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成:四十年学佛经验

冯学成:四十年学佛经验
　　主持人：大家下午好，难得今天下这么大的雨，大家相聚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冯老师：冯老师从在四川江油当知青的时候，就开始追随海灯法师学习佛法。后来四川的一些大德如本光法师、离欲老和尚、遍能老和尚、贾题韬老先生，冯老师都亲近过他们。近年来冯老师经常在四川佛学院、河北佛学院以及云门寺讲国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自己在成都也开办了龙江书院，最近又准备在广州筹建南华书院。这次非常荣幸地请冯老师到北京来，跟我们大家见面。今天的题目是关于冯老师学佛的一些体验，欢迎冯老师开始。
　　冯学成：这个题目是本来准备在北京居士林讲的，但是北京居士林现在在装修，黄总就安排在涵芬楼讲这个题目。现在学佛的人很多，我也见过不少东南西北方学佛的人，心里面有一种忧虑感。这种忧虑感也是真正用心在佛教学修上人都有的同感。在这里我也没有资格批评他人，我没有裁判的权力，只有就自己学佛四十年来的过程，跟大家作一个汇报。
　　四川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从很大的文化方面来说，中国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南方的文化有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四川就是巴蜀文化，巴蜀文化是介于南方和北方文化中间的一个系统，既有北方的厚重，又兼有南方思想的飘逸。孔孟的思想厚重深刻，老庄的思想灵动潇洒，即使佛教在中国传播两千年的时间里，乃至禅宗，也有地域方面的特色。以前有这样的说法，“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就中国的禅宗而言，四川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出现了马祖道一、圭峰宗密、德山宣鉴、圆悟克勤等一批在中国禅宗史乃至世界禅宗史上，都非常有影响的优秀人物。
　　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易在蜀”，真正《易经》的根源、重心、秘密往往是在巴山蜀水之间。我们现在说的《周易》，源于陕西，后来的“汉易”主要是在河南一带。讲周易的正统好象与四川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真正去看有关《易经》的经典，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东西汉之间的杨雄，很有名的辞赋家，他写了一部《太玄经》，这是他自己搞的一种“易经”，至今很少有人看得懂。《易经》的六爻，用六条杠来表示，而他的太玄，是用四条杠来表示，这在易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另外，大家知道夏有“连山”，殷有“归藏”，周有“周易”。“归藏”易基本上没有流行的，市面不知道，只是史书上记载了那么一笔；“连山”易也只是史书上记载了一笔；但是，实际上在四川还保留有“归藏”易。南北朝的时候，北周武帝“灭佛”前，有一个四川的和尚（后来成为了道士），名字叫做卫元嵩，成都附近的人。他写了一部经叫做《元苞经》，《易经》六十四卦中首卦是乾，但是在《元苞经》里面首卦是坤，以坤为首卦，“荒、莽、莫、默，隐彰坤德”，在中国道教派的易学系统里，这是另辟蹊径的一个门派，不是官方易，是民间的，属于道教里面的易，很深刻的。现在知道“归藏”易的人很少，知道《元苞经》的人就更少，不过四川中医学院有一批教授， “医易同源”嘛，正在努力地研究《元苞经》的密意，想把它和人体科学、中国的中医医学结合起来，研究一番。当然，宋以来的官方易是程朱“易”，二程的易学来源还是四川，他们叔父（还是父亲程珦？）在四川广汉当县令的时候，他们两兄弟十五六岁，大概是现在中学生的年纪，在街上见了一个卖簸箕的篾翁，做竹器的，另外还遇到一个挑粪的老头子，粪叟，大概地指点了他们一下，使他们在青年的时候对《易经》就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他们对《易经》的发挥就成为了明清以来的官方易学。当然在四川还有“苏氏易”，苏老泉、苏东坡、苏辙三夫子对易的理解，当然这个易学当然在官易之外。因为在北宋后期党争厉害，苏东坡两兄弟被打入另册，直到南宋初期还没有平反，所以“苏氏易”一直被埋没在“程朱易”的光辉之外，而不得张扬，所以世间知道“苏氏易”的不多。但是如果有雅兴看苏东坡的“易”，包括他们父子兄弟的“易”，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程朱理学”里所没有的一些精神内容。
　　刚才我简单从禅和易角度对四川的人文给大家做了一点简单的介绍，更不说司马相如、李太白、苏东坡等等文化的渊源，因为我生长在成都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确实是人文环境很好。有那么一种学风存在，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跟很多老先生打交道，跟很多老和尚打交道，确实是很舒服。那个时候，我当知青，一无所有，虽然我刚开始是红卫兵，但是不闹革命，是个不闹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当了知青，到田里去干活我也是偷懒的，为什么？一下乡的时候，就遇到海灯法师，那时候他在四川威望还是很高，人们不怎么知道他的佛学，只知道他的一指禅闻名天下。但是我在海灯法师那儿不愿意学武术，那个时候年轻，也就二十岁，心高气傲，匪气很重，但是有自知之明，知道如果学了武术的话，可能要到外面提劲打把、惹是生非，那不安全，既然见了这么一位大禅师，就应该向他学佛法。但是在那个时候，他只教武术，不教佛法，所以把我介绍给本光法师。本光法师何许人也？他也是北大的历史系的，大概1925年到了北大，他本来家学渊源，他父亲是川北的学督，相当于川北教育局的局长。他家学渊源很深厚，年轻的时候到北大读书，也受到了共产党共产主义的洗礼，后来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参加共产党。二七年张柏林把李大钊杀害，他也是被通缉的对象，当时由四川同乡会把他送到普陀山去出家了，这样他从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变成了一个和尚。本光法师二八年在天童寺受戒，然后回到北京，在柏林佛学院读书，在那里他和遍能和尚是同学（遍能和尚是四川乐山乌尤寺的长老），而且也是同年，都是1906年生的。北京佛学院毕业之后，本光法师又去了武昌佛学院，亲近太虚大师。本光法师也很奇特，他从宁波天童寺到普陀山的时候，有一个很奇特的因缘遇合，在浙江萧山，他遇到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的先生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是孙中山的战友。
