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地区佛教发展述略（1）

巴渝地区佛教发展述略
　　一、佛教传入巴渝地区的时间和路线
　　（东汉、蜀汉时期）
　　（一）　　　　　　　　　　　　
　　“早期佛教”，指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又有两个阶段，前为东汉、蜀汉时期，后为南北朝时期。关于佛教由西域传入中国北方地区的时间和路线，学术界是比较清楚的，但此时期的西蜀、巴渝、云南的情况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巴蜀地区有早期佛教吗？何时、何路线传入？云南有早期佛教吗？由蜀入滇还是由印度经缅甸传入？滇、蜀早期佛教有联系吗？等等。探讨佛教传入巴渝地区的问题，必然涉及蜀、滇以及荆州地区，所以实际上是在探讨蜀、渝、滇早期佛教的一些问题。
　　巴蜀地区早期佛教不见于文献记载
　　《三国志·吴书·刘繇传》：“笮融者，……乃大起浮图祠，……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可见吴地佛教声势之大。吴地有“浮屠祠”，即佛寺雏型，当时尚未称佛寺，同上：“綝意弥溢，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坏浮屠祠，斩道人。”
　　《三国志·魏书》没有佛教记载，曹魏是禁止佛教的，魏中期后，禁令松弛。魏收的《魏书》有魏地佛教记载，其《释老志》云：“魏明帝曾欲坏宫西佛图。外国沙门乃金盘盛水，置于殿前，以佛舍利投之于水，乃有五色光起，于是帝叹曰 ：‘自非灵异，安得尔乎？’，为作周阁百间。佛图故处，凿为濛汜池，种芙蓉于中。后有天竺沙门昙柯迦罗入洛，宣译诫律，中国诫律之始也。”昙柯迦罗译《僧祗戒心》，在曹芳嘉平二年（250年），见《高僧传·昙柯迦罗传》。曹植本人即佛教信徒。
　　三国时期的蜀呢？《蜀书》无片言只语，佛教典籍也没有蜀地早期佛教的任何记载，更莫言三国以前。
　　东汉时北方洛阳已是佛教中心，魏、吴皆有佛教，蜀地不可能是空白。《蜀书》无“浮屠”、“佛”字，其实《三国志·魏书》也无这些字，但这不能说明蜀中无佛教，只是不发达、未记录下来而已。考古发现，方志、文献的蛛丝蚂迹，学者的研究成果等，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思索。
　　巴蜀地区早期佛教遗物的考古发现
　　2001年，重庆丰都县槽房沟出土覆斗形陶摇钱树座及摇钱树残片，残片中有一汉式衣帽的“铜佛形象，为摇钱树的一部分，残。头后应有硕大的项光，火焰状发饰，高肉髻，蒙古人种面形，无口髭，圆领，袒右肩，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提袈裟，下部残。残长5厘米”。最重要的是，摇钱树座阴刻有隶书“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九字。（1）此“铜佛形象”与1986年四川乐山西湖塘出土的立式施无畏陶俑（今藏乐山崖墓博物馆）的上半身如出一辙，可确定为佛教遗物。
　　重庆忠县：1981年5月，重庆忠县涂井卧马凼崖墓群出土有铜摇钱树，共14节，树干上均有人像，学者认为是佛像，考古学者定该崖墓为蜀汉墓。（2）
　　四川乐山：乐山麻浩墓佛教石刻造像，“端坐者图。刻一坐佛，通高37厘米。高内髻，头绕圆形顶光，身着通肩大衣，右手似作‘施无畏印’，左手似握大衣衣角，似结跏趺坐”，“该墓年代上限当在东汉晚期”，“坐佛的年代可能为蜀汉时期”。（3）
　　“蜀汉时期”的乐山麻浩墓、忠县涂井崖墓，没有出土有纪年的遗物，是考古学者的推断，也有学者认为是东汉（4）。此外，绵阳何家山、什邡皂角乡及彭山、乐山柿子湾、宜宾黄塔山、西昌等地也发现了东汉末及蜀汉时期的具有佛教性质的遗物。
　　对忠县涂井崖墓出土的有关文物，有学者指出"这14尊人像全部具有佛像的特征"。（5）涂井5号墓还出土有陶房，陶房内有胡人吹箫俑，“当时的佛教徒皆是外来的胡人，主持佛教宗教仪式”，“它极可能也是一件涉及佛教内容的随葬品。”（6）
　　丰都槽房沟佛教遗物，是巴渝地区乃至全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东汉佛教遗物，为巴蜀地区早期佛教的研究带来了重要信息。“专家认为，槽房沟佛像的年代还早于文献有关佛像铸造的最早年代记载，而且其重要意义可能还在于把印度佛像的起源至迟上溯至1世纪”。延光四年（125年），在明帝后数十年。该摇钱树座与常见的摇钱树座不同，素面，无西王母之类的造型，纪年文字应是当年现刻上去的。
　　学者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及巴蜀的论述
　　1、佛教入蜀的时间和路线
　　探讨此问题，必然要涉及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与路线问题，诸多学者各有论述，有助于本文的探讨。
