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使考　——读《资治通鉴》札记

功德使考　——读《资治通鉴》札记
　　汤一介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10月上海第4次印刷)元和四年六月“左军中尉吐突承璀领功德使”胡注：“……贞元四年，崇玄馆罢大学士，置左右街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总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官属左、右街功德使。”这一段胡注当是根据《新唐书·百官志》的。但《新唐书》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2月第1版)为“……贞元四年，崇玄馆罢大学士，后复置左右街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总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官隶左右街功德使。”胡注于“后复置左右街功德使”一句删去“后复”二字，一方面说明胡三省审查史料的严谨，因在贞元以前并无“左右街功德使”之设；但另一方面胡注又可能使读者认为“功德使”之设是从贞元四年才有的。下面根据一些史料对“功德使”作一点考证。
　　一、“功德使”之设始于何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据宋赞宁《僧史略》卷中“管属僧尼”条说：
　　“中宗时以沙门廓清为修功德使，官至殿中监”，似乎“修功德使”之设是始于中宗。《佛祖统纪》卷四十中宗神龙二年，“圣善寺成，敕上庸公慧范加银青光禄大夫充寺主，沙门万岁加朝散大夫封县公充都维那，沙门广清检校殿中监充功德使。”《僧史略》之“廓清”当为“广清”之误《详下》。根据这两条材料可知，“修功德使”亦可简称为“功德使”，它的设立应早在中宗神龙时。这时“功德使”似乎只是僧人担任，很可能是因修圣善寺而设的临时性僧职，它不是管僧尼之籍的常设官职。据《唐会要》及新旧《唐书》这时僧尼仍属祠部。
　　二、玄宗朝似亦有“功德使”之设，且有由非僧人任“功德使”者。据《宋高僧传》卷一《不空传》载：
　　“《不空于天宝》十三载至武威住开元寺，节度使洎宾
　　从皆愿受灌顶，士庶数千人咸登道场，弟子含光等亦受五
　　部法，别为功德使开府李元琮受法，并授金刚界大曼荼
　　罗。……（至）十五载诏还京住大兴善寺。”
　　按李元琮，新旧《唐书》均无传，而《不空和尚表制集》《大正藏》卷五十二》、《续开元录》、《贞元录》、《宋高僧传》都载有他的事迹。根据这些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
　　1．李元琮在大历九年充“修功德使”。飞锡《大广智三藏和尚碑》说到大历九年六月十五日不空死后，代宗“敕高品李宪诚勾当及功德使开府仪同三司李元琮监护”丧葬事。《续开元录》及《贞元录》说到这同一事时，都用“修功德使……李元琮。”这又可证明“修功德使”可以简称为“功德使”。
　　2．李元琮官禁军统领右龙武大将军，卒于大历十一年。据上述各书，李元琮死前一直充“修功德使”，所以当他一死，不空的弟子惠朗就上表请续置功德使，在表中说“自国家特置功德使已来，众福日滋，……昨元琮薨没，帝京僧侣相视黯然，……伏乞圣慈择一贤臣职司功德”云云e。从这个材料可知“修功德使”并非常设官职，所以在李元琮死后，要一些和尚请求才续置。但这时“修功德使”已经担当起管理僧尼的任务。李元琮的后续者是刘崇训，他也是继任的禁军统领右龙武大将军。。
　　3．上引《宋高僧传》卷一《不空传》所载李元琮在天宝十三载已充“修功德使”是否可靠，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从行文看应该说李元琮早在天宝十三载已充任“修功德使”；当然也有一个可能，就是由于赞宁的疏忽，把李元琮后来的职任错写在天宝十三载的事中。由于没有更多的材料，现在很难下肯定的结论。但是，至少可以说，在代宗朝已有非僧人充“修功德使”的事了。
　　三、廓清是代宗朝的“功德使”，《僧史略》把“广清”误为“廓清”。《册府元龟》卷五十二载：
　　大历“四年正月，帝以章敬皇太后忌辰，度僧尼道士
　　凡甲百人，是月以修功德使大济掸师廓清简较殿中监；
　　廓清京城兴唐寺僧也。”
　　廓清于《宋高僧传》中无传，然而卷九《慧忠传》中说到他的事，大历十年慧忠卒后，代宗有“敕常修功德使检校殿中监兴唐寺沙门大济早接道论”云云。又飞锡《大广智三藏和尚碑》中亦有“常修功德使检校殿中监大兴善寺沙门大济”之语。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
　　1．廓清是代宗朝的“修功德使”，而且至少是从大历四年至十年一直任此职。而中宗朝的“修功德使”当名“广清”。中宗神龙二年（706）至代宗大历十年（775）中距70年，中宗时的功德使和代宗时的功德使不可能是一个人的。
　　2．代宗朝的功德使同时可以有几个，与廓清同时充功德使的有李元琮与刘崇训，同时任功德使的又有僧人惠晓(不空弟子，详下)。这时“修功德使”既可由僧人充任，又可由非僧人充任。但僧人充任的“功德使”看来并不是管理整个京城僧尼的，而只是管所住寺事或某项具体的功德事务。
