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与中国文学

佛学与中国文学
　　曹镜珊我们中国文字在历史上记载，史记开始于黄帚，尚书开始于尧舜，照这史实记载，我国在五千年前，就呈现著光辉灿烂的文化了。国人常自诏我中华文化有五千年悠久历史，良有以也。我中华文化发祥于华北平原，虽属上生上长，然其学术思想的主流，皆为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先总统蒋公曾说：“我中华民族文化所以可大可久，历五千年而不坠者，就是由于我们以仁爱为本的的民族文化，能延绵不绝，日久弥新。”文化是随著时代交流的，我们文化在与外来的文化交流中，不仅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反的且能溶和外来的文化，变为自己的文化，其受影响最大而最深者，莫若佛学。
　　佛教于汉永明帚时传入我国，其对我国文学，诸如传奇、韵文、哲学思想、音乐、美术等都有很大的影响。汉朝末年佛教甚为流行，晋朝时法显大师经新疆到印度，这就是僧伽留学生的代表，后来法显大师如何回来的传说不
　　一，有说他是坐船被迫而飘流到山东，亦有说飘到中南美洲；但无论如何，他没有到阿拉斯加去。西域经晋法显和尚及唐玄奘国师而打通，英国人根据玄奘之记载，在培那里靳地下发现佛庙的遗址。玄奘大师在印度经常与印度学生辩论，等于摆擂台，任凭印度学生提出何种问题，玄奘都能对答，而胜过印度本国学生。以后留学生中印来往渐多，因而佛经的流入也就更多了。但我们接受他人的文化，接受后就变成自己的文化，例如佛教传到中国后，首先便产生了禅宗、宋明理学，也接受佛教之影响而产生了新儒学。至于佛学开启了我国音律、变文、传奇之学，今凭笔者平日研究所得，分别胪述于左：
　　一、佛经之与声律：中国文字特质。是孤立和单音，因其孤立，宜于讲对偶，因为单音，宜于讲音律。字句的对偶，在王褒、张衡、王粲、陆机诸人的诗赋里试用日繁，而形成六朝骈体极盛风气。至于音律，像司马相如所谓“一宫二两”、陆机所谓；曰声迭代”，都是证明，不过这些都是说的自然音调的和谐，还没到达人为的声律限制。
　　周秦古音，大约只有所谓长言的平声，与短言的入声，到了魏晋，声韵学才渐兴。曹魏李登曾作声类十卷，魏晋时声韵研究，已进步到清浊空羽的分别，伹宫商之类分韵，尚无四声之名。宋齐以来，由于转读之风日盛，因为读经可诵其字句，且必须传其美丽的有轻重节奏的声音。慧皎在全局僧传》中说：“自大敦东流，而转声者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这正说明单音的汉语，不容易传达梵音的美妙。所以他又说：“若能精达经旨，洞晓音律，三位七声，次而无乱。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动韵则揄靡弗穷，张喉则变态无尽，故能炳发八音，光扬七善。……故听声可以娱耳，听语可以开襟。若然可谓梵音深妙，令人乐闻者也。”可见当时洞晓音律的人，诵经的声调之美，真有绕梁不绝之状了。何谓转读，何谓梵音，慧皎亦有说明：“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上，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中国语言既不适宜于佛经的转读与歌赞，而欲达到此种目的，则必须参照梵音拼音，而求汉语适应转变，因此，二字反切之学由是兴起。反切盛行，声音分辩乃趋于精密与正确，是以四声得于此时成立。可知魏晋虽有人从事声韵研究，而到齐梁才大为兴盛，实乃受佛经转读的影响。关于此点，陈寅恪先生曾说：“中国入声，较为分辨，平上去三声，乃摹拟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成。转读佛经之三声，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也。于是创为四声之说，撰作声谱。借转读佛经之声调，应用于中国之美文化，四声乃盛行。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大集沙门于京邸，造经暝新声，为当时考文审音一大事，故四声之成立，适值永明之世，而周腮、沈约为此新学说之代表人也。 （见《清华学报》四声三问）从这一段文字的说明，使我们明了四声之说的成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著极重要的地位，实由于佛经转读的影响，当无可怀疑了。