　　A、北传入蜀：
　　穿越青海道入蜀，“四川早期佛教遗物，除绵阳一处外，均分布在岷江和长江一线，基本走向是由岷江上游沿江而下……。岷江、长江以南的川南地区及比邻的云南全境早期佛教遗物罕有发现，所以直觉上很难给人一种由南向北，由印度、缅甸经云南向四川推进的印象。”“四川早期佛教及其遗物的传播途径或者说路线，系由西北印度、中亚经西域，穿越青海道进入蜀之西界，复沿岷江向东发展。”（7）“乐山、彭山崖墓的佛教造像固可能从川缅入印度道传来，更大可能则是取由羌中通西域道的第三条路线”。（8）“五斗米道等道教以蜀为中心蓬勃展开，也许道教性的佛教是从西域直接传入四川的。”（9）汤用彤：“佛教入华，主要者为陆路。……西汉虽有海上交通，然当不盛。及至东汉，日南徼外从海外贡献。会稽、交趾均有海上交通。安世高之徒，陈惠，乃会稽人。而交趾之牟子，著论为佛道辩护。则佛法由海上输入，当亦有其事。然佛教东渐，……其交通多由陆路，似无可疑。即在两晋天竺僧来华，亦大多数不取海程。据此则梁任公（启超）谓汉代佛法传入，先由海道，似不可信也。”（10）
　　B、南传入蜀：
　　“关于四川的佛教，东晋之前缺乏文字记载。四川佛像的发现，给佛教史学界提出一个问题：四川的佛教是从什么途径输入的呢？是从西域经敦煌直接输入的，还是从长安、洛阳输入的？我们认为更大的可能是通过云南输入的。对此，虽史书无证，但从这些考古发现，至少可以证明，在三国以前，四川已传入佛教”。（11）　
　　C、南北两路入蜀：
　　“巴蜀早期佛教的来源比较复杂，可能有两条路线：一是南路，即由印度，经缅甸、滇，再传入巴蜀；二是北路，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再传入巴蜀。”（12）
　　2、关于滇缅通道问题
　　汉以前有滇缅通道吗？任乃强：“蜀西南经滇缅是与印度有一条原始的商道相通的。”（13）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认为汉代四川和印度之间，通过云南、缅甸有一条商路。有学者认为，古代中、印之间有一条秘密古道，在中国境内由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组成。灵关道“由成都经临邛（筇崃）、灵关（芦山）、笮都（汉源）、邛都（西昌）、青岭（大姚）至大脖弄（祥云）、叶榆（大理）”；五尺道“由成都经僰道（宜宾）、朱提（昭通）、味县（曲靖）、滇（昆明）、安宁、楚雄到叶榆（大理）”。“灵关道与五尺道在大理会合后一路往西，称为永昌道，永昌道出大理，翻博南山，经永昌（保山）、滇越（腾冲）到缅甸、印度等地。在古代，这条路是川、滇、缅、印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14）
　　吴焯：“若滇缅道，则有大谬不然者。”“在西汉初年，甚至包括整个东汉，也并不存在这样一条由川西南经云南、缅甸而至印度东部的完整的路线。”他认为存在另两条路线，“牂柯道与蜀交阯道皆由四川东南出，它们最初的某些地段可能重合，自曲靖和晋宁以下即分股：一由牂柯江（盘江）、红水河和西江去广州；一由红河或盘龙江、明江去交阯。它们在汉代为四川通往南海和交阯，亦即同海外联系的两条根本路线。”（15）温玉成：“商业通道和宗教传播之路是不能简单等同的"，"就目前所知的文献和文物都不能证明这条佛教传播路线的存在”。（16）
　　疑古派学者顾颉刚先生认为滇缅路的问题是个“哑谜”。（17）
　　（二）
　　综上述有关问题，笔者提出以下意见。　　
　　1、早期佛教主要由北路入蜀，先至蜀西，东渐巴渝　
　　早期佛教由北路传入中国时，教徒有僧人、商人等，其来中国，先至黄河流域。佛教入蜀，当在明帝之后（详后），故其传入，应自长安、汉中方向来。秦汉时期，甘、陕至巴蜀通道，有阴平道、陈仓道、褒斜道、金牛（石牛）道、傥骆道、子午道、洋巴道、米仓道等，其中以褒斜道、金牛道一线为最重要之通道。《三国志·魏书·曹真传》：“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陈群传》：“太和中，曹真表欲数道伐蜀，从斜谷入。”《史记·货殖传》：“巴蜀……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綰毂其口。”东汉永平六年（63年）曾整修褒斜道。此乃“大路”，佛教入蜀，大致应经上述路线，过米仓山西七盘关至广元明月峡，南下昭化，过剑门关，至绵阳、什邡、成都等。绵阳、什邡、成都、彭山、乐山在盆地西部边缘——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山脚”下——北、南方向的直线上，不在阿坝至青海的路线上。
　　成都平原是富庶之地，文化、经济发达，佛教由汉中方向入蜀，自然先在川西发展。巴蜀与中原的联系，毕竟比与云南的联系要密切得多。巴渝地区是偏远山区，文化、经济落后，佛教传入晚于川西。巴渝地区有三峡水路，而由此路入巴渝是艰难的，峡区陆路亦艰难，荆州佛教晚于巴渝（详后），故早期佛教由荆州西渐巴渝是不可能的。
