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西来时间考

佛法西来时间考
　　［ 作者: 静达法师
　　学佛的人都知道“如何是西来意”这样的公案，类似的还有“如何是佛”、“哪个是大德本来面目”等。这些公案都是学人请益明眼人，后者观机逗教接引前者的，目的是为了逼拶学人，悟到佛法的真谛。如何接引学人？这是开悟的祖师大德们的事，笔者无资格讨论，本文想探讨的是“如何是西来意”这个问题的后面的两个问题，这就是：佛法是什么时候西来的？是如何西来的？
　　佛法创立在古印度，传入我国后，很快与我国本土文化融合，发展为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在我国历史上，佛法西来是第一次外来文化传入，也是最成功的文化融合，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那么，佛法是什么时间传入我国的？
　　关于佛法西来的时间问题，通常有以下5种说法。
　　1、在孔子时代传入（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认为佛教在这一时期传入的根据是《列子》上的一句话：“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
　　2、在公元前243年传入：其根据是秦王政时期“西域沙门室利房（一作释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王怪其状，捕之系狱，旋放逐国外。”（《经录》）
　　3、汉哀帝时传入（公元2年）：其根据是“昔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经》”（《魏书·释老志》）
　　4、汉明帝时传入（公园76年）：其根据是汉明帝“夜梦见神人，身有金色，项有光，飞在殿前。”第二天晨起上朝，问遍诸大臣，莫有知者，后傅毅说“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遂派使者西行求法，使者遇摄摩腾，请来传法，于永平十年归国。（汉译《四十二章经》序言）
　　5、在公元147－149年间传入：其根据是这一时期有安息国的安世高来华，《梁高僧传》曰安世高于“汉桓之初，始到中夏”。这些说法前后相差500多年，这个范围未免有些太大了。那么，到底哪一个更令人信服呢？抑或这5种说法都不符合史实？对这个问题众多佛教史学者均有各自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杨曾文先生认为佛教是在公元前2年传入的，并认为汉明帝遣使西行求法不是佛教来华之始，而应视为是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蒋维乔先生则认为前面四个说法都不正确，佛教的真正传入应该始自安世高来华，认为摄摩腾来华只能视为天竺人来华之始，而不是佛教来华之始。
　　笔者认为上述5种说法都有待商榷，佛教真正来华时间应该为汉武帝时期，具体地说应该是公元前126年－119年（汉武帝元狩中期）。
　　为阐明这个问题，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佛教的创立及其传播历史。
　　释迦牟尼何时创立的佛教呢？据记载，佛大约是在公元前566年降生于蓝毗尼花园，29岁出家，苦行六年后悟道，悟道后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此时佛、法、僧三宝才俱足了，三宝齐聚宣告佛教正式创立，这时大约是公元前530年左右。佛灭度后，印度孔雀王朝时期的阿育王通过武力统一了印度，在经过了血腥的杀戮之后，阿育王幡然悔悟并把佛教奉为国教，亲自主持进行了第三次结集。这次结集后，阿育王选派九名高僧，分别率领若干僧人前往印度周边乃至更远的国家和地区去传法，据阿育王摩崖石刻敕文记载，传法僧团已经到达了距印度六百由旬之远的希腊、叙利亚、埃及和马其顿等国，这样就使佛教成为了世界性的宗教，这一时期是在阿育王执政的中后期，即约为公元前260年－236年左右。
　　这样，我们就可以排除前面的两种说法了，因为孔子出生的年代仅比佛陀稍晚，而此时佛教刚刚创立不久，还未形成世界性的宗教，不可能这么快就传入中国，《列子》之说应为臆想之词，何况孔老夫子的这句话也未见于其它典籍的记载。
　　那么，第二种说法是否可信呢？笔者认为这一时期中国有僧人来是可信的，但佛教却没有因此而传入汉地，原因如下。
　　据南传佛教记载，在公元前247年，阿育王的一个儿子率领5位比丘、1名沙弥、1名居士抵达斯里兰卡传法，这可以视为阿育王派人海外传法的佐证，同一时期阿育王的女儿也率僧团来到了现今的缅甸传法，所以说有传法僧团于这一时期来到中原是可能的，但这并不能代表佛教的传入，因为此时正是我国战乱频仍的时期，没有一个稳定地社会环境，传法也就成为了不可能。这些装束奇特的僧人没有被嗜杀成性的始皇帝杀头，而是选择了驱逐出境已经是他们的大造化了（史载始皇帝没有将其杀头的原因是：夜有丈六金神破户出之，帝惊稽首称谢，以厚礼遣出境）。所以说，秦始皇时期有传法僧人来华是可信的，但并没有真正传法，也就不可能是佛教传入的时期。
　　来中原的印度僧人有可能是经缅甸至现今的我国云南而进入的，有人说中原地区通云南及其西部地区张骞乃是第一人，因此而否定这种可能性。这是站不住脚的理论，缅甸与云南接壤，人员往来自古有之，应该是有可能的，近代著名的虚云老和尚只身一人徒步二万多里到了印度就是一个证明。而最后一种说法就更加不对了，蒋维乔先生的说法是前后矛盾的，摄摩腾本身是一高僧，他来华不是广宣佛法是为了什么呢？怎么可能仅仅简单地视为是天竺人来华呢？