　　二、释守温初创三十六字母：由于南北朝时文人喜研讨佛经的转读，朗诵和歌赞，进而体味出音律对文学所产生节奏美，因而声律论大倡。亦因讲求声律，骈体文、五言诗、词、曲等韵文学，便在中国文坛上大放异彩。到了汉末儒士、亦多读佛经，因而兼通音韵者更多。《三国志》的（崔光传）谓：“光崇信佛法，礼拜诵读，老而犹甚。一光常与李登作声类，亦以五声纪律声韵，遂开韵书之体。董同稣先生在其汉语音韵学中，曾推论曰：“有意利用两个来拼注另一个字的音，据现在所知，是源于东汉而盛行于六朝以后的。那时正为佛经传入中国，一般文士受印度拼音文字的影响，知道了分析字音的门径，于是逐渐利用反切来代替不能精确又有时而穷直音。六朝时；日义”亦颇为盛行，而；日义”的特质之一就是用反切注音。此又证明佛经传译后影响中国音韵极大。所谓反切，即合宇之音，以为一也。音即声，古称发音相同之字，谓之“双声”，故今称发音曰“声”，取一字以标声类之目者，则谓之“声目”。在隋唐以前，称发音相同者“双声”，但无“声目”之说，声目的创造，实始于释氏依仿印度文字而来。吕介孺《同文铎》云：“大唐舍利创字母三十，后温首座益以‘娘、状、帮、滂、微、奉’六母，是为三十六字母。” 《玉海》及《通志艺文略》均载有守温三十六字母图，其三十六字母，计唇音：帮、滂、并、明属重唇音。非、敷、奉、微属轻唇音。在舌音则有端、透、定、泥为舌头音。知、微、澄、娘则为舌上音。在齿音则有精、清、从、心、邪是为齿头音。照、穿、床、审、禅、为正齿音。在牙音方面则有见、溪、群、疑。喉音有影、晓、匣、喻。半舌音为来、半齿音为日。可见三十六字母，乃守温增补唐僧舍利所创三十字母所得，而守温三十六字母，乃依大般若涅盘经文字十四字中声类之牙、舌、齿等五发音部位参照原有反切上字诸声类演绎而来，由此足见佛经对中国之音韵学的贡献一斑了。
　　三、佛经之与中国变文：
　　1、变文的意义：所谓变文，是一种韵散夹杂的新体裁，是一种在唐代以前的正统文学中未曾见过的新文体。因变文而直接产生后代的《惮训宝卷》一类的民众文学。同时对于宋元的小说戏曲，也给予间接的影响，变文它是偶然出现的“它有其来源，和它在社会上的实际功用。它的来源是佛经，它的功用是传教。所以这种文体初期的产生，并无多少文学的意义，不过是一种宗教的附庸，佛教的宣传晶。后来这种文体在民间流行了，而作者也渐变其宗教内容，代之以史料故事的叙述，于是就成为一种民间通俗文学的新格式了。
　　变文既受佛经的影响，而佛经流入中国则都靠翻译，而佛经中有许多文学价值的。如法护译的《普曜经》，是一篇极好的释迦牟尼的传记，宝云译的《佛本行经》，四五七言合用，文字异常生动。在这些佛教文学作品里，表现了两个特色，一是富于想像，一是散韵并用的体裁，此两者很显然的影响于中国的后代文学极大。中国文学作品一向是缺少想像力，故很难产生伟大的浪漫文学。佛教文学则不然，他能够把极小的事，变化百出，上天下地，无奇不有。它有著超越时间和空间幻想能力，他们的脑海里，不知道有多少世界，有多少天层，有多少地层。由于想像无穷尽，创作也就无穷尽了。故一写就是几十卷，就是几万字，一篇长诗，这对中国小说发生了莫大的作用，像《西游记》、《封神榜》莫不是受佛教文学感染的作用。
　　再说，中国文学的体裁是单纯的。散文是散文，韵文是韵文。像韩诗外传，那种前面的散文，后面却引两句诗的样子，那只是一种解说诗义的方式，并不能成为一种文体。可是佛经里却很多散韵夹杂并用的体裁。它往往于散文叙述之后，再用韵文重述一遍。这韵文便叫做偈，偈是便于人唱，也容易使人记忆，而且佛经的真义也常包含在这些偈里，其文学趣味，也每每较散文部份为丰富。《普曜经》、《譬喻经》里面都有这种文体。这种体裁对于通俗唱本和戏曲的运用上，是非常需用的。所以这种文体传到中国以后，对于后代的弹词平话、戏曲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们现在所讲的变文，便是接受这种影响而在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新文体。
　　又变文的类别：关于变文类别，可以从其内容来分，大致分为演述佛事和演述史事与杂事两类。
