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谱认识弘一法师

从年谱认识弘一法师
　　陆艳冰
　　我迷恋中国古代文化，很少花心思在近代的艺术文物上，虽偶阅藏经，高僧作品却从未涉猎，近代佛门人物就更陌生了。
　　民国七十八年冬，跟朋友游西湖，虎跑定慧寺内辟有弘一法师纪念堂，陈列大师之手稿和照片，同行者无人爱此道，匆匆去来，走马看花，只留下淡淡的记忆。
　　民国八十四年冬，跟朋友到台中参访护国清凉寺，该寺规模宏大，基本上采北方建筑和明清殿堂配置形式，室内走廊挂了些字画，其中有一福很大的心经，用镜架框裱。大福作品，挂在走道亦不合适，观赏者没有足够的欣赏距离。当时我们一心一意到大殿礼佛，并未驻足细看。虽然只是匆匆一瞥，却好像已经留下了一点甚么，礼佛完毕，又不自觉地去寻找它，看到署名，才知道是弘一法师的墨宝。
　　有一天，在台大附近的弥勒素菜馆用餐，墙柱上挂了些嘉言联语，虽然没有署名，虽然只是印刷品，跟真迹相去甚远，大师书法令人意绪安宁的魅力依然。自此之后，在图书馆看到有关法师的东西，便会随手翻阅，虽然零碎，算是有了初步认识。
　　近年，台湾的宗教界新闻频传，有些教团渲染灵异感应，有些则鼓吹大众在情欲中修行，不必守戒读经，感慨之余，不禁想起这位既平凡又伟大、既平淡又传奇的一代高僧。
　　壹、生平概述
　　大师原籍浙江平湖，先祖营商，世居天津。大师一生大约分为四个阶段：一、接受传统生活、教育时期；二、接受新式教育时期：三、任教职时期：四、僧侣生涯。
　　一、传统生活教育
　　大师出生于光绪六年，五岁父丧，次兄当家，他是在兄、母督促教导下长大的，没有进学堂，由兄、母启蒙，读诵百孝图、名诗格言等，九岁才从村庄的先生读书摹帖。大师聪慧勤勉，研读范围颇广，举凡经、史、子书、小学、训诂，无不涉猎，尤工书法、篆刻，诗词。
　　戊戌政变那年，大师十九岁，他是敬慕新党的，康、梁逃难时，师曾自刻一石“南海康君是吾师”以志景仰。清廷捕杀新党，他也不得不离开家乡，带著母亲妻子到上海。
　　十九年的天津岁月，奠下大师深厚的国学、书法基础，一生受用不尽。
　　二、接受新式教育
　　十九岁到了上海，二十二岁入南洋公学读书（注一）。二十六岁留学日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在音乐学校学洋琴，三十一岁学成返国。
　　初履上海，师即以其文才书艺活跃于文艺界，出诗集、印谱，又与上海书画名家组织“上海书画公会”。入南洋公学就读后，仍然是当时文坛的核心人物，创办“文美会”，主编《文美杂志》，课余亦为报社执笔，任太平洋报社文艺编辑。在学校，他也积极参与社团活动，曾两度粉墨登场，演京剧（连环套）、（大八蜡庙），上台开打，立即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
　　二十六岁那年，母亲去世，扶柩回津，将妻儿在老家安顿好之后，放洋日本，在上野美术专门学校，攻西洋油画，课余又在一家音乐专科学校专攻钢琴，主编《音乐小杂志》。在课业外，他迷上了东洋戏和西洋剧，组“春柳剧社”，演出（黑奴吁天录）和（茶花女遗事）。两剧造成轰动，前者因激起观众战斗和反抗的情绪，引来清廷驻日公使馆的警告，而后者则因大师反串茶花女一角，演来维妙维肖，诠释女主角的情绪，使人戚同身受，备受日本戏剧界泰斗好评（注二）。
　　大师在上海、日本开拓生活圈，结交志同道合的师友，阅历人生，直接接触新思想、新学问、不同的民族文化。他的才华与魅力，在这十一年中，展露无遗。日子如波涛朝霞，是他一生中最为起伏绚烂的岁月。
　　三、任教职时期
　　宣统二年，三十一岁的李叔同学成返国。他先回上海跟昔日文友会面，安顿好日籍妻子再束装北上，“天津工业专门学堂”已经准备好聘书等待大师归来。
