥勒成佛伏魔经》一卷，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别路中《伪妄乱真录》所记载的《弥勒下生遣观世音大势至劝化众生舍恶作善寿乐经》一卷、《弥勒下生救度苦厄经》一卷、《弥勒下生甄别罪福经》一卷等等。以上经文和作品在民间颇为流行，宣说弥勒下生之前的世界苦境和其下生之后的人世安乐，为弥勒下生信仰的传播作了大量的理论预热。在当时社会，比起强调出世解脱的上生信仰，承受巨大苦难的民众对于弥勒下生救度更感兴趣。
　　下面我们再简单地来回顾一下历史：
　　北魏末年，政治日益腐败，朝廷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地方官吏勒索暴敛，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骄奢淫逸的统治，不断加大对平民的压榨与剥削。自太和十三年(489年)，兖州爆发王伯恭起义以后，平民起义接连不断。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法庆起义。法庆自称“大乘”，提出“新佛出世，除去众魔”的口号。在这里“新佛”指的就是弥勒佛，他以弥勒出世为理论依托，借以起事。这次运动参加者达五万余人，给北魏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大乘”余党复相集聚，攻人瀛洲，后被镇压。不久，正光五年(524年)，汾州山胡起义，以穿白衣持白伞为明显特征，起义者亦以弥勒教徒自称。
　　隋朝时期，有僧傅翕(497——569年)自称弥勒下生，多次率僧众燃臂供佛，引发争论。后，隋炀帝横征暴敛，以致民不聊生。大业六年(610年)元旦，弥勒教徒企图人宫夺取政权，刺杀炀帝。
　　唐朝武则天为了登基称帝，制造舆论，便自称弥勒下生，证圣元年(695年)一月，加尊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宣称这是佛早已“预记”的。
　　唐五代和尚契此有偈云“弥勒真弥勒，时人皆不识”等语，因其生前经常显示预知阴晴等大能，被后人逐渐神化，成为现在被人们所津津乐道之“布袋和尚”的原型。
　　元末红巾军起义。1351年，韩山童倡言天下要大乱，白莲花开，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正式创设白莲会，号召造反，推翻元朝的统治。
　　可见，中国历史上弥勒下生信仰的人世走势大致呈现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理论改造。在《弥勒下生经》里释迦牟尼佛授记弥勒“汝弥勒受我记后，将来成佛度脱人天”，是为弥勒做菩萨时代的历史。《弥勒上生经》中佛告优婆离云“此人从今十二年后命终，必得往生兜率陀天上”，是即从释迦牟尼佛过去不久间，弥勒菩萨从人世而生天上，又说：“阎浮提岁数五十六亿万岁，尔乃下生于阎浮提。”是即说明弥勒菩萨须经过人世五十六亿万岁的悠久年代，才能下生人间。然而，当这种信仰与民间文化相融合以后，这个时间上的限制则被淡化出局了。随着人们行为动机的不同需要，弥勒作为“救世主”可以随机下生。中国弥勒下生信仰重在强调弥勒下生的事件，模糊弥勒下生的时间。除此之外，弥勒下生说整体本身也已经开始有所演化，重点强调释迦牟尼佛涅槃后，世界陷入苦境，遍地罪恶，弥勒佛下生后，世界变为天堂，广博严净，丰乐安稳。凡是弥勒佛出世，就是新旧时代更替，改天换地革命时刻的到来。 ’
　　第二，人身赋义。作为未来佛之一的弥勒，是菩萨与佛的统一。由于其具有时空的未来性特征，所以其灭度、上生兜率天、下生人世间的漫漫成佛经历给信众以臆想与描绘准备了异常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而弥勒本身作为未来佛的身份光环也屡次被人所“赋义”，用现实的人物来应征其位，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弥勒信仰的中国本土化进程。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弥勒信仰在历史上多次被某些人或某些集团有意图加以利用，但是以实现政治目标为意图的中国化弥勒制造过程很容易被剔除出民间信仰的范畴；而以精神和神迹为主体导向的人身“赋义”却容易被信众信仰，作为民间信仰或者传说的形式流传下来，成为中国佛教史中最为感性和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之一。