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毓琇先生给太虚法师的四封信考述

顾毓琇先生给太虚法师的四封信考述
　　黄夏年
　　2002年9月10日，一代文理大师顾毓琇在美国逝世，享年100岁。江泽民总书记曾致电给顾老夫人王婉靖女士，表示沉痛哀悼。唁电称：“惊悉顾老师不幸逝世，深表沉痛哀悼，我谨向您及您的家人表示深切慰问。顾老师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教书育人，师表天下。毕生孜孜好学，且心系祖国统一，献计献策，为众所敬仰。顾老师的崇高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顾毓琇老师永垂不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当日也给王婉靖女士发了唁电，对顾老师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王婉靖女士及其家人表示深切慰问。
　　一、顾毓琇生平及其贡献
　　顾毓琇先生1902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23年被公派赴美国留学，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曾担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中央大学校长、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会长等职。1950年移居美国，为麻省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终身教授。
　　顾毓琇是一位集科学家、教育家、作家、诗人、音乐家和佛学家于一身的全才。他是江泽民在上海交大求学时的老师，1997年10月江泽民访美时特地去费城探访，深情地对顾老说：“您是我的老师，我今天见到您，又想起了51年前您教我们运算微积分的情景，记忆最深的就是您上台讲课没带书，不用讲义，全部都记在您的脑海里。您实在了不起，您不仅是电机博士，而且是戏剧家、诗人。”又赠诗给顾老：“重教尊师新地天，艰辛攻读忆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乡国篇。”顾毓琇的赠言是：“和平统一兴中华，天下为公进大同。”朱镕基总理是顾毓琇先生的再传弟子。1999年，朱总理访美也拜会了顾老。顾老赠他十六个字：“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诚者有信，仁者无敌。”顾老多次返大陆讲学，曾受到江泽民、李鹏等国家领导人亲切会见与宴请。顾老临终之际，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留下了叶落归根的遗愿。
　　顾毓琇先生，又名一樵，江苏无锡人。13岁时考入清华，20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小说《芝兰与茉莉》。1923年，他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获得学士、硕士和科学博士学位，后又荣获美国宾州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顾老文理兼通，学贯中西，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巨匠”。他曾与闻一多、梁实秋等共同发起文学社，并任戏剧组主席。抗战岁月，他的历史剧《岳飞》由国立戏剧学院公演。他还精通音乐，是国立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他破译了中国古代乐谱中的疑难，尝试将姜白石的自度曲谱翻成五线谱，在纽约公开唱奏。尔后又整理成二十五调，译成英文，将我国古乐弘扬世界。他最大的业余爱好是诗词创作，毕生创作词曲歌赋计8000首之多，出版各类词曲诗歌集达36部之巨。多产质亦高，1976年，世界诗人大会授予他“桂冠诗人”称号。