　　三国鼎立对峙，战事频繁，不利于佛教传播。北方、吴地佛教难以正常入蜀，所以蜀地早期佛教不如北方、吴地发达。正因为三国鼎立，所以蜀地早期佛教应是东汉中期入蜀并在巴蜀缓慢发展。
　　川西佛教的东渐，水路交通起了重要的作用。丰都、忠县在长江沿岸。重庆境内长江南北的偏远地区佛教事业皆晚于长江沿线地区，如《南川县志·佛教》（1991年版）说“佛教在隋唐时期传入南川”。尽管有学者认为乐山麻浩墓、忠县涂井崖墓等为蜀汉时期，但丰都有纪年的佛教遗物证明了至迟在延光期间佛教已传入巴渝地区，故将佛教初入巴蜀地区的时间定在明帝之后的东汉中期应无问题。
　　《蜀中名胜记·浦江县》引《纪胜》云：“南十五里，莫佛镇，相传汉文帝时有莫将军征西南夷归而学佛于此。”王象之《舆地纪胜》在明代已残缺不全，现存世的《舆地纪胜》本缺成都府内容，无《蜀中名胜记》所引文字，故曹学佺所引《纪胜》文字可补所缺，但谓西汉初文帝时莫将军学佛于成都地区的浦江，岂敢轻信之？
　　四川、重庆早期佛教遗物主要发现于墓葬之中，乐山有墓室石刻造像，而墓室不是教徒顶礼膜拜的地方。东汉、蜀汉墓出土的随葬品"摇钱树"陶座及树上的佛像，也不是教徒顶礼膜拜之物。但它们出现在墓葬中，应是祈祷神灵保佑、“侍死如侍生”的表现。丰都、忠县的佛教遗物是迄今为止巴渝地区发现的仅有的两件早期佛教遗物。目前有关巴蜀地区早期佛教的出土文物还太少。　　
　　本文主张早期佛教主要由长安、汉中方向入蜀，是因为目前关于佛教南传入蜀的考古材料还太少。以往考古发现的摇钱树主要出现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市的东汉墓葬中（当然不是所有的树上都有佛像）。四川、重庆出土的摇钱树上有佛像（绵阳、彭山、丰都、忠县），从有佛像的“摇钱树”这一点来看，可以考虑早期佛教主要从长安、汉中方向入蜀（而不是来自中原）。
　　需提及的是，1999年，南京大学考古队在秭归台子湾东汉至三国的一座石室墓中发现一株鎏金摇钱树，树上有“戴冠持幡的道士”像，“为研究当时三峡地区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宗教、神话、民俗等，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18）是“道士”像，而不是佛像。但在摇钱树上做宗教人物造型，我们可以与长江、涪江上游地区的绵阳、彭山、丰都、忠县联系起来考虑。秭归摇钱树“道士”造型，与巴蜀摇钱树佛像造型是同样的宗教信仰现象，这一表现手法在当时应是由巴蜀经长江通道东渐荆楚的。
　　东汉、三国时期，是佛、道融合期，佛教依附于方术、道士。“东汉社会上一般人所理解的佛教，有神通，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穷，无所不入。……汉末、三国，社会上一般人心目中的佛教，不过如此。”（19）
　　汉末张陵之孙张鲁，凭五斗米道雄距巴、汉三十年。成汉时，賨人板楯蛮多信五斗米道，賨人领袖李特就是五斗米道徒。外来的佛教要与土生土长的五斗米道较量，争取信徒，当然是有困难的。
　　“蜀地只留下佛像或者类似佛像以及祝祷冥福一类的佛教最感性的最通俗的外表形式，还未及形成一种宗教信仰，故而来的快，去得也快。”晋有益州后，“晋武帝司马炎即下令禁止民间宗教的活动。无疑对以巫祀姿态出现的佛教的发展形成限制，这或即蜀汉以后，四川佛教遗物逐渐消亡，造成时间断裂的原因所在。”（20）笔者同意这一观点。　
　　2、胡人不等于胡僧
　　当时在蜀中的胡人是传播佛教的人吗？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胡人形象在汉代的画像和陶俑中经常出现，因此不能认为胡人的出现必然与佛教有直接的联系”。（21）
　　笔者认为，“胡人”与“胡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古代中国人对西域来的人及匈奴人等皆称“胡人”，即北方、西方的外国人，其中有商人、艺人等，当然也有佛教徒。隋末的王世充就是西域胡人，唐代的安禄山也是胡人。而胡僧一般是指唐以前来华的西域或印度的佛教徒。
　　《广弘明集·对傅奕废佛僧表》：“遣胡僧二人传示胡法。”这是传法的西方佛教徒。是“遣胡僧”。《后汉书·陈禅传》：“永宁元年（120年），西南夷掸国（健按：缅甸）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 。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禅独离席举手大言曰 ：‘昔齐鲁为夹谷之会 ，齐作侏儒之乐，仲尼诛之 。又曰：‘放郑声，远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设夷狄之技 。”晋干宝《搜神记》:“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所在人士聚观。”这是艺人胡人。是“献幻人”。