　　那个老太太是方山易学的传人，方山易是什么呢？学佛的人都知道唐代的李长者，《新华严经论》的作者，写四十卷《新华严经论》，把华严经和《易经》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用《易经》的框架、六十四卦的框架来阐述华严经，弄的很好。到明朝的时候李贽（《焚书》的作者）在《新华严经论》的基础上删繁就简，简编成了一册《华严合论》，大概只有两三卷，那真是非常的精道。
　　那个时候，我在江油有海灯法师，回到成都有本光法师，于是根本就不闹革命，也不愿意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几乎天天跟在这几个老和尚身天，亲近他们。尽管大家都没有钱，那个时候一穷二白，但是有的是时间，像我们现在，如果要亲近哪一个老和尚，比如你到一诚老和尚那儿去，能有跟他一起待五分钟时间吗？能够泡两个小时吗？本焕老和尚、佛源老和尚、净慧老和尚那儿，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老一代的长老们，哪有时间陪你？第一，他们年龄大了；第二他们的徒弟太多，根本就没有时间来接受徒众们的参请，没有时间和精力，现在谁能和这些老和尚泡上三天三夜，那可是天大的福分。即使你供养个一千万，他们也未必有时间来陪你，为什么呢？这些长老们年龄都大了，身体都不好，要他们陪着你聊上三天三夜，哪有这么好的事呀？没那么好的事。我们那个时候接触这些老和尚的时候，海灯法师是六十来岁，本光法师也是六十来岁，他们都是在精力最旺最盛的时候，我们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没有票子，但有的是时间。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之下，他们也愿意把他们所学倾囊相授，毫无保留的教出来。
　　在海灯法师那儿，我不学武术，学了一些指导禅修的理念，这几十年很受用。本光法师是我学佛的启蒙法师，“读大学”的老师也是他，“研究生导师”也是他，因为他九一年才圆寂嘛，从六九年到九一年亲近他二十多年。我认识贾老是在七四年，但真正亲近他是从八三年开始，一直到九五年贾老圆寂，算是我的“博导”，也是二十多年。我记得我跟本光法师在一块儿的时候，他讲佛法，那个时候大家知道，我们这里还有一些老同志在这儿嘛，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年轻人肯定记不住了，我们老先生们应该记得住，文化大革命林彪的四个“念念不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那个时候大家都学习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打开第一则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1969年我皈依本光法师的时候，他就有这么“胆大包天”，就敢篡改毛主席语录，在皈依中说：领导我们学修的核心力量是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指导我们修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般若经》、《华严经》、《易经》三巨典。那个时候如果消息传出去还有脑袋吗？那肯定没有脑袋了，但是正是因为这些老和尚，老一辈的有这样的胆识，敢于这样教化，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入木三分，他的教法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入骨入髓呀。在那个时候，严格来说没有什么妄想，升官？哪有官升呀？当官的都被打倒了，都成走资派了，造反派横行，哪有当官的？第二点，关于发财，那个时候都是穷社会主义，“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也没有发财的机会，根本就没有妄想可打；那个时候也谈不上谈恋爱，一无所有，穷的叮当响，去谈恋爱的胆子也没有，也没有这个资本，人也丑，身上穿的也烂，又不知道讲卫生，跟头陀一样，我还有一些以前的照片，怒发冲冠似的，那头发又长又脏，毡窝子一样的。
　　在四川还有一些学易的，如肖光远、李耳余这个系统下来的“易”；刚才我讲的《元苞经》，王云舍老先生传承的就是道家冲虚派的这个易经门派；“来氏易”，来瞿唐来知德的，这儿书店都应该有卖的。这些都是四川的，我都有所耳闻。我跟本光法师接触二十多年，感受很深，从佛教的基本教义、唯识学的大义、般若中观的精义、华严的体系、禅宗的修持、禅法的提持等各方面本光法师都一一做了交代，涉及到渐修、如来禅乃至于祖师禅。
　　本光法师的确是一个很奇特的人。他说，儒家、先秦诸子、孔孟老庄荀这些都要学，法家的韩非、商鞅这些也要学，《史记》、《汉书》、《三国志》这些要学，资治通鉴这些要学，唐诗宋词要学，金瓶梅、红楼梦要看，乃至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也应该学，马克思、斯大林的要学，特别是斯大林的，为什么学斯大林的呢？因为斯大林的东西有极高的斗争艺术。毛泽东思想更要学，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列主义，当代中国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但这个不是学林彪，老先生当时就是这样指导我们的，他说你们别犯傻，去学老三篇，什么《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这些不要看，你们要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等这样一类的文章，这些是大智慧的文章。
　　正因为如此，当年这些善知识特别是本光法师给我奠定了综合的国学基础，孔、孟、老、庄、禅、整个佛教，包括西方的哲学。因为本光法师毕竟是北大历史系的高材生，跟梁漱溟先生的关系很好。他一生最推崇两位，一位是章太炎先生，一位是太虚大师，这两位被本光法师认为是他的根本依止师。正是因为这种渊源，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对哲学史学都很留意，对文章之道也很留意，所以后来我到监狱里面的时候，尽管无书可看，当时在监狱里一呆就是八年，好在有这样的基础，就像牛吃了一肚子的草，在一个僻静处，细嚼慢咽地反刍一样，把前些年在那些老先生、老和尚们受到的教育、获得的一些知识慢慢消化、慢慢整理、慢慢去感受、慢慢的体会。这八年监狱的生活相当于闭关八年，没有妄想可打，到那里就是死心塌地去干这个事。如果不玩这个的话就有可能得精神病，不是精神亢奋就是精神颓废，好在那个时候跟这些老先生学易经、学佛学、学古今中外的文化理论。
