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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鼓山涌泉寺的佛经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来源:不详   作者:胡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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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鼓山涌泉寺的佛经
  胡善美
  福州鼓山涌泉寺为闽刹之冠,是全国重点佛寺之一。涌泉寺收藏丰富的佛教经典,不仅在国内很有名气,而且对日本、东南亚等海外也有很大的影响,还有那刊刻佛经的辉煌历史,也令广大游人及研究家们深深赞叹!
  涌泉寺钟楼东南侧的藏经殿,是存放佛经的殿阁,它由明崇祯九年(1636年)福州“五贤”之一的曹学俭(1573-1646年)始建,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重建,康熙间重修。殿为歇山顶,面阁五间,四面风火墙,殿前为庭院,三面有厢廊环抱,门扉窗格,古色古香。
  据说,建寺之初,闽王就“命工缮写经书”,但具体是什么年代,已难于考证。现在藏经阁两侧各有6架楠木大橱,内藏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圣祖玄烨钦差副都统王应虎护送入寺供奉的经书,有乾隆七年(1742年)高宗弘历御赐的藏经7240卷。它们是{明朝南藏)、《明朝北藏》、{清朝梵本》、(书本藏)、《日本叙藏)等经书20346册,以及本山僧人著作等等共计2万多册。还有来自印度、缅甸的贝叶经7册,刺血写的经书9部657册。
  藏经殿有两副楹联:一是“梵箧西来开象教,名经东际守龙威”;一是“永镇山门如玉带,长辉海宇此殊函。”
  佛教经典从西方传来(古天竺在我国西方)。《佛祖统记》:“西天求法,东土译经。”就是赞颂唐玄奘(602-664年)三藏在我国开创了佛教。《智度论》:“五千阿罗汉于诸罗汉中最大力,以是故言如龙如象。水行中龙力大,陆行中象力大也。象的良者日龙象。”龙象也是指修行勇猛有最大能力者,象教就是指佛教。经书传到东方,以龙虎之姿,风云际会,显示出佛教经典的盛况。而福建第一大江闽江,犹如玉带环腰,永远镇守着涌泉寺的山门,能使海天长久生辉的,是存放着经书的特殊箱柜——藏经殿。
  用贝叶写的佛经叫贝叶经,古代印度人多用贝叶写佛经,所以称佛经为贝叶经。贝叶是贝多罗树的叶子,”贝多罗”这个名字是梵文pattra的译音,它是生在印度、斯里兰卡、缅甸、马来西亚及我国云南西双版纳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常绿阔叶观赏乔木、树高可达15米,直立不分枝,裂缘的叶子呈扇形掌状深裂,裂片成条形,每条宽10厘米左右,经过水沤、压平、修剪等处理,以代纸书写佛经,再以丝条将一片片贝叶联串成册,精制美观。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丁卯,法师方操贝叶,开演梵文。”{宋史,天竺国传)::僧道圆自西域还,得……贝叶梵经四十夹来献。”(西域传):“西域有贝多罗树,国人以其叶写经书,故日贝叶经。”在我国,像涌泉寺有贝叶经的佛寺是为数不多的。
  藏经殿一副楹联的上联说:”御赐钦颁真贝叶以载妙谛加我涌泉空色相。”意思是这贝叶经书是皇帝颁赐的,贝叶经登载玄妙的真理,给我涌泉寺,使我佛精神长存。
  涌泉寺血写的经书,有雍正十二年(1734年)百代住持象先禅师“闭门兀坐”刺血写的;有光绪元年(1875年)仲冬,完慧刺血、克定书写的(佛说二十四章经);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端阳华能刺血、信士王谷楷写的{大乘般若波罗密多经)等。