　　巴蜀汉代陶俑多胡人俑，但多为艺人形象，不能认定它们就是胡僧造型。某地出土有胡人俑，并不说明胡人当时就到过此地，但巴蜀之民是知道胡人或胡僧的。
　　顺便说一下，东汉时期蜀中是有随葬品商品出售的，丧家如需随葬品，如陶俑、陶鸡、陶狗、陶房、陶井、陶灶、陶摇钱树座、铜摇钱树、胡人俑、画像砖等，可以到窑坊去买，不是丧家自己烧制的，也不会到很远的地方去买。那么，在商品上出现佛像造型，说明佛教在东汉中晚期的巴蜀地区有较大影响。
　　3、早期佛教与巴渝原始宗教的关系
　　巴渝地区的原始宗教有“巫术”，民众信鬼神，多占卜。至唐代，仍有龟甲占卜之事，近年云阳出土的唐代卜甲即是证明。巴渝地区的佛教至唐代仍不甚繁荣，道教、鬼神崇拜是其对抗力量之一。至明清，做“巫术”的人被称为“端公”。
　　两汉时期是巴渝“土著”（并非指巴人进入川东前的“土著”）与汉民族融合时期。佛教西渐巴渝，“表明当时佛教对土著巫术及其灵魂观念等，采取了一种适应的态度”。（22）反过来说，也是“土著”居民容纳了佛教。下层百姓对佛教的理论并不感兴趣，只对佛教的“因果报应”感兴趣。
　　4、东汉巴蜀地区有“佛寺”吗？
　　东汉早期，中国已出现雏型的“佛寺”，当时称为“浮屠祠”，《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少时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诏报曰 ：‘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楚王英乃明帝时人。又，《后汉书·襄楷传》：“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时在桓帝延熹（158-167）间。
　　诸种志书有关于巴蜀地区早期佛教及建佛寺的记载。
　　四川：
　　成都石犀寺（即圣寿寺、石牛寺），明天启《成都府志·祠庙》、清嘉庆《四川通志·寺观》皆谓建于汉代。大邑有雾中山寺，即开化寺，明人杨慎撰《开化寺碑》：“至汉永平十六年始建（寺），住持则摩腾、法兰两尊者。”《四川通志·寺观》：三台“香林寺，……东汉年间建。”
　　重庆：
　　《江津县志·宗教》（1995年版）：“据板桥（今茨坝乡）妙胜寺明崇祯年间所立碑记载，该庙建于汉代，其时佛教传入江津。”《蜀中名胜记·忠州》引“《志》云：东北三十里，大成寺，汉初平（190-193）建。”《忠县志·佛教》（1994年版）：“相传，佛教在东汉开始传入忠县，永平年间（58-75）忠县就修有佛教寺庙--龙兴寺，为国内兴建得较早的一批佛教寺庙之一。”
　　东汉中晚期、蜀汉早期巴蜀不会有“佛寺”，出土的东汉画像砖、石等也无“佛寺”形象。诸志书、寺碑记等谓某地佛寺初建时间在东汉明帝永平（58-75年）年间，此乃沿袭长期以来流传的明帝永平年间因梦见佛陀而派人至西域求法之说，而佛教传入巴蜀地区应在明帝之后。桓帝延熹间（158-167年）北方建的是“浮图祠”，而当时人们心目中的“浮屠”尚且与黄老无大异，“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并行祭祠，更莫言此时蜀中建“佛寺”。志书将某佛寺的建立附会到早期佛教入蜀的时期了，臆想有佛教就有佛寺。寺志的撰写，其依据是寺碑记、僧人传等。方志中“佛教”的撰写，也是依据寺志、寺碑记、僧人传等，往往是照抄。寺志、方志记载的可信程度，要根据考古发现及可靠的历史文献来决定。笔者认为，巴蜀地区佛寺的出现当在蜀汉晚期，但很少。
　　《蜀中名胜记·云阳县》引李焘《曲水留题》云：“岩巅有永和三年（138年）及六年刻字十五六行，剥落已不可读，细辨其文，但昔人捐金以事仙佛，识金数于石耳，殆非禊饮处也。好事者因年号，遂增饰之，当时必置屋庐像设。”“仙佛”、“屋庐像设”，可见当时巴渝地区佛教信徒将黄老、浮屠并行祭祠，宋人李焘的分析是对的，是重要的巴渝早期佛教史料。
　　荆州地区佛寺的建立，据《嘉庆重修一统志·荆州府·寺观》记载，最早为三国时期，如宜都传庆寺、石首吴封寺，皆为"三国吴建"；枝江县在长江边，据《枝江县志》云，该县最早的佛寺为唐代建。而巴蜀志书多谓某寺东汉或永平建，虽夸张了些，但有可能荆州地区早期佛寺的建立比巴蜀地区略晚，吴政权据荆州时，佛教影响到该地区。可以这样理解，佛教由长安、汉中方向入蜀，比吴地佛教西渐荆州时间稍早。
　　5、关于云南早期佛教和滇缅通道
　　哈威《缅甸史》认为，公元前二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经曼尼坡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1938年，缅甸掸邦出土有青铜器，著名考古学家莫里斯认为其铸造技术由中国传入。季羡林先生认为，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印度的梵文里已有许多与中国丝有联系的字，如“Cinamsuka”(丝衣)等，字首冠梵文“Cina”，即中国。云南晋宁石寨山滇王墓出土琉璃，而云南并不产琉璃，琉璃产于印度。缅甸考古学家杜生诰在缅甸浦甘发现由青铜制成的“诸葛鼓”，相传是诸葛亮南征至永昌时传入缅甸的。（23）
