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文学

　　佛教与中国文学

　　周逸人

　　佛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现象，在中国流传发展近两千年。佛教在中国既是一种信仰实践，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千百年来，佛教成为我国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的文化艺术——包括哲学、文学、音韵、语言、声律、雕刻，建筑，绘画，戏曲，音乐、舞蹈等方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佛教十分重视通过文学艺术手段，来表现自己的存在和力量，推广自己的教义和思想。佛教文化艺术对吸引广大信徒，推动世俗文化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发扬祖国的优良文化，就必须研究佛教对我国文学艺术所产生的种种影响，吸收佛教文化中一切有价值、有活力的精华部分，来充实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

　　(一)佛教为古典小说提供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

　　佛教利用大量寓言故事来解释和宣传佛教的教义，其中《百喻经》列举故事近百条，劝喻人们信佛。这部佛教文学作品，文笔朴素简练，故事生动有趣。鲁迅先生曾把它作为历史文学资料进行研究。从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百喻经》为我国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内容，对我国后世的文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自元明以来，章回小说逐渐登上新文学舞台，与诗歌分庭抗礼。我国古代小说在体裁结构，故事来源，艺术构思和思想倾向等方面，都受到佛教深刻的影响。

　　佛教为我国古代神魔志怪小说提供故事素材，启发艺术构思。佛教典籍广取譬喻语言，把教义、佛性，融化在文学形式里，取得形象化的教化效果。佛教典籍的直接流传，打破了中国原有小说题材的束缚，为小说创作开辟了新天地。如千宝的《搜神记》，颜之推的《冤魂记》，集中宣扬了佛教神像的威力和信佛茹素的好处。

　　佛教对我国古典文学作品《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和《红楼梦》有很大影响。

　　《西游记》是在民间流传的唐僧取经故事和有关话本杂剧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浪漫主义的故事小说。书中所记菩提祖师于半夜三更传法给孙悟空，就是从佛典所载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半夜三更传衣钵给六祖慧能大师的传说蜕变而来。《西游记》描述唐僧历经八十一难，与妖魔斗法的故事，是受到《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述的善才童子五十三参和奇幻多变的《降魔变文》描写舍利弗如何降魔斗法这两本经书的启迪。《西游记》通过孙悟空大闹天空，战胜各种妖魔的故事，塑造了 一个不畏艰险、战胜邪恶的顽强精神的形象。但孙悟空能翻十万八千里的筋斗，却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最后归正，成就正果。这是宣扬佛的威力无比，佛法无边的思想。

　　《封神榜》叙述商末政治纷乱和周武王伐商的故事。全书有很多佛仙斗法故事描写，其中有的人物塑造直接采用佛典，如哪吒的原型就是佛教四大天王中北方毗沙门天王的三太子。

　　《三国演义》描述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小说开卷词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西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这里渗透着佛教的人生虚幻的思想。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出色的作品，也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名著。但是，我们看到作者曹雪芹(包括续作者高鹗)在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上，受到佛教(主要是禅宗)的影响较深。

　　《红楼梦》从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到最末一回“贾雨村归结红楼梦”，从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到贾宝玉出家为僧，描述儿女缠绵之情和荣华富贵之乐，但结局是穷困潦倒，分崩离析。全书以梦开始，以梦告终，贯穿着佛教的人生如幻，世事无常，因果报应的思想。

　　佛教禅宗思想对曹雪芹的影响很大。禅宗的反传统精神，在《红楼梦》中有所反映，如书中有“宝玉悟禅机”，“宝玉妄谈禅”等种种描述。

　　曹雪芹在禅宗哲理方面，造诣是很深的。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里，黛玉为了测验宝玉的佛学水平，出了一道试题：“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引起黛玉和在场的宝钗一起大笑说；“这样愚蠢，还参禅呢！”过了不久，宝玉听到一个有意义的曲文，自以为对禅机有所领悟，当即写了一偈：“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黛玉看了认为还未尽善。就续了两句“无立足境，方是干净。”黛玉把宝玉还认为有一个主观存在的立足境，也根本否定了。这一彻底否定，正符合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所谓“本来无一物”的根本精神。

