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年谱要实事求是——评林子青《弘一大师新谱》五

编修年谱要实事求是——评林子青《弘一大师新谱》五
　　秦启明
　　随意评说 华而不实
　　凡是符合规范的古今年谱，即便是谱主生前自订，或是门生亲属好友所修，均力求以第三者的身份，代表谱主全面真实地记述生平活动，要求不虚美不隐短，不议论不评述。道理说来很简单，所谓年谱，只能某年某月某日记述谱主生平活动，不等于“评传”，可以继论传主一生的功过是非，甚至“盖棺定论”亦可推例重来，唯求做到自圆其说。年谱则断不能循此仿效。如对谱主活动作褒贬性的议论评述，便有违年谱基本要求。检阅《新谱》全书，可知编者对此了无所知，以致错把《弘一大师年谱》视作“弘一大师评传”，故而编者评说，随处可见，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一言以蔽之，可谓竭尽随意评说之能。
　　（一）无需评说 硬作评说 编修历史人物年谱，经常会遇到这二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各家论稿对谱主所作的不同评说，二是通过发掘新见资料而否定前人之“说法”。凡是有识见的修谱者，总是努力回避他人评说，采取行之有效的正确办法：前者只录活动，不及其他：后者，摘取认定的正确之说录入谱文，再注明资料篇名作者出处即可。与之相应，势必会修正前人的误说，这是修谱者义不容辞的任务。因之没有必要在谱文中公开评说此误那误，用来责难前人，自我标榜修谱水平之高。《新谱》编者屡犯此病。每每无需评说，也硬作评说，最终落得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局面。
　　l、他人评说 引入谱文如一九O六年（丙午）二十七岁条谱文云：“这时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中国留学生只有二人，另一人为曾延年字孝谷。一般以师为留学东京美术学校之第一人。一说岭南画家高剑父，但以与事实略有出入。
　　按其实此处只要写明谱主改入东京美校油画科留学已可。毫无必要去评说“一般以师为留学东京美术学校之第一人”。须知此说根本无法成立。即便无人提出“高剑父为留学东京美校第一人”之说，李叔同也不能被认定为“留学东京美术学校之第一人”。理由是同期入学主修西洋油画者，尚有中国留学生曾延年。所谓李叔同乃“留学东京美术学校之第一人”之说，本是为文者的虚美之词，修词时无需涉及，俾免结尾用“似与事实略有出入”之语强作辩解，不了了之。
　　2、否定他说，录入谱文如一九一一年（辛亥）三十二岁条谱文云：“据胡怀琛《西洋画之输入》所记：“李叔同是清光绪末年的日本留学生，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日本明治四十三年宣统二年—一九一O） （见《上海通志馆期刊》第四期《上海学艺概要》）。然据日本演一卫考证，其毕业当于一九一一年，实相隔一年。”
　　按林氏旧谱本取李叔同“一九一O年学成返国说”，即根据胡怀琛之《西洋画之输入v。因此，按理此处应该是根据日本学者演一卫的新见资料修正旧谱的错误，重点在于写明认定的确切毕业时限即可。根本没有必要将否定他说录入谱文，既可避免谱文不伦不类没有规范，又可免去公开责难前贤：而对编者本人应该说明的修正旧谱之误，恰又宽容得只字不提。
　　3、释文之后 再加评说如一九二三年（癸亥）四十四岁。当条末录出注释文丁鸿图《庆顽戒香记》有关段落：“民国十二年赴杭州，借庆福寺碗筷一副，赴杭后，即托交林赞华居士带还庆福常住S。”编者生怕读者不解，又用括号，在释文之后加［按］评说：“碗筷虽云微物，既属常住，一芥不容侵损，师持戒之精严类此。”
　　（二）言遇其实 拔高谱主 这是极“左”路线思想影响下的产物，长期以来困扰著大陆学术界，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一大通病。即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二者必居其一。俗称“一好百好，一孬百孬”。不能做到一分为二，全面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弘一大师新谱v也未能幸免。今释二例辩证其病。
　　其一是一八九六年（丙申）十七岁条。李叔同在天津洋务书院接受新学（西学）时，曾书录思齐在恒麓书院《对诸生临别赠言》传本。内称“读书之士，立品为先。养品之法，惟终身手不释卷。持躬涉世，必抄古人中择其性质相近者，师事一人，办香奉之，以为终身言行之准。”
　　按李叔同少时书录这一传本，充份表明自己受到中国儒教的影响，故在接受西方新学之时，仍醉心于儒学之教诲。这是谱主书录界齐《对诸生临别赠言》传本的本意。怎料《新谱》编者都借北大做文章，说什么“虽知致力新学”却不忘进士后代，故“仍甚热中抄科举功名”。意“欲继承光大”。进士第“门楣”。还把谱主手录《临别赠言》说成“以为终身言行之准则。”而谱主本人却对此毫无表示。可见编者此等评说，纯属牵强附会。是言过其实拔高谱主之虚美不实之说。谱之云：
　　“师在青年时期，虽知致力新学，开始学习英文，然因其父为清末进士，欲继承光大其门楣，仍甚热中于科举功名。他于山西浑源县（恒麓书院）教谕（思齐）《对诸生临别赠言》传本，手自抄写，奉为读书圭臬，以为终身言行之准则㈤。”
