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大师的佛学思想

道安大师的佛学思想
　　蔡患明
　　一、道安大师的生平事迹
　　道安大师二二二一—三八五）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由于世乱，他父母早亡，自幼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上学读书，到十五岁时，已精通五经文义，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此据‘名侩传抄’，二局侩传’谓十二岁出家）。由于容貌黑丑，末彼剃度师重视，但令他从事田间劳动，他毫无怨色，安之若素。几年后才求师给佛经读，由于他记忆力强，过目不忘，才使他的师父改变态度，认为是大器可造，送他去受具足戒，并准许他出外参学。东晋成帚咸康元年二三二五），他在石趟的邺都遇见了西域龟兹名侩佛图澄二三二一—三四八），对他非常赏识，并告诫弟子们说：“人不可以貌相，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从此他就师事佛图澄。
　　据‘高侩传’卷五“道安传”载：道安于佛图澄圆寂后才离开邺都。十三、四年问经常代替佛图澄讲经说法，并且解答许多佛学理论上的难题，受到侩俗信象的尊敬，当时有“漆道人，惊四邻”的美誉。石赵由石虎即皇帚位后，内部变乱，道安就离开邺都，迁居山西护泽（今临汾县）。这裹较为偏僻，一时名侩竺法济、竺侩辅和竺这护等也先后来此避难。他们和道安共同研究东汉安世高所译的有关禅观的‘阴持入经’、‘道地经’和‘大十二门经’等，并作了注释。在护泽住了不久，道安又和同学法汰至飞龙山（今河南涿鹿县）与侩光相叙。侩光对禅定造诣颇深，是他受具足戒前的老友，情谊亲切，遂留下来互相切磋研究。此时他已放弃“格义”，和侩光有一段认真的辩论。据“高僧传·僧光传’载：
　　“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光曰：‘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教理，宜先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这说明侩光的思想此较保守，认为格义是先达传下来的一种方法，只可应用，不必再问是非。道安则不以为然，认为弘扬教理，首先要求正确，是否先达可以不必理会。这可能就是佛图澄所赞赏的“远识”，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道安的气概和风度，确与众不同。
　　“高僧传·道安传’载：东晋穆帚永和五年（三四九），石虎死后，石遵继位，曾遣使迎道安返邺都住华林园，并广修房屋。但为时不久，石遵在位仅一百八十三天就被杀。道安在混乱时率众去邺都西北的牵口山，又与法汰在山西境内弘化，并在太行恒山造寺建塔。慧远就在此时从他落发出家。武邑太守卢歆慕名请他讲经，以后他又回到邺都，住受都寺，当时他已四十五岁。
　　石赵覆灭后八年，战乱又起。 二南侩传’载称： “天灾旱蝗，寇贼纵横………人情萧索。”道安不得不率众去山西王屋女林山。不久又渡黄河，到达河南省的陆浑（今嵩县）。当时名士习凿齿从襄阳写信给他，请南下弘法。他就率家离开河南，途经新野，让法汰率昙一、昙二等四十余人去扬州，命法和去四川，他自己与慧远等四百余人到襄阳，先住在白马寺，后又创立檀溪寺。襄阳在那时还属于东晋，社会环境比较安定，他在这里住了十五年，弘法事业得到充份的发展。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载：“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末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安穷览经典，钧深致远；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此句，为起尽之义，及析义、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渊富，妙尽玄旨；条贯既序，文理会通。经文克明，自安始也。”他不仅考枝译本，而且创制‘家经目录’。同书卷二载：“迩及桓灵，经来稍广，安清朔佛之俦，支谶严调之属，翻译转梵，万里一契，离文合义，炳焕相接焉。法轮届心，奠或条叙；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中国佛教有了这样的注疏和经录，才能承前启后，循着正轨发展，道安功不可没。
