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佛教与黄老方术思想的结合

汉代佛教与黄老方术思想的结合
　　许抗生
　　佛教进入中国内地是经过西域地区而传人的。西汉武帝时汉代进入了鼎盛时期，当时汉王朝经济、政治、军事力量都十分强大，其势力影响到边远地区，影响到西域诸国(主要指现今新疆天山南北路和现今中亚的阿姆河流域)。公元前138年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经河西走廊、天山南路而越过帕米尔高原，直达大月氏(现今阿姆河流域)等国。公元前115年张骞再次远征西域，从而打通了中国与西域诸国包括新疆与中亚等国的交通，此后汉武帝又派遣使臣至安息(波斯)／奄蔡(咸海与里海之间)等国，直接与印度和中亚诸国有了交往，从而沟通了中国与西域地区诸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为印度佛教文化的东渐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印度阿育王时代(相当中国秦朝时)佛教兴盛，影响已及中亚。大约在公元一世纪(相当中国的西汉未东汉初)大月氏侵入印度，建立贵霜王朝，而其王迦腻色迦大弘佛法，被后世佛教推为护法明王之一。由此推知，“佛法之传布西域，东及支那，月氏领地实至重要也”。o至于佛教究竟是从什么时候传人中国内地，其确切的年代也很难确定。在中国历史上相传有多种说法：有周穆王时有化人来，云是佛神之说；有秦穆公烧香礼佛说；有孔子已知西方有佛说；有燕昭王时印度僧人来燕都出浮屠佛塔说；有秦始皇时外国沙门持佛经来化始皇说；等等。这些传说皆后人伪造，并非事实。周穆王、秦穆公，一为西周初期人，一为春秋时人，当时印度尚未有佛教。孑L子与释迦牟尼大致为同时代人，中印当时交通远隔，何能得知西方有佛。燕昭王、秦始皇时，西域交通尚未打通，印度僧人也不可能前来中国。只是在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才打开了通往西域的交通。《魏志·释老志》说：“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现今中亚阿姆河南部)还，传其旁有身毒国(即印度国)，一名天竺，始闻浮屠之教。”开始听说有浮屠(即佛)教的记载，可能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但这并不能说佛教已经传人中国。至于《魏书·释老志》说：汉武帝元狩中(公元前122年至公元前117年为元狩年号)遣霍去病将军西征匈奴，而大获全胜，当时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率其部众五万来降汉，献其金人，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并说这就是“佛道流通之渐也。”但这里所说的“金人”像是否就是佛像，亦值得怀疑。据汤用彤先生考证“休屠王作金人，为祭天主”，是作为天神祭祀的。因此，很难说就是佛像。所以《史记》、《汉书》的记载中都未言及佛教事。最初佛教传人中国内地之记载，当无可疑者，应为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事。此事记载在鱼豢的《魏略·西戎传》中，《三国志》裴注引之。其文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西汉大月氏已经崇信佛法，大月氏王使来中国口授《浮屠经》(浮屠，佛之异译)，而中国博士弟子景卢传授之。这一记载按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确是可能的。因此可知，佛教传人中国当为西汉末年汉哀帝元寿年间。
　　西汉末年佛教虽说已经介绍到中国，但并未得到王公朝贵的重视和崇信。只是到东汉明帝时，才有王公大人信奉佛教的，其主要人物即是楚王刘英。楚王“少时好游侠”，“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后汉书·楚王英传》)。可见楚王英已斋戒祭祀浮屠(即佛)，崇信佛教。汉明帝永平八年(65)明帝下诏盛赞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并因此下诏班示诸国中传。从而可见，明帝也在提倡黄老方术和佛教信仰了。因此相传有所谓明帝梦见金人佛像，于永平十年遣使大月氏求取佛经《四十二章经》之说。这一说法不见得是事实，不见史传，但它说明了明帝时佛教确已在中国上层社会开始流行。因此《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说：“楚王英始信其术(即佛教)，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祠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这一记载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东汉末桓、灵之世，更有西域僧人来华弘扬佛教翻译佛经者，其著名的有安清和支谶两人。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之子，让国于叔，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至洛阳，前后翻译佛经三十余部，数百万言。世高之学重在禅学，其翻译的佛经亦以禅学为主。自此印度佛教的禅法开始传人中土。与安世高同时来华译经的还有支谶。支谶乃是支娄迦谶的简称，为月支国人。他所翻译的佛典主要是大乘空宗般若系的《般若道行经》，亦称作《小品经》。自此大乘空宗的经典开始传人中国，其后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汉代属佛教初传时期，人们对印度佛教尚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一般人皆以本国的原有宗教思想来解释，说明和理解佛教。汉代黄老方术思想盛行，因此人们也就用黄老神仙方术的神仙思想来理解佛教，把佛教当作为黄老道术的一种，所以当时人们把佛教叫做“佛道”，把佛看做是与中国的神仙一般。因此楚王英就既诵黄老之微言，又尚浮屠之仁祠(即仁慈)。汉桓帝则在宫中设华盖并祀浮屠与老子两氏。这就是把佛教与黄老方术，佛与神仙看做是一样的东西来加以膜拜的。因此一般佛教史学者把汉代的佛教称之为佛教方术化时期，这是有道理的。其汉代佛教思想的具体特点是：
