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恩寺创建时间及历代沿革考略

国恩寺创建时间及历代沿革考略
　　胡巧利
　　(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国恩寺位于广东省西江流域的新兴县集成镇(2004年2月改名为六祖镇)南12公里处，坐落在龙山山麓，故也称为“龙山寺”。它是禅宗六祖惠能的故居，又是惠能晚年的弘法道场和圆寂之地。因此，国恩寺蜚声海内外，不仅与惠能剃发出家的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收徒弘法30余年的韶州曹溪宝林寺(今南华寺)并称禅宗南宗三大祖庭，更被誉为“岭南第一禅宗圣城”、“祖庭之祖庭”。然而，对于这座千年古刹究竟创建于何时，史籍所载各异。其历史发展情况，有待于进一步理清。为此，本文拟对国恩寺的创建时间及沿革兴废情况作些考证和梳理。
　　一、国恩寺创始时间考
　　佛教自一传人中国，就受到本土传统儒学的猛烈批判。其中成为攻击的焦点之一是佛教徒不敬父母，不尽忠孝。牟子《理惑论》中就保存了这样的资料：“问曰：《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临没，启予手，启予足。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此后，批评佛教徒“下弃妻孥，上废宗祀”，使“父子殊事，兄弟异法，遗弃二亲，孝道顿绝”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佛教对中国本土文化作出了适应和选择，至唐代，佛教在伦理方面更多地融合了传统的忠孝观念，在实践上，越来越多的出家僧尼遵重世俗观念，不忘尽人子之责。僧尼尽孝的另一方式是在父母去世后为他们经营后事，造坟起塔，成为风气。而有名的高僧，则把故居改建为寺院。禅宗五祖弘忍、以及北宗领袖神秀，都将故居改建为寺院。六祖惠能故居改建为寺，也是当时风气所致。
　　关于国恩寺的始建，有文章说是在唐高宗弘道元年(683)；1997年出版的《龙山国恩寺志》记载：“唐高宗弘道元年(683)惠能大师在南华寺命门徒回新州龙山将他的故居建报恩寺。”现国恩寺编印赠阅的《龙山国恩寺简讯》也持此说。故此说今天流传较广。但考之历史文献，此说给我们留下许多疑问。首先是国恩寺的建寺时间问题；其次是究竟有无“报恩寺”之称；其三是新州故居改寺究竟是惠能本人所为，还是皇帝敕赐?
　　《六祖坛经》没有提及六祖命门人改故居为寺之事。但《护法品第九》记载：神龙元年上元日，则天、中宗遣内侍薛简携诏南下，请六祖上京，六祖谢辞。“其年(作者按：即神龙元年)九月三日，有诏奖谕师曰……并奉磨衲袈裟及水品钵，敕韶州刺史修饰寺字，赐师旧居为国恩寺焉。”
　　五代南唐保大十年(952)由泉州招庆寺的静、筠二位禅僧编撰的《祖堂集》则谓，神龙元年正月十五日，则天、中宗遣中使薛简迎请六祖，六祖以年迈风疾婉辞，并上表陈谢。九月三日，皇帝回诏，赐摩纳袈裟一领，金钵一口。“其后，敕下赐寺额中兴寺，及新州故宅造国恩寺”。“其后”两字概念比较笼统，没有明确具体时间。但相隔时间应不会太久。
　　宋赞宁《宋高僧传》：“武太后、孝和皇帝咸降玺书，诏赴京阙，盖神秀禅师之奏举也。续遣中官薛简往诏，复谢病不起。……遂赐摩纳袈裟一缘、钵一口、编珠织成经巾、绿质红晕绵巾、绢五百匹，充供养云。又舍新兴旧宅为国恩寺焉。神龙三年，敕韶州可修能所居寺佛殿并方丈，务从严饰，赐改额曰法泉寺也。”武后逝于神龙元年十一月，则武后与皇帝一起下诏，当在神龙元年十一月之前，据此可知，赞宁也持神龙元年之说。
　　宋普济《五灯会元》记：“(神龙)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饰，赐额为法泉寺(作者按：指今南华寺)，祖新州旧居为国恩寺。”“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国恩寺，建报恩塔，仍令倍工。”