  刺血楷书佛经,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及大量的鲜血,这就要求供血的人,长期不吃盐,才能保持血液不凝固。这种精神难能可贵。鲜血配以金粉,色泽金红,为防止虫蛀,还得加以适量的明矾,非一般朱墨可比。涌泉寺的这657册血写经书,字迹圆润,笔法秀美,堪称珍品。
  藏经殿还有一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最后一任台湾知府言尚昆写的(金刚经)。言尚昆是福州人,他写完这部佛经,就到台湾上任去了。
  涌泉寺的法堂,曾藏有元刊本“比卢大藏),它是延祐二年(1315年)由福建行中书省平章事(相当于省长)亦黑迷失(蒙古人)发起,在建阳县后山报恩寺刊印的(大藏经)。因为种种原因,原计划没有完成,只刻就(般若)、(宝积)、(华严)、{涅篥)四大部,亦称(延祐藏)。由于全卷未能完工,所以只印刷了37部问世。至民国期间,全国只有鼓山涌泉寺和山西太原崇善寺保存。鼓山涌泉寺的(延祜藏)计762卷,其中约50卷为补抄本。
  据林子青的《弘一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载,1929年弘一法师(李叔同)50岁,“四月,由慧纯居士陪同,离厦取道泉州赴温州。道经福州,游鼓山涌泉寺,于藏经楼览被所雕(法华)、(楞严)方册,精妙绝伦;又发现清初道霈禅师所著<华严经疏论纂要)刻本,叹为近代所希见。因倡缘印布二十五部,并以十数部赠子扶桑诸古寺及佛教各大学。“
  苏慧纯居士是泉州晋江人,早年信佛,曾在南洋经商,与佛教界有往来,是弘一法师的好友。这次伴弘一法师在涌泉寺住了20多天,大部分时间在翻阅藏经,这是他游历名山名刹养成的良好习惯。
  1930年10月2日,弘一法师致夏丐尊居士的信中说,(华严经疏论纂要),“旧藏福州鼓山,久无人知。朽人前年无意之中见之,乃劝苏居士印廿五部(以十二部赠与日邦)。按吾国江浙旧经版,经杨洪之乱;皆成灰烬,最古老惟有北京龙藏版,大约雍正时刻。今此《华严经疏论纂要》为康熙时版,或为吾国现存之最古之经版,亦未可知也(此意便中乞告内山居士)”((弘一法师全集,书信卷)卷8,第12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
  (华严经疏论纂要),就是清初鼓山涌泉寺住持道霈(1614-1702年)禅师所著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这是他以10年时光,悉心在唐朝佛教名著{华严疏钞)、(华严经论》的基础上,重新删节订正而成的中国佛学经典代表性著作之一,共120卷,分装48册,仍未收入藏经的巨著。道霈号为霖,为永觉元贤法嗣,德学兼备,著作等身,重要著作还有{禅海十珍)1卷,(佛祖三经指南》3卷,(餐香录》2卷,(秉拂录》2卷,{还山录》4卷及(旅泊庵稿》4卷等。
  内山完造在《弘一律师)回忆文中写道:“这时律师(弘一法师)说,‘还有一种叫{华严疏论纂要)的书,正在印刷中。这书,只印二十五部,想把十二部送给日本方面。将来出书以后,也送到尊处。’……据说,律师曾在福建鼓山发现这古刻的板子。这板子在现存的经典中,是很古的东西。日本的(大正大藏经)也没有收入的。由此可见这经典的珍贵了。”
  内山完造(1885-1959年)日本冈山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1913年来上海,1916年在北四川路魏盛里开办“内山书店“,后迁施高塔路(今山阴路)11号,鲁迅、弘一法师、田汉、陈道望、欧阳予倩、郁达夫、郭沫若等都与这位同情、理解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有密切往来。
  现已查明,弘一法师交由内山分赠扶桑的《华严疏论纂要》12部,分别藏在京都东福寺、黄檗山万福寺、比睿山延历寺、大和法隆寺、上野宽永寺、京都妙心寺、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大正大学、东洋大学、大谷大学和龙谷大学。怪不得1979年以日本宝积寺住持吉并鸠峰为团长的“古黄檗拜塔友好访中团”访问福州时,还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提起了半个世纪前赠书日本的事。