　　‘高僧传·道安传’载：“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佾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日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创时法；三日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可见他所制定的这些轨范，在当时已初见成效，受到习凿齿等的赞叹，一时声名大震，“天下寺舍，逐则而从之。”东晋封强大吏如桓朗子、朱痒、杨弘忠等都非常敬重他，有的请他讲经说法，有的供养白米干斛，有的献铜万斤。他创建桓溪寺，“起塔五层，建房四百，”工程规模甚大。东晋孝武帚曾下敕表扬他，并责成襄阳官府发给俸禄，供养所需。
　　束晋孝武帚太元四年（三七九），符秦所部符坚攻陷襄阳，道安与习凿齿均被延致。符坚谓襄阳之役得到一个半人。一人是指道安，半人为习凿齿。符坚信奉佛教，请道安驻锡长安五重寺，这时他六十七岁。在长安七、八年间，他除主持几千人的大道场、讲经说法外，同时组织翻译事业。如请昙摩难提译出‘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三法度论’，由侩伽提婆译出‘阿毗昙八犍度论’，鸠摩罗提翻译“毗昙心论’、‘四阿含暮钞’，昙摩转译‘摩诃钵罗密经抄”，耶舍则译‘毗奈耶’。以上经论传译时，他与竺佛念、道整、法和等亲自参加枝译工作。对于不正确译文劝令重译。他在‘摩诃般罗密经抄序’中提到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为后来的翻译工作指引了正确的方向。
　　在道安时代，魏晋沙门依师为姓，姓各不同，难分道俗。他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倡导出家人应姓释氏，统一了出家侩尼的姓。当时有“学不师安，义不中难”的传说，可见他受全社会的尊敬。据说当时符坚欲兴兵攻晋，朝臣劝谏无效。道安在一次与符坚同车时晓以利害，符坚忠言逆耳，终于兵败身亡。
　　东晋孝武帚太元十年（三八五）二月，道安圆寂于长安五重寺，终年七十四岁。
　　二、道安大师的佛学思想
　　道安的学说大致可从戒、定、慧三个方面来谈。首先是戒律，当时虽然戒本尚未完备，广律也仅有竺佛念所译的十卷‘鼻奈耶’，但他认为戒是断三恶道的利剑，无论在家出家都应以戒为基础。他又指出持戒而只重形式也是片面的；戒律分开、遮、持、犯，在为了家生的利益前提下，戒律是可以有“开缘”的。这与大乘菩萨戒精神相符，也与‘般若经’义理一致。其次是修定，他是注重禅定止观的。他在‘人本欲生经注’中说，禅修达到高深的境界时，“雷震不能骇其念，火燃不能伤其虑。”又在‘安般注序’中说，禅修能够发生种种神变，但这并非禅修的真正目的。禅修的真正目的在于契入“无本”（即本无）、“无为”而“开物戍务”。“开物是使天下忘我，成务是无事而不适”（‘道地经序”），也就是要从禅修所得到的境界中，使大家忘我，尽性而戍世界的安乐，不仅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谓超自然力。他又在“大十二门经序’中说：“明乎非禅无以统乎无方面不留，非定无以周乎万形而不碍，禅定不愆，于神变乎何有也。”明确指出禅定与神变（神通）的关系。所以习凿齿致书谢安，称赞“安法师无变化技术可以感常人之耳目。”能从这一精神去理解，意味深长，就不会去钻追求神变的牛角尖了。至于慧学，道安继承了佛图澄以般若为宗的思想，一开始就重视‘般若经’的研究，他在‘合放光、光赞晷解序’中说，没有智慧则无往而不生窒碍，终日所言都不合理，所以成为八万四千尘劳门。有了智慧则无往而不发生良好的作用，终日所言无不合理，所以称八万四千波罗密，郎所谓“执大净而万行正”，就是这个道理。（根据原文译意）我们常说“举足下足皆道场”，或者说“头头是道”、“一通百通”，也不外乎这个道理。由此可见，道安虽然处于般若弘扬“方兴末艾”的初期，但对于般若性空的义理已有深切的悟解。因为戒定慧三学是通向成佛的阶梯，而道安对三学有此卓越的见解，在我国佛教史上，不但是杰出的学者，而且也是前无先例的。
