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神会和尚生卒年代的改定

关于神会和尚生卒年代的改定
　　彭楚珩
　　一、前言
　　胡适之先生，在其所著《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校写后记第三篇《附记神会和尚生卒年的考正》文尾说：
　　所以，我提议改定神会和尚是死在唐肃宗新改
　　的“元年”的“建午月十三日”，即是宝应元年(西历
　　762)的五月十三日，年九十三岁。倒推上去，他应该
　　是生在唐高宗咸亨元年(西历670)，而不是生在唐高
　　宗总章元年(西历668)。
　　谨按胡先生这次提议，其立论论据，是极其充分的；但以其尚为一人之提议，没有附议人或连署者，也还没经过讨论的程序，终究还是一个悬案；所以笔者便写了本文，予以附议，希望使这个历史公案，从今以后，成为定案。
　　二、神会年寿的考证
　　记载神会和尚年寿的史籍，据现在所知道的，可略举下列三种：
　　(甲)宗密的《圆觉经大疏抄》的神会传，说神会是死在唐肃宗乾元元年(西历758)五月十三日，年七十五岁。
　　(乙)赞宁的宋高僧传《神会传》，说他是死在唐肃宗上元元年(西历760)的“建午月十三日”，年九十三岁。
　　(丙)道原的《景德传灯录·神会传》，也说神会是死在唐肃宗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但却说是“俗寿七十五”。
　　上面举的这三种史籍，各有不同，究竟神会是死在哪一年?死时寿数若干?确有研究和考证的必要；所以，胡适之先生，便提出了改定的提议，这实在是治中国文化史的学人们，所应该作的。
　　《宋高僧传》的作者赞宁，说神会是死在唐肃宗上元元年的“建午月十三日”。宗密《圆觉经大疏抄》及《景德传灯录》，又都说是“五月十三日”，自从“月建”之说起，便年年五月，都是建午，神会和尚死在五月是不错的了。那末，他究竟是死在哪一年的五月呢?我们便可以拿着这不通常称谓的“建午月”，来作为考证的依据。于是，胡适之先生，便在史籍上，找出当时有关“建正朔”的一段史实来，那就是唐肃宗在上元二年(西历759)九月二十一日，忽然下了一道惊人的诏书，反对改元，而又反对年号，他那道诏书说：
　　……钦若昊天，定时成岁二春秋五始，义在体元，惟以纪年，更无润色。至于汉武，饰以浮华，非前王之茂典，岂永代而作则?自今已后，朕号惟称皇帝，其年号但称元年，去上元之号，其以今年十一月建子为岁首。因此，上元二年的十一月，便改称为“建子月”，而成为一岁的岁首。十二月改称为“建丑月”，次年的旧正月，改称为“建寅月”，循次到五月则为“建午月”。不过，就在“建巳’：的四月十八日，唐肃宗便死了。可是，在他死的前两天一四月十六日，他又曾下过一道诏书说：
　　元年宜改为“宝应”，建巳月改为四月，余月并依
　　常数，仍依旧以正月初一日为岁首。
　　于是，这没有年号的元年，仅仅只有六个月，还没有到“建午月”的五月，就又恢复旧制了。不过，肃宗在四月十六日，下了那道废止新历的诏书仅仅两天，他便死了，那没有年号的“元年”历书，当然还在通用，宝应元年的历书，大概就没有制作颁布了。神会和尚死在五月，便是死在当年正确称谓的“建午月”，因为除了这没有年号的元年的五月，可以称为“建午月”而外，上元二年和上元元年，以及乾元元年的五月，都不曾追改为“建午月”；所以，这“建午月”的称谓，便舍这没有年号的元年的五月莫属了。
　　宗密、赞宁、道原几位替神会和尚立传的法师们，都忘记了这段史实，所以便在这没有年号的“元年”上，加上“乾元”和“上元”的年号，而弄出这个错误来。一直到一千二百多年以后的今天，胡适之先生，才作了这一番考证。
　　神会和尚是死在那没有年号的元年五月十三日，是没有问题了。于是，我们便进而考证他的世寿，究竟是七十五岁?还是九十三岁的问题。 ’
　　关于九十三岁的一说，本是《宋高僧传》作者赞宁法师的说法，他似乎已经发现宗密所说七十五岁的错误，而所依据的资料，又似乎另有新的发现，但以其没有作过精密研究，便仍说神会初见惠能，是在一十四岁的时候。殊不知惠能是死在先天二年(西历713)，就以这最后的一年来算，如果神会是十四岁，那末，神会既是死在那没有年号的元年(西历762)，便只有六十二岁，又何来九十三岁呢?笔者觉得：无论宗密也好，赞宁也好，以及《景德传灯录》的作者道原也好，他们所使用的资料，或许是依据《六祖法宝坛经》所载：“只有神会小师，得到善和不善相等的道法”的说话，因那“小师”二字的误会，而说神会初见惠能的时候，是一十四岁。
　　其实，以一个十四岁的小孩，要不远千里，跑到韶州去会见惠能，并不是一件很可能的事。因为：
　　第一、以当时的交通实况来说：从湖北的襄阳，到广东的韶州，渡长江，越洞庭，跨五岭，梯山涉水，徒步一千余公里，实为十四岁的小孩所难能。
　　第二、据《宋高僧传》及《景德传灯录》的记载：神会初见惠能时的对话，更非十四岁的小孩所可能；所以《景德传灯录》的作者，就曾看出这个破绽，而说神会于十四岁遇见惠能，二十岁又返回洛阳受戒，及至中年，始再“却至曹溪”，以自圆其说。
　　第三、“小师”二字，并不就是说年龄小，实在还可以视作亲切之词，或者竟是神会到曹溪，为日尚浅，称作小师，也是很合情理的。
　　于是，胡适之先生，他又找到了证据，在他所著的《荷泽大师神会和尚传》里，曾主张“《宋高僧传》似是依据神会的碑记，比较可信”(指年寿)。并指出唐代诗人王雒，受着神会的请托，所作的惠能和尚碑文末段说：
　　弟子曰神会，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
　　王维这篇碑文的说话，我们假定他是不错的，那末，宗密、赞宁、道原等的说话，便全都错误了。道原似已发现错误，却又不敢正视王维之说，而把自己的错误，完全改正过来。
　　前面说过，惠能是死于唐中宗先天二年(西历713)，世寿是七十六岁。神会是死在那没有年号的元年(西历762)，世寿是九十三岁。那末，当惠能死的时候，神会正是四十六岁的中年人，与王维所说那“遇师于晚景，闻道于中年”的说话，是极其相合的。因此，我们就可以这样的决定神会和尚的寿年为九十三岁。
　　三、结论
　　现在，我们对于神会和尚年寿的研究，就不妨这样的决定吧!我们实在觉得原提议人胡适之先生对于神会和尚的研究，确有其独到之处；因为自从清光绪三十三(1907)年，敦煌佛教文献发现以后，在由于这些新资料而研究神会和尚的人当中，胡先生实在是比较早和比较专的一位。他在民国十八(1929)年，写成那部《荷泽大师神会和尚传》以后，还是继续作神会的研究，时间经过了三十多年，而且，因为敦煌文献，大部分流人了法国、英国、日本，于是，胡先生又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英国伦敦博物院，一直到日本，地域竟是横贯整个的东半球，以搜集神会的史料，且有《神会和尚遗集》出版，最近“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又将之影印。所以，在现代，在我国，甚而在全世界，研究神会和尚的权威，便只有胡适先生了。
　　笔者依据上面所述的理由和事实，认为胡适先生所提议的，应该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