　　作为科学家的顾毓琇，他的卓越建树主要在数学、电机和现代控制理论三个方面。他发明“四次方程通解法”，是基础数学突破性的成果。他应用英国电磁学权威海佛仙的“运算微积分”，分析电机瞬变现象的研究成果，被国际电机理论界称为“顾氏变量”，于1972年获“兰姆”金奖。他与美国科学家维纳等人，开创了现代自动控制理论体系，被公认为该领域的国际先驱。2000年，98岁高龄的顾毓琇又获国际电路及系统学会颁发的杰出成就奖——千禧奖。
　　顾毓绣“一贯服膺于关怀天下，服务民众，业精于理，学博于文，好古敏求，淡泊自持，以教育英才为终身职业”。他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历任几所大学校长和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还创办了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他执教杏坛70载，桃李满天，门墙林立，培养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政要名流和文化精英。吴健雄尊他为“毓琇大师”，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朱棣文都曾亲沐过其教泽。
　　顾毓琇身后留下科学、音乐、宗教研究等专著及小说、诗歌作品共85部。
　　二、顾毓琇写给太虚大师的四封信原文
　　顾毓琇不仅在中国文学、音乐、诗词、小说创作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还对宗教也有精深的研究，特别是在禅宗研究方面有其独特的心得。顾毓琇早年曾经对佛教有研究，中年之后，遍访中、日、美等世界名山寺院，出版了《禅宗师承记》和《日本禅宗师承记》等专著，并用英文撰写了《禅史》一书，宣传了中国的禅宗，引起国际佛学界的注意。太虚大师是当代著名的佛教僧人，他于20世纪上半叶，以提倡佛教改革，主张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而闻名于世界，同时他又提倡人生佛教与人间佛教的思想，因而影响了后人。顾毓琇曾经给太虚大师写过亲笔信，此信原件现在保存在重庆市档案馆里，存档号是“0123——第九卷”，笔者近期因到档案馆查资料，拍得四件原件，兹将附出，并抄出如下：
　　(1)第一封信
　　敬复者三月二十六日
　　大函敬悉，关于贵院常年费之补助一节，兹奉部长谕，准自本年四月份起按月补助四百元并指定为编译汉藏合璧教科书之用，等因用特函达台洽致此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太虚法师
　　顾毓绣敬启
　　教育部签四月八日于
　　(2)第二封信
　　太虚法席
　　四月十三日赐书及编译方案祗悉。按中央补助汉藏教理院之旨，本在助其编译汉藏合璧教科书，借以发扬中土文化与现代新知，以启迪边民之德智。其底本可采用部编或审定小学教科书，及民众学校课本，但视地方需要，得酌量删改之。
　　兹检寄小学国语教科书、民众学校课本，及高级小学历史教科书各一部，请即着手于编译，定期完成，以便送部审定，颁布是盼。再每月补助费亦请由汉藏教理院届期出具即收，直接向教部具领，专此布复并颂教绥
　　顾毓绣谨启
　　五月十五日
　　(3)第三封信
　　太虚法师慧鉴前奉
　　前奉手书并编辑方案业有一函奉复复承
　　惠赐译著多种亦经如数收到谢谢本部补助经费当饬主管处汇交，重庆本部秘书处将转发，惟请补一正式函件到部以完手续为荷专复即颂
　　道安
　　顾毓绣敬启
　　五月十七
　　计附送：
　　初小国语读本
　　实验国语教科书各一部
　　高小历史课本
　　民众学校课本
　　(4)第四封信
　　太虚法师法鉴奉二十一日航邮