　　宋释道元《景德传灯录》记载，中宗神龙元年遣内侍薛简驰诏迎请，师上表辞疾，愿终林麓。同年“十二月十九日，敕改古宝林为中兴寺。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又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饰，赐额为法泉寺。师新州旧为国恩寺。”
　　《曹溪大师别传》：“神龙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敕下韶州百姓，可修大师中兴寺佛殿，及大师经坊，赐额为法泉寺。大师生缘新州故宅，为国恩寺。””
　　清乾隆廿三年刘芳修《新兴县志》记载：“龙山国恩寺．在县城南二十五里十二丰都；唐中宗神龙二年，敕于六祖卢能旧宅建寺，赐额曰国恩。”
　　从上述资料来看，关于国恩寺建寺时间，有四种说法，一说为高宗弘道元年(683)，此说是近年之说，不知所据为何种资料：二说神龙元年，《六祖坛经》、《祖堂集》、《宋高僧传》均持此说。三为《五灯会元》、《景德传灯录》、《曹溪大师别传》所持之神龙三年之说。四说神龙二年，唯有《新兴县志》持此说，很可能是修志者取折中之说。但无论是元年还是三年，均与弘道元年之说相差甚远。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说，应以神龙元年之说较为准确。
　　再从惠能一生行踪来考察，惠能上黄梅的时间、隐迹的时间，都有各持说法，但惠能正式公开身份的时间，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唐仪凤元年(676)在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论风幡之动，语惊四座，从此公开身份，正式落发。第二年春(677)，惠能转往宝林寺。当时宝林寺规模小，且几近倾废。惠能于是下大力气兴建寺宇，期间还多次往韶州大梵寺等处弘法。此时，神秀一派在北方得到统治者支持，发展迅猛，被视为禅宗正统。惠能刚公开身份不久，社会影响应该不会太大，且主要精力放在兴建宝林寺及讲法方面，应无暇也无财力去经营故居。再者，建立寺院，涉及国家土地和人民，并非小事。自魏晋以后，对于出家和建寺，国家都有严格规定。私建寺院乃属违法之举，历史上不乏因私创寺院而获罪者。明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就以私创寺院被捕入狱，被发配雷州充军。改宅为寺，非一般人所敢作。惠能若要改宅为寺，至少也应获得政府批准。弘道元年之时，惠能刚开山宝林不久，也不太可能去操持此事。
　　查清阮元《广东通志·古迹略》谓：“天宁寺在新州南二十三里龙山，本六祖故居，唐神龙中赐额国安(恩)寺。先天间，师在韶州曹溪回龙山灭度。”也没有提到国恩寺建于弘道元年。所以，笔者以为，弘道元年派出门人回故居修建寺院之说既缺乏历史资料佐证，也不符合情理。
　　上述历史资料，均未提及“报恩寺”。《六祖坛经》等各种资料，也没有弘道元年六祖命门徒回新州改故居为寺的记载。从“新州故宅造国恩寺”、“赐师旧居为国恩寺”、“敕于六祖卢能旧宅建寺”等字句来看，国恩寺是奉旨始建，此前并无改故宅为寺之举。六祖于先天元年(712)命门人回新州国恩寺造报恩塔之事，《坛经》各本均记，其他资料涉及此事，所记也只有在文字表述上的略有小异。报恩塔是惠能为报父母之恩亲自督建，又是寺内标志性建筑，远望即可见高塔耸立。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的推测：“报恩寺”之称，是建了报恩塔之后才出现的，是民间对国恩寺的俗称。
　　二、国恩寺兴衰沿革
　　国恩寺创建以来，历经1300余载，考其兴衰沿革，大致来说，唐宋时期、明清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时期，是其发展兴盛时期。
