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佛教传入四川途径新探

汉代佛教传入四川途径新探
　　李豫川
　　说到四川的佛教起源,一般人总认为四川的佛教是从西域经教煌直接输入的,或是由洛阳经长安再翻越秦岭传入的。笔者根据近年来的文物考古资料，认为很可能是由比“丝绸之路”还早三百多年的蜀--身毒（音yan.du,古印度的音译）道传入，即由古印度穿过缅甸再经云南，最后到达四川。
　　源于蜀中的南方丝路，是战国初期形成的一条民间国际通商大道。它与蜀东南另一条通向南海的商路一起，并称为西南地区最早的对外贸易的两条陆路。这两条民间国际通商大道的开拓和存在，说明古代四川这个“四塞之邦”的陆路交通，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发达得多。它们对沟通四川与南亚诸国的联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以成都为中心，开展与边远少数民族的贸易往来。用四川的食盐、丝织品换取来自云贵高原和缅甸北部的珠宝、玉器、玛瑙、琥珀、象牙等物，所以古代的蜀--身毒道又称为“蜀布之路”。司马错劝秦惠文王（前337-前311年在位）伐蜀时即指出：“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并说伐蜀可以“利尽西海”。可见他那时已了解到蜀地可通西海。《史记.司马相如传》亦云：“邛（音qiong）、笮、冉？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为郡县，至汉兴而罢。”说明秦代蜀-身毒道仍然通达，只是汉初一度闭塞。
　　汉武帝刘彻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司马相如“通零关道，桥孙水（今大渡河），以通邛部（今西昌东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巴蜀故缴”，它使一度闭塞了的川滇路又通畅了起来。蜀中豪富卓王孙、程郑等人从赵国（今河北省南部和山西省中部、北部一带）迁来蜀地临邛（今四川邛崃市），冶铁鼓铸，交易于滇蜀之间。这两大富豪的千余名家僮，主要来源于川滇之间的？（音bo）人，就是通过川滇道用铁器交换或买进的。
　　东晋常璩（音qu）在《华阳国志》中说：西汉时期，巴蜀盛产？（音qiu,美玉）、镂（音lou,优质铁）、铜、铁、锦、织布（毛织的布）、漆、麻等。战国时代至秦汉之际，益州（今成都）所产蜀锦，号全国之冠。山谦之在《丹阳记》中云：“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蜀锦成为中国高级丝织品的代表，名驰域外。蜀郡所制“蜀刀”亦名满天下，炼钢技术当时无有能与之匹敌者。广汉的漆器和金银扣器，制作工艺精湛绝伦。西汉召帝刘弗陵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桓宽所撰《盐铁论》就提到蜀郡货物运往南海，交换珠玑、犀角、象牙、翡翠等物的事实。
　　蜀商违背西汉初期朝廷“关蜀故徼”（音jiao,边界）的禁令，凭着他们的勇敢和智慧，间关绕道，“窃出商贾”，把四川的丝绸和生丝经由川滇道源源不断地走私输出，销往掸国（今缅甸）、身毒。换取大量黄金和珍奇异物，“以此巴蜀殷富”（引文见《史记》和《汉书》）。据公元一世纪希腊《厄立特利亚海周航记》载：“过克利斯国（今缅甸庇古），抵秦尼（thinae）国，......有大城曰秦尼.......用此城生丝、丝线所织成之绸缎，经陆路过拔克脱立亚（（即大夏，今阿富汉）而至巴利格柴（今印度孟买附近的巴罗赫港）。另一方面，又由恒河水道而至李米里斯。”这里所说的陆路，是从永昌郡（今云南保山，为古哀牢国所在地）向西越过上缅甸，经阿萨姆到孟加拉，再由印度恒河外运。早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希腊人就称中国为“塞里斯（seres）”,意即丝国。