　　当年在本光法师那儿打了一卦，是“大过”卦，大过的卦辞说：栋挠，利有攸往。“大过”象辞是：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独立不惧”，一个人呆着，别怕，什么都不怕。“遁世无闷”，隐遁在山林里面，不管你是主动也好，还是被动也好，把你放在一个无人之处，但是心胸无闷，《易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谈到“遁世无闷”，乾卦的初九爻“初九，潜龙勿用”里面也是“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遁世无闷”是我们作为下层处于困境的时候，安守本分的一个绝招。如果我们处于困境、逆境的时候，不能固守本份，像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阶级斗争激烈得时候，“地富反坏右”只要安于“地富反坏右”的位，一三五拿板凳学习政治、改造思想，二四六拿扫帚到街上去扫大街，为社会做一点贡献，赎自己在旧社会犯下的“滔天罪行”，只要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敢于接受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很吉利的，共产党会给出路，还是有一碗饭吃的。如果你说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地主，那你完了，天天专你的政，天天批、天天斗。这个叫做守位。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监狱里面，尽管可以说是最阴暗的绝境，但是一样有生机，一样有朝气，充满了活力，一点没有怨言，我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怨言。从二十六到三十三岁这八年在监狱里坐了八年牢，我没有一点怨恨之心，现在做梦梦到那个地方，甚至觉得很美，那时候在“跑马溜溜的山上”的劳改队里面，的确很好玩，雪山草地，草原牧场，青山绿水的，现在那里成为摄影家的天堂。
　　如果这里有川西高原旅游指南的话，可以看到新都桥农场，这是个很美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虫草一分钱一支，现在想买一支虫草多少钱？可能翻了千倍不止，十块钱可能还不能买到一支。不过，那个时候，一个月总收入才两块钱，吃喝拉撒睡一个月三十天只有这么两块钱，你想天天吃虫草也不可能。那个时候劳动改造，什么叫 “舍我我所有，除掉一切贪”，什么叫“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才算是有所体会。当年我们做知青的时候在海灯法师那里说：“法师，您给我们讲金刚经、讲坛经吧？”海灯法师当时说：“你们，还不行，还没有那个份儿。让你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你现在当知青，从来不下地干活，怕苦怕累，怕脏怕臭，哪能相应？你们是处处生心。”结果后来到了监狱里面、到了劳改农场里面，那真正的是与毡粑打成一片、与高原打成一片、与牛粪打成一片。在上肥料的时候，我背一个大背篼，监狱里一起在猪圈里干活的同伴拿一个大洋铲，那个时候冬天里猪粪和人粪尿都会全部结冰，需要先用铁镐敲碎，然后用铲子放进背篼。那个大背篼差不多八十公分的口径，我那时候很瘦小，才一百零几斤，用洋铲把冰冻的粪土放到背篼里面后，整个脖子里面、头发里面、脸上、裤腰带上全是猪粪，开始的时候是粪冰，粪冰化了就成为粪水。就这样一背一背地把粪冰粪水背到田里面去，完全与粪便打成一片，没有嗔恨心，没有厌恶心，一点分别心都没有，真的是不可思议。现在如果要谁到厕所里面下去滚一圈，可能谁都不愿意，给一万块钱很多人也不愿意，也不敢下去，那个时候我们就下去。饮食方面也没有分别心，内地的人根本吃不惯那儿的糌粑，如果有酥油还好些，但是在高原糌粑和酥油算是高级食品，老乡都没有酥油，更何况犯人呢，更没有酥油啦。吃的就是大萝卜、大白菜，还有洋萝卜，是一种甜菜，用来喂牛羊的一种高原变种甜菜，一年四季就是这些，有时会有一点土豆。秋天还好一点，有一点新鲜的蔬菜，冬天、春天、夏天基本上是吃干菜。那时生活很苦，在饮食上打不了什么妄想，只有受之。用《中庸》里孔夫子的话来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
　　就这样，自己的心性无形之中得到了料理，这个可不是书本上所说，天天打坐、天天念经、天天观想等所能达到的收获，境界完全不一样。南怀瑾先生的一个师弟李自申先生，也是维摩精舍的，前年坐化去世的，早上起来喝了口茶，那时是冬天，他穿了件大衣，坐在沙发上，打了一个盹，七点钟左右，在那儿坐了一个小时没动静，当时，他有几个学生在那儿，到了吃早饭的时候，叫道：“老师，吃饭啦。”结果没有反应，一摇他的身子，身子软软的，仔细一看，才知道老人家已经走了。我后来很感慨，就写了一篇《忆维摩精舍诸老宿》，介绍除了南怀瑾先生之外的维摩精舍诸师兄弟是怎么走的，可以说都很精彩，这篇文章网上可以找到，大家可以去看看。李绪恢先生是南怀瑾的师兄，是当年四川省高等文官考试的榜眼、第二名，隆莲法师那次是状元，隆莲法师大家应该知道吧？李绪恢先生后来在民国时期的四川省政府里面当秘书，又当过遂宁县的县长，在《维摩精舍丛书》里面有他的介绍，袁焕仙老夫子对他有很高的期望。不过，到了解放后，这个老先生没有办法了，也成为牛鬼蛇神、历史反革命，还是只有“一三五拿板凳、二四六拿扫帚”的份。好在他的医术很好，经常给人家看病，拿现在的话说叫做无证行医，他的医术很好，是四川火神派的。我年轻的时候经常请他调理脾胃，当时刚从高原上下来，在监狱里呆了八年，脾胃不是很好。他手到病除，药很灵，人也很慈悲，最初看病就是两毛钱一张处方，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初期，一张处方就是一块钱。给一块钱，他给你看病，非常仔细，一天看三五个病人有三五块钱，那时候已经觉得很富裕了。你想想那个时候每个月有一百多块钱，那的确是在八十年代初期是很牛的，他老人家大概是九二年走的，晚上十一点钟还在给病人看病，来了一两个病重的病人。到了第二天早上，老太太叫他，当时他还伺候老太太，每天三顿饭都是他亲自做，买蜂窝煤、烧火做饭等都是他做，八十六七的人，每天还是继续伺候老太太，伺候他的子女们，那天早上老太太发脾气了，都九点了，怎么还不起床做饭，我肚子饿了，叫了几声没有人应。后来他女儿过去看，说到：“哎呀，老爸都走了。”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是安然睡化，没有给家里人带来一丝麻烦，给亲人没有一点拖累，安安静静地来、安安静静地走。