　　(一)唐宋时期
　　国恩寺乃奉敕创建，中宗并亲赐寺额，一开始就显示出它的特殊地位和荣耀。先天元年(712)七月，六祖命门人回新州国恩寺建报恩塔，次年夏落成。先天二年(713)七月初八，六祖带领门徒从曹溪回国恩寺住持，开堂说法，弘扬顿教。同年八月初三圆寂于故居。当时新州、广州、韶州三方争迎六祖真身，最后以香烟所指来决定真身归处。由此可以想见，六祖在国恩寺的近一个月时间内，国恩寺应是盛况空前。
　　六祖示寂后，弟子神会、怀让、行思等各化一方，大力宏扬顿教，使南宗禅得到进一步发展，最后取得了禅宗正统地位。尤其是经过晚唐武宗灭佛以后，其他各宗派元气大伤，迅速衰落，而南宗禅由于经过了惠能的改造，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因而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能够在经历劫难后迅速恢复并逐渐发展，最后发展成为中国汉语系佛教中的主流宗派。惠能的地位也因此越来越高。惠能逝后一百零三年，即元和七年(812)，广州牧马总上表朝廷，请为惠能加封称号。元和十一年(816)唐宪宗下诏追谥惠能“大鉴禅师”之号。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加谥大鉴真空禅师。仁宗天圣十年迎真身及衣钵，人大内供养，并加谥大鉴真空普觉禅师。神宗加谥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舆地纪胜》有“皇朝加寺额为天宁”的记载，则国恩寺也得到皇帝的恩赐。国恩寺作为六祖故居和圆寂之地，成为礼佛者心中的圣地。唐宋时期，僧众数百，香火旺盛。据地方志记载，有宋一代，国恩寺多次得到维修。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8)三月，重建报恩塔。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1)，重修寺字。南宋开禧二年(1206)，朝奉大夫马希骥、阳江进士彭吴、郡守黄朝清重修报恩塔。
　　由南宋开禧年间至明永乐初，240余年间，见于史载的修建记录只有两次。一次是在元至正十七年(1357)，对报恩塔作了修葺；另一次是在明永乐六年(1408)，对大殿佛像、六祖堂、金刚楼及其两侧僧房加以维修。据明严贞撰《重修龙山寺记》记载，到明’正统时，国恩寺已是“栋宇倾斜仅庇风雨，香烟灯炷不绝如线，未有振之者，岂非佛灵犹有待其人欤?寺有田一千八百亩，多为豪猾所噬，余粢不得入于寺，以故缁锡少聚：”“可见，这一时期，国恩寺处于沉寂时期。
　　(二)明清时期
　　明正统以后，国恩寺进入其发展的兴盛时期。当时的住持正照法师，眼见祖庭冷落，发愿重修。当地官绅给予了大力支持，知县郑谷、典史郑昕捐俸倡导，四众弟子纷纷慷慨解囊，先后筹资二十余万缗。明正统十三年(1448-1449)动工，次年竣工。此次维修，扩建了中殿(大雄宝殿)、后殿(六祖殿)、前殿(金刚楼)。中殿塑立漆布饰彩装金佛像，塑如来三宝、文殊、普贤五尊大佛像以及左右护法、迦叶、难陀之像，两侧塑十八尊者。扩建后的国恩寺，华栋藻拱，金碧辉煌，堪称“南宗第一禅林”。
　　隆庆元年(1567)，国恩寺又大修过一次，历时五年完工。此后，万历二十六年(1598)，邑人欧真义捐资在寺侧兴建龙粤庵；万历四十四年(1616)，知县陶若曾修建浴身亭；万历四十六年(1618)，知县吴士熙、邑绅赵良诜建山门第一地牌坊，在寺前开凿镜池；万历四十八年(1620)，住持自现法师、邑人潘之伯在金刚楼左右两侧建禅房。崇祯六年(1633)，邑人潘尚茂在大雄宝殿前建经堂。崇祯九年(1636)，寺僧自现法师将龙粤庵迁建于寺右。崇祯十三年(1640)，邑人潘稷在寺前建珠亭。清顺治七年(1650)，邑绅麦安与官员邓尔缵、李绮、林慎等捐资，于寺左侧兴建法堂。顺治九年(1653)邑人伍美符重修山门石桥。顺治十二年(1655)，住持真唯联合邑绅潘毓珩等，对全寺进行过一次大修。至此，国恩寺形成了较为庞大的建筑群，殿堂鳞次栉比，气势巍峨庄严，成为广东省境内屈指可数的大丛林。此后还于道光六年(1826)、光绪十八年(1892)进行过修葺。总计有明一代，见于史志记载的修建达10次之多，清代也先后维修过6次。