　　前述任继愈先生认为三国以前云南已有佛教。《嘉庆重修一统志·大理府·寺观》：“感通寺：在太和县，……相传汉时摩腾、竺法兰由天竺入中国时建。”此乃缅甸入滇说，可供参考。唐代樊绰《云南志》：“孟获据佛光寨。……诸葛武侯南征，……破佛光。”
　　商业通道和佛教传播路线没有什么不同，佛教由从南方陆路、海路都可能传入中国，佛教由南北两面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相当。前述吴焯"若滇缅道，则有大谬不然者"，但又认为"乐山、彭山崖墓的佛教造像固可能从川缅入印度道传来"，看来吴先生并没有彻底否定滇缅通道。
　　前引“翻博南山”，有汉代古谣，《后汉书·西南夷附哀牢夷传》：“永平十二年显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兰仓水，行者苦之。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度兰仓，为它人。’”此乃商旅、行人所歌。
　　佛教由缅甸入滇，东汉以前滇缅通道是存在的，但南方的早期佛教影响范围有限。贵州唐代才有佛教，“佛教很早就传入我国，但它进入贵州的时候，是在唐代。”（24）东汉的统治中心在北方，由于皇权的信佛，所以早期佛教在北方发展较快。　
　　成都“金沙遗址”出土有商代晚期大量玉器，据说其中有与越南同时期玉器“同样”者。看来，吴焯先生所论证的"蜀交阯道"在商代就存在了。四川盆地先民与越南、缅甸的交往远比文献记载的要早得多。
　　佛教由南北两路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相当。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鸡足山志·寺院》文字：“野史氏曰，滇南古属西域天竺界内，目西汉以后始通中国。前此，帝王之化不及，而彝俗愚悍，赖佛教化导，兴起善思。《郡志》载，兹地旧有三千兰若，鸡足元旦僧俗烧香散花，远近至者万计，自汉迄今无虚岁，可知滇南崇信佛教殆先于中国。今村野土民多有不畏王法，而谈及因果报应则凛然敬信者。”鸡足山在云南宾川县，靠近缅甸，蜀汉时期时已有佛教。
　　6、滇、蜀早期佛教有联系吗？
　　《嘉庆重修一统志·楚雄府·寺观》：“平南寺：在府城西南一里，相传诸葛亮南征时建。”看来，滇、蜀早期佛教不可能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我们期待今后的考古发现来证实这一关系。
　　滇、蜀早期佛教应有来往。东汉末确有天竺僧人法兰来中国传法，三国初避居吴地。前述法兰在云南、四川大邑传法，这是传说，但说明当时蜀中已有佛教。也就是说，“北传”、“南传”佛教都在向蜀中渗入，我们不必拘泥于佛教只能从某方向入蜀，不能从某方向入蜀。近年来，学者关于巴蜀早期佛教由南方传入的文章不少，但还值得深入讨论。巴蜀早期佛教主要应是从长安、汉中入蜀。东汉有196年，蜀汉有43年，共239年，这时间不算短，佛教以不可阻挡的力量由南北两路渗入中国内地。
　　佛教在大致相当的时间从北方、南方传入中国，在东汉中期、明帝之后从长安、汉中方向南下入蜀，先至川西，东渐巴渝。胡人不等于胡僧。巴蜀地区早期佛寺的出现当在蜀汉晚期。佛教入蜀，比吴地佛教西渐荆州稍早。东汉以前滇缅通道是存在的。滇、蜀早期佛教应有来往。
　　注：
　　（1）《中国文物报》，2002年7月5日一版《重庆丰都槽房沟发现有明确纪年的东汉墓葬》。
　　（2）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忠县涂井蜀汉崖墓》，《文物》1985年7期。　　
　　（3）乐山市文化局《四川乐山麻浩一号墓》，《考古》1990年2期。
　　（4）（12）（22）《四川通史》第二册：罗开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
　　（5）赵殿增、袁曙光《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5期。
　　（6）（7）（20）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11期。
　　（8）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9）日本镰田茂雄《简明中国佛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10）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汉代佛法之流布》，中华书局，1955年。
　　（11）（19）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13）任乃强《中西陆上古商道--蜀布之路》，《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
