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祖师西来与中国禅的新阶段

达摩祖师西来与中国禅的新阶段
　　亦平
　　南朝时，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不远万里，来华传禅，从此，中国禅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但在中土形成了专门的系统，而且在其发展的后期演化成了流传广泛、影响深远的中国禅宗。 “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曾成为禅门弟子最喜欢参的主要话头之一，达摩初至金陵与梁武帝的问答也在《碧岩录》中被列为第一则“颂古”而成为禅门众所周知的公案，折苇化舟、一叶渡江等更是成为几乎家喻户晓的传说。这一切都为达摩披上了一层神圣而又略带神秘的面纱。
　　从有关历史记载中可见，达摩确实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人们在编造了许多有关达摩的神奇故事的同时，又将他放到印度禅与中国禅的交汇处，使他同时成为印度禅的西天二十八祖和中国禅宗的东土初祖，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历史地位。
　　中国禅宗的各个支脉一向都将达摩奉为开山立宗的祖师。但在事实上，在达摩来华传禅之前，禅学早已在中土传播，并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中不断演变和发展。根据《高僧传》和《续高僧传》的记载，在达摩以前或与达摩同时，从事禅经翻译，或修持禅业、传授禅法者，就有70多人。达摩初来，并没有立即成为众多禅师中的佼佼者，他的最初影响，也不能和与他同时的僧稠等人相比。但他所传的“二人四行”大乘安心禅法，顺应中国佛教和禅学发展的趋势，在禅学理论上继竺道生会通般若实相与涅架佛性以后，又将融会了般若实相的心性本净学说与禅法相结合，为日后中国禅宗的思想和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提倡的随缘而行也为中国禅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道路。同时，魏末至隋初，中国佛教的发展已进入了模仿世俗封建宗法制度而确立传法世系进行创宗的年代，禅家更是一向特重师承，认为“无师道终不成”，因此， 以传授“南天竺一乘宗”相标榜的菩提达摩，被后世禅宗尊为东土初祖，也就是不奇怪的了。
　　就现有资料而言，虽然把达摩说成是中国禅宗的开创人尚缺乏足够的资料证明，但他所传的禅法对中国禅宗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许多方面导致了中国禅学思想的巨大变化，从而使中国禅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历史的事实。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达摩传禅，使中国禅形成了专门的传授系统，并为禅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史料上看，禅虽很早就随佛教传人华夏，但中土人士习禅，直到两晋时才正式见之于记载。而且这时的禅学很不系统，修习者也五师承。对此，曾引起许多人的不满。随着通达禅业的鸠摩罗什和佛陀跋陀罗的来华，中土禅学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鸠摩罗什的译经为禅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佛陀跋陀罗则使中土的禅学趋于专门化。佛陀跋陀罗所传，仍以小乘五种观法为主，其中特重数息观与不净观，被称之为“二甘露门”，但他曾带领弟子活跃于大江南北，开创了禅修者随师受学、集中修炼的风气。罗什、佛陀跋陀罗之后，中土禅学开始兴盛起来，并出现了以某一个或几个禅师为中心的修禅团体，其中对后世影响特别大的就是唐代道宣称之为“神化居宗，阐导江洛，大乘壁观，功业最高”的菩提达摩，道宣并称“在世学流，归仰如市”。这里的“归仰如市”，当指唐初的状况，因为达摩初到北方传禅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其禅系是到道信、弘忍时才发展起来的。但达摩一系的禅后来毕竟蔚为大观，成为蓬勃发展的中国禅宗的前驱。