公元一世纪初，希腊学者托勒密在其所著《地理学》中写道：“塞里斯国四周有安尼巴山绕之”。公元四世纪，希腊人马赛里奴斯描绘塞里斯国“四周有高山环绕，连绵不绝，成天然屏障。塞里斯人安居其中，地皆平衍，广大富绕。”此处所描绘的地形，是国内其它产丝地区所罕见的，而酷似“四塞之邦”的四川盆地。汉代成都设置锦官，也是国内其它城市所没有的，故成都在汉朝又称“锦里”、“锦官城”、“锦城”。“秦尼”与“锦里”韵母相同，声母相近。足证南方丝路远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就已名闻海外了。
　　西汉时期，蜀郡铁器在世界上质量第一。印度迦温弥罗人纳刺哈里于公元1235-1250年（相当于中国南宋理宗赵昀端平至淳？（音you）年间）所著之《药学字典》中，收录有“钢”字，即“cinaja”,意译为“中国生”，这说明最早获得中国钢的是印度。而当时中国与印度相通，只有一条南方丝路。
　　扬雄（公元前56年-公元11年）所著《蜀王本纪》及常璩的《华阳国志》，均记载蜀王杜宇曾涉足朱提（今云南昭通），可知彼时朱提左担道早已开凿了。秦昭王时（公元前306-前251年），蜀郡守李冰为了消灭祸害民众的豪强蹇氏，与其子二郎循岷江而下，经南安（今四川乐山），追歼蹇氏余部至宜宾北部蔡坝，再至汉阳县西（今川滇边界之高县），勒兵横江之畔。沿途积薪烧岩，激水成道，为见于史藉的第一次对朱提左担道的整修。秦灭蜀后，安阳王子借助川滇路这一神秘的通道，安然出亡到南中叶榆地区（今云南大理）。
　　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拓展强域，开发当时落后的西南地区。他首先从朱提左担道着手，派常颊（e）到今宜宾西南开凿了一条经云南东北部到曲靖的官道。山陡路险，宽仅五尺，故又称“五尺道”。按秦一尺约合今27.65厘米，五尺约合今1.4米。秦朝“车同轨，书同文”，车轮轮距约合今l.5米，故通车似不可能。（独轮车除外）‘史记索隐”云：“栈道广五尺”。‘史记·货殖列传”称四川：“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当包括川滇道。
　　西汉武帚元光五年至元朔二年（公元的一三〇年——前一二七年），先后遣中郎将唐蒙、司马相如（前一七九年——一一七年）开凿西南夷道。由于五尺道沿线主要居住着僰人，故又称西南夷道为“僰道”。元封元年（前一二二年），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一路经僰道到了淇池（今云南昆明市附近）。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年），汉武帚接受了张骞（前?年——一一四年）关于打通蜀——身毒道，备以防止匈奴切断通西域交通的建议，费了近十五年的时间，终于用武力扫清了西南夷道沿途各部族的抵抗，将全线打通。
　　川缜道上的永昌郡，汉代已发展成为繁华的商业城市。蜀郡和永昌郡的商贾都集中到这裹，交易旄牛二乍马、琉璃、毛织物、木棉布、火浣布等特产。来自南亚掸国（缅甸）和盘越国（天竺东南）等地的象牙、犀角、光珠、玉石、孔雀等珍奇异物，也经永昌运来蜀郡。三国时期魏国鱼蒙所著‘魏暑’，曾提到“永昌出异物”，郎指此。史籍记载：永昌郡古代还杂居有身毒之民，郎印度人。其时印度正处于大乘佛教鼎盛的时期，缅甸亦盛行佛教。经济上的交往，必然导致文化上的交流。或者由印度、缅甸的佛教徒把佛教介绍到云南，再由云南循川滇道传入四川；或者蜀商在印度，缅甸、云南受了佛教的影响而带回故乡。这两种情形，都已为近年来的出土文物所证实，史籍亦间或有记载。
　　在川淇道上的乐山（为古阳山江道起点，郎乐山——甘洛——云南大理），近年来在岷江畔的麻浩崖墓、萧坝崖墓及柿子湾崖墓的享堂石梁上，发现刻有一尊浮雕端坐佛像。高三十七厘米，宽三十厘米。其面部已残破，头部环绕佛光，身上好似披着通肩袈裟。右手上举，五指伸直，掌心向外，作施无畏印；左手似有所执。据说舆以前日本大谷探险队从新强和田弄走的铜佛像风格相似。墓的额坊上还刻有朱雀、铺首（门上用以衔环的兽形底盘）和垂钓者，而其它崖墓在此部位也往往雕刻朱雀、龙、虎等神兽或神仙图像。在其附近舆之风格相同的有纪年文字的崖墓裹，刻有东汉顺帚永和（一三六年——一四一年）及桓帚延熹（一五八——二八七年）等的年号，说明它们是东汉末年的器物。