　　（14）《西南丝绸之路考察记》，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5）吴焯《西南丝绸之路的再认识》，《文史知识》1998年10期。
　　（16）温玉成《“早期佛教初传中国南方之路”质疑》，《四川文物》，2000年2期。
　　（17）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18）2003年7月23日湖北《楚天金报》报道《三峡考古新发现：湖北也有"摇钱树"》。　　
　　（21）杨泓《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科学出版社，2000年。
　　（23）参见汪前进《中缅科技交流的历史足迹》，《文史知识》1993年5期。
　　（24）周春元等《贵州古代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
　　二、巴渝佛教的缓慢发展时期
　　（两晋南北朝）
　　佛教传入巴蜀地区后，至蜀汉末，其影响有限。公元316年，西晋在“八王之乱”、胡人入主中原后灭亡，西晋只存在了51年。如同东汉、蜀汉时期一样，西晋时期的巴蜀佛教亦缺乏文字记载。关于重庆地区，偶见有关方志谓某寺建于“魏晋”，然不知是西晋或东晋，但一般来说，建于西晋的可能性不大，此时期巴蜀佛教发展极缓慢。
　　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是佛、道并立，宋高承《事物纪原·道释》：“汉自桓帝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祀浮图、老子，由此释、道二教稍稍兴矣。逮晋室，其道始盛，东迁之后，二教峙立。”
　　皇室南迁，是为东晋，东晋存在了104年。由于著名佛教学者及高僧南渡，佛教在东晋得到了大发展。关于东晋巴蜀佛教，我们见到的史料开始多起来。
　　由于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尚未形成，进入巴蜀地区的佛教有各种宗派。南朝及北周时期传入巴蜀的有佛图澄－道安系的涅般学；鸠摩罗什的三论学；成实学；佛陀跋陀罗禅法、达摩禅法等。（1）中国禅宗形成以前，禅法对巴渝地区肯定是有影响的，东晋时罽宾国僧昙摩耶舍在江陵辛寺“大弘禅法”，“披榛而至者，三百余人”（2），其中当有巴渝僧人。罽宾国僧昙摩蜜多（356－442年）禅法造诣尤深，在成都传播禅法，又经巴渝至荆州长沙寺传授禅法，而当时的成都、建康、江陵等地区是盛行禅法的，故巴渝地区亦不例外，只是不发达而已。
　　“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属于佛玄融合时期，它依附于玄学，并在依附的情形下逐渐得到滋长。”“两晋时期，……儒家教义被视为汉族的信仰，而佛教来自西方，比较容易为北方各民族接受，这个宗教很快成为北方各族人民（包括汉族）共同信奉的宗教，它这种优势远非道教和儒家所能比拟。”（3）
　　鄱阳王萧恢是梁简文帝第十子，其人笃信佛教，天监十三年（514年）迁都督益州刺史，曾率五万大军过云阳，云阳长江边留有题刻。在益州，萧恢提倡佛教，其在成都万佛寺曾造释迦像一躯。又，四川省博物馆藏有中大通元年（529年）鄱阳王世子造释迦像一躯。萧恢治巴蜀期间，重庆佛教应有一定的发展。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巴渝地区，亦是少数民族与汉人的融合、杂居时期，此时期僚人大量进入巴渝。东晋、南朝江南佛教向崇尚“巫术”的巴渝地区挺进并发展，说明巴渝士民能接受这种外来的思想。与东汉、蜀汉时期一样，巴渝地区的佛教仍然是借助长江通道，主要在在沿岸地带发展。
　　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巴渝地区道教仍盛于佛教，《北史·泉企传》，至南北朝，“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范长生，涪陵人，蜀汉至东晋时人，卒于东晋大兴元年（318年），约百岁。其在世时，在蜀中大力传播道教。賨人信奉天师道，李特、李雄即賨人。西晋末，李雄为成都王，对范长生优礼有加。
　　在佛图澄（232—348年）之前，传入中国的佛教与印度佛教没有大的不同，道安（314—385年）、慧远等为佛教开拓了中国化的局面，他们对教义作了新的评估和解释。因魏晋玄学盛行，魏晋佛教学者受清谈之风影响，以老庄之学说明佛教理论，中国化的佛教诞生于此期间。