　　四、代宗朝僧人惠晓曾充任“修功德使”。
　　《不空表制集》载有惠晓大历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往五台山修功德辞谢圣恩表)，题名为“五台山修功德使西明寺沙门惠晓上表”，表中有“功德者惠晓”云云。十三年又有(恩命令与惠朗同修功德谢表)，题名相同，可见：
　　1．“修功德使”并非常设之职，在有修寺庙功德的任务时，可以临时委派“修功德使”。
　　2．“修功德使”常自称“修功德者”。
　　3．在惠晓充五台山修功德使时，也正是右龙武大将军刘崇训充任“京城诸寺观修功德使”的时候。
　　五、大历十四年，代宗死后，德宗继位，修功德使刘崇训上表请停京城修功德使。(续开元录)卷中说：
　　“(大历十四年)至闰五月二十五日，勾当京城寺观修
　　功德使刘崇训奉表上闻，请停京城修功德使。上览所奏，
　　将为至公，寻于是时乃宣墨制曰：卿侍卫禁军，爪牙重寄，
　　勤于夙夜，职在徽巡。释教修行与军务全异，天下寺观隶
　　在省司，次有府县，监临不宜别为使目，览卿陈奏深谓至
　　公，所请停京城修功德使者，宜依应缘使下职掌等并停。
　　是日宣付所司曰：敕旨内外功德使宜并停。 自此僧尼悉
　　属祠部。”
　　按唐初僧尼与道士均属鸿胪寺，武后以后僧尼属祠部。但到代宗时，虽无明文说僧尼不属祠部，而因有“修功德使”之设，且由禁军统领兼任，故管理僧尼之事实际上就归属于功德使了。所以德宗才有“天下寺观隶在省司，次有府县，监临不宜别为使目”之说。“功德使”有内外之分，看来应是以外官任功德使，如李元琮、刘崇训则为外功德使，所管为京城寺观僧尼等事；而以内官为功德使者称内功德使，管宫廷内功德事。大历十三年四月《谢制补沙门惠朗充兴善寺上座表》中有“谨附内功德使李宪诚陈谢以闻”。李宪诚为代宗宠信之宦官。原来刘崇训只提出“停京城修功德使”，并没有涉及“内功德使”，而德宗则“敕旨内外功德使宜并停”。从这里可以看出，“京城修功德使”大概是属于“外功德使”一类的，因此在各种史料中没有见到“外功德使”这样的名称。
　　六、德宗贞元四年又复置功德使。
　　根据上引用的《通鉴》和《新唐书·百官志》关于贞元四年置功德使的材料看，，这次设置的叫“左右街功德使”、“东都功德使”等，而且成为“总僧尼之籍及功役”的常设官职。又据史料，自贞元四年以后充任此职的都是宦官，且多由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兼任，所以再不必分内外了。韦处厚《大义禅师碑铭》说：“……孝文皇帝既清大难，斋心无为，建中尉以总武旅，名功德以统淄黄”云云，就是指的德宗置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并使兼充左右街功德使。据《贞元录》等载，贞元四年后右街功德使由宦官王希迁任，王死后由霍仙鸣继任，霍死后由第五守亮任，德宗朝左街功德使一直是由窦文场任。
　　由于贞元四年后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充左右街功德使，因而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副使就往往兼充左右街功德副使。《金石萃编》卷一零七载有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副使兼右街功德副使杨承和所撰的《邻国公功德铭》。《全唐文》卷七一O载有李德裕的《唐故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内侍省事刘公神道碑》中叙述刘宏规的履历时说“爱加内侍伯贰副军中尉、副左街功德使之任”云云。据此，可知贞元后同时任功德使的不只是左右街和东都，还有左右街功德副使。’　又据《宋高僧传》卷十五《真乘传》中载：“贞元十一年功德使梁大夫，以德宗亟幸安国寺，奏乘移隶以备应对，充供奉大德数焉”。这个“梁大夫”不知指何人，有宦官梁守谦于宪宗元和十三年始充任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兼任右街功德使，此“梁大夫”当不可能是梁守谦，就算是梁守谦，他也不可能是右街功德使，因为此时右街功德使是霍仙鸣。从这点看，德宗时除设有“左右街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之外，仍然有“修功德使”。
　　根据以上材料和分析，我们可以认为：开始“功德使”不是一个常设的正式官职，而往往是因某项功德而设，初并由僧人充任。代宗朝，由于李元琮等禁军统领充任了这个职务，而渐渐代替了祠部管理僧尼的事务，但仍非正式的常设官职。由于有外官与内官分别充任的情形，所以有内外功德使之分。且此时还有由僧人充任为完成某项临时性功德任务而委任的功德使。大历十四年废止，后于贞元四年又复置。复置的“功德使”有“左右街功德使”、“东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等，为常设的“总僧尼之籍及功役”的正式官职。
　　（原载《文献》，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