　　武昌起义，革命成功，社会没有秩序，又有兵乱，许多学生都返乡避祸，师也于民国元年春自津抵沪，任教于城东女学，授音乐、文学。课余文友雅集茶聚，负责城南文社笔会撰稿、文编，任“太平洋报”文艺编辑，这半年在上海，工作得有声有色，一如往昔。
　　秋天，应“浙江两级师范（后改组为省立第一师范）”之聘，离沪赴杭，一直到出家都在一师任教，并在南京高师（注三）兼课，教授美术、音乐两科。
　　西湖是虚灵的，远离繁华的上海，日子过得恰静多了，将所有心力投注在教学上，闲暇写字、谱曲填词、跑寺院、念经坐禅，致力于灵性修持。
　　这是他生活方式和心境转变的时期，民国五年冬入虎跑大慈山试验断食，触发出家因缘，于民国七年夏天披剃于虎跑寺，时年三十九。
　　四、僧侣生涯
　　民国七年七月，师依虎跑寺了悟上人为剃度师，九月在灵隐寺受“三坛具足大戒”。出家后，大师并无固定驻锡寺院，云游于杭州、上海、永嘉、厦门、泉州间，参访佛门长老，谢绝一切俗务，专心读经、抄经、讲经、著述，只做一切跟修持弘法有关的事。
　　大师远宗智旭，近崇印光，喜研经律论三藏，自谓“余所修者以普贤行愿品为主，以此功德回向往生西方，可说教净双修”（注四）。一生著述甚丰，因其以华严为境，四分戒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故其著述、讲演、法书多以此为中心（注五）。
　　师刚出家，在灵隐寺受戒时，披览《灵峰昆尼事义集要》及《宝华传戒正范》而发心学戒，五十二岁时居法界寺，在佛前发专学南山律誓愿，终身守戒甚严，公认为律宗第十九代律师。
　　民国三十一年，师安详圆寂于福建泉州温陵养老院晚晴室，世寿六十三岁，僧腊与戒腊皆为二十四夏。
　　贰、为甚么是僧侣?
　　弘一法师的才华，可以是诗文的，可以是绘画的，可以是书法的，可以是戏剧的，可以是音乐的，可以是教育的，为甚么他不要做画家、音乐家、演员、教师，却要出家呢?
　　宿因（注六）与时代造就一代高僧。
　　高僧（传教士）、医生、教师、社会工作者都较有爱的能力，具关怀别人、奉献自己的倾向。大师的这种特质，在不同的岁月里以不同的方式展露出来。
　　青少年时代，他爱猫畜猫，体恤穷苦亲邻。他跟兄长非一母所生，生母是第五房姨太太，比他哥哥大不了几岁，兄长又是嫌贫爱富的个性，对弟弟是严厉多于慈爱，母子俩得不到很好的照顾和尊重，清末乱世，更易触发悲心，认同变法。
　　明治维新后的东京是如此繁华焕发，祖国却如此沉沦多难，放洋留学都是有革新头脑的，醉心文艺者多不会步入政坛，青年的胸臆，悲喜交集，热血澎湃，戏剧只不过是他们宣泄怀抱、淑世济民的工具。
　　民国虽然建立，北方一直都在混乱中，师不得不避居东南。教育，是国民政府施政改革的重点，也是新文化运动议论的焦点。如果大师没有找到他的出家因缘，会不会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呢?教师、法师的本质不都是一样吗?大师出家后不是仍然跟在家一样写字、谱曲、讲经授课、办学、写作、编书、提携后进吗?只不过是扮相不同罢了。
　　大师童年已好佛事，五岁父丧，家中延僧诵经，“师见僧之举动，均可爱敬，天真启发，以后即屡偕淫辈，效焰口施食之戏，而自中据上座，如大和尚焉。”（注七）
　　师曾有“年七、八岁，即有无常苦空之感，母殁，益觉四大非我，身为苦本。其后出家虎跑，全仗宿因”（注八）之言。乱世伤亡，至亲逝世勾起大师无限感触外，疾病最易惹无常苦空之慨。
　　大师身体素弱，留学日本时曾患肺病（其母死于肺病），此后咳嗽的毛病经常发作。出家后不久患痢疾（时年四十三岁，其父亦死于痢疾），五十二岁时患疟疾，五十六岁又大病一场，先后三次重病，师皆疑不起而于病中立遗嘱，说明遗体处理之法。幸皆蒙龙天加被而得康复。当病患面临大限时的感觉，恐怕只有曾经起死回生者才知道吧!