禅宗谱系上溯到达摩，奉达摩为中土初祖，其传承根据虽还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证明，但从禅学思想和修行方便上看，道信以来的禅宗确实继承发挥了达摩禅法的基本特色，与达摩禅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据有关记载，达摩主要活动于嵩山少林寺，后来传法给慧可，慧可以下又依次传僧璨、道信、弘忍等，形成了禅门特有的“以心传心”的传法系统。达摩禅由于祟尚安心而不著言相，重视修行而不拘形式，从达摩、慧可到僧璨都是“行无轨辙，动无彰记。法匠潜运，学徒默修”，因而最初非但未能广传，而且还屡遭排斥、讥谤。例如慧可被“非理屠害”， “几其至死”；僧璨遵照慧可“宜处深山，未可行化”之教而长期隐遁山中。这也是现在留下来的有关他们的资料很少，因而难以全面了解早期达摩禅展开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大盛，道信在蕲州黄梅(今湖北黄梅县)西北的双峰山安居传法，倡导团体生活，经济上自给自足，弘达摩禅法，创自家宗风。 “自人山来三十余载，诸州学道，无远不至”，门下徒众达五百余人。道信初创的门风，传至弘忍而有进一步的发展。弘忍继承并发展了道信倡导的山林佛教的禅风，聚众定居，生产自给，把禅修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农禅并作的精神贯串在信徒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山居独处、禁欲苦行的修禅方式，使达摩倡导的随缘任运的修行观落实到了实际的禅行生活中，中国禅宗的主要特色和基本组织形式也初步得以确立。
　　第二，达摩禅以“心”为要，进一步推动了禅学向“心宗”的过渡。
　　达摩来华，只传心要，不讲经论，开创了一种新的“安心”禅法。当时的中国禅虽然已开始注重“修心”的功夫，但在具体的做法上仍然更多地承袭着印度禅定的传统，强调静坐调身、禁欲制心等。例如《续高僧传》中说僧稠“受十六特胜法，钻仰积序，节食鞭心，九旬一食，米唯四斗”， “或煮食未熟，摄心入定，动移晷漏前，食并为禽兽所啖”。而僧实跟随勒那摩提学禅，也是“寻师问道，备经循涉。虽三学通览，偏以九次雕心”。 “十六特胜法”指从知息出、息人到观弃舍等十六种观法， “九次”指“九次第定”，它们都是通过坐禅、调息而使心注一境的观想方法。达摩来到中土，传授“安心”、“壁观”神法，虽然并不废静坐，但他主要地不是强调通过静坐调息来调整身体行为以达到心注一境、不起杂念的境界，而是以“安心’’为宗旨，教人在思想上做到无贪无著、苦乐随缘，以消除客观外境对人的主观精神的干扰，要求在契悟佛法真理的基础上，达到“无自无他，凡圣等一”的境界。
　　达摩的“安心”禅法，以本来清净的自心自性为依持，以心理训练为中心，将复杂的禅法加以简化，改变了过去中土流行的执着于形式和目标，并偏重于身体训练的禅法，不但使修禅更加方便易行，而且使之易于与日常的行事相结合。后世禅宗正是循此而强调自性自度，并进一步反对执着坐禅等形式、主张“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提倡一种于日常生活中随缘任运而‘‘安心”的修行方法。正如临济禅师所说的： “但能随缘消旧业，任运着衣裳，要行即行，要坐即坐，无一念心希求佛果。”把佛教对“心’’的解脱的强调具体贯彻在禅修的实践中，这是达摩禅的一大特点。在达摩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禅宗，无论是惠能南宗的“顿悟心性”、还是神秀北宗的“息妄修心”，都是围绕着“心’’的解脱而展开的，以心为要，以心为宗，因而禅宗又叫
　　“心宗”。
　　第三，达摩禅强调的“藉教悟宗”，将“开悟”作为修禅的重点，这成为后来中国禅学发展的方向。
　　达摩禅以心为宗，不重言教。那么，如何“以心传心”?如何悟道?据传说，当年就曾有人疑惑不解地问达摩： “若不立文字，以何为心?”达摩回答说： “汝问吾，即是汝心，吾答汝，即是吾心。吾若无心，因何解答汝，汝若无心，因何解问吾。问吾即是汝心，从无始旷大劫以来，乃至施为运动，一切时中，一切处所，皆是汝本心，皆是汝本佛，即心是佛亦复如是。除此心外，终无别佛可得。离此心外，觅菩提涅椠，无有是处。”这就是说， 自心即是佛，时时可传心，处处可悟道。也正因为心是万法之本，所以，心与心的交流才成为可能。