　　至于其他两种说法，我认为杨曾文先生的观点是对的，但还不彻底，彻底的观点应当是这两种说法都不是佛教传入，而是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道理很简单，国人其时已经知有佛教：明帝梦金人，博士释梦为佛，如不知有佛，焉能做出这般解释？遣使取经也不是佛法初入中国的证据，你能说玄奘西天取经是佛教传入我国的开端吗？其实际情况是佛经太少，而且是刻竹简而行，困难极大，因而多数人只是知道有佛法，而极难得到佛经，甚或佛经中谬误颇多，故而才有西行取经之举。另外，明帝明确支持佛教，史载楚王刘英信佛，楚王一次获罪，刘英怕死，为赎身派人献黄缣白纨赎罪，明帝诏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毁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这说明当时佛教信仰至少在王公贵族中已经相当普遍，甚至还定期举行法会，参加法会的不但有桑门（现译为沙门），还有在家信众伊蒲塞（现译为优婆塞），这些都证明国人其时已经知有佛教了。
　　那么，认为佛教是在汉武帝时期传入有什么根据吗？有如下几个理由。
　　首先，有典籍的记载
　　《魏书·释老志》记载：“武帝元狩中，霍去病获昆邪王（一作浑邪）及金人，率长丈余，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史记》记载，霍去病在抗击匈奴过程中，“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史记》还记载，公元前139年，武帝为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出使13年后才归国，此次出使，使得西域开通，于是汉朝始知西域有“大宛、康居、大夏、安息等国”。后来武帝又令张骞第二次出使，这次出使到了身毒国，而身毒国即是现今的印度，并且明确指出“身毒国有浮屠之教。”两次出使西域，使得丝绸之路得以建立，有力促进了汉朝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佛教也就随之传入了。
　　其次，大月氏国已有佛教
　　大月氏的来历是这样的：汉朝本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国家，随着与匈奴的连年开战，信息也就随之多了起来。一次，汉朝军队俘虏了一个匈奴人，这个人说匈奴王冒顿单于在公元前174年大破月氏，月氏逃到伊犁上游立国，此国叫大月氏，而留在原地未走的月氏人被称作小月氏。过了13年，冒顿单于又一次进攻大月氏，杀了月氏王，并把他的头骨当做喝酒的容器，月氏无奈又一次遁逃。这使得月氏人十分愤恨匈奴人，想报仇又苦于没有力量，也没有人协助复仇。武帝得到这个信息十分高兴，设想如果能与大月氏联合，必能战胜匈奴。这就是汉武帝派遣张骞西行的缘由。
　　张骞第一次西行一共用了13年，其间的曲折并不是本文叙述的要点，本文要说的是这次西行的结局令张骞十分失望：大月氏人灭了大夏，在那里安居乐业了，当地“土地肥饶，无盗贼”，月氏王已经“殊无报复之心”矣。为什么没有了报复之心呢？史载大月氏逃到当地后，当地已经有佛教信仰，月氏人入乡随俗也信仰了佛教，加之在当地生活非常安逸，不似游牧生活那样辛苦，所以已经全然没有了报仇之心。张骞在大月氏住了一年有余，想不接触佛教都是不可能的。
　　第三，武帝时期文化复兴为佛教大行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基础。
　　秦始皇时期实行暴政统治，不允许有不同的思想和议论，所以“邪说之书皆焚之，儒士皆坑之”，史称“焚书坑儒”。这些书不但要烧掉，而且不允许私藏，一旦发现就是死罪。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严重破坏。
　　汉文帝和汉景帝均发现了这一做法的弊端，故而“除挟书律”，“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藏于墙壁之中的书不断出现，“天下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不能不说这是汉朝出现封建王朝时期的“文景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张骞出使西域，非常重视那里的生产生活和文化习俗，从西域归来的时候，不可能不带回大量的信息，甚或可能还有书籍。可供佐证的有张骞引进葡萄、苜蓿、石榴等蔬菜的同时，还把西域的音乐也带回了中原，致使当时“摩诃”、“兜勒”等曲目成了时尚，而“摩诃”正是梵语“大”的意思。
　　除此而外，对于学术争论也采取了非常开明的政策，允许不同的思想存在，如辕固与黄生的争论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有一次，辕固与黄生在皇帝面前争论汤武革命孰对孰错，是否是大逆不道，辕固认为汤武革命是正当行为，黄生则认为是犯上作乱，是弑君。辕固说，如果按这样的道理来看，那么汉朝取代秦朝不也是犯上作乱吗？两个人为此辩论不已，而且还上纲上线，假设这是在始皇帝时期，毫无疑问是要杀头的。而汉景帝呢？既不打棍子，也不扣帽子，这样开明的氛围在古代是十分难得的。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文化政策，虽然后来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宽松的文化环境为佛教大行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使得佛教在汉地广泛传播开来。
　　综上，笔者认为，佛教传入我国的时期应该为汉武帝元狩年间，即公元前126－119年之间，传入的路线即是古丝绸之路，而汉哀帝元寿元年之口授《浮屠经》和汉明帝遣使西行求法并建白马寺等史实，都是佛法在中原传播过程的不同阶段而已，至于安世高时期实应该视为我国主动翻译佛经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