　　此外，我国自元代杂剧表演形式的出现，才有合乐歌，舞蹈科白的正戏剧。元杂剧的取材，有许多直接引入佛教的故事。如郑廷生的《布袋和尚》，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都很著名。明代杂剧《观世音修行香山记》，《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等，也是戏曲中深受佛教影响的例证。

　　(二)佛教导致说唱文学——变文，宝卷，鼓词的产生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佛教对于说唱文学的影响非常巨大。自南北朝以来，佛教为了进一步在民间吸收信徒，扩大影响，采取诵读、讲说，歌唱，有说有唱、说唱结合等宣传方法。因此不仅开佛教通俗文学的风气，而且导致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等的出现。我国古代变文、宝卷，弹词都是直接导源于佛教的。

　　佛教文体有三种：一曰长行，是直说佛理的散文，二曰重颂，是归纳长行内容的诗歌，三曰偈颂，不依长行而独起直叙事义的唱赞。为了反复阐明教理，佛经大多是长行、重颂，唱赞兼用。重颂和唱赞是可以用梵呗歌唱的。寺院僧侣为了采取通俗的传教方式，经常举行通俗演唱形式。先由一位法师高唱一段偈颂，随后另一位法师加以评说。他们吸取民间说唱的特色，增加故事化成份，以韵散结合，有说有唱的形式，演说经文，音乐性和故事性都很强，借以吸引听众，达到宏扬佛法的目的。

　　中国原有文学体裁是单纯的，诗歌是诗歌，散文是散文。佛经采用印度韵散重迭的表现形式，唱白并用。讲的部分是散文，唱的部分是韵文，边讲边唱。这种崭新的文学形式，为人民群众所喜爱，对后代的小说创作启示很大。佛教的“变文”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什么是“变文”呢？凡将佛陀故事绘成彩画者叫“变现”，说唱佛陀故事的底本叫“变文”。表演时也一边展示图象，一边说唱故事。说唱佛经的变文，有《维摩诘经变文》，目连地狱救母的《大目连冥间救母变文》等等。这些变文记叙曲折，情节生动，故事性强，文字通俗，开创一代较为自由的新文风。

　　宋明时代，盛行七字句和十字句的韵文为主，间以散文的说唱文学，叫做“宝卷”。题材以佛教故事宣扬因果报应思想居多。今存有《目连救母宝卷》、《渔篮宝卷》，以及北宋普明禅师所著《香山宝卷》等等。明清以来，以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宝卷十分流行，如《梁山伯宝卷》，《土地宝卷》等等约有二百多种。

　　我国民间艺人吸收僧侣通俗的传教方式，有江南的弹词，北方的京韵大鼓等等。表演者一至三人，有说有唱，语言通俗生动，富有民间文学特色。这些都是直接导源于佛教。

　　唐代佛教空前兴盛，有些著名寺院，经常举行宣教活动，演唱变文，还演出歌舞小戏。这些寺院既是宗教活动的基地，又是百姓娱乐的游艺场所。佛教的俗讲、演唱变文、诵经等活动，犹如文艺演出，给人以艺术的享受。此外还常借佛陀菩萨节日，举行庙会，延续至今，已成为信徒进香与小商品集市贸易活动。

　　(三)佛教推动了中国诗歌的发展

　　佛教对中国诗歌的影响十分巨大。在梵音的影响下，齐梁时代文学家沈约、王融等，把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的格律。沈约等人创立声律论，是接受了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结果。它注音诗歌的韵律，有了音节美，使人们有了可循的律诗格式，推动了古体诗向律体诗的发展。另一方面，佛教的思想，尤其是般若学空宗理论和禅宗思想，给诗歌内容以强烈的刺激和渗透，丰富了诗歌的意境，使诗歌面貌更加多姿多采。如东晋时著名的佛教般若学者支道林，就是当时最杰出的佛教诗人。