　　手书并附到印收三币，就谂种是。四月份经费四百元已汇由重庆本部将转交。除饬会计处收存四月份一纸外，余五六两月份即收，因款尚未汇，仍行寄，还请于领款时一并交重庆秘书处转送可也。专复即请道安
　　顾毓绣谨启
　　五、二十三
　　附五六月份即收各一币
　　三、四封信的时间与有关内容考述
　　阅读上面的四封信，可以知道，顾毓琇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汉藏教理院的经费问题，二是关于编纂汉藏合璧教科书的问题。以下就此两个问题进行考述。
　　在考述这两个问题之前，先谈谈这几封信撰写的时间。据印／顷编《太虚大师年谱》云：“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四月，大师因顾次长毓琇来汉院，转商诸陈部长立夫，得其允予补助经费，于汉院成立编译处。”又据汉藏教理院的资料记载：“二十七年春，教育部陈部长来山，与院长大师谈及边疆教育问题，深感教材缺乏，因由部中拨补助费，请本院先编汉藏合璧教科书，自四月份起，每月拨补助费四百元，于是改翻译处为编译处。加强组织，制订章程预算呈教育部备案，并按月报告工作，随时将编译稿本送部审查。”由此可知，顾毓琇担任教育部次长是在1938年。他与陈立夫到汉藏教理院之后，才开始与教理院有了联系。此四封信的写作时间应在1938年及其以后的时间。
　　1937年11月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自11月18日起，国民政府各院部即络绎迁往重庆，开始办公。其信纸使用的是“教育部的公文纸”，信中多次谈到“部长谕”、“重庆本部”等等，可以说明，这是在重庆写的信。又据《汉藏教理院特刊》说：“历年编译脱稿者，大小共计四十余种(详见目录)，已出版者，亦十余种(见丛书目录)，惟近年生活飞涨，百物昂贵，不能维持原有工作。去岁报部停办。复获教育部允为每年增加补助费三万元，仍勉强为继印云。”《汉藏教理院特刊》编纂的时间是在1944年，汉藏教理院编译的丛书于1943年申请停办，之后教育部才增加拨款。信中落款的时间分别是“四月八日”、“五月十五日”、“五月十七”和“五、二十三”。顾毓琇当时除了任教育部次长之外，还担任中央大学的校长。1945年后他改任上海教育局长和交通大学校长，所以这几封信撰写的时间应是在1938至1943年之间。在第一封信里专门谈到“准自本年四月份起按月补助四百元”，既然这里有“本年”两字，则说明了这封信应该是刚开始准备拨款的时间，所以它是在1938年4月8日回复的，与“自四月份起，每月拨补助费四百元”的时间相符。其次，信中只谈到了“按中央补助汉藏教理院之旨，本在助其编译汉藏合璧教科书”、“四月份经费四百元已汇由重庆本部将转交”，没有谈到增加拨款的事情，可知这几封信是在增加拨款前撰写的，从信的内容来看，顾毓琇一再强调款已拨出，要求教理院开出收据，笔者认为这些信可能就是在刚开始拨款时写给太虚的，时间应在1938年。
　　下面开始讨论另两个问题。
　　第一个关于汉藏教理院的经费问题。据《汉藏教理院成立文件汇编》介绍，教理院开始成立的经费来源是：“本院经费除收田租土租约洋一千四百元，暨杂项收入约洋三百六十元，及四川省政府年拨补助费洋五千元，又游客捐洋二百四十元，约不敷洋三千六百八十元，由院董捐助。”因此汉藏教理院的经费一年要一万余元大洋。后来四川省政X3y-增补五千元，每年达万元。
　　前已述知，教育部给汉藏教理院的补助经费四百元，这在汉藏教理院的经费里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笔经费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当时国民政府下拨的，代表了官方的态度，将它用来出版“汉藏合璧教科书”的，是一笔专项款，不能用在其他地方，而且要求严格，条件苛刻。教理院除了要将章程和预算送教育部备案外，还要按月报告经费使用的情况，受到教育部的审查，然而对汉藏教理院来说，却代表了当时在佛教界里的最高地位。所以太虚法师非常重视这笔款，他给当时管理教理院的副院长法尊法师写信，特意谈到：“(法)尊院长鉴：七、三十函悉。一、关教厅款，得由部代催，当有相当效力，但恐非久计。而郭司长所指示由部备案之方式，应照具呈，并托顾次长帮忙，分发在蒙藏司，再力托郭司长设法通融备案，则下年度可列入预算，而经费较可稳固也。关编译事，座下偏劳，殊有益于国于教；而藏人学汉文本，应如何编译，可请顾次长指示也。”e太虚专门提到要“托顾(毓琇)次长帮忙”，“可请顾次长指示也”，说明当时顾毓琇的地位有多么重要，这也可从顾毓琇写给太虚大师的四封信中得到信息。