　　道安的学术活动，大致可分为这样四个阶段：
　　1、石趟迁都于河南邺都，佛图澄也随往。道安不久入邺师事他，直至他圆寂。
　　2、佛图澄寂俊十五年二二四九——三六四），道安在河北、山西等地山居，研习禅观。所用本子，是安世高传译的‘大十二门经’、‘修行道地经’、‘阴持入经’等，并为这些经撰序和注。这可能是受佛图澄“神变出于禅定”的影响。当时般若正在
　　流行，他很留心般若，就在此时找到竺法护所译的‘光赞般若’
　　残卷一品。
　　———石赵王朝覆灭以后，道安离开北方，南下到襄阳，在这裹
　　住了十五年，专门讲习‘般若’，他在所写经序中自称，每年要
　　讲‘放光般若’二次，每次都有所提高。
　　个符坚攻陷襄阳，他被挟持入关中。他在这个时期仍然继续讲述般若诸经。
　　道安对般若学的研究，功深底厚。他不仅精通‘道行’，而
　　且还以‘放光’解释‘道行’，对两经作了对比，著有‘集异注
　　”，惜已不存。‘道行经序’就是为‘集异注’而撰的。由于他
　　辗转寻得‘光赞’的残本，并与‘放光”作比较研究，作有‘合
　　放光光赞随暑解”，但此书早夫，今但存序文，他到关中以后，
　　继续研究“放光”，在晚年还得到‘放光’的梵本，请昙摩蜱和
　　佛护作了校译，并对原译作了重译与补充订正，书名‘摩诃般若
　　波罗密经抄”书亦散失，仅存序文。大藏经中有同名的经抄，卷
　　数与译者相同，但内容不是，可能是小品‘道行”的不全异译。
　　道安在他下中生专心于般若，力求得其实在，因而很早就反对“
　　格义”一类的作法，也是有他的原因的。
　　据昙济的：八家七宗论”，认为“本无宗”以道安为主。“本无”是“真如”最初的译语，郎性空的意思。因此凡讲般若性空的，无不涉及到“本无”。但是作为“本无宗”的“本无”，并非一般泛泛之谈，而有它的特殊意义。当时的玄学，已由：贝无”、“崇有”发展到“自然”，佛学的“本无”也与自然相结合，以“自然”来解释“本无” ，就不是一般所说的“本无”了。道安的弟子佾教认为六家之说不能正虽地理解般若的思想，而在六家之外的道安，所说的性空最为正确。他在‘昆摩罗诘经义疏序’中写道：
　　“性宗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指道安“性空之宗”）。然炉冶之功，微恨不尽，当是无法可尽，非尽之不得也。”在他看来，道安的说法虽有不足之处，但这并非是有更正确的说法尚未寻得，而确属当时还未传译过来。照这样说法，僧睿是把道安放在六家之外了。他在‘大品经序”中又说：“亡师安和上凿荒途以开辙，标玄旨于性空，落乖宗而直达，殆不以谬文为闳也。”这些赞美的话，以完全出于师徒之情，却反映道安对性空的理解，确有其独到之处，所以六家中不应有道安。
　　佾肇则认为：“情尚于无多，触言以宾无，故‘非有’，有郎无；‘非无’，无亦无。”“郎色宗”把色与空划等号，“心无宗”把心看成空，“本无宗”提到了非有非无，但基本精神仍偏重于无。一般说来，都以为解“无”，非有是无，非无也成为无了。说真有、真无，当然不对，因为所谓“真”是从执着而来。但不能因此而抹煞假有、假无。总的说来，“即色”、“心无”各偏于一面，“本无”此前二宗稍胜一筹，但由于仍不了解虽无真有，真无却有假有、假无的道理，所以还是偏于“无”。对般若理解此较完整的应推道安。
　　道安洽学很扎实，内容也相当丰富。他是主张般若性空的。他的弟子侩钗后来参加鸠摩罗什翻译‘大品般若’工作，对译文的枝订很出力。在此经序中，侩教称赞道安“标玄旨于性空”，“亶亶之功，思过其半，”就是说，道安思想基本符合般若思想的。后世传说道安作过‘性空论’，又说他撰写‘实相义’，但这两篇论著都已失传，无从查考。三论宗的吉藏在‘中观论疏’中解释道安的“本无宗”说：“夫人之所滞，滞在末有，若宅心本无，则异想便息。”这就是说，人之所以有执，在于执着“末有”，如果把“心”放在“本无”上，那末执着“未有”的“异想”也就平息了。