在以上的弥勒制造事件中，尤属契此和尚的事迹多具传奇色彩，其富有哲理的禅偈，能够显示吉凶的本领，嘻哈自在的性格，遍展十方拥容百物的布袋都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经过长期的流传和衍化，一个极具中国化特色的弥勒佛——布袋和尚便应运而生了。布袋和尚的诞生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其形象的逐步修饰与最终定型的过程正是其由正统的佛教未来佛向弥散式的民间信仰的大众神逐步演化的过程，庄严殊胜的佛祖从天上净土下生人世转变为笑口常开的布袋和尚走进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其形象融合了佛教平等、智慧、慈悲等品格与精神，成为佛教人文精神人格化的典型。
　　第三，政治参与。中国弥勒下生信仰除“契此和尚一布袋弥勒”一支走了“文化路线”之外，其他的几个显著事件中的历史人物都是借用改造之后的弥勒教义走了政治路线，其他诸如慈善、教育等领域的人世化不很明显。可以这样说，历史上弥勒下生信仰的人世化主要是在“斗争”中行进的：受迫人民利用弥勒下生改朝换代的思想来作为反抗和起义的理论基础，统治阶级利用弥勒佛的身份光环来为自己贴金，稳固统治，打击异己。弥勒下生信仰在中国历史上多被人拿来充当用暴力或权谋改变现实社会的宗教理论。当提倡弥勒下世要求改革的一派被斗争对手打压下去之后，弥勒下生信仰也随即遭到了极大的否定和破坏。诸如，法庆之后的北周武帝灭佛，武则天之后的唐玄宗禁断弥勒教等等，都对弥勒信仰给予了毁灭式的打击，以至于唐朝以后，弥勒信仰逐渐衰落。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弥勒下生信仰的出现本是佛教人世化趋势的必然要求，但是其人世的最终结果却是“衰落”。虽然弥勒下生信仰的衰落不能仅仅归结于其受到过统治阶级猛烈的打击和排斥，很多人从不同角度也论述过弥勒信仰衰落的其他原因，诸如创立天台宗的智者大师(538—597年)就从佛理层面上对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进行了比较，认为弥陀净土优胜于弥勒净土。但是，可以这样说，历史上弥勒下生信仰所走的人世化道路是“斗争一人间净土”的模式，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被压迫阶级的反抗也有一定的积极效用，然而对佛教自身而言，其教义被改造利用，弥勒下生信仰也多被利用为政治或斗争的工具，致使其所承载的佛教人文关怀的理念发挥不够，作为不够，影响不够，这样的“人世”最多只是能够给人们带来佛教之外的方便，对佛教而言却是损大于利。这种模式归根结底是一种“挪用”，将佛教的理论偷梁换柱挪作他用，对佛教做断章取义的理解，使佛教成为斗争的工具，不重视佛教其他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当它的工具性被利用完之后，它也就只能走向衰落了。窃以为这才是弥勒下生信仰走向衰落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佛教该如何人世呢?以中国弥勒下生信仰的兴衰历史作为比照，不难发现，整体意义上的佛教在中国的人世化发展过程中从古至今存在着这样的两个张力：
　　一者，佛法大意与时代教化之间的张力。释迦牟尼佛灭度已经有两千多年的时间，其所建构之佛法应如何适应时代的发展?以弥勒下生理论的改造为例，其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当今“和平与发展”主题大环境的时代需要，除去改造不谈，是应该重新挖掘还是顺其衰落?这个张力的焦点就在于佛法如何才能够与时俱进。
　　二者，佛教与政治之间的张力。自道安言“不依国主，佛事难立”以来，佛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古往今来一直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敏感的话题。以弥勒下生信仰所走的政治路线为例，其最终主要也是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的严厉打压而走向了衰落。佛教要人世，关注民生，显然不能不和政治发生接触。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佛教又该处于怎样的一种位置上呢?