　　明清时期，可说是国恩寺的全盛期，有寺产三千亩，常住僧众百余人。国恩寺住持兼任县内僧录司(管理佛教的僧官)，管理全县各寺院庵堂。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八惠能诞辰和八月初三圆寂日，附近几县的信徒均来国恩寺朝拜，人海如潮。
　　进人民国时期，政府多次提出毁销淫寺，佛教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国恩寺走向衰落。寺产稻田三千亩被没收充公，经济陷入困难，不少僧人只得外出另谋生计，只留下数十人维持寺内佛事活动。1939年春，日机空袭新兴县城，新兴县立中学搬至寺内上课，寺宇大部作课室和师生宿舍。1943年县立中学迁出后，新兴县田赋粮食管理处集成分处又把寺院房舍作为粮食仓库使用。民国38年间，仅于1945年对即将倾废的六祖殿和大雄宝殿进行过抢修，建藏经阁，并维修禅房。
　　(三)改革开放后
　　建国后，1951年在寺内开办集东小学，寺内佛像仍保存，供信徒参拜。当时有寺僧20余人，农禅并举，实现自给自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寺院被当作封建迷信和“四旧”，受到红卫兵的冲击，佛像、碑刻、法器及文物一概砸烂，僧人被赶出庙门，只有鼎光一人居留寺内种蕉维持生计，国恩寺从此停止了宗教活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1980年春，成立了新兴县国恩寺修葺委员会，负责集资修葺工作。同年4月，国恩寺维修工程动工。1981年8月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同意修复开放国恩寺。8月26日，新兴县人民政府发出通知，正式成立“新兴县国恩寺管理处”，隶属中共新兴县委统战部。8月29日，国恩寺正式恢复开放，鼎光任住持。海内外四众弟子闻知修复国恩寺的消息，纷纷解囊相助。经一年半的修建，国恩寺已基本恢复旧貌。接着，增建了协德堂、观音殿、海外厅、方丈室、思乡亭、香客堂。
　　1987年9月，组织“筹建新兴县国恩寺报恩塔委员会”，发动捐资重建报恩塔，1989年4月动工，历时一年五个月竣工。同年，经省、县佛教协会及省、县宗教局批准，光孝寺首座定然出任方丈。定然住持国恩寺后，首先完成了六祖报恩塔工程。接着，在四众弟子支持下，于1991年建成山门大牌坊；1992年建成禅房、客房及侧门牌坊；1994年建成六祖纪念堂并维修大殿及傍殿；1995年建成六祖斋堂，重修功德堂和观音殿，整饰寺镜池荷池；1997年塑五百罗汉，并重建珠亭。此外，还重修了六祖父母坟、浴身池、卓锡泉，理护了六祖亲手种植的荔枝树，新建了以弘扬六祖禅文化为主的龙山碑林等。至此，国恩寺寺貌焕然一新。1997年，定然逝世，如禅出任国恩寺当家，继续完善国恩寺的寺容环境。2001年5月23日动工兴建了藏经楼，使国恩寺规制更加完备。
　　国恩寺为禅宗三大祖庭之一，也是我国仅存的两大祖师故居之一。它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是岭南文化的重要遗产。充分挖掘它的丰富文化内涵，对于当前建设文化大省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上文所述，只是涉及国恩寺的基本史实，属于最基础的资料工作范畴。进一步的研究，还有待于有关专家的关注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