　　熟悉维摩精舍的人都知道杨光岱老师，那个时候袁焕仙老先生手下，“一棒三大士”，通禅、通宽、杨光岱。杨光岱在灵岩打七的时候，还只是一个高中生，什么都不知道，正好撞上了。当时袁焕仙他们在都江堰的的灵岩寺打禅七，杨光岱连什么是“打禅七”也不知道，只是听说这里比较好，他们都去沾沾法喜。有一天他去小便，那个时候没有抽水马桶，在寺庙里面住，还是要跑到外面厕所去。突然，有一条狗扑过来，在他腿上咬了一口，就那么一下，他明心见性。当时袁焕仙老先生打了一个禅七，就有三个开悟的，真是了不起。我见到杨光乃老师，乃至后来他亲近他，感觉他也是非常了不起。杨光岱老师那个时候差不多七八十岁了，我见过的，只有两个人的眼神是内视的，一个是虚云老和尚，一个是杨光岱老先生。他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的禅修的确视令人赞叹。他后来得了肝癌，别人得了肝癌会痛得死去活来，但是他没有一点痛苦相，眼睛和面目表情永远是安详的，一派祥和，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是赤贫状态，没有什么钱，没有什么钱供养，但还是想方设法地给他找一点好药，弄一点人参补一补之类的，但是现在想来也没有用，他也不吃。就这样持续了两三年，你跟他打交道时，不会觉得他是一个病人。他基本上不去医院，走的时候也很安详。
　　前不久，李更生老先生也走了，九十七岁，去年年底走的。中风半年，半身瘫痪，左半边瘫了，但是思维非常敏捷，辩才无碍，显密圆通，他在西藏呆过多年，五十年代随解放军入藏，当医生，在平叛的时候腿上挨了炮火。五十年代后期他退休回家，作为“荣誉军人”退养在家，吃国家的养老金，伤残军人嘛。几十年学修如一，这种精神非常令人感叹。
　　不止他们，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老先生，他们“享受”过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是在书斋里面、不是在富贵乡里“说法”。所以，这样的体验，对于法的体验，对于烦恼的体验，对于如何转烦恼成菩提的体验，就很实在，就很深刻。我见了那么多老先生，包括现在的佛源老和尚、净慧老和尚、一诚老和尚等，他们这些没有一个神神怪怪的，，都是以正知正见示人。我们说学佛的人学什么，就是八正道。佛在世的时候，就谈八正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我们想一想，我们平常学习佛法时，是不是真正思考过八正道的教法，很多人追求怪异，追求神秘，哪里有神秘主义，就觉得哪里很好玩。我一辈子不喜欢神秘主义，当时在高原上跟我一块儿劳动的，都是活佛喇嘛，一百多号活佛喇嘛，吃喝拉撒睡好多年，没有看到谁有什么神秘的，都是平常人，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现出了“本来面目”。大家以“本份”相见，真正的“本份”相见，这也是破除迷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破除迷信，这算是真正收到了效果。毛老人家的无上钳锤，的确是使很多的修行人得益。所以当年文化大革命拆庙子的时候，把出家人赶出庙门，很多居士在本光法师面前哭，也有些出家人去哭，“哎呀，怎么办啦？佛像也打了，庙也封了，不许住了，袈裟也不许穿了，怎么办啦？”在本光法师面前痛苦流涕，本光法师说：“你们犯傻呀，你们愚痴啊，这个就叫无常，这个就叫般若，这个就是佛法，有什么哭的？没有什么可哭的。你们要从这里边看到无常，从无常里面体会到般若，再继续提升到智慧，你们要有应酬这样的能力，有承担这样的力量，这样，你们的修持就算有火候了。”听到老法师这样开示，很多居士似懂非懂的，但是我在一旁听到就很受用。我所亲近的这一批善知识，他们真的是掏心掏肺地，把他们的学、把他们的修、把他们的养，毫不保留地教给了我，使我自己在学修的这么四十年的过程当中，没有去犯傻，基本上没有走什么弯路。后来在贾老那儿，贾老是以本份示人，纯粹的禅宗。与本光法师“法术”很多不一样，贾老那儿就是一味禅宗，“只此一味，别无他法”，而且在向上提持盯得很紧。再加上维摩精舍的另外几位老菩萨，李自申、杨光岱、李绪恢、李更生，当然还有很多(,都对我帮助很大)。现在因为南先生在外面名气很大，所以到成都来追维摩精舍得人很多,非常火，但是他们都来晚了，很多老一批的人他们见不上了。所以现在到成都寻访维摩精舍故事的人，基本上是找不着了,除了一位，就是袁焕仙先生的女儿,袁淑平老师还在,但也是一个快九十的老太太了，中风在床上，未必会接待谁了。所以现在要寻访维摩精舍的故事，只有我还能够知道一些，叫王绍藩来说, 他也说不出个什么，因为他跟成都这一批人不熟悉，也不认识，很多老先生和他没有什么来往，他也说不清楚。
　　我学佛的这么四十年，从一九六九年开始，当时因为毛泽东六八年底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号召，我们立刻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奋不顾身地到农村里面去了，正是这个因缘，让我跟海灯法师有这个佛缘，真是要感谢毛老人家。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贾老在文殊院四川省佛教协会内讲《六祖坛经》，当时我是总招待、总接待、总侍者，招呼应酬全是我的事。每次开讲的时候，用个偏三轮，是自行车加一个斗做成的，我在商店里面当搬运工的，蹬三轮车的技术很高，但是不能把公家的三轮车拿出去用，自己就在自行车上加一个斗，把贾老从家里载到文殊院里去讲课，课讲完后又把贾老送回去，就这样干了两年。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当时，四川省佛教协会要修《四川省佛教志》，贾老推荐了我，一共两三位人，因为我是一个快手，高峰的时候我用笔一天写一万多字也不累，可以收早工。本光法师给我们讲《易经》、讲《华严经》的时候，我是完全用笔记下来的，他老人家用口讲，语速不是很快，比我现在说话的节奏稍慢一点，贾老说话比我现在的节奏快一点，本光法师讲课，我们作笔录，那个时候做到了一字不差、一字不错地原原本本记录下来。贾老的录音也是我给他整理的，很完整地整理下来了。
　　我跟这些老先生的交往和学习，有一个体会，他们没有“怪力乱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逆境之中，他们拿什么来养自己的身心性命？全是老祖宗、祖师爷留下的那些心法，佛家的、儒家的、道家的那些心法，来滋养自己这么几十年艰难的日子。在他们身上，没有现在所谓的这个大师、那个大师、这个供养、那个供养的，那个时候哪有什么供养呀？他们只是偷偷地、悄悄地，在茶馆里面、在公园里面、或者躲在家里面，说上几句话，或者写一段文字，悄悄地让我们看了，然后说：“赶快背下来，背完后就烧掉。”仿佛搞地下秘密工作一样。如果这些老先生活到现在，那个个都是“法王”、个个都是“超级金刚上师”了，要受无量供养。但是他们全是在困苦之中度过了中年和晚年，正是这种环境下，他们所说的、他们的言教、他们地身教就给了我很深的启示。所以我的这么几十年，也从来不说怪力乱神，一说怪力乱神我就要跳出来的。当年我第一个跳出来揭露四川某“大师”，因此这位“大师”还说要派杀手来杀我，他可是“超级大师”了，海外一些法王是他“册封”的。