　　其二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十九岁条。李叔同在天津县学应试时之时，曾作有《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内称“盖以士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则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轻。士习端，而后乡党视为仪型，风俗由之表率。务令以孝悌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8。”
　　按这段话的本意一清二楚。要求读书人注重礼仪注重言行，务求“孝悌为本，才能为末”，方可被民众“视为仪型风俗之表率”。由此可知，所谓“器识”，实指“孝悌”：所谓“文艺”，实指“才能”。此举充份表明：李叔同在接受西方新学之时，仍努力提倡儒家之伦理道德。因此时谱主尚未出国留学接受西方文明，街未成为学贯中西的一代文艺大家，所以对“器识”与“文艺”的理解还局限于儒学的范畴。与其晚年提倡之“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之内涵完全不同，二者不能相提并论。前者代表了弱冠之前对儒家伦理道德观之认识，后者代表了长期积学而形成的文艺观。由此可见，所谓大师在“弱冠前”便已形成“士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之思想，实属拔高谱主之不实之说。谱文云：
　　“是年春，仍入天津县学。课卷写时文两篇。其二为《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最后提出士以“器识为先，文艺为后”之观点。大师晚年常教人以“士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之思想，在其弱冠前早已形成㈤。”
　　三；借人之言 虚美谱主 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应用他人对谱主的奉承之语—尚有其事；一种是栘花接木张冠李戴—毫无此事。前者如一九二七年（丁卯）四十八岁条。大师于七月移居杭州本来寺，适李石曾到访，经弘伞法师约请，他曾为大师工书之《梵网经》作跋。编者为此录出跋语虚美谱主云：“余不曾学佛，然抄其教理则敬慕久矣。”
　　后者如一九二四年（甲子）四十五岁条。大师在二月致王心湛信时，曾录出永嘉周孟由之语，盛赞印光法师之盛德。内称?水嘉周孟由尝云：“法雨老人，禀善导专修之旨，阐永明科简之微，中正似莲池，善巧如云谷，宪章灵峰，步武资福，宏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晚世风，折摄皆是慈悲，语默无非软化，二百年来一人而已。””编者摘录周孟由礼赞印光之语，录入谱文，变成弘一大师称扬印光法师之语，实属张冠李戴拔高谱主之典型。谱文云：
　　二一月致书王心湛居士，盛赞印光法师之盛德。谓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师。称他，“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软化，二百年来一人而已。””
　　（四）喧宾夺主 彰扬他人 按照各家年谱惯例，谱文所记活动，只能围绕谱主而展开，凡是背景材料与相关人物活动，只能处以从属辅佐地位，作必不可少的过渡性陈述。否则就会造成喧宾夺主不分主次之虞。《新谱》也未免此病。
　　如一九四二年（壬午）之十三岁条。谱文内容是：大师寓居晋江檀林乡福林寺，有医者杜安人氏慕名到访。知彼医术高明，奈何战时药物紧缺，大师即慨赠自用西药十四种。复取其名“安人”题书冠头联云：“安宁万邦，正需良药；人我一相，乃谓大慈㈦。”如此记述，足以表达是项活动的主要内涵。可编者却对杜氏大做文章，不惜篇福在谱文引出杜安人小传，造成喧宾夺主彰扬杜氏，谱主被迫退居从属地位。谱文云：
　　“师居福林寺时，邂逅檀林乡杜安人诊所医师杜培材（字安人。原籍惠安，毕业某医科学校。医术精湛，学术丰富，信奉基督教）。在檀林乡行医多年，远近闻名，病家虽佩其妙手，而苦药费过昂，贫者无力就医。杜安人医师因慕大师高名，曾专程拜访，颇受感动。时值战时，药物尤贵，大师闻之，以旧藏宝贵西药十四种赠之，嘱其普施贫民；并以其名撰一冠头联奉赠，暗劝培养医德。杜氏得赠药物致函道谢，并陈述去年晤谈时所领教的，句句是立身的座右铭。自谓“在公医制度尚未实行的社会里，所谓医生者充其量亦不过是一种靠技术换生活，与其他职业无异。”并谓“由于领受这次的恩施以后，我希望良心能驱使我，把我既往的卑鄙，从前的罪恶，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地改革过来。”不久师将离福林寺，杜安人又致一函表示惜别。并撰写“赞词”，以彰师之学德。后致书一区奉赠，今犹存福林寺。”
　　摘自《十方》19卷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