  1936年2月9日和14日,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二访鼓山涌泉寺,他在这年3月写的《闽游滴沥之二》说,涌泉寺的“特异之处”,是“寺里宝藏着的一部经典。这一部经文,前两年日本曾有一位专门研究佛经的学者,来住寺影印,据说在寺里工作了两年整,方才完工,现在正在东京整理。若这影印本整理完后,发表出来,佛学史上,将要因此而起一个惊天动地的波浪。因为这一部经,是天上天下,独一无二的宝藏,就是在梵文国的印度,也早已绝了的缘故。”
  郁达夫指的“这一部经文”,就是《华严经疏论纂要》。涌泉寺的藏经真是声振天下,盛名远播。
  1929年(日本昭和四年)春,日本常盘大定博士带了几个人来我国作“南中国佛教史迹调查”,到了鼓山涌泉寺和西郊怡山的长庆寺(西禅寺)。他们自以为日本藏的经书多,在涌泉寺一看,大吃一惊,至少有四五十部佛教经典著作他们所没有。在事实面前不得不赞叹,这里是“中国的第一法窟”。
  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与涌泉寺住持虚云交往很好,他们为常盘大定的工作提供了方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常盘大定不但全面核对了涌泉寺和长庆寺藏经的目录,还把日本所没有的《大正藏》和《大正续藏》等有关佛典,逐册逐页拍照带回日本,影印流通。并且写了《支那佛教史迹纪念集评解》一书,在东京印行。
  1932年(日本昭和七年),常盘大定的助手、任职于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龙池清,又来鼓山涌泉寺和怡幽长庆寺,花了一年多时间研究佛经,写出{鼓山怡山藏逸佛书录》,于1936年(昭和十一年)2月,发表在《东京东方学报》第6册。他提到,当时鼓山的藏经达4万卷。
  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逼近福州。政府当局叫沿海各地重要文物,向内地山区迁移保藏。涌泉寺圆瑛法师紧急组织力量,把元代的《延祜藏}、明代的{南藏》、《北藏}明清两代刺血写的佛经以及国内罕见的珍贵版本,装了20多箱。经与尤溪县联系后(联系人为詹宣献),于1939年7月圆瑛法师亲自护送,用船把它们运到尤溪西部的纪洪乡(今管前乡)三峰寺秘密保存。
  不出所料,福州沦陷期间,一个日本军官带着二个卫兵闯入涌泉寺“礼”佛,自称是研究佛经的“学者”,装得很正经,谦谦有”礼”,谈吐风“雅”,要“参观”寺藏佛经。守寺和尚不得不打开藏经殿,这军官足足翻了二个小时,问:“还有佛经藏在什么地方?”寺僧回答:“没有了,都在这里。”
  日本军官感到捞不到什么稻草,便没有追问下去,灰溜溜地下了山。
  抗日战争胜利后,圆瑛法师把20多箱佛经由尤溪运回。但据1957年清点,原有762卷的《延祐藏)仅存600多卷,损失的大多是补抄的50卷。根据当时负责人普雨僧师意见,仍放在法堂,作为特藏品。
  1966年,一场浩劫席卷全国。破“四旧”前夕,中共福州市委领导曾打电话询问:“各佛寺有哪些重要文物,需要力加保护?”那时任职于福州市文物部门的王铁藩先生,特别强调要保护涌泉寺的佛经。
  主管部门立即通知“东海兵”(由市委指挥的红卫兵)以上鼓山破“四旧”为名,把涌泉寺藏经殿所有的佛经,全部贴上封条进行保护,并告诉其他系统的“红卫兵”,不得翻动。
  为了掩人耳目,“东海兵”把各殿堂、僧房中的零散佛经查抄出来,集中在月台上焚烧。事实上,烧毁的佛经大部分也是由藏经殿借阅的。“东海兵”可能没完全理解接受的使命,或者本身素质所限,受极“左”思潮影响,他们只保护了藏经殿的佛经,而放在法堂作为”特藏品”的珍贵佛经《延枯藏》,却当成了封建迷信之物破除,真令人痛心。
  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涌泉寺普雨、明惠、修缔等几位长老清点复核,只存康熙乾隆的“御颁藏经”,计{明朝南藏》、《明朝北藏》、《清朝梵本》、《书本藏》、《日本叙藏》等经书20346册,以及明清两代及近代鼓凶印刷的各种经书7586册,清代手抄经书225册,刺血书写经书657册和7册印度、缅甸贝叶经,而{延枯藏》已不见踪影,无疑已毁于劫火。但是与全国许多佛寺佛经荡然无存相比,可以说是不幸之大幸!