他是我们四川一个大骗子，比我还小几岁，吹牛吹得脸不红心不跳的，不过现在成了国家的通缉对象。很多吹牛的、吹有神通的，基本上是骗人的，我多年来在四川都是以揭穿宗教界的骗术闻名，我不买那些帐，堂堂正正的，正正规规的。有人问我，佛法大还是王法大？我从来都说王法最大，我们不能离开王法，所以净慧老和尚也经常强调，佛教和世间王法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尊重王法、顺从王法。这是老佛爷的戒律里面规定了的，并没有说当王法和佛法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抛弃王法，要坚持佛法。不，这个就恰恰犯糊涂了，我们要尊重王法和顺从王法。本光法师在给我们授皈依的时候说：“顺随世间正法，与时俱进，有一定的职业养活自己和家人，不做高官厚禄之想。”在六九年他就说要顺随世间正法，与时俱进。什么正法？他老人家说，“历史上孔孟是正法，在当代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正法，你就不能与之抗衡，你就必须服从它，如果不服从它，就会给自己带来灾害、祸害、麻烦。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知道一句‘当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注意，“当今皇上”！你不能与“当今皇上”对抗，与“当今皇上”对抗你不是自讨苦吃嘛？而且还惹社会动荡不安，众生跟着受苦，那不好。所以真正学修佛法的人是最强调和谐社会的，最讲和谐的。咱们北京城故宫里有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个殿，以前是最高的政府机构、最高的权利机关，就是从三个方面来突出 “和”字。
　　《易经》乾卦里面有“保合太和乃利贞”，故宫三殿名称的来源是《易经》里面的乾卦。所以要讲个“和”字，当年袁老太爷给南怀瑾先生写有一封信《示通禅》，现在的版本是《示南怀瑾》，南先生当时在峨眉山的大坪寺当和尚，因为他看到南先生对待周围的人很严厉，老夫子来告诫他，“律人严，众必减”，如果要求周围的人过于严格的话，你的眷属就会减少；“律己严，过必远”，对自己要求要严，要求自己要严，要求别人要宽。“律己严，过必远；律人严，众必减。”我就顺着袁老太爷这一句话作了一个下联：“与心和，神自全”，自己要养和气、养喜神，自己要和自己的心灵打成一片，“与心和”，自己与自己的心和谐；“与境和，事自圆”，要与环境打成一片，与环境和谐，你的工作、你的事业自然会圆满。所以，“与心和，神自全；与境和，事自圆”。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要注意这点，佛者，觉也、觉悟嘛。佛就是一个觉悟的人，并不是说什么不得了、了不得的。最有意味的事就是释迦牟尼的老爸净饭王要去世了，想他的儿子，希望他能回来看自己，如果以我们通常的想法，老佛爷的爹病了，老佛爷要回去，给加持一下，灌一下顶，吹一口气，他爹肯定没有病了，发发功，他还可以继续活一千年。我们平常学佛人是不是这么想的？释迦牟尼亲自去看他爹了，无上的菩提道还不给他灌下去，他爹还不要活一万岁呀？实际上，释迦牟尼回到父亲身边，跟他爹说：“诸行无常呀，有漏皆苦呀，你还是安心去吧。”他老人家说的还是“三法印”，没有什么神叨叨的，给你灌顶，给你加持，你就能活一万年的，吹一口气、发一点功等等，没有这些，那些都是糊弄人的。现在我们学佛人的头脑一定要清醒，拒绝别人的忽悠，特别要拒绝佛法里面种种莫名其妙的忽悠。除了“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其他没什么了，还有什么神奇的呀？这些是照妖镜，正法邪法就在这些方面来看，如果离开了这些那就不是正法，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心明眼亮。以前我基本上是跟老头子们打交道，老头子们都可以作为我的父辈，甚至比我父辈还要高上半辈，那些老先生很多都是一九零几年的，然后有一九一几年的，南怀瑾先生是一九一七、一八年的，我最早接触的那一批人大都是一九零零、一九零六、一九零七、一九零八这些年代出生的人，当然也有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的人。我爹是二十年代的人，我是四十年代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生。但是现在反过来了，现在跟我接触的全是年轻人，二十多岁的，三十多岁的，颠过来了。我也喜欢和年轻人玩，小的时候跟老头子们玩使自己成熟一点，把他们的经验，把他们的知识、智慧尽早地接受过来，现在跟年轻人玩，享受一点年轻人的朝气，使我别那么老，这个也是互通共享。
　　总之学佛要得正知正见，这个正知正见就是“缘起性空”，这个道理很简单，要自信、自悟。我觉得一部《金刚经》、一部《坛经》对于学佛来说已经够了，当然，还想丰富一点，看看《法华经》,看看《华严经》这些也不错，有雅兴再看看《瑜伽师地论》也很好。参禅的人把《五灯会元》和《指月录》细细地去参。
　　所以，我在讲信心铭的时候，就提到要回到唐宋祖师的路数上去，以唐宋祖师为师。因为毕竟经过了一百多年佛教的断代，严格来说，明清到现在这两三百年，中国汉地佛教极其衰微，“师家乏人”啊。只是到了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乃至顺治年间，才有“明末四大高僧”。清代初期的那一批，如玉琳国师等，到了雍正皇帝，称之为邪知邪见，不承认他们。满清皇帝大封“呼图克图”，提高了藏蒙喇嘛的地位，汉地僧人的地位一落千丈，当时达赖班禅的地位相当于藩王的级别，这些喇嘛的地位比蒙古王公的地位还要高，库仑活佛、章嘉呼图克图也是一样的，毕竟在内蒙古只有一个章嘉活佛，在外蒙古只有是一个库仑活佛，但是王公数以百计，你想想谁的地位高？汉族的僧人算什么呢？更算不得什么了。封了一个玉琳通琇禅师，汉人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玉琳是国师，很得意。（注：玉琳初称大觉禅师，继遣使加封大觉普济禅师，后又加封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通称为玉琳国师，是清代汉族佛教中享有国师尊号的唯一僧人。）另外，还有木陈道忞，也是顺治皇帝封的，皇帝接见了他，封了一个禅师，就被认为是国师。到了雍正皇帝的时候，一巴掌全给打倒，说他们统统没有见道，并对江南的禅僧们说：“你们这一批人到北京城来，朕要与你们‘本份’相见，如果能说得过我，我就承认你们，如果说不过我，就要重新学，别在外面招摇蒙混。”雍正皇帝这一招太利害了，汉地僧人谁会上北京去找皇帝理论禅法呀？雍正皇帝的这一道圣旨，把整个汉地丛林的威风一巴掌就压下去了。雍正皇帝编过《御选语录》，写过他破参的自我介绍，他是在章嘉活佛加持下开悟的，因此真正地尝到了顿悟的滋味，不然，差点被汉地的僧人所忽悠了。雍正皇帝这样一道圣旨，这个汉地的佛教就完了，两相比较，一高一低，喇嘛们的身份高了，汉僧的身份低下去了，这一低就是二百多年。就是一个县官的权力也是很大的，更何况皇帝呢。唐宋的时候都有很多例子，黄龙慧南多了不起呀，一代禅宗祖师，在庐山他住持的庙被火烧了，当地县官一样地把他抓到监狱里关起来，要治他的失职罪。黄龙禅师在监狱里面绝食，关了几个月，弄了一身病，骨瘦如柴。他的徒弟真净克文这些，到处去托关系，到京城里去托关系，后来才把他放出来。黄龙慧南是骨瘦如柴，真净克文抱着师傅哭，甚至还在菩萨面前祷告：“减我十年寿，让我师傅多活十年。”黄龙慧南禅师从监狱里出来后，却骂他们，你们犯傻，你们愚痴呀，坐牢是很自然的，我的庙里失火了，官府追究我的责任、治我的罪理所当然，尽管火不是我放的，但我是方丈，当然我是有责任的，你们哭什么？你们哭就是愚痴。
