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六朝时代的浙江佛教

东汉六朝时代的浙江佛教
　　莫幸福/文
　　浙江佛教，始于汉末，盛于隋唐，迨吴越两宋发展到顶峰，史称“东南佛国”。元明清时代，一直称盛于世。可惜自古至今，对浙江佛教史的系统研究，一直是个空白。有鉴于此，本文试对东汉至六期时代的浙江佛教，作一粗浅的探讨，就教于方家。
　　据《山海经》载，秦时评定全国名山，会稽名列其中，成为东南一大名胜。佛教初传华夏，许多高僧闻江南山水，会稽最奇，因此多居于此，弘传佛法。会稽郡又是汉魏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行政中心，因此，浙江佛教的中心实在会稽剡水一带。以此为中心，逐渐推广到浙江各地。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汉族地区，当时主要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据记载，东汉末年，当时最著名的译经家安世高到了会稽，在会稽弘扬佛教，得到当地很多人的信仰，他的一个著名弟子陈惠是会稽人，他们开始把佛教传入江南地区。后传说会稽城内发生内乱，安世高被误伤头部而死。但有关他们活动的具体记载，史已无考。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北方战乱四起，居民大量南迁，北方僧人也纷纷来到江南，佛教遂在江南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月氏人支谦，博览经籍，通六国语言，于东汉献帝末年，避乱来吴，为孙权所信任，拜为博士。支谦在吴凡30余年，译出大小乘经30余部，推动了江南佛教的弘传。支谦也到浙江传播佛教，《两浙名贤录·支谦传》曰：“汉末世乱，避地舍稽”。康居人康僧会(?一280)，于是赤乌年间，也到江南传教。“时吴地初染大法，风化未全，僧会欲使道振江左”，“乃杖锡东游，以吴赤乌十年，初达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1]开始孙权不信，“以为虚诞”，康僧会乃以五色舍利示于权，“权大肃然，惊起而曰：希有之瑞也”[2]，遂为康僧会建立建初寺，这是江南有佛寺之始。史称“江左大法，由是遂兴。”康僧会又从会稽陈慧受学，帮助他注解了《安般经》。在浙江，康僧会建立了海盐金粟寺，这是浙江有佛寺之始。明儒宋濂《太平万寿寺记》载：“当吴之时，法虽至中国，大江以南，尚无佛寺，赤乌中，康居沙门僧会为吴大帝祈获释迦大佛真身舍利，始创三寺，一为金陵之保宁，一为太平之万寿，一为海盐之金粟也。”会稽郡人、东吴尚书令、太子太傅阚泽也是一个热心佛教的人，曾向孙权宣传佛教的理论，又舍家宅建慈溪普济教寺。据方志记载，东吴时代浙江建立的寺院还有7处：海盐通元寺，吴大帝夫人舍宅建；天台山资福寺、翠屏寺，嵊县正德院，黄岩兴福寺、宝轮寺、广孝寺，传说皆系吴赤乌中建。
　　到两晋时代，浙江佛教有了显著的发展。
　　首先是北方一批佛教学者南下，到浙江各地弘传佛法。培育僧才。佛图澄(232-348)，本西域人，他曾在浙江临安建乐平寺布道。据余绍宋主编《民国浙江通志稿》载：“乐平寺，于潜(今属临安)长安乡，晋愍帝二年(314)佛国澄建。”竺道潜(字法深)，系东晋丞相王敦兄弟，学问高深，道业精静，不耐风尘。太宁(323—325)中率十余人隐迹于剡中●山(今属新昌县)，住真觉寺，高栖浩然，问道者络绎不绝。当时的名僧支遁(支道林)也慕其风范，迁居●山与相往还。道潜结侣山门，优游讲席30余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培养了许多有名的弟子，●山一时成为名闻江南的隐修中心，惊动朝野，晋哀帝遣使征请，于御前讲法华大品，受朝廷欢迎。