　　这两个问题是当前佛教人世不能回避的两个重要而核心的问题，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回答佛教要如何人世就变得简单多了。但是正是因为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所以也不是才疏学浅的笔者现在能够轻易回答的，后学也只能在提出问题之后虚心向前辈学习，在不断的研究和思考中寻求答案。今年是太虚法师圆寂60周年，有幸拜读了法师诸多理论著作，发现了其对于以上问题有许多独到的看法，现在整理归纳如下，一作为自身知识的储备，二希冀各位方家不吝指教。
　　三、人间佛教与入世 ，
　　太虚法师(1889—1947年)，中国近代著名僧人，佛教领袖，其对于近代佛教的发展与改革多有建树。在针对佛教如何人世的这一问题上，太虚法师提出了著名的“人间佛教”的理论，积极提倡佛教人世。他明确指出“不重死而重生，不重鬼而重人”，“应知佛法以大乘为主，小乘为从属，佛法之解决问题，亦以生活为主，生死为从属。大乘佛法无他，要言之，则大悲大智以护群生而已”。在太虚看来，佛教是为人类而设的，佛教具有关怀人生、改善人生的基本精神，佛教应该贴近现实社会，关注现实人生，因此“人”是佛教人世的出发点。
　　继而，太虚法师提出了佛教人世的原则：
　　“佛学，由佛陀圆觉之真理与群生各别之时机所构成。故佛学有两大原则：一日契真理，二日协时机。非契真理则失佛学之体，非协时机则失佛学之用。真理即佛陀所究竟圆满觉知之‘宇宙万有真相’，时机乃一方域、一时代、一生类，以民族各别之心习或思想文化。”
　　太虚法师的佛教思想基本就围绕此二原则来加以建构。他所说的“契真理”就是说佛法人世要正本清源，还原佛教本来面目；“协时机”就是佛法的宣传和流布要巧合方便，利益大众。那么，在这二原则影响下，太虚是怎样具体关照和解决以上佛教人世的两个核心问题的呢?笔者再次以弥勒下生信仰为线，简要叙述一下太虚法师的相关主要观点和看法。
　　首先，对于佛教与时俱进的问题，太虚明确指出要建立“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他说：“新，需要佛教中心的新，即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在的新的佛教。这佛教的中心的新，是建立在依佛法真理而契适时代机宜的原则上。”又说：“若不能以佛法适应时代，契众生机，则失掉这里所谓的新，在社会众生界是一种没有作用的东西；如此的佛教，会成为一种死的佛教!又若不能以佛教为中心，但树起契机的标帜而奔趋时代文化潮流或浪漫文艺的新，则他们的新已经失去了佛教中心的思想信仰，而必然的会流到返俗叛教中去!”可见，太虚认为佛教要与时俱进，首先要立足于佛教本位，从佛教出发关怀社会，不能离开佛教来谈社会，更不能篡改、丢弃佛教的知识与信念来顺应他者的看法；此外，还要认清楚时代的特色，适应时代的需要来发展佛教的关注点和领域。
　　以弥勒下生信仰为例。太虚法师在《怎样赴龙华三会》中指出，现在很多人都说社会要乱了，末劫降临了，弥勒要下生降世了，其实这都是“捏造谣言，惑乱人心，借以诈取利养的人们所为之事，或许是对佛典不明而起附会所致的原故，各位切莫相信!”继而，他参照弥勒三经的相关教义，说明弥勒下生其实距离我们现在还很遥远。并指出，虽然弥勒下生时间遥远，但是众生依然可以通过发大乘心，修六度行，而求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将来必赴龙华初会得大胜果。他从佛教原本教义出发，否定了随意赋义的行为，这样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安定，而且他重新将弥勒降世的时间加以强调和突出，这也有利于佛教自身教义的维护和佛教重视个人内修的精神之发扬。