  从宋朝开始,鼓山涌泉寺便刻印经书,至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出版佛学著作的重要中心之一。这里刻印的高质量经书闻名遐迩,遍及全国各地及东南亚、日本等各大佛寺。
  北京的柏林寺以雕印”清龙藏”享誉佛学界,那里至今保存着我国释藏唯一的七八万块木刻雕版,但它仅开始于清朝雍正年间,而作为中国佛教史上重要出版中心之一的涌泉寺,虽然保存的佛经雕版只有一万余块,但开雕刻印的时间较北京柏林寺,至少要早上一二百年。
  涌泉寺宋代刊刻的佛经有《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好些刻印的佛典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淳熙五年(1178年)涌泉寺所刻的{古尊宿语录》4卷,收集了37家禅师言行,对他们的行迹、拈古、偈颂、奏文与帝王的对答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弥补了其他灯录的不足。正如萧萐父、吕有祥在{古尊宿语录,前言》中所说:“不仅可以把握禅宗盛期之梗概,亦可观禅宗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全貌。它是研究禅宗特别是禅宗盛期必不可少的思想资料。”嘉熙二年(1238年)涌泉寺又刊刻了6卷《续古尊宿语录》,收集了81家禅师的言行。
  清末广东岭南举人观本,后出家为虚云弟子,1932年参学涌泉寺时编就{鼓山庋藏经版目录》,弘一法师知道后十分高兴。观本法师通过李圆净居士恳请弘一法师赐序。于是1934年12月,弘一法师在泉州开元寺尊胜院为它写了序。他写道:“昔年余游鼓山,览彼所雕(法华》、{楞严》、(永嘉集》等楷字方册,精妙绝伦……又复检彼钜帙,有清初刊(华严经》及《华严疏论纂要》、《憨山梦游集》等,而{华严疏论纂要》为近代所稀见者。余因倡缘印布,并以十数部赠予扶桑诸寺……彼邦佥知震旦鼓山为庋藏佛典古版之宝窟。”{“厶一法师全集,序跋卷》第7卷第429-43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涌泉寺印刷的佛书还有《释迦如来应化事迹》、《净土诸上善人咏》、《圣箭堂述古》等。据《鼓山涌泉寺经版目录》载,涌泉寺共刻佛典359种,其中明刻184种,清刻195种,民国刻45种,年代不明的35种。至民国,涌泉寺尚有完整无缺的经版188种(其中方册145种、梵册43种)。
  经过“文革”浩劫,1972年对涌泉寺经版多次集中、分拣、上架、清点,幸存的明末、清初佛经及佛学著作雕版3613块,清代及近代新旧佛经等雕版7696块,各种佛像书画雕版66块,总计11375块,刻工严谨,相当一部分至今仍还付印。
  据查,“近代所稀见”的(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有雕版2425块,基本完好。据福建师大朱维斡教授{福建史稿》(上册)载:“鼓山涌泉寺有宋刻《法华经》。三十多年前,曾在苏州展出,作者亲眼看过。”(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第257页)但在1972年清点时,没有发现鼓山出版的{法华经》及其雕版。
  1973年夏,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来到涌泉寺,听到《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曾于1928年由弘一法师出资翻印分赠日本禅院,特地参观了这古版宝窟陈列室,他高兴地抚摸了原版,并谆谆嘱咐:“所有雕版应该一块一块防腐处理,杀灭蛀虫,妥善保存。不然,将来愧对子孙。”据说,80年代初,有一外国学者来涌泉寺考察,曾开价上万美元欲购一块精工雕刻的经版,我方婉言拒绝。
  (作者工作单位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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