　　其次，教育部拨给教理院的四百元虽然在教理院的总预算中算不得什么，但是教理院自建立后，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人不敷出的情况中。虽然太虚曾经给法尊法师写信，说教理院“经费之充裕”，但是这只是他想要法尊回到教理院主持工作，给他打打气而已，而且这句所谓“经费之充裕”是有前提的，太虚的全话是：“乃就川东筹设世界佛学院系统中之一汉藏教理院，以会通汉藏佛教之理为目的。今已正式成立，其院址之殊胜，经费之充裕，不但为世佛苑系统中各院之冠，且于汉地各学院，将居首屈一指之地位，在将来有扩充成拉萨三大寺之一之希望。，，从中可以看出，太虚实际上是在给法尊勾勒一个美好的愿景而已。
　　教理院成立，设立了董事会，凡是担任董事人，每年均需出资四百元，也就是太虚所说的“年捐”。为此，当时担任院董的有十余人，年捐3600余元，占了全院经费的三分之一。国民政府迁入重庆之前，教理院的经费不够，由四川省政府予以补贴。一次或六千元，或四千元。随着国民政府迁入重庆，教理院的事情做强做大，招生达百余人的规模之后，经费的问题一直是一个头疼的问题，为此太虚甚至考虑是否能够在发展院产方面做一些事情，他专门写信给常恩，要他“并须拟一今后院产发展计划”。根据太虚的精神，教理院曾经与当时的中科院天文所签订合作发展山林等协议。
　　法尊担任教理院代理院长以后，一直被经费所困扰。因此太虚写给法尊等人的信中，一再强调要注意经费的使用。例如，“满智法师览：得各来函，知院内座下力任维持，殊慰!惟经费摇动，终以为虑。昨访旭东，亦力任函渝，于省方经费先行筹垫，必可恢复；而渝方经费，则当请潘、白诸公设法维持也””。“海定主任：院中收支，虽暂可维持，而已有寅吃卯粮之势!一方要开发财源，一方尤要力行节俭。希以坚忍勤敏赴之。事务处月空、圆光、永生等，渐能练达，须发长远心。而事繁或须添改人，可禀承尊院长为之。如遇重要事；则商承尊法师，而苇、尘二师，慧明、超明师，亦谘商以行。”“法尊法师览：今日蒋公来寺，已将汉藏院请补助经费事面提，应允待与戴先生一商酌之。”“北衡院护、昌猷、晓西院董公鉴：比悉法尊法师等在院教学，颇为精进，渐有成效可期；但闻院费陷于困难，务祈鼎力设法维持，以安院众为祷!”因此，顾毓琇经手的四百元，虽然在教理院算不了一笔大的开支，仅是院董一人的年捐，但对寅吃卯粮的教理院来说，毕竟还是一笔固定的进账，应该有一定的作用。太虚法师是非常关心这笔款的，经常写信询问：“教育部五月份未发下，圣观师可一向秘书主任探问。”“教厅费事，可速将督学室颜、章二君来调查事，函告何院护向教厅洽定。”“关教厅款，得由部代催，当有相当效力，但恐非久计。”等等。
　　此外，教理院对顾毓绣经手的四百元，并没有按照顾毓琇所说的“编译汉藏合璧教科书”的专款专用的要求来使用在编译的事业上，确实有过挪作他用、寅吃卯粮的情况。如教理院购买德格版大藏经，总费用要千元，其中就使用了这笔钱。太虚给法尊的信中谈到：“请德格藏，昨已将教部四百元，交肇干、次封居士填足千元，即寄黄、杜二君代购运此。”太虚到贵州等地游化，也使用了这笔经费作游化费。太虚在给法尊院长、法舫、圣观主任等人的信中称：“前拨教育部去年七月份四百元作游化费，赴贵阳前，苇舫师犹见全存在箱，乃抵贵阳后，一用一用即去其半；今抵昆明，又一用一用将告罄矣!如一月份四百元领到时，希仍拨来应用。托银行用航空汇昆明海子边云南省佛教会月沧法师转交。”等等。