　　以笔者的体验来说：民国八十年秋天，我的身体很虚弱，某一天晚上，气温并不低，可是我觉得很冷，能御寒的衣被都穿盖了，还是发抖，那是从体内发出的寒意，不禁想起去世多年的妹妹和姨母，不知道当她们的能量逐渐消失，四大分散之际是甚么心境。
　　大师自言：“今春病疟，热如火焚，连诵行愿品偈赞，略无间断，一心生西，境界廓然，正不知有山河大地，有物我也。”（注九）这是高僧境界，而我的亲人连宗教信仰都没有，她们也会那么豁然吗?今天，因大师而回忆这段往事，尤其思念我的姨母，她养育了我十多年，在她残余的岁月里，我正忙著上班、兼差、考联考，还有家务事，没有每天去医院陪伴她，而每次去看她，她都很体谅的把我赶走，想起来，心中充满愧疚。
　　姨母出殡那天，看到一位长辈，多年前曾一病不起，家人已经准备料理后事了，也不知道为甚么，突然间不药而愈，平常颇为严峻的她，愈后判若两人，是否宿植善缘深厚之故呢?
　　因缘真的难解说。
　　叁、为甚么是律师?
　　除了出家因缘外，大师出家后俭朴自持，律己严谨亦为人所推崇乐道，细心推索，也有其脉络可寻。
　　从家教方面看，幼时其兄教督甚严，不得少有输越礼教，其母慈爱并不溺爱。“一日师食时，桌少偏，其生母训之曰：“席不正不坐””（注一O），故师于少时即知自律。稍长，虽对兄长作为颇不以为然，亦只有温和的反抗。对社会国家的不满，只以艺事明其怀抱，并没有革命性的行为。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茶之际，藉教育介缙西方文化，并没有鼓动学生推翻传统，晚年甚至说自己不懂白话文（注一一）。
　　师十二岁喜习《说文解字》，开始临摹篆帖，此后致力篆书刻石，闲居必练小楷。在虎跑大慈山断食期间，每日早晨，“仍以写字为常课，所写有魏碑、篆文、隶书，笔力比平日并不减弱”（注一二）。出家后曾在佛教养正院教写字方法：“须由篆字下手，每日至少要写五百个，再学隶，入楷：楷成，学草。写字最要紧是章法，章法七分，书法三分，合成十分，然后可名学书。”
　　（注一三）从师之学书历程及所遗墨迹，或可略窥师之性格品味，实不能以俗世才子论之。
　　大师接受新式教育时期，相当活跃，展露出他的群众魅力与领导力。名伎歌即，组会创社，予人名士浪漫的印象，私底下呢?欧阳予倩记述“自从他（指大师）演过茶花女以后，有许多人以为他是个很风流蕴藉有趣的人，谁知他的脾气，却是异常的孤僻。有一次他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我住在牛进区，他住在上野不忍池叫，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个耽误，及至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开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他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像息霜这种人，虽然性情孤僻些，他律己很严，责备人也严，我倒和他交得来。我们虽好久不见面，常常总不会忘记。他出家的时候，写了一副对联送我，以后我便只在玉泉寺见过他一次。”（注一四）
　　杭州一师的学生曹聚仁回忆：““我们的李先生”（同学对他的称呼）能绘画，能弹琴作曲，字也写得很好，旧体诗词造诣极深，在东京时曾在春柳社演过茶花女，这样艺术全才，人总以为是个风流蕴藉的人，谁知他性情孤僻，律己极严，在外和朋友交际的事，从来没有，狷介得和白鹤一样。”（注一五）大师素在律己修养上下功夫，在日本时期是律己严责备人也严，回国任教之后，是位“从来没有怒容，总是轻轻地像母亲一般吩咐我们”的教师（注一六）。他去断食的动机是因为“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注一七）
　　天性所趋，大师刚出家在灵隐寺受戒时就发心学戒，后发专学南山律誓愿。能言能行，终生治学至勤，严持戒律，不多言聚众。夜不会客，晚不点灯。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过午不食，每日晨食仅粥一大碗，无菜（注一八）。即使作客，亦只许白水煮青菜，用盐不用油，卷衣为枕，冷水洗脸，用的是变得灰黑且破得不堪的白毛巾，旧友惊叹又疼惜（注一九）。
　　大师心路历程，未敢妄自揣臆。我于民国八十四年夏末秋初，检查出体内长了一个直径七公分大的肿瘤，良性?恶性?则要待开刀取出化验后才知道。医生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安排该处理的事。住院真的很无聊，开刀前后的一、两天，一心一意念佛号或调息，平时静坐用功都未能这样集中精神过，那种觉知外界却又不为其千扰的感觉，难以言喻，不知道是否佛力加被，或者是因意念集中而忘却手术后的痛楚，抑或真的如同室病友戏言的“没有神经”，这一关就此胡胡涂涂、平平安安的过去了。等到可以下床走动，心意就散乱，那时候才体会到为甚么老和尚总是要叮咛我们，每天都要念发愿文、拜佛、静坐，根本戒一定要守好的意义。
　　今天接触弘一大师，看到他“在佛前发愿，决定徇各方面的恳求，在五磊寺开办南山律学院，期以三年的时间，演讲南山律宗之三大部，以成一期化事，俾众生均沾法乐”（注二O），后来因为募款的栖莲和尚野心太大，大师只好忍痛放手，大师“受了这样的打击，一月未睡，精神上受了很大的不安，看经念佛，都是不能；照这情形看来，恐非静养一二年不可。虽然，从今以后，我的一切都可以放下，而对于我的讲律之事，当复益精进，尽形寿不退。”（注二一），大师之能执能舍令我感动不已。
　　五十九岁那年，大师在泉州：见大改常度，到处演讲，常常见客，时时宴会，简直变成一个“应酬的和尚””（注二二），一位十五岁小孩子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以后“不可常常宴会，要养静用功”（注二三）。大师读后，即于泉州承天寺佛教养正院同学会席上讲演，并发露忏悔（注二四）。一代高僧尚有如此胸怀，从善如流，想到自己知过而不能改，改也不能持久，能不心生大惭愧。
　　肆、有惰?无情?