　　东晋、南北朝时期，诸多僧人自中原、江南入蜀，主要在川西地区传法。东晋南方佛教的传播中心有建康、庐山，庐山中心乃慧远（334－416年）建立。“（慧）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及届浔阳，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始住所龙泉精舍。”（4）慧远弟子遍天下，影响极大。川西地区文化、经济发达，早期佛教比川东发展早，江南入蜀僧人往往至川西弘法。《魏书·胡叟传》记载，刘宋时成都，“时蜀沙门法成，鸠率僧旅，几于千人，铸丈六金象”，可见川西一带佛教之盛。此时官方已设有管理僧人的官吏－－僧正，东晋孝武帝时益州刺史即任命僧恭法师为僧正。较之川西，重庆地区的佛教发展缓慢。
　　由于江南佛教的西渐，川西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佛教造像，包括石刻造像和摩崖造像。梁据巴蜀52年，北魏亦统治四川东北地区，梁、北魏信佛教，造像亦兴盛。四川造像风格受到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朝造像风格的影响，但从时间上来看，比江苏连云港孔望山造像时代晚。但目前尚未发现重庆地区南北朝时期造像。
　　东晋巴蜀地区较之前代出现了较多的早期佛寺，这是佛教逐步兴盛的表现，但重庆佛寺仍少于川西。
　　北周时期，涪陵籍高僧宝崖声名卓著。佛图澄以咒术著名，宝崖亦以咒术闻名。
　　一、东晋时期
　　佛寺
　　《水经注·江水》：“《华阳记》曰：巴子虽都江州，又治平都，即此处也。有平都县，为巴郡之隶邑矣。县有天师治，兼建佛寺，甚清灵。”《华阳记》，即常璩《华阳国志》，原文为“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平都县，即今丰都。常璩在书中未谈到丰都的佛寺问题。郦道元是北魏时人，距蜀汉两百多年，对蜀汉时期巴渝佛教当有所了解。“县有天师治，兼建佛寺”，按丰都天师治，汉五斗米道始祖张陵之孙张鲁创立于建安三年（198年）。郦道元所说的“佛寺”，是北魏北方佛教已发达时期的用语，东汉并无“佛寺”语，只有“浮屠”。“兼建佛寺”，是“兼”，说明当是佛教不如道教之盛，也说明郦道元时期丰都仍有天师治，但佛寺的创建时期当在东晋。可知当时佛教在重庆长江沿岸已流行。
　　《华阳国志·巴志》：“江州县。郡治。涂山有禹王祠及涂后祠。”又云：“禹娶于涂山，……——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重庆南岸涂山寺，唐以前创建，“则寺之创始，在唐以前矣。”（《巴县志·古迹》）相传始建于晋，当时名禹王庙，初始不是佛寺，当在东晋时为佛寺。元代至正十二年（1352年）巴郡太守费著重修涂山寺，至明，僧道洪、正旭再修葺。该寺内真武祖师两殿，又称真武寺，山称真武山。
　　《蜀中名胜记·大足县》引《志》：“西禅寺，晋永和建。”
　　同上，《忠州》引“《志》云：……宝珠寺，晋永和建。”
　　同上，《夔州府》引刘凤仪《报恩寺》诗序云：“寺有唐立夫题字，云本晋铁佛寺，有像。”《四川通志·寺观·夔州府》：“光孝寺，在县东，寺有佛牙楼，晋时名铁佛，唐名金轮，宋改光孝报恩禅寺。”
　　《彭水县志·宗教》（1998年版）：“东晋永和八年（352年），佛教传入涪陵，在今龚滩以南的万木乡建有永和寺。”
　　奉节县，晋时有铁佛寺，具体始建年代不详，即后之金轮寺。
　　僧人
　　法和，《魏书·释老志》：“（道安）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趋诸方。法汰诣扬州，法和入蜀。道安与慧远之襄阳。”法和入蜀在哀帝兴宁三年（365年）。法和入蜀路线未详，可能由荆州进峡。罽宾国僧伽难陀，于东晋孝武帝（373－396年）自成都经重庆下荆州住长沙寺。（5）慧远弟慧持，“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往传化”，于安帝隆安三年（399年）由庐山经荆州、重庆至成都，驻龙渊寺，益州刺史毛璩礼宾待之。（6）
　　重庆境内长江水路是成都与荆州之间的通道，僧人往返两地间，取道重庆，在重庆地区当有佛事活动，惜不见记载。
　　二、南北朝时期
　　巴渝佛寺、造像、僧人
　　《蜀中名胜记·重庆府一》：“（缙云山）山有九峰，宝塔峰最著，亦阿育王塔八万四千之一也。”阿育王，秦时印度人，缙云山佛塔始建年代不详，当然不会是秦时造，但南朝时期建有早期佛塔是可能的。
　　北碚相思寺，《巴县志·古迹》：“相思寺，《王志》云：‘缙云山有相思岩，寺创于刘宋少帝景平之岁。唐宣宗大中元年赐额相思寺，以岩名也。’……至明改建缙云寺。”即始建于南朝早期刘宋景平元年（423年），在缙云山。北宋景德四年（1007年）赐改相思寺名崇教寺，即崇胜禅院。《蜀中名胜记·重庆府》引《感通录》：“缙云寺，即古相思寺也。”
　　涪陵亦有相思寺，《元丰九域志》卷八《涪州》：“相思寺，《图经》云：石上有佛迹，状如履所迹践。宋元嘉（424－453年）中，僧法畅见之涕，思念大圣，于时道俗崇信，请立寺，号灵迹寺。”
　　南朝梁时江北有香国寺，尊像庄严，历代修缮不绝，为江北诸寺之冠。
　　铜梁侣俸寺，梁大通三年（529年）建。
　　潼南金龟寺，相传建于梁武帝时。
　　奉节始兴寺，刘禹锡《夔州始兴寺移铁像记》：“按此寺始于宇文周初。”北周闵帝宇文觉元年，公元557年。