　　历史上类似的故事不少，祖师大师坐监狱。大家知道，紫柏尊者在万历年间被锦衣卫投在监狱里面，北京城里，最后活活被打死，这个明末四大高僧中的顶尖人物呀。憨山大师更不得了，但也一样被流放，剥去袈裟，流放雷州，到雷州半岛一流放就是十多年。你说你神通，你有什么神通？他们为什么不现神通？在王法面前没有神通，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头脑。学禅宗的人最佩服圆悟克勤的徒弟大慧宗杲，但是大慧宗杲在出家人里面是主战派，反对秦桧的投降主义，一样地被秦桧剥去袈裟，流放到衡阳，后来继续流放到梅州。大慧宗杲多了不起的人物呀，可以说在南宋时期没有人超得过他，是最优秀的禅师、最有骨气的禅师，在大藏经里面，《大正藏》、《续藏》，他的语录有四十卷，还有很详细的年谱。我们细细去看这些历代祖师，的确可以使我们破除很多迷。
　　总之，我们要正信佛法，不要迷信佛法。还要注意佛法与世间的和谐、与王法的和谐、与自己身心的和谐，所以学佛应该学到这个份儿上，会比较踏实、比较安全、比较稳定，如果离开了这些，那就不适，所以《华严经》的十玄门，佛土与秽土融通、诸佛与众生交彻、显密不二、一多不二、过去未来不二、贫穷富贵不二、生死不二、烦恼菩提不二，都可以在此得到极好的发挥，开我们的眼界。当时我曾想写一部佛教里面的相对论、庄子里边的相对论，现在眼睛不太好，也不想动心，也不想去操心，这些题目就留给年轻一点、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来做，如果这里有年轻人想写类似论文的话，我愿意给他们一些思路和指导，看看佛教里面的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什么同，有什么异，包括庄子里面的相对论。
　　很多人搞中国哲学史说，庄子讲的叫机械相对论，哪里有什么机械？真正的相对论，当之无愧的相对论，但是这个相对论是褒义的，不是贬义的，不是那种简单的哲学范畴里面里面的。当然，佛教谈不二，现在又在谈相对，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需要我们在学修上把它打开，把它提升，如果能明心见性更好，如果不能，至少也能让我们在世间的思维修上的智慧有大的提升，以别于常人，否则你学佛的优越性在什么地方？那就体现不出来，当然学佛不仅仅十学知识，学文化，主要要落实在修行上。
　　什么叫做修行？就是对自己的身语意三业有所规范、有所优化，翻译成现在的说法，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养成一个良好的价值观念。这个就很好了，我认为这样的学佛就很不错了。我四十年学佛其实也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就是平常心，平常人，做平常事。好，谢谢大家，今天就说这么多。
　　问：冯先生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所谈到的中国历史上，有一段时间佛法的传播会受到各方方面的干扰，包括您在求法的过程当中，可以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在最近几年比较集中地看了晚清到民国的佛教文献，我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个年代，居然出了那么多的大德，请问这是为什么？我想听听您的理解。接下来请允许我为这个问题加一个小的尾巴，就是当年谭嗣同、欧阳竞无大师都会集中在，比如说金陵刻经处这样一个地方去求学，而且他们提出了 “佛教救国”，佛教真的能救国呢？如何救国？谢谢。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在满清政府封建专制崩溃的前提下，思想的管制有所松动，大量的留学生被派到欧美、被派到日本，慈禧太后在晚年想管制这么大国家，管制四万万人，她老了，力不从心了。另外，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地方诸侯、汉族力量开始强大了，洋务运动兴起来了，新的思想、新的学风不断的涌现，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思想反而被激活了，不是一潭死水，明朝也有类似的地方，昨天我还在跟黄总讲这些，也是这么看的。万历皇帝以前是思想一片禁锢，尽管有王阳明先生 “应世”，但总得来说，整个明朝的思想从朱元璋开始到万历年间都是一潭死水。到了万历年间出现一次小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况，为什么呢？不论是从儒学上，从禅宗里面，还是社会上的学说里面，都是如此。我们看到明代的小说基本是万历年间出来的，《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牡丹亭》等这些，基本上是万历年间出来的。那个时候皇上罢工，万历皇帝大概有抑郁症，精神不健康，三十年不上朝，六部尚书有四部尚书缺员，他都不去任命，使整个国家机器基本上陷入瘫痪，中央政府陷入瘫痪。再加上宦官专政、专权，相对而言，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不像读书人掌握权力的时候搞得那么紧张，因为他们本身也没有什么文化，所以在中央瘫痪的情况下，居然在万历后期，中国整个思想界，比起元朝和明朝初期中期来，气象整个焕然一新。利玛窦来了，西方的学说也过来了，这个暂时不说。为什么金陵刻经处要谈佛教救国？这也有一个前提，西方的船坚炮利，依据是什么？他们依据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依据是什么？是思维科学。当时，在明末清初的一批知识分子里，大家感觉先秦诸子、宋明理学等都没有思维科学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中国落后了。在七八十年代有一位重量级的思想家说过一句话，中国没有纯粹的自然哲学，就没有纯粹的自然科学。