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典语言研究的新收获——评梁，晓虹《佛教与汉语词汇》

佛典语言研究的新收获——评梁，晓虹《佛教与汉语词汇》
　　郭芹纳 汪允
　　中国传统的训诂学，是以考求传世典籍中词语的确诂为主要任务的学科。五四以前，我国的知识分子多以儒家经典作为其研究的重点，以先秦两汉时期的古词古义为主要训释对象；此后，随着汉语发展史的研究日益进展，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们，逐渐把视野扩展到中古、近代等历史阶段的史书、小说、诗词、戏曲、语录、随笔等更多的领域。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在王力、吕叔湘等老一辈语言学家的大力倡导下，人们对汉语史的研究益加重视，于训诂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之外，另辟新途的学者不断涌现。郭在贻先生即指出：“我们认为今天的训诂学，应该在系统性之外再加上两个‘性’，即独创性和实用性。所谓独创性，就是说不要照抄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是要从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为训诂学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总结新的理论和经验；所谓实用性，就是说要把训诂学从‘经学附庸’的旧框子里解放出来，使之为今天的语文教学、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等工作服务，并为今天的广大读者所欢迎。”(《训诂学》，3页)梁晓虹女士师从徐复和郭在贻二位先生，从80年代初期开始，便从事佛教典籍的词语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论文。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佛教与汉语词汇》一书，就是作者二十余年来研究成果的汇集，诚可谓是我国训诂学研究应用于佛教典籍领域中的新收获。
　　自从佛教传人我国以来，对我国的社会生活及思想文化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流风所及，自然也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作用。研究汉语发展史，尤其是研究汉语词汇发展史，就不能不研究佛教典籍中所反映的大量丰富的佛教借词、译词和生动鲜活的口语词语。20世纪50年代，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就专列一节“佛教借词和译词”，并且指出：有一类佛教用语，不仅“深入到汉语的血液里，令人不能再意识到它们的来源”，而且还具有永久的生命力。(《汉语史稿》，512页)佛经语言对我国语言的影响于此可见。仅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佛教典籍与汉语词汇，就是很有必要，很有价值的。
　　本书虽然是一部论文集，分为“佛教词汇的辨释与训诂”和“佛教词汇研究”上下两编，但却也可以看作是一部专论。全书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佛经语言的训诂研究。从结构上看，全书以《试论中国僧人对训诂学研究的贡献》开篇，以《论佛教对汉语词汇的影响》收束，其间罗列对具体词语或具体问题的论述，首尾照应，论列有序，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谋篇上的良苦用心。列于篇首的《试论中国僧人对训诂学研究的贡献》一文，可视为全书的总纲。作者从“随文释义注疏的勃兴”、“辨音释义‘音义’的发展”、“梵汉双语字汇的滥觞”、“训诂核心‘雅学’的扩展”、“《说文》派字书的新视野”、“史典掌故类书的扩展”等六个方面，详细地论述了佛经与训诂学的关系，从而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的僧人因受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研治佛典的同时，自觉地利用了训诂这门工具，其结果是扩展了训诂学的领域，促进了训诂学的发展。”通读全文，人们自会赞同这一信而有征的论断。从“佛教与汉语词汇”这一前提出发，作者分别从佛教与汉语史研究、与近代汉语口语词研究、与现代汉语时间词研究、与汉语成语研究、与汉语新生词语(梵汉合璧词)研究、与汉语辞书编纂研究、与哲学名词研究以及体现在论文中的佛籍词语与古籍整理研究、佛经的比喻造词、佛经用词特色、某些佛经翻译者的考订等诸多方面展开论证，涉及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研究的问题是相当重要的，也是相当有创意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以训诂学的眼光来考察佛教词语时所表现出来的敏感性和细密性。
　　广训诂之用，明词语之源，正诸说之失，补辞书之不足，有益于古籍之整理，正是该书的训诂学价值之所在。如前所述，从汉语史研究的需要出发，就必须“把训诂学从‘经学附庸’的旧框子里解放出来”。早在20世纪40年代，王力先生业已指出！“一切的语言史都可认为文化史的一部分，而语义的历史又是语言史的一部分。从历史上去观察语义的变迁，然后训诂学才有新的价值。”(《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327页)梁晓虹女士运用训诂学的理论和方法，在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中潜心钻研，“既已宏观地注意到了佛教东渐以后对汉语词汇所产生的一些重大影响，如汉语的双音化、口语化等问题；也微观地考察了汉语词汇史上一些重要现象，如佛经比喻造词、梵汉合璧造词、佛与汉语成语俗语等”。(见徐复先生序文)这就使训诂学有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也为新训诂学的建立作出了贡献。王力先生又说：“无论怎样‘俗’的一个字，只要它在社会上占了势力，也值得我们追求它的历史……总之，我们对于每一个语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何时产生，何时死亡。”(《龙虫并雕斋文集》第1册，321页)