　　除此之外，太虚法师还重新发掘了弥勒兜率净土的理论优势。他认为，与十方净土比较，弥勒净土(兜率净土)有三个特点：第一，十方净土有缘皆得往生，但何方净土与此界众生有缘，未易可知。弥勒菩萨以当来于此土作佛，教化此界众生，则为之于此界众生有缘可知。特现兜率净土，故应发愿往生其中以亲近之也。第二，兜率净土，同在娑婆，且在欲界。此变化净土在同处同界故，与此界众生特有亲切接近之殊胜，故他方净土泛摄十方有情，而此则专化此土欲界众生也。第三，弥勒净土是由人上生，故其上生，是由人修习十善福得成办，即是使人类德业增胜，社会进化成为清静安乐人世，因此可早感弥勒下生成佛，亦为创造人间净土也。太虚也注重弥勒下生成佛这一佛教基本教义内容，但是与前不同的是，历史上的弥勒人世注重人为的社会变革与斗争，而在此，太虚强调的是人们只有通过“修习十善”才能升天亲近弥勒，也只有通过“修习十善”才能改善人间，造成人间净土以感动弥勒早日下生成佛。在太虚看来，净土并不会因为人的悲观而不能实现，也不会因为人的乐观而贪恋现实人间，他说：“今将此二派之成见打破，了知世界一切事物皆因缘所成，其出发点为各个人及各个有情的心，若心不平等清静，则最后的结果便不是净土，心若平等清静，即可为创造净土之原动力。”由于太虚重视人的自修与人间社会的关照，因此，弥勒下生信仰在太虚那里成为了建设“人间净土”的主要理论根据之一。他对那种不知将自己所居人间改造为净土，只求逃离此恶浊世界而往生他方净土的人，进行了批评，认为此类人与不知建设自己的祖国，而艳羡美国之丰乐，只求脱离中国籍而赴美做美国人的人相同。诚其实哉，惟予叹之!太虚法师认为“人间净土”的建设，需要科技的发达，环境的改善，人寿的延长……而更重要的却是“人心的净化”。“仰止在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对于人的重视，实际是对于“佛一觉者”这一根本教义的现代性回应!
　　太虚法师对于回归佛教本源与时俱进发展佛教的思想给予笔者以很大的触动。弥勒信仰人世化的过程中几经演变与利用，其中有多少不被世人所了解而被曲解和盲读的正法真相啊!就拿布袋和尚来说，其代表的佛教平等、宽容、乐观等精神应该是最主要的，而且佛像本来就是用来表“法”的，可是现在很多寺庙中供奉的布袋和尚像却成了普通民众祈求神灵保佑的迷信对象。不少人认为给布袋和尚烧香，他就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和幸福，又有几人能够真正明白此中的真意啊!因此，佛教要人世首先要提倡佛陀教义的复归，要在原始佛教和古代佛教中寻求现代佛教人世和发展的理论原点与基础。
　　其次，对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太虚法师也有着十分鲜明的观点。太虚早年起就与众多政治人士有着很密切的往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太虚为了佛教利益，周旋于蒋介石、李烈钧、张静江、戴季陶等人之间，有人讥讽他为“政治和尚”。太虚法师则说，所谓“政”，就是众人的事情；所谓“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情就叫做政治，佛家为了普度众生，自然就要管众生的事情。太虚纵观中国佛教两千年的沉浮，深知佛教参与政治的利害关系。1936年，太虚法师曾撰文《论僧尼应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鼓励僧尼参与社会事务。在抗战胜利后，又提出僧伽“问政而不干政”的原则，他认为：“超政，遇政府与社会摧教，易遭破灭；从政，亦易随政府而倒；二者利弊各关。况今中国，无论在政府社会，尚无在家佛徒集团，足以拥护佛教，则僧伽处此，殊甚考虑!”其“问政而不干政”的思想强调僧伽具有被选举为议员的权利，而无封官做将的必要，为当代社会宗教问题的处理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在《创造人间净土》一文中，太虚指出要创造人间净土，须用政治的力量为实际施设，政治为创造之总框，在这之外，还需要在实业、教育、艺术、道德等领域“健全心力”。佛教需要重视实业的发展，以此来关注人们的衣食住行之必需；重视教育的发展，以此来提高人们的思想和水平；重视艺术的发展，以此来提高人们的审美与鉴赏能力；重视道德的发展，以此来保持良好社会不断进步。太虚十分重视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在《佛法救世主义》一文中，太虚主张广泛摄取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大力发展农林矿业，建造铁路飞机等交通工具和花园等游艺场所，从而努力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他所指出的这些方面正是佛教人世应有所作为的重要方向和领域。