但是清末民初金陵刻经处的这一批大师，之所以是大师，他们学习了中国的唯识学系统，因为杨仁山居士到日本去，把大量唐代在大陆失传的文献，包括天台的、华严的、唯识的文献，从日本又带回中国，同时又组织了一批顶尖级的学者来研究，包括章太炎先生等那么牛的一批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和邹容在“苏报案”后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甚至还在学《因明入正理论》。《因明入正理论》这个是最枯燥、最没有味的书，玄奘大师翻译的，章太炎学了后，对佛教非常的推崇，而本来他是儒家本位、法家本位的，章太炎先生的政治立场有“三变”，到后来归心于佛法。这个佛法主要是唯识学系统，我们看到金陵刻经处、支那内学院这一批大师都与唯识学有不解之缘，而唯识学恰恰就是谈思维科学的。于是，他们对中国的思维就有了焕然一些的感觉，喔，我们的祖先在唐代本来有这么优秀的东西流传，可惜唐武宗灭佛后，我们没有保存下来，没有把这个道统、这个学风贯穿下来，所以我们落后于西方，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把这一套学风重新鼓舞起来，那么我们中国人就可以很快赶上西方，这个是当时他们的想法。
　　这个想法有没有错呢？也没有错，毕竟佛教的唯识学是一个庞大的、相当精细的思想宝库，而且它有独特的思维程序。我经常在外面说，西方人得诺贝尔奖金，我们要搞清楚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基于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出来的。中国人也是人呀，不管西方人东方人都是人嘛，大家的思维结构、基因结构、心理结构应该基本是一致的。不同的是西方他们有他们的思维特色、他们思维的理路，我们东方有东方思维的理路，中国有中国思维的理路。我们怎么样通过学习佛法、学习唯识学，提供一套优秀的、产生能获得诺贝尔奖金的思维程序？我当时也多次在佛教一些会议上，在佛学院讲课时提及这个事，可是没有回应，严格来讲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这个的确需要一种社会氛围，需要一定的学修环境，给予相当的条件，如果在北大、清华这样的最高学府里面，在中国科学院里面，如果方便的话，我们也可以把思维的方法、思想的工作方法加以梳理、加以介绍，使参加研究的人可以进入这种思维程序之中，去面对他们的科研对象。我想是应该可以作出成绩来的。
　　问：冯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好像是南怀瑾先生说过，中观应成派没有尊崇唯识学的，我想知道他们之间的区别。
　　答：这个是我的视野范围之外的事，我无法回答。不过，就我自己感觉，《菩提道次第论》就是中观和唯识学的一种结合，就是一种结合。你谈次第，能不谈唯识吗？唯识就是次第，在中观里，是没有次第的，哪有什么次第？“离四句，绝百非”，哪有什么次第？只破不立，扫荡一切，没有次第的。你说次第，那就是唯识学里面的东西，从人天乘、到小乘、然后到大乘，一乘一乘地上去，这个就叫做次第。但是这个次第的安立在唯识学里面，在《瑜伽师地论》里面。
　　问：冯老师您好，我这一两年对学佛很感兴趣，经朋友介绍也见了不少法师、上师、活佛，也去了五台山，也读了一些书，包括他们推荐我读的一些经。但是我总觉得，老是觉得每个人都说三句半，总是一个很混乱的一种状态，那种混乱感觉是因为有很多的系统，那么像我们这样在职的人，在家修佛的人不可能专职去佛学院什么的，也不够资格，而且很容易陷入一种怪圈，包括刚才您所说的实修或者神通的东西里。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比较从系统地、或者说是从哪里先开始，或者是从哪里算是走正道呀？麻烦冯老师给指点一二。
　　答：作为学佛的人有一个难处，因为在佛教里面有一个悖论。一方面，学修、实践，要简洁明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就像师傅教我们一门手艺一样，能三天学会最好，如果需要三十年学会，那我宁肯不学，学修、修证的事情是简洁明快的，真理只有一个，而且真理肯定是最简单的，而不是最复杂的；另一方面，蛮修瞎练不行，要有理论的指导，理论的指导就是尽善尽美，“尽善尽美”四个字就是天罗地网。所以我们看到三藏十二部好庞大，但是如果你进入了这个尽善尽美庞大的理论体系中，又怕形成了所知障、知见障，如果没有理论的指导，又成了蛮修瞎练。我说这个就是一个佛教内的悖论，很难把它料理得稳当妥贴。所以我感觉，学佛首先要对佛教基本理论有所了解，“三法印”、“四圣谛”、“八正道”、“三十七道品”、“中观”基本理论、“唯识学”的“百法明门”等，这些都是一般基本的理论框架，即使到西藏三大寺里去“九年学经”，还是学这些东西。所以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在“经律论”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从印度传过来的，绝大部分经典是相同的，有差异就是几部，没有多大区别。区别就是传承不一样，汉地传乘是天台、华严、禅宗、唯识宗、净土宗这些，西藏的传乘是格鲁派、噶玛派、宁玛派、萨迦派这些。汉地的佛法是和儒家、道家的思想打成一片，是与相当繁荣的、相当丰厚的汉文化的思想融为一体，这么传承过来的；藏传佛教只有一千来年，真正的发展从元朝到现在就是八百来年，比较兴盛，它是和雪域文化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的；再看南传佛教的，是和东南亚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的。从文化角度来看，含金量最高的应该是我们汉族地区呀。但是现在很多人都看走眼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真的是悲哀。
　　我在讲述信心铭的时候说到，现在人懒，看大藏经那么方便，不说请一部大藏经回家看，即使在网上下载也很方便呀，一个大藏经的光碟才多少钱？你要学，天台宗的三大部，慢慢去学吧；要学中观的，唐代三论宗祖师吉藏菩萨的东西非常精采，并不比现在应成派的差。袁焕仙的老师吴梦龄居士写了一本书叫做《法鼓》，当时没有人知道，就我那有一本，后来捐出来，在《维摩精舍丛书》第二函里印出来。吴梦龄的老师叫做张凤篪居士，写了一本书叫《片香集》，这本书把传统文化《易经》、《尚书》、禅宗、唯识用非常古奥的语言来阐述。我印好后，送过很多人，也包括南怀瑾先生，不知他老人家有什么评价，这是他的太师公的东西。他的师公吴梦龄先生写《法鼓》，是因为宗喀巴大师批评汉僧“支那见”，他坐不住了，要抗衡一下。他说宗喀巴大师已经是明代中期的人物，而在明代中期汉地佛教本来就是一塌糊涂、一潭死水，那个还有什么可批的呢？宗喀巴大师如果看到唐代汉地大师们的、看到天台菩萨们的、看到华严菩萨们的、看到三论菩萨们的一些著述，宗喀巴的这些书就要重新写了。因为宗喀巴大师没有看到汉传佛教唐宋时期的精采，看到的是明代汉传佛教的颓废。这有什么可比性？