　　川滇道上的彭山县江口崖墓内，近年来出土了一个陶制佛座，高二十点四厘米。座下部塑双龙街理，下部塑端坐佛像，头上有肉髻，右手作施无畏印，全身着袈裟，农褶分明，左右各立一侍者。舆长江中游出土的三至六世纪的谷仓罐上的佛像比较接近。崖墓内虽无纪年文字，伹与陶制佛座同时出土的陶俑、陶动物和陶制屋宇等，都具有明显的汉代明器的特征，可知也属汉代器物。
　　据‘庐山文史资料’记载：该县曾出土一座汉墓，墓中有一青铜铸造的佛像和摇镜树。四川大邑药师崖半壁刻有“汉释子游此”半风化题记。新津等地也有汉代佛教遗物出土。南充天宫山一西汉宾（ong)王崖墓内，刻有一座檀城式的住宅，上面有象征古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前期密宗的一个飞天夜叉。这正舆四川大学任乃强教授在一九八八年发表的‘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一文的论述相符合。任先生在文中说：“蜀布之路，是（从高文化的中华）穿过低文化部落进入高文化的印度，故印度早期的婆罗门教和密宗佛教亦即很早就输入于大西南地区了。”
　　至于云南出土的汉代佛教遗物，也很不少。近年来昭通地区出土的汉代墓葬中，有不少镌刻有“蜀郡千万”、“蜀郡成都”字样的铁器。
　　两汉之际，川滇地区农民起义和封建割据此起彼伏，兵燹灾祸连绵不断。仅从班固二三一年——九二年）所撰‘汉害·西南夷传’及范哗二二九六年——四四五年）所撰r后汉书’顺手拈来几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王莽天风元年（一四年），冯茂用兵南中，镇压少数民族若豆、孟迁起义。“僰道以南，山险高深，（冯）茂驱家远居，费以亿计，吏士离者，乞死者什七。”王莽（公元前四五年——二三年）在用兵过程中，还将西南夷道的起点僰道县改为僰洽县（今宜宾西南），将云南胜休县改为胜僰县。天风六年（一九年），王莽又派郭兴、李晔万里西征，镇压若豆起义。东汉光武帚刘秀建武l九年（四三年），昆明诸夷起义，益州太守繁胜战退保朱提。东漠桓帚刘志延熹四年（二八一年），山昱镇压犍为属国起义。至于桓、灵之后，更是天下大乱。连年征战，劳役频繁，民不聊生，烽烟遍地，人心思洽而不可得，乃转而求神佛庇佑·而漠代的佛教舆黄老道术和神仙方术相混杂，神佛不分。正如四川大学卿希泰教授在“中国道教思想史纲”中所说：汉代“有不少人把佛教看作是神仙、方街的一种，称为“浮屠道”，而舆黄老等量齐观。”挣扎在苦海中的云云家生既然无力改变现实，自然只有托庇于神灵，向神灵祈求辐祥。政治越黑暗，神仙方街和出世思想就越盛行，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汉代佛教传入四川、云南的历史背景。
　　川滇交通路线并不是仅仅一、二条，而是许多条。单就大路而论，就有川滇西线（包括零关道、旄牛道，西川道、清溪道、建越路、建昌路。由成都至大理）、川滇中线（包括僰道、五尺道，西南夷道、石门道、乌蒙道。由宜宾至大理）、川滇东线（包括纳川道。由泸州至昆明）。至于小路则更多，重要的有阳山江道（由乐山至甘洛再至大理，阳山江郎大渡河）、沐川源道（由乐山至沐川再至西昌）、南夷道（唐代称八面菁道，开凿于汉武帚元光五年，由贵州毕节至四川镇雄再至宜宾，由宜宾上行可至成都，下行则至大理），金沙江航道（由云南东川至四川泸州，清代为滇铜运道）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所谓秦始皇开五尺道，汉武帚通西南夷道，都不是“始开”或“始通”。事实上，川滇道并非“毕其功于一役”，而是经过长期的开凿、整治、改线、重建，而逐步趋于合理。不少路线时而开通，时而湮塞，这正是古代川旗山区道路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