支遁(314—366)，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幼年流离江南，先在京师建康，后隐居余杭山，研究《般若道行》等经典。25岁出家，到郯地，经会稽郡时，与“书圣”王羲之会面，王请他住在会稽灵嘉寺。以后到剡县●山，先住沃洲小岭，与道潜相往还，“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 [3]。后移石城山(今新昌县南明山)建栖光寺，进行修禅和著述。于法兰，本高阳(今河北蠡县)人，东晋初年，避乱江东，闻剡中山水最奇，遂与徒于法开共住剡中石城山，结庵而处，即后之元华寺。士大夫仰其风神，多与往还。居无何，叹道经多缺，率徒于法开、于道邃等西行赴西域更求异闻，行至交州(今越南河内附近)病故。于法开先随师居元华寺，后移白山灵鹫寺。善《放光般若经》和《正法华经》，又妙通医法，晋哀帝时，累被征召，入京讲经或视病。是般若学“六家七宗”中“识含宗”的代表人物，与“即色宗”代表人物支道林之间多次展开辩论。于道邃，本敦煌人，16岁出家，师事于法兰，后随师过江。是般若学“六家七宗”中“缘会宗”的倡导人。帛道猷，山阴冯氏子，与支道林以诗唱和，共栖林下，禅课之余，以读书吟咏为娱。晋穆帝(345—361)时，道猷建嵊县五龙院为道场，后移居东●山及上虞广福寺等处。竺昙猷，本敦煌人，东晋初南渡，止郯之石城山，兴宁(363—365)中由海道之宁海白水庵，建普济寺，后至始丰(今天台县)赤城山孤岩上，道侣十余人共处，涧饮草食以自活，成为天台山的开山之祖。竺道壹，吴郡陆氏子。少从竺法汰受学。若耶山帛道猷以诗招之，遂往就，东游耶溪，会稽郡守王荟于邑西起嘉祥寺，请道壹居僧首。道壹博通内外，又复律行精严，四远僧尼，感附依之，时人号为“九州都维那”，为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幻化宗”创立人。竺法义(307—380)，少从竺道潜同学，精通各种经典，尤擅长《法华经》。后辞师入京，大开讲席，与名士王导，孔敷等成为敬友，晋兴宁中，回到江东，憩于始宁(今天台县)之保山。受业弟子，常有百人。宁康三年(375年)，孝武帝遣使征请说法，太元五年卒。竺法旷(827—402)，寓吴兴，出家事沙门竺昙印为师，晋兴宁中东游禹穴(指会稽郡一带)，与郄超、谢敷等结尘外交。孝武帝闻之，迎住长干寺。帛僧光，晋永和(345—356)初游江东，到剡之石城山，山民皆称山中有猛虎之灾及山神纵暴，帛僧光了无惧色。雇人开剪，自己负杖前行。于山南见一石室，止其中安禅合掌，为栖神之处，终于逼退猛虎山神。尔后道支渐集，旁起茅茨，渐成寺院，因名曰隐岳。帛僧光每入定辄七日不起，处山50年。支昙兰(337—419)，晋太元中游郯，后憩始丰赤城山。慧虔，晋义熙初到山阴嘉祥寺，讲说众经，克已导物。
　　寺院出现各地。据现存各地地方志、高僧传、寺志材料统计，两晋之时，浙江一地建寺院共计56处。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分布广泛，散布于今新昌、绍兴，嵊县、上虞、余姚、鄞县，杭州、余杭、临安、萧山、德清、湖州、海宁、海盐、桐乡、建德、临海，温岭、黄岩，天台、三门、宁海、金华、龙游，温州等地。二是许多寺院是权贵们舍宅而建。既说明当权者对佛教的信仰之浓厚，又说明了当时的寺院规模较小．与以后殿堂众多的丛林寺院不可同日而语。汉代沙门，由于遵守戒律，每日生活靠托钵乞食。晋代，僧侣增多，乞食之制难行，于是施主舍宅为寺，或出资建寺，而且负担一定数量的僧人的日常生活费用。如东晋会稽名士许询舍山阴宅建祗园寺，舍永兴(今萧山)宅建祟化寺，尚书徐熙舍宅建嘉兴灵光寺，右将军王羲之舍宅建山阴戒珠寺，将军何充舍宅建会稽灵嘉寺，干宝建海宁真如寺，尚书何充舍宅建海宁硖石志愿寺，黎护将军刘元舍宅建天台山建平寺，太守沈勋家舍宅建山阴光相寺，骠骑郭将军舍宅建山阴觉嗣寺。三是一些高僧为创建寺院开山辟林，筚路蓝缕，成为后来一些名山大刹的开山祖师。如慧达，西晋太康三年(282)至会稽●山(今鄞县)乌石岙，得舍利宝塔，认定系古印度阿育王所选宝塔之一，遂结茅供奉，即后之阿育王寺。义兴，西晋永康元年(300)，云游会稽●县(今鄞县)南山之东谷，因爱其山水，遂在此结茅修持，后渐成精舍，即后之天童寺。慧理，本西天竺(今印度)人，东晋咸和(326—334)初，至杭州武林山下，见一峰，疑是西天竺灵鹫峰飞来，为仙灵所隐。遂以此峰为飞来峰，在峰下建灵鹫寺、灵隐寺、翻译院(即后之下天竺寺)。