如果我们回到唐宋祖师的路数上，现在我们政府也经常说要重现汉唐盛世，汉唐盛世不仅仅是国力方面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上的，更充分地表现在经济和文化上，经济和文化都称老大，当然这也包括佛教。中华民族文化的几次高峰时期，第一次是先秦诸子时代，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玄学时代，第三次是隋唐佛学时代，第四是宋明理学时代，第五是民国初期那一代，但是民国初期那一代的高潮时间比较短，然后被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这样那样的给干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那一次思想革新运动没有真正的延续下来，被内忧外患、救亡图存这样重大的生死问题，国家民族的生死问题所干扰，所困惑，所以思想上的发展就陷入困境。49年以后新中国成立了，本来应该是皆大欢喜，但是因为冷战的原因，我们不能说毛老人家没有受到冷战的影响，面对美帝国主义和斯大林这两边我们怎么办？当时也没有邓小平的理论“摸着石头过河”，那个时候如果“摸着石头过河”可能会好一点。
　　这一段历史大家都知道，就不多说了。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应该善于思考，善于用心，关键是要善于学习。要学佛法，那么你真正地对中国佛教、对佛教史留意过没有？很多人学佛的人连佛教史都不看，你不看佛教史，那不成了“瞎子摸象”吗？如果看看中国佛教史，你的感觉就不一样，它就象一个导游图一样，一个很亲切的地图册，你就可以知道，你应该走哪一条路，你喜欢什么风景，你就在那个地方多盘旋一下，多养一养，这个自然就会有收获的。我们都是汉人，文字上看汉传的典籍没有障碍，要看《丹珠尔》、《甘珠尔》，首先文字就把你障碍了，看不懂。我在高原上呆了那么多年，跟很多活佛喇嘛们一起吃喝拉撒睡，一共六年多，很多人以为我在藏传佛教也是有传承、有学养的，我也不跟他们说那么多，我说你们要学藏传佛教，有几个先决条件必须要解决，第一，要与雪山草原打成一片；第二，要与酥油毡粑打成一片；第三，要与藏语藏文打成一片。没有这三关，不过这三关，你别去谈学藏传佛教。如果花三年学藏语、再花三年学藏文，这六年的时间，大藏经的几部大经大论我可能都研究差不多了，都已经是汉族的大“格西” 了。何需去走那些弯路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啃几本书，在汉传佛教里面认真地盯住几部大经大论下手，这个就是无上灌顶，是自己给自己灌顶，自己买自己的原始股，并不是炒别人的股票，别的股票有涨有跌，自己的股票管他的，我自己把它炒红吧！
　　问：冯老师您好，请教您现在所有年轻人都有这种需求，去认识生命、认识人生。佛法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这里面有很多的路径，有禅宗、净土宗等很多不同的门。就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就像您刚才说的，要去读佛教史、读经，要去打坐、看经典、努力工作劳动、行万里路、和周围人打成一片。但是如果我遇到一个好的老师，能不能有一个共通的方法？或者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根器不同来选择，比如我喜欢禅宗就一门深入就好了，比如净土宗很好，但有人说你每天念三万佛号，我算了一下得四五小时，我就有点困惑。有很多路在佛法里，对于现在的一些年轻人要真正去走向这种正信、真正去探索这个路径的时候，有哪些您可以提个建议嘛？
　　答：两个字，“缘份”。这些都是要看缘份的，很多话说不清道不尽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八万四千法门，哪个法门不殊胜？各有各的正确性。唐代的时候圭峰大师写了《禅源诸诠集都序》，宰相裴休为之写序，序里写到，“以承禀为户牖，各自开张；以经论为干戈，互相攻击”。盛唐的时候是这样，何况是现在？东方的、西方的、教内的、教外的，不管他了，这个看缘份，自己找善知识，另外要特别注意，自己就是自己的善知识，所以我还是推崇要看《六祖坛经》，从这里入手比较好。
　　问：冯老师，您好，我想问《太玄经》和《元苞经》有什么不同？您学的是易理，还是易术，还是兼修？
　　答：这两个经肯定是不同，一个是六条杠杠，一个是四条杠杠，语言表述的形式也不同。这些都很难以看的，《太玄经》里面有很多字现在都不认识，康熙字典里找不到出处，《元苞经》里也有很多字在康熙字典里找不到出处，这些暂不去管它。对于我来说，《易经》里面讲“理气象数”，我认为作为入门人来说，最好还是以“易理”为上，但是现在关心“易理”的人不多，喜欢“易术”的人不少，为什么呢？看相、算命、看风水比较容易发财。被请到哪一个地盘上望一望就是一个大红包，少则几千，多则上百万，这个大礼包可以砸死人。另外，“早知三天事，富贵几千年”，能够预测命运，那当然也是一番美事，因为现在大家都很迷惑，都想知道自己的明天、明年、未来怎样怎样。搞“易术”的这些并不是说不好，但是容易把自己搞乱心了，也乱了他人的心，在不明“易理”的情况下去玩“易术”，就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不怎么太好。另外易术也有不同的门派，也要看你玩得是什么门派？看你怎么去玩？玩术是从私利去玩，还是以公心去玩？我觉得，中国最好的术数就是中医。中国古代的工程学，中国古代的医学，我觉得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术数方面用心一下。像唐代的一行和尚，密宗大师，又是神秀下面的高徒，禅宗北宗的传承，又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工匠，自己造浑天仪去测子午线，又是翻译家，又懂梵文，帮助金刚智翻译密典，又是密宗大师，三十多岁的人，集那这么多精采于一身的人不多。但是我们再看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不知道你们卖科学技术书的图片，有没有挂一行和尚的像？祖冲之呀、一行和尚呀、郭守敬呀、沈括呀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自然科学里面的骄傲，而且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骄傲人物，其中有一个是和尚，而且是一个年轻和尚，那么年轻就有那么大的功夫，我说这个也就是神通，我们现在这么大的年纪了为什么没有这些本事？没有这些功夫？所以佛法里讲五明，其中有“工巧明”、“因明”、“医方明”，但是多数学佛的人哪去玩“工巧”，哪去玩“因明”呀？多数在那里稀里糊涂地玩神通，这个“最好玩”。
　　主持人：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讲座就到此结束，谢谢冯老师精彩的开示，谢谢大家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