　　说到大师出家，之前不让妻女知道（注二五），之后妻儿求见不见最具戏剧张力，每被大肆渲染，大师真的如是绝情吗?
　　历史文化上的大人物，都是仁民爱物，沉潜热情。大师少年时对家国关爱之情，出家后丝毫未减：五十四岁时偶然经过潘山，发现晚唐爱国诗人韩惺的墓道，惊喜欲狂，登谒后，搜集了许多参考资料给弟子高文显，嘱其为诗人编一部传记（注二六）。五年后，旧时弟子剑痕居士访师，师破例于晚间会客，客离寺后，师还写信书对联给他，勉励他要做好官（注二七）。出家后大师绝不跟达官政要来往，地方首长登寺也拒不接见，但当新贵少年倡灭佛之议、驱僧之说时，虽闭关亦毅然出关，约晤会谈，并致书蔡元培、浙江教育厅长等，贡献整顿佛教的意见（注二八）。
　　出家后，大师跟旧日师友学生往来如昔，情谊有增无减。夏丐尊四十五岁生日那天，约大师（时年五十一）及经子渊在“小梅花屋共饭蔬食。石禅（即子渊）以酒浇愁，酒既酣，为述昔年三人同居钱塘时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今已不可复得。余（大师）乃潸然泪下，写《仁天般若经》苦空二偈贻之”（注二九）。
　　友朋相聚，大师多情善感。跟信徒道友相处，则事事关心，无处不近人情。文心法师追悼大师云：“民国二十六年，芦沟桥事件爆发以后，余遂移居万石莲寺。……弘一律师从青岛携带学僧数十人亦到。……余安居会泉老法师关房南部，弘一律师安居关房北部，专研律宗。……同居有四、五月之久，凡见面虽彼此杜口，然亦合掌为礼，以示互敬。当其往泉州时……睹余书桌除经书外，别无所有，寂寥异常。他老人亲手栽三、四小磁盆名花，对我很慈爱的样子，躬自搬到我书桌沿，并说明其花的名字，……说了花名，他老人就和悦地转身回寮了。至今思之，一系慰我寂寥，一系借物以显其精神常在，乃使后学追悼不忘者也。”（注三O）平淡中益见师之真情真性。会对妻儿绝情吗?
　　在我所交往，具艺术创作才华，且已有成就的师友当中，不难发现这类人物，都有强韧的生命力。很容易被感动、激动，甚至付诸行动。个性上同时具备两极端，热情如火时，内心可能是冰凉的：冷冰冰时，内心往往是波涛澎湃的。平常很正常，非常时刻多会发出人意表的言行，好坏则视个人天性修养，总是在一般人认为愈不可能处展现其才情睿智。
　　大师一直都跟淫儿李晋章以书信联系，但都以居士相称，大爱不分亲疏，世人强别厚薄，亲情缘深难断，怎样才能令妻子放得下、走得开?王宝钏苦守寒窑二十年，守的是一个希望。难道他要给妻子还俗的等待吗?从世俗的观点，是绝情；在学佛人眼中，是难舍能舍；在大师，还有更圆满的解决吗?