　　这时期佛教徒的信仰和行持方面，出现了一种祈求往生弥陀净土(极乐世界)的思想，它的创始者是于潜竺法旷(327—402)。关于弥陀的经典，远在早期就有《无量寿经》、《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译出。竺法旷每以《法华》为会三之旨，《无量寿》为净土之因，常吟咏三部，有众则讲，独处则诵。又依支遁所作《阿弥陀佛像赞》文[4]。可知晋世已经有讽诵《阿弥陀经》而愿往生的证验。后来庐山慧远大弘弥陀净土法门，被后世净土宗推荐为始祖。
　　两晋之时，印度佛教般若类经籍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并与当时社会思想界、学术界流行的老庄玄学结合起来，在士大夫中间形成风尚，成为一代学风。又由于对《般若经》中“空”的意义理解不同，形成不同的派别——“六家七宗”。其中有“五家”(“五宗”)”的代表人物都在浙江。“即色宗(家)”的代表是支道林，有谈理作品18部，主要观点是“色即是空，色复异空”。“识含宗(家)”的代表是于法开，所谓“识含”，是把“群有”归结为“心识”所含。心识有梦有觉。梦时惑识流行，呈现种种可见的现象，是为俗谛。觉时惑识尽除，觉悟到种种现象无非是梦中幻想，实际上是空的，是为真谛。“幻化宗(家)”的代表是竺道壹，认为“一切诸法，皆如幻化”。“缘会宗(家)”的代表是于道邃，认为“缘会”故有，是为俗谛，缘散即无，是为真谛。“本无异宗”的代表是竺法深(道潜)，认为“本无者，未有色法，先有于无，改从无出有，即无在有先，有在无后，故称本无。”
　　东吴两晋时代，佛教艺术作品开始出现和勃兴。吴兴曹不兴是东吴著名画家，与顾恺之，卫协并称中国最初的三大佛画家。时康居沙门康僧会携佛像入吴，不兴曾加摹写，促使中国绘画的进展，风格由高古朴拙而趋向细密柔巧。惜画迹早已消失，南朝齐谢赫只见秘阁中所存的一个龙头，评云“观其风骨，名岂虚成。”东晋初期，佛教造像艺术比较兴盛，竺道邻在山阴昌原寺铸造的无量寿像，竺道壹在山阴嘉祥寺铸造的金牒千像，当时非常有名。处士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颙，胡乱时徙至会稽剡县，性高洁，博学能文，兼工琴书，雕刻铸像，尤为绝伦，后专铸佛菩萨像。其所造观音男像，端静慈和，世无其匹。识者谓：汉世佛像，形制古朴。晋明之世，卫协辈虽有创作，犹未尽妙。及戴氏父子，比擅丹青。又奉佛法，範金敷采，动有楷模，此道由斯乃见光大。戴氏父子在山阴灵宝寺制作弥陀与夹侍二菩萨木像时，隐于幕后，听取意见，反复修改，三年乃成。
　　东晋时，浙江出现了比丘尼和专供比丘尼修持的寺院。《高僧传》卷五《释慧虔传》载：“山阴北寺有净严尼，宿德有戒行，夜梦见观世音，从西郭门入。严见，便作礼问曰：不审大士今何所之。答曰：往嘉祥寺迎虔公。”净严和山阴北寺，这是现存史料中浙江最早的比丘尼和比丘尼寺院。