　　从道安所作的几篇序文中所表现的佛学思想，可以看出他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如他在‘合放光光赞随暑释序’中说：“诸五阴至萨云若（郎“一切智”），则是菩萨来往所现法慧，可道之道也；诸一相无相，则是菩萨来往真慧，明乎常道也。”指出：“可道之道”与“常道”二者闾谓之智。法慧（即“可道之道”）是观照，从“五蕴”起到“一切智”共一百零八法（这是“事敷”上的分法），都是“可道之道”所现；它的观照“一相”、“无相”（常道）则是菩萨的真意，这二者不可相离，同称为般若。所以他的般若性空说是全面的，符合般若实际的。至于他的禅学思想也舆般若相通，如他在‘道行经序’中说：“千行万定，莫不以成。 ”千行万定不出乎止观二行（“止”为梵文Samatha奢摩他的意译， “观”为梵文vipasyana毗钵舍那的意译。）“止”是扫除妄念，专心一境；“观”是在“止”的基础上发生智慧，辨清事理。佛教认为，通过“止观”，即可悟到“性空”而得解脱。（我国天台宗智者大师特别重视止观法门，著有‘摩诃止观’、‘童蒙止观’等书。又禅宗的“禅”，原是止观的意思，而止观方法就是禅法，它是随着佛教典籍，从汉末就传入中国）。可见借助般若而成就，以止观贯通诸行，又以诸行联系般若，这也是佾叙所说“应行显明”的意思。道安在经序中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相当丰富，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介绍主要一部份，请参阅他所作的诸经序文。
　　道安在佛学研究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编辑‘综理众经目录’。襄阳时期，就注意搜集当时流行的译典，即使较远的西凉所出的‘光赞’舆‘华严〈十地经〉’旧译‘渐备经”，他亦千方百计找到了。在宁康二年二二七四）开始整理和编纂经籍目录。当时流通的经籍很杂乱。其中有“有译”的（郎有明确的译者、译时的）；也有“失源”的（即没有译者、译时可考的）；有的是整部，有的则是零星抄写，并夹杂疑伪，亟需加以整理勘定。道安在所编的‘综理家经目录’说明中写道：“此土众经，出不一时，自孝、灵光和以来，迄今晋宁康二年，近二百岁，值残出残，值全出全，非是一人，难卒综理，为之录一卷。”说明他着手编‘经录’始于宁康二年，但完成却是他晚年的事了。此录原本早巳夫失，但梁侩佑著『出三藏记集’时是见到这部我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经录的，并把道安录原本的内容全部收入。共分七个部份：l经律论录。是全录的主要部份，以人为主，所有译本都属“有译”。2至5部份，都是“失源”的，分为一般失译的一百三十四部，“凉土异经”五十九部，“关中异经”二十四部，“古异”九十二部。6．“疑经”二十六部。’“注经”二十五部，最后还补充“杂经”十一部。梁启超和日本学者常盘大定、林房友次郎等人曾试图依此恢复道安录的原貌，但都没有成功。侩佑在‘出三藏记集’卷二中写道：“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证，实赖伊人。”评价是很高的，而且是中肯的。
　　道安还倡导过“弥勒净土”的信仰，体现了大乘佛教真、俗不二的精神，也是他把‘般若’真、俗不二的思想运用到现实中去，为以后大乘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弥勒净土信仰曾流行一时，梁陈间尚有所闻，以后渐衰。 弥勒净土在欲界六天中的第四兜率天，有内外二院，其内院为补处菩萨所生，今弥勒生于此。 “弥勒下生经’说弥勒将自兜率天下生阎浮提于龙华树下三会说法，继释迦世尊成佛。我师太虚大师就是上生兜率，将来随弥勒下生，建设人间净上，广度象生。
　　道安还重经博约，下振学风。他的佛学贯穿于整个中国佛教思想，他的言行在当时起典范作用，而在今日仍有现实指导意义。他又是我国佛教弘法的先驱者，在他以前传译讲经的侩人，大都是来自西域的胡侩，而作为汉人大弘佛教的当以他为始。他提出“不依国主，法事难举”，从而引导佛教定向“中国化”的道路。道安反对“格义”，不同意竺法雅提出的“以佛经中事，参配外书，以释其例，大都用老庄书佛经。故自道安、罗什以后，格义之昕由废弃也。”（见汤用彤著『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由于他的努力，使般若思想体现了它本身的独特体系，避免了般若与玄学的混淆。当时佛教确曾从玄学汲取过营养，但却脱颖而出，反过来影响玄学，这是一个良好的先例。我们研究佛学，要循着道安大师指引的方向勇猛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