　　①演述佛事：这一类的变文，可以《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和《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为代表。《维摩诘经》它本身就是一部富有文学趣味的小说式的经典。三国时代支谦译出，后来鸠罗摩什又加以重译，到了隋唐，为它作注疏的就有好多家。可见这部经典，在中国受一般人重视一斑。经中叙述居士维摩诘生病，释迦佛吩咐他的门徒去问病。他的门徒舍利弗、大目乾连、大迦叶、须菩提等诸人，都不敢去。释迦佛又叫弥勒菩萨、持世菩萨诸人去问病，他们也一样不敢去。最后只文殊师利一人，担负起这个任务。前去问维摩诘的病。后来文殊和摩诘见了面，维摩诘果然大显神通。这种故事说出来，自然平淡无味，然而因其想像力的丰富，描写生动，看了却很有趣味。《维摩诘经》变文作者，把这部经典通俗化扩大化，他再加以想像和铺叙，在第二十卷首部，将十四经文，演变为五百七十字的韵经，于是这部变文便超出原经几倍。可惜我们今日无法见其全本，然就其零卷看起来，它在变文中，确实是一部伟大的著作。现在试举文殊问疾中的一段作例，变文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学：经云：“佛告文殊师利，汝行诣维摩诘问疾。”言佛告者，是佛相命之谓。缘佛于会上，告尽圣贤五百声闻、八千菩萨，从头遣问，尽曰不任，皆被责呵，无人敢去。酌量辩才，惟有文殊，其他小小之徒，实不堪任。于是有语告文殊曰：“三干界内总闻，皆道文殊艺解精。体似莲花数一朵，心如明镜照湾清。今日筵中须授敕，与吾为使广严城。”从上面的韵文又转变为下面的散文。其文为：于是庵园会上，敕唤文殊：劳君整起于花台，听我今朝敕命。吾为维大士，深疾毗耶，金粟上人，见眠方丈。会中有八干菩萨，筵中见五百个声闻，从头而告，尽逼是至佛无人敢去。舍利于聪明第一 ，陈情而答不堪任。迦叶是德行最尊，推辞而为年老迈。十八告尽，咸称怕见维摩。吾人见告于弥勒，兼及持世上人。光严则推辞退千般，善德乃哀求万种。堪为使命，须是文殊。敌论维摩，难偕妙德。汝今与吾为使，亲往吡耶。诘病本之因由，陈金罗之恳意。汝看吾之面，勿再推辞。……到彼见居士，申达慈父之言。道吾忧念情深，故遣来相问。”限于篇幅，勿多引述。从上述引文，可见开始只有雨句经文，由作者演成这么多一大篇文字。散文中有普通散文，有白话也有很好的骈体文。韵文也有相当成格的律诗，有很通俗的韵语。我们若读了维摩原书，就可知变文都是由这种形式组织起来的。
　　②演述史事和杂事：这种变文是从演述佛事变化而来。佛事变文在民间流行，像目连救母已成民间最普遍的佛教故事。且已搬上银幕，篇中极力描写地狱界的凄惨景象，表露人生因果轮回报应，已成家户喻晓的故事。于是有人依格式，变换其内容，把古代的历史故事演述进去，因此非佛教故事的变文就由是而兴起了。如（舜子至孝）变文、 （列国传） 、 （明妃传）等篇都是。在内容方面是史事化，在趣味方面而是更通俗化了。舜的故事见于刘向的《孝子傅》，变文作者把这故事渲染扩大，极力描写后母对舜的虐待。舜不仅不计较，且每次还来救她，这一点，仍与佛教有关。《列国传》是写伍子胥的故事，《明妃传》写王昭君的故事，虽未以变文各篇，但也是变文的体裁。由此可见，到了唐代末叶，变文一面演述佛经，一面演述中国古代的故事，而成一种民间文学了。像《西征记》一卷，内容叙述当时外族的战争，既非佛经，亦非古史，只是一种社会的时事。可知变文体裁已经确立，其内容的变化已日趋扩大，决非描于佛经古代史事了。
　　总之佛学对中国文学贡献至深且钜，尤以变文对于后代中国文学影响更大。其最可见的，有以下几点事实：首先是宝卷弹词一类的民间通俗作品、是变文的嫡派儿孙。再见是中国的长篇小说中，时常杂著一些诗词歌赋或是骈文的叙述，都是变文体的转用。此外中国的戏曲，由唱白兼用，在演剧艺术上，才得一大进步。上述各种体裁的形式，自然是佛经变文的启示和影响。变文的本身的艺术价值不算高，而对中国文学史上，却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八参考书籍：l、中国文学发达史。
　　2、中国声韵学通论。
　　《狮子吼》第30卷第11\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