　　当然，如果仅从实业、教育、艺术、道德等领域人手建设人间净土，佛教之谓佛教也就不复存在了。佛教可以做产业，但是它不是微软；佛教可以做教育，但是它不是新东方；佛教可以做音乐，但它不是维也纳金色大厅……太虚从佛教本身的究竟意义出发，认为政治与实业、教育等都是“有限”的，政治等等应为“人间净土”而用，不是无限的佛教被有限的政治而用。顺着这条思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太虚有“佛教将宇宙人生贯通为一，谓人间净土之创造”的说法了。在他那里，只有依照佛法的精神为究竟归趣，才能创造真正意义上的“人间净土”。
　　如此这般看来，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走的是不同以往的佛教人世道路，笔者暂且将之称为“建设——人间净土”的佛教人世化模式。这种模式重点在于“回归”，强调佛法的本位观念、原始意义与社会人生的全方位观照。针对之前的那两个核心问题，此模式要求佛教人世应该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前提：第一，关注佛教自身教义的挖掘与清本正源，抓住佛教之究竟精神。契理方能百步不斜，契机方能百时不殆。从佛教究竟意义上应对当今社会的各种问题和苦难。第二，从佛教最关心的“人”出发，关注人生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不仅关心社会的政治，同样关心社会的经济、科技、教育、道德等等领域，全方位建设人间净土。
　　四、小结
　　纵观我国乃至世界的宗教历史，任何一种宗教有没有生命力，都取决于它能否与所处的社会相适应。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提倡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时代内涵就在于要积极引导宗教与政治相适应，与法制相适应，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相适应。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基本的要求是宗教界和信教群众要爱国守法，宗教活动要在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高层次的要求则是要求宗教界能比较自觉地根据社会的发展调节自身，将自己的发展进步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大目标统一协调起来。就宗教而言，章太炎在其《建立宗教论》中指出：“世间道德，率自宗教引生。”就佛教而言，其对于人生，对于个人主体的关照正日益形成一种系统的，极富有启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文化，从这个方面来讲，佛教更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教育”。佛教所倡导的慈悲、平等、向善、自在、勿执、解脱等等，对于现世人类的生活态度和生活理念都有着人文层面的关怀与指导，通过对“缘起性空”、“因果”等理论的说教，希冀人们放下自我，洗涤心灵，除却妄执，远离五浊，普度清净。佛教认为人世皆苦，因此一直对人生的苦难和人类的痛苦加以关注，大虚大师说：“佛教问题即人文问题”，“故佛教问题，实为全世界人文之所系，应时行化，不容缓矣!”现代佛教所要着手解决的问题主要在于人类道德的提升、人世苦难的关照、贫困人口的救助、迷信的荡除与洗涤、环境保护等方面，这也正是当代佛教人世作为的主要目标和领域。如果能真正地将“人间净土”的建设与社会主义的建设协调一致起来，那真是人民之幸，社会之幸，国家之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