　　现代汉语中有许多词语当是源于佛教词语的，只是人们对此已经不太清楚了。有鉴于此，作者对这类词语便颇为留意。收入该书的《现代汉语中源于佛教的时间词》，就很有代表性。作者运用了相当丰富的佛籍资料，详细地考察了“过去、现在、未来”以及“刹那、一念、一瞬、弹指”等一组表示“时之极微”的时间词语，从而让人们清楚了：“现代汉语中几个最常用、最重要的时间词并非汉语所本有，而是因佛教的输入、佛经的翻译而产生、发展而来的。”不仅如此，在论证的过程中，作者还运用佛籍中的材料，对前辈的某些看法予以补说；又运用汉语文献中的资料，对中古以后汉语中所新增的时间词也加以说明。他如对“方便”等词的考释，也是如此。这些工作，都是很有意义的。
　　近二三十年以来，研究汉语语言的人们比较重视对于近代文献资料的研究与整理，陆续出版了《王梵志诗校辑》等一批颇有影响的成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所限，这些成果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特别是由于对佛教词语的研究尚显不够，所以对于一些佛教词语的注释，最易含混或失误。本书作者采用本证之法，即以佛籍证佛籍，以佛教解说证佛教词语，故每每能得其确解，或者明他说之失。如，有的学者将王梵志《身是五阴城》一诗中的“八万户”注为：“‘八万户’与下句‘九千家’，皆喻人体的复杂结构。”这就失之含混。作者引《增一阿含经》卷三十、《大宝积经》卷五十五等佛经中的解说，就十分有力的说明了“佛经谓人体有八万户虫寄生在内，以比喻人体秽恶不净”这一意义。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引用佛经的资料而外，作者还引王梵志自己的诗作证(97页)；这也是一种十分重要而有力的方法，是值得我们注意运用的。他如对“金刚”、“住持”、“当来”、“净土”等诸多佛教词语的考释，均能指出某些著作中的不足或失误，这对于与佛教有关的古籍的整理，自然是大有裨益的。
　　对于大型的辞书，人们自然要求它释义准确，义项齐全，收词赅备，书证早出。但是，这一理想的要求却很难毕于一功。在一部辞书问世之后，仍然需要众多的学者不断地予以补充和纠正。对此，作者写有《{佛学大辞典)罅漏例举》、《汉译佛经与汉语辞书》等专文予以讨论。比如，《佛学大辞典》中的“众会”一词，只有“诸众之回合也”一个义项。本书作者运用排比归纳之法，详列书证，说明应该增加“大众”之义。他如“气序”当增“气候”义等等，皆属此类。又如指出《辞源》失收“巨细”、“人户”等词，也都是言之有据，持之有故的。复如“俦类”一词，《辞源》修订本引《晋书》为证，作者指出其书证时代过晚，并举出《正法华经·菩萨从地踊出品》中的例证，就弥补了这一不足。又如“叵耐”一词，《近代汉语词典》、《宋元语言词典》等书多取元代以后的书证，作者指出，不仅蒋礼鸿先生在《敦煌文献语言辞典》已经有所发明，而且日本江户时代的僧人道忠在注释《葛藤语笺》时，曾引用唐人张文成《游仙窟》中的书证，这既使书证得以提前，又极大地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作者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于辞书的编纂，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该书的另一特色，还在于对佛教词语自身的研究。在《佛经的用词特色杂议》一文中，通过佛经中的大量语言实例，说明了在翻译佛经中，由“等”、“众”、“辈”、“诸”、“群”、“类’，等单音词复合而成的表示复数的复合词甚为多见，其用法又甚具特色。他如《佛经比喻与佛经的比喻造词》、《试论魏晋南北朝汉译佛经中的同义复合副词》等，也是针对佛经语言的自身特点进行研究的。最值得注意的是《论梵汉合璧造新词》一文。作者以语言学者特有的细致与缜密，从需要适应汉语的语音系统、适应汉语的语法结构、构词规则以及汉语词汇的一般规律等角度人手，详细地考察了“梵汉合璧造词”的具体的构成条件及其构成的不同方式，这就为深入研究汉语在吸收外来语时所独具的方式、特点及其规律，提供了更为详细、全面的认识。
　　1986年，许嘉璐先生在《论训诂学的性质及其他》一文中曾经预言：“一旦训诂学和需要它的领域紧密结合起来的时候，训诂学的价值(学术的和社会的)也就远非今日所能比的了。”(《未辍集》，106页)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广大的训诂学工作者，充分地运用训诂学这一利器，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向社会所需要的各个方向拓展。梁晓虹女士的《佛教与汉语词汇》，正是其中的一项可喜的收获。我们衷心地祝愿她以自己的执著追求，把佛经词语的研究与训诂学更好地结合起来，在佛经语言的研究的新领域，作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佛教与汉语词汇》，梁晓虹著，约45万宇，佛光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
　　(本文作者郭芹纳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汪允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