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年谱要实事求是——评林子青《弘一大师新谱》（十一）

编修年谱要实事求是——评林子青《弘一大师新谱》（十一）
　　秦启明
　　故源芳远 欲盖弥彰
　　为历史人物编修年谱，一如编写历史著作，务求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因此在行文修谱时，除了引用谱主生前遗留的文字资料，还得尽量参用他人撰写的回忆纪念文，还得广泛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包括年谱史传与专题论著。正因为此，修谱者无不尊重历史、尊重前人劳动。这是实事求是编修年谱的重要一环。具体做法是：大事式年表，通常在文末具明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包括作者、文名、出处；正文加注式，通常在年条末引录释文时，标明作者、文名、出处；某时记事式，通常每录一项活动，便标明作者、文名、出处。如能参用前（时）贤编撰的现成年谱或史传（不论已刊未刊），除在修谱引用时逐一予以标明，通常还得在前言（自叙）或后记（跋文）中，行文加以说明。目的是表示尊重历史尊重前人劳动。
　　林子青先生一九四四年之能顺利编修成《弘一大师年谱》，主要参用了李芳远先生的《弘一大师年谱》原稿。其来龙去脉与真情实况，至今街鲜为人知。再加上林氏在《新谱》与《旧谱》中有意识的采取两种不同作法，更使局外人难明真相。看来值得花番笔墨探明其究竟。俾以实事求是的原则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欲知其中原委，还得从林氏发愿编修大师年谱说起。
　　一九四三年秋，目睹弘一大师圆寂以来，各地佛刊发表了许多回忆纪念文章，林子青遂二止定主意”编修弘一大师年谱，以免他日“流为神话”，而“使大师明朗崇高之人格”为之“同化山。”可一动手方知困难重重：一是时值抗战后阶段，“交通梗阻，征集资料，至为困难”；二是各家回忆记事“偏于一时一地”，而且说法“互有出入。”由此意识到：仅凭各家回忆纪念文很难实现预定计划。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思而想起大师“平生最要好的夏丐尊先生”，于是林氏即去上海胶州路开明书店专程看望。目的是希望夏先生为其编修大师年谱提供有益的“启示”，贡献出“许多有用的材料。”
　　此行果然不虚，且令林氏喜出望外。一是得知林子青来意，夏丐尊首先“打开书箱”，把自己历年收藏的“大师手迹”和“有关资料”让他“任意挑选抄录㈤。”二是得知林氏编修大师年谱颇感为难，夏丐算当场说明：?水春李芳远君”已经寄来一篇《弘一大师年谱》稿，准备在《上海霖雨》杂志分期刊出。为了支持林氏修谱，他即把李谱原稿“交给”林子青，而且慨然表明“可以拿去参考”刊物发表可让李芳远补寄。这是大师圆寂以后，海内外编修的第一份《弘一大师年谱》，表达了李芳远对弘一大师的敬仰之情，提供了修谱者本人与大师相交六年之久所搜罗的大师生平珍贵资料，而且还最早运用了正文加注式编修大师年谱，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给林氏编修大师年谱提供了依据。这一切无疑使林氏如获至宝满载而归。
　　返回家，林氏便急不可耐“把它细细读了一遍”，连手便把“可以采用的材料全部标注录出㈩。”林编《弘一大师年谱》就这样编修完稿。检阅林氏旧谱版本，可知全书公开标明录用李芳远《弘一大师年谱》原稿者，将近三十处；公开标明录用李芳远《弘一大师年谱》中之信稿者，尚有十余处：此外尚有八十余处没有标明出处的大师遗文，无疑也录自李芳远《弘一大师年谱》原稿（凡大师遗文有出处者，旧谱均一一注明；又李芳远在大师移居永春普济寺时，就著手搜罗大师诗文筹编《弘一大师文钞》）有鉴于此，林子青在一九四四年付印的《弘一大师年谱，叙》文中作了说明—
　　“当我去看夏丐尊先生的时候，知道永春李芳远君已经写了一篇《弘一大师年谱》寄到上海来了。夏先生说：尚未看过，恐怕内容各有出入的地方，就把那篇文稿交给我，说可以拿去参考。我拿回来之后，把它细细读了一逼，其中可以采用的材料，全部录出。”又说“关于大师的童年”，主要“参考了永春李芳远君的《弘一大师年谱》原稿。李氏最近几年和大师颇接近，所闻关于他童年的情况，当然也是比较正确的。”
　　基于对弘一大师的崇高敬意，李芳远没有止步。一九四三年《弘一大师年谱》在《上海霖雨》杂志分期连载以后。他又于一九四六年编定了《弘一大师文钞》，编修了十五万字的“弘一大师年谱”书稿。前者，由菲律滨性愿法师施资，交付上海北风书屋发行；后者由于因缘不具，仅发了预告而未能付印成书。一九五五年秋，李芳远寓居北京郊区。在致力研究古典文学之余，检阅林编《弘一大师年谱》，发现诸多谬误不实，亟待撰文予以订正。于是，他又写下数万字的《弘一大师年谱补遗》，交付海外佛刊分期连载。在《补遗》文前的题记中，李芳远陈明了“林编年谱即以拙稿为底本”的内情：