　　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偏安江南，统治阶级及士大夫非常崇信佛教。宋孝武帝(454—464)建造药王、新安两寺，今吴兴武康（今属德清)小山寺高僧法瑶住新安寺，著书立说，并亲往新安寺听讲。特别是梁武帝时代，建寺，写经、度僧、造像甚多，武帝本人三次舍身为僧，使佛教达到第一次高潮。唐诗中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句子，可见当时江南佛教之盛。梁武帝对浙江佛教也颇多优礼，天监十八年(519)，武帝将受菩萨戒。选乌伤(今义乌)慧约为受戒师。慧约寂后，派专人凭吊。大通六年(534)，又诏乌伤傅翕进京，讲经说法，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也非常好佛，曾到临安天目山修禅，创建昭明院，后敕赐昭明禅寺额，分《金刚经》30万份，使天目山以后成为佛教名山。昭明太子第三子萧詧，好学能文，尤长佛理，出守越州，增广许询故宅，立为宝林寺，后成名刹。
　　南朝四代浙江寺院纷纷兴建，据现存史料统计，宋代建寺16处、齐代建寺15处、粱代建寺95处、陈代建寺6处，共计132处，远远超过了前几代建寺的总和。范围遍及全省各地。其中的许多寺院到后代成为著名的佛寺。如新昌石城寺(大佛寺)，齐永明四年(486)由僧护主持开始依山雕凿，后僧俶、僧佑继之，梁天监十五年(516)完成弥勒石像，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刘勰也参与其事，并为此作记，留传后世。西湖玉泉清涟寺，齐高帝建元(479—482)中由僧灵悟开山。义乌双林寺，萧梁时傅翕建。天台山佛教开始勃兴，陈太建七年(575)，智●初入天台山。智●(538—597)，俗姓陈，颖川(今河南许昌)人。38岁率门徒至天台山，建立道场、宣讲佛法、培育僧徒，又得到朝廷的器重，陈宣帝于太建九年诏令割始丰县(今天台县)调以充资费，为智●弘传佛教提供了物质基础。隋灭陈后，隋文帝、隋炀帝都优礼智●，赐号“智者”。智●在天台山前后居住22年，建道场12处。学问“破斥南北，禅义均弘”，“五十余州道俗受菩萨戒者不可称纪，侍业学士三十二人，习禅学士散流江汉莫限其数”，[5]博得两朝数帝、四方道俗之隆礼。生平著述数十种，最主要的是号称“天台三大部”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开创了中国佛教天台宗。
　　南朝许多僧人，对某一佛教经典专门从事研讨弘传，从而形成许多的学系，具备宗派的雏形。当时主要有：专研毗昙的毗昙学派；专研《成实论》的成实学派；专研《三论宗》的三论学派；专研《摄大乘论》的摄论学派，专研《大般涅槃经》的涅槃学派；专研《十地论经》的地论学派；专研《俱舍论》的俱舍学派；专研《十诵律》的十诵律派；继承汉、三国、两晋，以方等，般若、维摩、法华为正宗的一派；专研禅派的一派和净士教。在浙江，属于毗昙学派较为著名的有：慧集(456—515)，是南北朝最著名的毗昙学家，吴兴钱氏子，早先出家会稽乐村山，从慧基法师受业，后遍访诸师，融洽异说，故于毗昙一宗，独步当时，每一开讲，学者都逾千人，一代名僧僧旻、法云也列席听讲，所撰《毗昙大义疏》十万余言，盛行于世。昙机、刘宋僧人，避乱至会稽，居邑西嘉祥寺，善毗昙学。属于成实学派著名的有僧柔，南朝齐时，东游禹穴，值慧基，招停城旁一夏，后入剡山灵鹫寺，敷经导学。有士如林。僧旻，富阳人，被称为梁三大法师之一，师事僧柔、慧集，慧次，年二十六于兴福寺讲成实论，著有《众经要钞》、《二谛义》、《法身义》等。属于涅槃学派的有慧静，余杭人，宋大明(457—464)中居郯之法华台，后憩东山，精通涅槃，著有《佛性集》。法瑶，元嘉(424—453)中过江，吴兴沈演之特深器重，请住吴兴武康小山寺，凡十九年，非祈请法事，未尝出门。居于武康，每岁开讲，三吴学者负笈盈衢，乃著《涅槃》、《法华大品》、《胜鬘》等义疏。大明六年(462)皇帝请止京师新安寺。超进，原籍长安，避乱东下，住山阴灵嘉寺，每以涅槃为穷理之教，四众服膺。智顺，梁代僧人，东游禹穴，止云门精舍，法轮之盛，复见江左。慧皎(497—554)，上盛人，出家于会稽嘉祥寺，学通内外，博训经律。春夏宏法，秋冬著述，成就良多。有《涅槃义疏》、《梵网经疏》、《高僧传》等。《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佛教僧人总传，为后代研究中国佛教留下宝贵资料。