　　伍、法以艺弘、艺以法传
　　大师出家后本欲弃绝诸艺事，然因有知其俗名而求墨宝者众，“若能以佛语书写，令人喜见，以种净因，亦佛事也”（注三一）而改变初衷，以笔墨接人，唯非佛书不书，非佛语不语，所写多为佛号、经偈、格言、高僧法语、古德诗文、华严集联之类。以件数论，是大师一生写得最多的，尤其是五十九岁那年，在泉州特别广结法缘，“不满两个月，写字近干件，每日可写四十件上下。”（注三二）
　　最耗大师精气神的是手书佛经，写经不同写结缘字，可任意挥洒求神韵意趣，写经须端身正心，一笔不苟，不可任意潦草，而师勇猛精进，常掩关刺血写经，血耗神伤，字字都是心血结品。在文字上有纪录的有数十种，其中《阿弥陀经》、《心经》、《金刚经》、《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地藏经·见闻利益品》等均普遍流通海外各地（注三三）。
　　此外，为别人作品题词、作序的也不少。大师出家后便没有作画，但是他在杭州一师有很多优秀的学生，将他的画艺观念传下来，其中丰子恺皈依大师，贺大师四十九、六十寿诞时，先后绘制《护生画集》，《续护生画集》，大师均参与编辑，并为之题词（注三四）。两画集流传甚广，今年台湾世界书局重排版印刷，颇受欢迎，诚为佛门师弟以书画说法之美事。
　　大师自日返国，已不涉戏剧事，出家后对音乐亦不复措意，除为太虚法师所撰三宝歌词谱曲外，并无梵咀创作，只因旧生刘质平“往访和尚于山寺，饭罢清谈，偶及当世乐教。质平叹息于作歌者之难得，一任靡靡俗曲流行间阎，深惜和尚入山之太蚤·”（注三五）大师于感慨之余，写五首歌词以为教材，后由刘质平师生数人，反覆推敲，分别谱曲，交上海开明书店刊行，大师命名为《清凉歌集》。
　　大师曾在浙江一师、南京高师以乐施教凡六年，全国音乐教师很多为其薪传!在俗时所作歌曲十余种，被编入《中文名歌五十曲》而流传于校园，风行海内，今天依然余波荡漾。《弘一大师传》作者陈慧剑（一九二五年生）记述：“孩提时代，听叔伯父亲合奏祖母爱听的（落花流水）、（送别）、（骊歌）等优美名曲时，便觉得心弦舒畅，根根毛孔都有欲仙的意思。后来，听父亲闲谈中说：（送别）是李息霜所作，李息霜是谁?茫然无知。若千年后读书时，在音乐课上，又唱到这只曲子。谁知道，当二十多年后，妻子平常爱好古典音乐，她爱唱的（春游）、（早秋）、（忆儿时），又是李息霜先生的曲子。在台湾的中小学课堂，有些爱好古典乐的音乐教师，依然教李息霜先生谱的曲、作的歌（注三六）。大师的歌曲，不知安定舒畅了多少人心!”
　　大师一生独钟书艺，自童年习宇，至死方搁笔。大师墨宝已结集者有《李息翁临古法书》，曾于民国十九年由夏丐尊交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注三七），原稿已毁于抗战中，复于民国五十三年，由星洲广洽法师以原书加以整理刊印，更名为《弘一大师遗墨续集》，乃在俗时所临碑帖，名为续集，因在此之前，已有《弘一大师遗墨》编辑行于世，多为出家后写经作品（注三八）。
　　大师习字，始以临篆+再学隶入楷，基础扎实。不论字联、抄经或书简都工整俐落，结构严谨。早期法书，讲究笔法，刚劲变化，多方笔，魏碑味很浓。学佛后渐收敛，笔笔圆润，日趋恬静。最感动我的则是晚年秀逸的书迹，非关体弱目衰，而是大师心灵慧命的呈现，随心而写，由心生相，笔墨行间自然散发出一股魅力，使观者宁神净意，心情愉悦。毋怪乎彼时人求字不求法时，大师笑言“余字即是法”，“不必过为分别”（注三九）。陆、绘语
　　数读大师年谱，如见亲朋。我看到玩得发乱衣脏、垂手听训的孩子王：我看到推杯换盏、掌声雷鸣后枯燥落寞的心灵：我看到弹琴挥毫，意绪飘荡，随逐因缘。
　　他克己自律，收束意马心猿，淬炼自性光芒，由孤僻冷傲、律己责人，而宽厚慈祥，而爱被万物。
　　俗世看他绚丽风流，文坛艺界感怀他的贡献，佛门推崇他律师的成就，在他自己，只不过是坚定严肃地完成每期生命。
　　大师以身、以声、以文、以字、以沉默教化，摄受一切有情。他的光辉如明月美玉，他的精神典范，如层波叠浪，如禽木繁衍，扩散延绵。
　　摘自《慧炬》4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