　　第二个关于编纂汉藏合璧教科书的问题。“汉藏教理译场正式成立。初，法尊迎喇嘛东本格西来川，得刘文辉、格桑泽仁、牛次封赞助，成立译场于缙云山之石华寺。(太虚)大师任场主，东本任译主。”实际上太虚因为不懂藏文，对翻译的问题没有过多的议论，这项工作主要是由法尊来负责，太虚只是协助，起到咨询和督导，以及协调关系的作用，如“但院中最注意为‘藏文教理’，亟望法师教授‘藏文菩提道次第’，并代催法本喇嘛来川”，“院内充实教材，当减汉文而加藏文，方符名实，希注意筹及”等等。为了推动藏汉翻译工作，太虚还建议教理院成立“是西藏佛学组：此依宗喀巴大师的学说为主——一切佛法及经论皆为教授——其他各宗派经论为伴而研究之。此组推法尊法师为指导，开一法师助之”。编译处的书籍出版后，太虚感到欣慰，说“汉藏院译编，曾刻印十余种。内学院竟无逝后，无何表现……”
　　为了按照教育部下拨款的要求，教理院将翻译处改为编译处，仍由法尊负责，其工作重心也转到了编纂与出版工作方面。根据顾毓琇所言，汉藏合璧教科书“借以发扬中土文化与现代新知，以启迪边民之德智”。法尊曾经编出撰写纲要送给太虚，得到了太虚的赞扬，“悉编西藏民族政教史作课本，甚好”。从1938年到1944年，编译处在六年的时间里，一共编译四十余种著作，出版十余种著作。主要有：《菩提道次第广论》(1936)、《密宗道次第广论》(1937)、《现代西藏》(1937)、《西藏传弥勒菩萨修法》(1937)、《辩了不了义论》(1937)、《西藏民族政教史》(1941)、《通用藏文小辞典》、《汉藏合璧读本》、《汉藏佛教常识读本》等。特别是从1939年起，教理院在教育部的催促下，专门成立刻经处，聘请刻工来院内刻造藏文字版，先后出版了《藏文读本》、《佛教各宗派源流》、《比丘学处》、《菩萨戒品》、《缙云山志》、《佛学概论》等。其中《藏文读本》专为青海、本康、丽江等地的院校使用，《佛教各宗派源流》则为佛学院专用。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这些出版的汉藏交流的著作，以佛教内容和经书为主，其中也有一些关于藏族文化的读本，这与顾毓绣所送的国语教科书样本和建议“其底本可采用部编或审定小学教科书，及民众学校课本，但视地方需要，得酌量删改之”的要求有关。此外，教理院确实也编过多卷本的教科书，在法尊回忆录里专门讲到了这件事情。法尊说：“在抗日战争期间，除在汉院讲学外，还编写了《藏文文法》、《藏文读本》，翻译了《人中论善显密意疏》等。又受东本格什嘱托，将《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译成藏文。又为讲授西藏的佛教历史，编写了一部《西藏民族政教史》。也曾代国民政府教育部编写《藏文课本》／乙册，《常识课本》六册，并未出版。”至于为什么两套教科书没有出版，法尊没有说，太虚也没有讲过。笔者推测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可能该书的质量没有过关；二是可能该书的出版时间来不及了，虽然教育部后来追加了经费，但是当时的时代环境已经变了，国民政府马上就要迂回南京，无暇再过问此事。总之，该书的出版也可以是今后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
　　三、结语
　　太虚给顾毓琇的原信，在《太虚大师全书》里没有记录，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见不到了，但是从顾毓琇给太虚的四封信的内容里，可以看出太虚的信说的是关于费用和教科书两个问题。通过结合相关的材料分析，可以知道教理院的资金情况，也就说明了民国时代开办佛教教育的困难情况，以及佛教参与编纂世俗教育教科书的情况，包括汉藏两种佛教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等问题。汉藏教理院能在编译与撰写藏传佛教与藏文化方面取得一些成果，与顾毓琇的支持有一定的关系，虽然顾毓琇只是担任了教育部的次长，但是他是负责与教理院联系的重要人物之一，这可以从他写给太虚大师的四封信里见端倪。这四封信的史料价值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