以习禅著称的有慧明，本康居人，祖世避居东吴，少时出家于章安(今属椒江)东寺，南齐建元(479—482)末与沙门共登赤城山石室，见昙猷尸骸不朽，而禅室荒芜，乃开剪立堂室，造卧像及猷像，栖心禅诵。嵩头陀，梁武帝时来浙，与傅翕遇于乌伤(今义乌)双林，为傅翕指点迷津，天监中在义乌建来山精舍，又在汤溪(今属金华)建九峰寺，在龙游建圣寿寺及龙邱寺，在西安(今衢县)建镇镜寺。傅翕(497—569)。义乌人，少业渔，梁普通元年(520)遇嵩头陀，领悟前因，离家出门，在九龙山下两松间建草庵修行，后遂成双林禅寺，道法日盛。武帝迎至京师，赐居定林寺，殊礼厚待，世称傅大士。以习律著称的有僧佑(445—518)，齐梁时律学大师。属俱舍学派的有真谛(499—569)，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
　　东汉六朝时期浙江佛教还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贵族佛教盛行。朝廷和贵族奉佛的很多，一些士大夫，社会名流也把佛教作为一种新思想、新时尚，藉助于般若本无的思想来提高自己的玄解，造成了社会仰慕沙门的时尚，许多名流与僧人往来密切，有些贵族弟子还出家为僧，结果推动了佛教的传播。晋司徒王导，优礼僧人，于江东佛法之兴隆，颇有关系。子王荟，幼奉佛法，精般若，尝为越州太守，适沙门道壹往州倡化，乃为之立嘉祥寺以安之，并礼聘为州都维那，使率僧尼勤奋修道。由是僧官之制，兴于江南。从侄王羲之及王献之，虽信天师道，但也善谈玄理，喜与僧人交游。谢氏家族中的谢灵运，一生常与佛教发生因缘，宋永初三年(422)，出任永嘉郡(今温州市)太守，遍游名山，同行有诸僧人。在郡时，作《辨宗论》，阐释道生顿悟之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移居会稽，与住上虞徐山的昙隆道人同游●嵊，共二年。其山水诗，也深合佛理，可见濡染之深。名僧与名流交游密切。道潜本人出身名门，是琅玡王氏后代，东晋初期权贵王敦之弟，他与元帝、明帝、哀帝以及丞相王导、王昱、太尉庾亮等很熟谂，也很受尊敬。据说他经常穿着鞋走入殿内。孙绰评论道潜“道素渊重，有远大之量。”支遁同当时一代名流王洽、刘●、孙绰、王羲之、殷浩、许恂、郄超、谢安、王濛父子等多有往来交游，谈玄说理。当时浙江名流，对佛教有浓厚兴趣，撰述了许多佛教著作。如会稽孙绰有《喻道论》、《道贤论》。郄超有《奉法要》、《明感论》、《全生论》、《本无难问》、《论三行》、《叙通三行》、《五戒文》、《东山僧传》等。
　　二是南朝浙江佛教一般偏尚玄谈义理，注重义解的探讨，所谓“江东佛法，弘重义门” [6]、“佛化虽隆，多游辨慧” [7]。这与当时崇尚请谈的社会风气有关，而佛法玄理也是清谈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是寺院经济开始出现。由于统治者极力崇佛，多次“布施”、敕赐田亩财物，而寺院又向农民出租土地，进行地租剥削，还拥有为寺院耕种土地、提供劳役的僧祗户和佛图户，造成了寺院经济的急剧膨胀，寺院经济与封建经济紧密结台起来，开始走上寺院地主的道路[8]。
　　注释：
　　[1][2]《高僧传》卷1《康僧会传》。
　　[3]《高僧传·支遁传》。
　　[4]《高僧传·竺法旷传》。
　　[5]《续高僧传》卷17《隋国师智者天台山国清寺释智●传》。
　　[6][7]《续高僧传》卷17《慧思传》。
　　[8]以上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蒋维乔《中国佛教史》、黄忏华《中国佛教史》、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1-3卷）等。
　　——原载《浙江学刊》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