　　达摩的禅法立足于性即是心，心即是佛，见性即可成佛，因而极力抬高“契悟心性”的“证悟”。在“藉教悟宗”乃至“以心传心”的宗教体验中，达摩禅所强调的是，言教文字仅是符号、工具，它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意义要通过言教文字去寻找，要在人们自己的心里去找。一旦自心获得开悟，开悟者就会获得一种相同的体验， “心有灵犀一点通”，从而达到心心相印。由于达摩禅重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证体悟，所以，禅的传承并不仅仅是经教的翻译和阐释，更是一种“以心传心”的“悟”。
　　达摩所说的“悟”是对宇宙和人生本质的一种直觉观照，是自心的觉悟，也是人类认识宇宙和人生的一种特有的方式或方法。铃木大拙曾把
　　“悟”看作是禅的根本。他说： “没有悟就没有禅，悟是禅学的根本，禅没有悟，就等于太阳没有光和热。禅可以失去它所有的文献。失去所有的寺庙，但是， 只要其中有悟，禅会永远存在。”对“悟”的强调是中国禅的一大特色，对
　　“悟”的追求成为日后中国禅宗全部理论和实践的核心。
　　禅宗把悟描绘为一种在刹那间可以突破时空界限而把握生命真谛的一种境界。心是悟的依据。这种建立在心理体验之上的“悟”，是人对人的生命和世界的本源的直觉观照，是人将自己与自然宇宙融合为一的刻骨铭心的感受，是人在摆脱了长久的、痛苦的执着感之后所获得的一种解脱感。这就使“悟”具有了诱人的光环，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禅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说似一物即不中”，任何企图说明禅悟之实质的努力都将是徒劳无益的。尽管如此，一代代人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并实践这一人生奥秘。
　　达摩禅的“藉教悟宗”，虽不排斥经教，但更强调心的证悟，这为后来禅宗的“不立文字”开拓了道路。达摩禅既突出 “心”的觉悟和
　　“心”的解脱，又提倡随缘而行，这也为中国禅宗将解脱理想融于日常生活和行事之中提供了可能，并为六祖惠能提出的“迷即众生，悟即佛”的观念莫定了基础。这种通过思维的转变来获得新的生活的方法，从根本上抛弃了一切外在的束缚，可以既不坐禅，也不读经，更不苦行，解脱的实现就在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一念心中。达摩禅强调的自心证悟、自我解脱，成为中国禅发展的基本方向，也是达摩禅的“藉教悟宗”向“藉师自悟”的惠能禅过渡的重要契机。
　　第四，达摩禅不以获得神通为最高的修行目标，而是以实现精神的解脱为禅的主要精神，这对从根本上扭转中土的禅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禅法初传时，禅僧往往以获得神通为禅修的
　　主要目标，以至于直到北朝时，仍有不少禅僧以神通而自耀，帝王和百姓也为禅僧的神异事迹所吸引。虽然后人也为菩提达摩的生平点缀上种种神异的色彩，什么“一苇渡江”、 “面壁九年’，等，但从现存资料来看，达摩更注重的是安心壁观法门。所谓安心壁观，既非整日面壁枯坐，也非为了获得神通，而是为了“安心”。而这种安心的禅学理论基础又是融会了般若实相的心性学说，突出的是自性佛性。从此，达摩禅系继承“理人”、 “行人”的精神，沿着“安心’’的道路一步步发展，终于演化出不多言神通而直言明心见性、自性自度的中国禅宗。总之，所谓“达摩祖师西来意”，实际上是印度禅与中国文化的进一步的交融。如果我们把达摩的来华放到中国禅学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虽然达摩并不是第一个把禅法传到中国来的禅师，但他的禅学思想和禅行实践却对后世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本人被禅宗奉为初祖，他的禅法被称为最上乘的如来禅，这都不是偶然的。印顺法师曾说： “达摩从印度来，所传的教授，精要简明，充分显出了印度大乘法门的真面目。中国的禅者，虽禀承达摩的禅法，而专重 ‘理人’ ，终于形成了偏重理悟的中国禅宗。”达摩对理悟的重视，使中国禅的发展方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依言教的闻而思，到不依言教的思而修”，从而开始了中国禅的新阶段。正是在达摩禅的展开中逐渐演化出了中国禅宗，就此而言，达摩被称为“东土初祖”也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