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坛经》是否为传授本

敦煌本《坛经》是否为传授本
　　[日]伊吹敦
　　序
　　敦煌本《坛经》是本有很重要意义的文献。这个抄本保存《坛经》的早期的一种形态。因此，这个抄本对于说明《坛经》的原形提供很重要的资料。不过，这本书的意义不限于这一点。因为《坛经》的成立，或者增补的时期正相当于禅宗形成的时期，所以经由细心分析这个文献，理解这个文献的成立，我们可以了解明白禅宗的成立过程。
　　因此，从这个抄本的发现以来，很多学者发表了论文，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虽然如此，关于敦煌本的成立，还有很多问题。我这次就是针对这些问题之一而发表的。就是说，敦煌本《坛经》是否为传授本?
　　对于这个问题，或者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其发现以来，“敦煌本是被密密地传授的秘本”这个看法是个定论，今日尚没有人反对此论。确实，敦煌本常常说到传授《坛经》的重要意义，而且其末尾记载这个抄本传下来的系统(以下，我标记为“后记”)。所以，要是相信这些记载，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上述的定论。不过，以这样的看法而言，敦煌本中有很多让人怀疑的，或者很难理解的地方。以下，我依次说明这些问题。
　　一、敦煌本内容上的问题
　　敦煌本《坛经》中有很多跟神会的著作有关的部分，还有特别尊重神会的记载。而且，韦处厚所撰的鹅鹕大义碑文中有神会弟子们“橘枳变体，竟成坛经传宗”的记载。从这些事实，胡适推论了敦煌本《坛经》是神会或者其弟子们所作的。如已被人指出的，胡适的看法中有些问题，不过，神会一派与敦煌本的成立有关，这个事实是不可能否定的。可是，这个事实不合于后记所述的传授系统，因为这个系统，如下所言，跟神会的系统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
　　台湾学者印顺法师在他的《中国禅宗史》中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把这两个系统的参与看做是不同时期的。他首先认为《坛经》的原本是广东的弟子们编辑，并且传授，其后，他推论神会的弟子们得到了这个原本，改变为自己的传授本了。
　　要是采用这样的看法，就可能解决上述的疑难点。不过，在此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神会的弟子们作了那么大的改编，为什么没有删除末尾的跟他们没关的系统——这个后记不但对他们不利，而且可能损及他们的权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后记本身的问题。后记所记的如下：
　　此《坛经》法海上座集。上座无常付同学道济。
　　道济无常付门人悟真。悟真在岭南曹溪山法泉寺见
　　今传受此传。
　　如上述，这里我们看不到跟神会有关的人的名字，不过，更有问题的是，这个记载中有很不自然的部分。《坛经》说：
　　若论宗旨，传授《坛经》，以此为依约。若不得
　　《坛经》，即无禀受。须知去处年月姓名递相付嘱。
　　无《坛经》禀承，非南宗弟子也。
　　所以，要是上列的文章真的是传受这个抄本的某些人的记录，那么为什么这里没有他的姓名，传授的年月，反而记上“悟真在岭南曹溪山法泉寺见今传受此法”这样的对本人没有什么意义的文句。
　　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悟真在岭南曹溪山法泉寺见今传受此法”这样的说法，对于派外的人，特别是对于岭南以外的人，出示这个本子的时候，才有意义。
　　由于上述的两点可以明确地看出“敦煌本是被密密地传授的秘本”这样的看法与前面所说的是矛盾的。
　　二、流传上的问题
　　关于敦煌本《坛经》流传的问题，根据我的研究，虽然敦煌本《坛经》有几个抄本，不过，那些抄本的原本只是一本，那本当然是从中国内地搬到敦煌的。那么，那个时候，中国内地应该有很多同样的抄本。是的，我认为以下的诸本都是跟敦煌本同样的抄本。
　　1．惠昕本的原本(10世纪半以前)
　　2．晁回所藏本(11世纪，荆南)
　　3．高丽本原本(9世纪初)
　　4．圆仁将来本(9世纪半，长安)
　　5．韦处厚所览本(9世纪初，中原)
　　6．白居易所览本(9世纪初，洛阳)
　　要是敦煌本《坛经》真的是传授本，那么，传授这本的不是悟真一派，就是神会一派。不过，无论采用任何说法，可知8世纪末，像敦煌本《坛经》那样的抄本已密密地被传授。不过，如上所举，9世纪初以前，敦煌本已经流布很广，甚至能让一般的读书人能看到了。在此，特别要注意的是，据我们所知，最早期流传的地方不是岭南，而是中原。这个事实也不合敦煌本的秘本的特色。
　　从这个论点看来，不能简单地承认敦煌本《坛经》是个传授本。
　　三、敦煌本的成立过程上的问题
　　关于敦煌本《坛经》的成立过程，我已经写了一篇文章。在此，我只提供其结论而已。
　　我的看法如下：
　　1．在现存诸本中，敦煌本《坛经》确实保有最古的形态，不过这个抄本也不是原本。因为这个抄本中有很多用语不一致，还有内容上矛盾的地方。所以这个事实是不能否认的。
　　2．那么，原本《坛经》是怎么样的呢?据我推测，如《坛经》本身所说那样，也许是个慧能在大梵寺说法授戒的记录，弟子法海所编辑的。我认为，敦煌本中原本的部分没有跟神会有关的任何记述，其思想也跟神会的有很大的悬殊。因此，可以认为，这个本子的成立，与神会或者他的弟子们没有关系。
　　3．神会的弟子们，得到了这个原本，为了确立神会的权威，加写改编了几次。这就是今日所谓的“敦煌本”。
　　4．对于惠昕本《坛经》的原本，可以看做是敦煌本直接发展而成的，也是神会的弟子们所做的，因为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部分，就明白跟神会一派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在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虽然敦煌本中有着被悟真等人传授的记载，从内容上看来，不能推测出神会一派以外的门派的存在。加上，敦煌本(或者，其发展形成的惠昕本)《坛经》以外的任何文献中，我们不能发现关于悟真一派的资料。所以，据此，可以推测敦煌本后记那样的记载是不实的。
　　结 论
　　从上面的诸点看来，“敦煌本《坛经》是传授本”的定论是不可置信的。那么，我们应有如何的看法呢?首先，我们要注意以下三点：
　　1．没有敦煌本后记所记的悟真一派的实际存在的证据。
　　2．从其内容上看，敦煌本的后记有意义的不是在岭
　　南。
　　3．据我们所知，《坛经》早期流传的地方是中原。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敦煌本《坛经》有意义的不是在。(《坛经》本身主张在那里传授的)岭南，而是在中原，也就是神会的弟子们活动的地方。因此，可以总结地说：加写了“应该传授《坛经》作为正统的证据”的记载(包括关于悟真系统的后记)是神会一派所作的。就是说，他们伪造了《坛经》是为悟真一系所传授的秘本。那么，为什么他们要那样作呢?我推论他们的目的在于提高《坛经》的价值，为了这个目的，采用了在远离中原的六祖故地(岭南)所传授的秘本的体裁。
　　我们不可忽略了神会弟子们对《坛经》加写自派思想的事实。这个事实当然是为了对外部人强调自派思想的正统性。那么，他们为什么隐藏了那样的《坛经》呢?不，实际上他们当然努力传播这本《坛经》。韦处厚、白居易等一般的读书人也很早就看到了这本《坛经》。这是神会弟子们努力的结果吧。不过，他们为了这个目的采用的方法是不寻常的。因此，自古至今，从韦处厚到近代的学者们，蒙骗了很多人。
　　(原载《六祖慧能思想研究》学术研究杂志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