　　(1)佛即之神
　　佛教中尊崇的“佛”，汉代人理解的就是中国人所崇奉的“神”。所以《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记载说：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辟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汉末牟融所作的《理惑论》说得更清楚，“佛”就像中国的“三皇神，五帝圣也。”中国的“神”具有无穷的威力和神通，因此汉人信奉的“佛”也具有无边广大的神通。如袁宏《后汉纪》卷十说：“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又如《理惑论》说：“佛之言觉也，悦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也”。这样的具有神通广大的佛，确是与中国神仙方土们所讲的神仙是一样的。印度的佛教在初创时期释迦牟尼并不具有神力，他尚是世俗社会中的圣人贤人。只有在后来的佛教中释迦牟尼才被神化起来的。其佛教传人中国时，释迦牟尼佛早已被神化，具有无边的法力。而神化了的释迦牟尼佛正与中国两汉时代黄老方术把老子神化相一致。因此当时人们也就很自然地用中国的神仙来看待佛教中的佛，佛与神也就合二而一了。
　　(2)佛教的涅檠寂静即是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
　　佛教讲的涅槃寂静，汉代人则把它理解为老子所说的清静无为，因此“无为”两字成了“涅檠”的古译语。汉末当时中国人所写的重要的佛教著作《理惑论》中在解释佛道的“道”时说：“道之言导也，导人致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视之无形，听之无声……故谓之道”。这就是说佛教所追求的目的，就在于导人致于无为之境。很显然这里的“无为”就是指“涅檠寂静”而言的，所以袁宏《后汉纪》中亦说：“沙门者，汉言息也。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襄楷在上疏中也说：“此道(提佛道)贵尚无为”。这些都是用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来理解和解释佛教的思想的。因此汉代人也常好用老子的无欲去奢的思想来理解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用贪爱与贪欲来解释人生苦难的原因，因此主张要消除爱欲，而这一思想正与老子所主张寡欲、无欲、去奢等思想相一致。因此汉代人眼里佛教所讲的道理也就是中国老子所讲的无欲去奢思想一样。所以，袁宏《后汉纪》说佛教教人“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
　　(3)大乘般若空观即是老子的虚无说
　　大乘般若空观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是支谶所翻译的《道行般若经》。经中第十四品《真如品》，讲的是世界本体与性空的道理，而在汉代当时翻作为“本无品”。“本无”成为“真如”之古译语。“本无”则来自老子。老子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无”，人们以此来解释佛教真如性空说，把大乘空宗一切皆空的思想说成就是老子的一切皆本无的思想，因此袁宏《后汉纪》中说佛教是以“虚无”为宗，就是把佛教讲的“空”与老子讲的“无”看作为同一个思想的。
　　(4)用中国传统的鬼神说来解释佛教的三世因果报应说
　　中国传统思想中也讲到祸福报应的事。“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论衡·福虚》)，但只承认祸福报应降及本身，并不讲来生受报事。而佛教讲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因果报应，这就讲到了过去和来世受报的事，那么这里就有一个连续三世因果报应的承担者。这个承担者是什么呢?印度佛教并没有说清这一问题。汉代人则用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所谓精灵不灭来解释佛教的三世轮回报应之说。中国的鬼神思想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盛行，有所谓殷人尚鬼的说法，时至汉代不论在正统的儒家思想中，还是在民间的黄老方术思想中，鬼神思想都相当的流行。方士齐人李少翁曾以鬼神事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赐。因此汉人就很自然地用精灵不灭的思想来解释佛教的报应学说了。所以袁宏《后汉纪》中记载说：“（佛教)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得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这样宣扬灵魂不灭说，就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思想内容。
　　综上所述，汉代的佛教已经是汉代人所理解的佛教，它已大不同于印度的佛教，而是汉代黄老方术化了的佛教。这种佛教是初期的中国化的佛教，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人尚缺乏对佛教的应有认识，完全是站在中国固有思想(主要是黄老方术思想)的立场，来看待和理解佛教的产物，还没有能真正了解佛教思想的精神实质，这也是佛教初传时期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正由于印度佛教能与中国的黄老方术思想结合起来，实现了佛教的方术化，也才能使佛教得力于黄老方术而能在中国得到广泛流传的，所以汉代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应占有着一个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