　　唐代禅宗兴起，一些著名诗人谈禅、参禅，作诗表达人生理想。以禅入诗，成为唐代诗人特有的禅趣。禅与诗都要有内心的体验，都要重视象喻和启发，都追求言外之意。禅宗这种宗教实践和诗歌创作实践的某些类似性，提供了两者相互沟通的桥梁。唐代禅僧也和诗人酬唱、吟诗，一些文人奉佛参禅，或与禅僧交往，作诗多掺杂佛理，甚至取材于禅宗语录，从而表现出禅对诗的单向的强烈渗透和深入的浸染，为唐代诗歌创作打开了新路。

　　禅对诗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禅入诗，即把禅意、禅味引入诗中，另一方面以禅喻诗，即以禅宗的观点论诗。如王维(701一761)字摩诘。生平信佛，素服长斋，仰慕崇拜维摩诘居士，是唐代著名诗人、画家。他的诗主要通过田园山水的描写，宣扬隐居生活和佛教禅理。如《鹿柴》诗：“空山不见人，但闻鸟语声，返景入森林，复照青苔上。”这诗是依照禅宗的“返照”、“空寂”的义理，通过描绘鹿柴深林的空寂和落日微光返照的傍晚景色，表现寂静无常的心境。再如《辛夷坞》诗云：“木茉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叙述在幽深的辛夷坞山谷里，芙蓉花盛开怒放，又纷纷凋谢。这是通过写花自开自落的情景，表现作者内心精神世界——一种任运自在的 恬淡和空灵的心境。这也正是禅宗的人生处世态度的形象表达。

　　又如诗人孟浩然，柳宗元等，他们的诗歌语言典雅，佛理与情景交融，闪耀出一种似有若无的禅光佛影。唐代著名诗僧梵天 (又名王梵志)，他的大量诗篇在民间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如“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以通俗浅近的语言，表达了否定世俗见解，寻求超脱心境的佛教思想。唐代另一名诗僧寒山子，有诗三百余首，明白如话，机趣横溢。如《一住寒山万事休》诗云：“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抒发了任运自在的禅趣境界。寒山子的诗深受白居易，王安石等诗人的推崇，影响久远。如白居易的《读禅经》“须知诸相皆非相，若往无余却有无，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炎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诗文饱含禅味，语言通俗直露，接近于寒山一派。

　　宋代禅宗继续流行，一些诗人与禅宗交往甚密，奉佛参禅成风。如苏轼(1037—1101)的诗极富禅味。《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悟出世界万物因主体观察角度不同，而结果相异的道理，体现了禅宗的“彻悟言外”的教义。再如王安石 (1021—1068)，中年后倾心佛教，晚年舍宅为寺。他的许多诗篇，都是表达人生如梦，流露出内心空漠的时代伤感。还有黄庭坚 (1045—1105)，出于苏轼门下，也是黄龙派祖心禅师的入室弟子。他的《奉答茂衡惠纸长句》诗云：“罗候相见无杂语，苦门伪山有无句？春草肥牛脱鼻绳，菰蒲野鸭还飞去！” 他把自己的心比作牛，起初必须用绳拴住鼻孔才不会乱跑，后来驯了，就连绳子也不用了，那时的心，就同野鸭一样，可以自由自在地飞了。这是黄氏对自己参禅悟境的生动描写，也是他立身处世态度的形象表述。

　　(四)佛经为我国文字语言增添新的词汇

　　随着佛经的翻译流传，不少优美的典故和具有艺术美的新词汇，被引进我国许多文学作品，其中源于佛教的成语，几乎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译经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新名词，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方便了人们的思想交流。在我国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表现出反映现实生活的无限生命力。有许多佛教词汇，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常用的基本词汇了。如：唯心、真理、实际、真实、本质、因果、共相、观念、意识、思维、主观，客观、过去、现在、未来、世界、化身、语录、因缘、烦恼、彼岸、刹那、解脱，觉悟、平等、悲观、泡影、清规戒律、三生有幸、一针见血、五体投地、借花献佛、泥牛入海、现身说法、天花乱坠、天女散花、一丝不挂、昙花一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心猿意马、唯我独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都成为现实生活用语。过去有些人认为有些名词是从日本传来的，却忘记了日本这些名词，又恰是随同佛教由中国传入日本而带去的，不过他们袭用较早，又传回到中国来罢了。佛教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以及新的词汇，佛教在中国文学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

　　摘自《上海佛学院》1990年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