　　“自大师迁化之后，余就历年亲炙之所闻见，及所藏有关大师生平之资料，试为大师草辑年谱。盖恐时过境迁，著笔弥艰：抑寇乱日更，资料深虞散失。因不揣遗漏，整理成编。稿寄夏丐尊先生，夏先生为分期刊于《上海霖雨》杂志。时则交通梗弗，邮信不便；余避地闽南永春乡间，更无从得睹。其后海上善友林子青，亦发心编辑大师年谱，请教于夏先生。夏先生示以拙稿。林编年谱即以拙稿为底本。书成，于乙酉年付大华印刷公司排印。其年十月由杂华精舍发行，忽忽十阅寒暑矣。十年来，余又曾编印大师文钞；行踪所至，并随时留意有关大师文献。将以发扬先哲之潜德幽光，平生乐事，无愈于此。惟居处无宁，未遑撰辑之业。且德学无进，何敢率尔操觚。比来养静旧京古刹，暇辄检点资料，校对林编年谱，发现不无与事实出入之处……。是于林编年谱枝蔓处之有待翦除，存疑处之有待解答，补遗之作，鸟可以已。
　　岁在乙末秋月 李芳远
　　。”
　　通过李芳远对照原稿后写下的证词，再参阅林子青在旧谱自叙中所言，可知林氏步李芳远后尘所编大师年谱，即以李谱“为底本”无疑。殊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林氏在初版《弘一大师年谱自叙》中承认“录用”李谱的事实，却在《弘一大师新谱》之叙跋中只字不提。也就是说，林氏新谱已否认上述事实。具体的做法是，编者一方面在《新谱，凡例》中公开表明：“本年谱之体裁，大体以初版（按指一九四四年付印之旧谱—笔者）之内容结构为基础。”一方面在《新谱·自叙》中说明，当年编修旧谱时，曾请求夏丐尊先生“指示写作方法”与“提供”资料。只字不提夏先生提供李编年谱“可以拿去参考”这一事实，而且还故意隐去李芳远首编大师年谱的这一事实。因此阅罢《自叙》，曾使笔者产生过错觉：满以为林氏《新谱》将有重大发现，故对李编年谱材料一概弃置不用。殊不知细阅林编《新谱》全书，方知事实盖非。原来所谓《弘一大师新谱》，编者不仅在形式上依然参用李编之正文加注式，而且在内容上也依然“录用”李谱的大量资料。与旧谱不同的是，编者有意识有目的的作了精心处理：
　　（ 一）将旧谱中公开标明录用李芳远《弘一大师年谱》稿中之二十几条资料，缩减成四条。即除四条之外，余皆不提及李编谱稿。即便如此，人们通过《新谱》中之一八八六、一八八八、一八九四和一八九五年四条谱文，依然可以看到李芳远先先首编《弘一大师年谱》的劳绩，依然可以看到《新谱》“录用”李编年谱的事实。
　　（二）将旧谱中公开标明“录用”李芳远《弘一大师年谱》稿中之二十几则信文，缩减成十七则。需要指出的是，此十七则信文意义非凡。如一九三七年十月大师在厦门南普陀致书李芳远时，慨然表示“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一九四一年初，李芳远问大师在俗诸友征集弘一大师六秩大寿贺诗。一九四二年春，李芳远接受郭沬若委托，代向弘一大师征得墨宝《寒山诗》。上述一切既充份展示了大师爱国爱教的高僧风范，又充份证明了大师与李芳远之间的交谊。因此《新谱》无法回避不得不照本实录，以使内容得以充实。
　　（三）《新谱》所录大师大量诗文遗作，大部录自李芳远所编《弘一大师文钞》（一九四六年上海北风书屋印行）。一如旧谱一样，不仅在释文中，一概回避不提，而且在《自叙》与《后记》中，也只字不提。
　　行文至此，人们自然会说：林子青在旧谱中承认“录用”李编年谱；在《新谱》中否认此事，而且还故意隐匿李芳远为弘扬大师业绩所作的种种努力，当取决于内因与外因。要说内因，当归之于林氏自身的道德修养：要说外因，当与李芳远惨遭政治厄运不无关系。
　　李芳远二九二四／一九八二：是弘一大师晚年精心培育的方外弟子。原籍福建永春，一九三六年举家寓居厦门鼓浪屿时，与在日光岩治律的弘一大师相识。因早慧多才，被大师昵称“芳远童子”而悉力培养。未及成年，他便撰成《大方广室诗存》。诗书画印，无一不能。成为大师所期望的中国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留下了大量著作。其业绩已被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家辞典》。不幸的是，五十年代自香港返回北京，仅隔数年，他便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受到冲击，遭遇厄运，历尽磨难，直到一九八O年始获平反，可惜已重病缠身。为不负弘一大师所望，他负病整理了历年诗文，辑为《大方广室诗存》与《大方广室文存》，复又负病编撰《弘一大师本行记》与《南山本行记》……终因体力不支，病情加重，一九八一年八月于厦门家中病故。年仅五十七岁。
　　李芳远的悲惨经历，林子青在编写《新谱》时一清二楚，这可从新谱按语释文中编者曾多次道及“故李芳远”之语中得到证实。由此可见，林氏在《新谱》中故意隐匿当年编修旧谱曾参用李编年谱“为底本”的这一事实，故意隐匿增订《新谱》曾参用李芳远所编《弘一大师文钞》以及大量信稿这一事实，目的不言自明：欲盖弥彰，独擅其美!
　　摘自《十方》第20卷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