　　江南僧人称“吴僧”，两湖僧人称“楚僧”，四川僧人称“蜀僧”，巴渝僧人称“巴僧”：“巴僧眉半雪，解后语乡国。”（8）“巴僧不厌客屡至，篝灯夜禅同一龛。”（9）
　　巴僧
　　重庆地区见于著录的最早的高僧是北周时期的宝崖，《续高僧传·释僧崖传》：“姓牟氏，祖居涪陵。晋义熙九年，朱龄石伐蜀，涪陵獽（10）三百家随军平讨，因止于广汉金渊山谷，崖即其后也。”号“光明遍照宝藏菩萨化身”，人称“僧崖菩萨”。陈垣《释氏疑年录》作“益部僧崖”。（11）其祖先因战乱于义熙间由涪陵迁广汉。及长从戎，从悉禅师受剃度，往益州弘法，“三十年间大弘救济”，武成元年（559年）六月自焚卒于益州，享年七十余。《法苑珠林·周沙门释僧崖》、《大唐内典录》、《续高僧传》有宝崖传。
　　《法苑珠林·周沙门释僧崖》：“姓牟氏。……以周武成元年六月，于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烧之。有问：烧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无痛，指何所痛？时人同号以为僧崖菩薩。……答曰：我在益州，诡名崖耳，真名光明遍照宝藏菩萨。……”
　　道宣《续高僧传》云，会州寺高僧宝崖，涪州相思寺僧无相、富上，善咒术、占卜，佛道混杂。可见南朝重庆佛教处于佛、道融合期。
　　南朝时期，路过重庆并对该地区佛教有影响的僧人：
　　罽宾国僧人昙摩蜜多于刘宋元嘉元年（424年）“辗转至蜀。俄而东出峡，止荆州”，（12）即经重庆下荆州止长沙寺。西域僧人畺良耶舍于元嘉九年（432年）自建康经荆州过重庆至成都。道汪，刘宋时人，约在公元431年入蜀，“化行巴蜀，誉洽朝野”，“先是峡中人每于石岸之侧，见神光夜发。思考以大明（457－464年）之中，请汪于光处起寺。即崖镌像，因险立室，行途瞻仰，咸发净心”。（13）则知道汪曾至重庆地区弘法。其造寺、造像地点不详，当在重庆沿江某地，没有保存下来。刘思考，益州刺史。高僧玄畅住荆州长沙寺，“迄宋之季年（478年），乃飞舟远举，西适成都”，（14）即自荆州上峡经重庆至成都。康居僧人明达（462－516年）于天监元年（502年）入蜀，《续高僧传·释明达传》：“梁天监初，来自西戎，至于益部。时巴峡蛮夷鼓行抄劫，州郡征兵，克期诛讨，达愍其将苦，志存拯拔，独行诣贼，登其堡垒，慰喻招引，……达化行楚、蜀，德服如风之偃仆也。故使三蜀氓流或执炉请供者，或散华布衣者，或舍俗归忏者，或翦落从法者，日积岁计，又不可纪。”《续高僧传·释僧林传》：“吴人，……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周，《续高僧传·释宝海传》：“阆中人，少出家，有远志，承扬都佛法崇盛，便决誓下峡。既至金陵……”，乃由成都经重庆出夔门至金陵。与宝海同行者还有成都龙渊寺高僧智方。
　　两晋南北朝时，入蜀传法的僧人，道路有二，一是自长安方向来，一是由江南进峡。江南僧人从水路自荆州至成都，必经重庆，沿途有巫山、奉节、云阳、万州、忠县、丰都、涪陵、重庆、江津。僧人路经重庆，应对重庆佛教的发展有影响。此时期巴蜀佛教的发展，荆州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注：
　　（1）参见温玉成《蜀汉至隋代的四川佛教》，《重庆师院学报》，1991年1期。
　　（2）参见梁慧皎《高僧传·昙摩耶舍传》。
　　（3）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第二卷“绪言”。
　　（4）参见梁慧皎《高僧传·慧远传》。
　　（5）参见梁慧皎《高僧传·昙翼传》。
　　（6）参见梁慧皎《高僧传·慧持传》。
　　（7）《文物》1961年2期《关于广元千佛崖造像的创始时代问题》。
　　（8）宋释道潜《参寥子诗集》。
　　（9）明人高启《高太史大全集》。
　　（10）《华阳国志·巴志》：“涪陵郡，巴之南鄙，……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戇勇，多獽、蜒之民。”獽，古代重庆地区少数民族。
　　（11）《嘉庆重修一统志》、《四川通志》、台湾《中国佛学人名辞典》谓宝崖为明人，误。
　　（12）《高僧传·昙摩蜜多》。
　　（13）梁慧皎《高僧传·道汪》。
　　（14）参见梁慧皎《高僧传·玄畅》。
　　三、巴渝佛教繁荣的前奏时期
　　（隋唐五代）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年）灭佛、道二教，巴蜀在北周境内，佛教受到打击。武帝死，宣帝即位，其皇后即杨坚之女。宣帝让位静帝，静帝大象元年（579年）下诏复兴佛教。静帝禅让，杨坚即位，是为隋开皇元年（581年）。九年，灭陈，天下统一。隋高祖文帝杨坚大力振兴佛教。开皇四年，在荆州兴建佛寺。十年，重新剃度僧侣五十余万名。隋之佛教事业迅速繁荣。隋炀帝杨广亦崇信佛教。在隋高祖提倡佛教这一大背景下，巴渝地区佛教开始复兴，奉节“信州舍利塔”及四川三台“牛头山舍利塔”的建立，即隋代佛教再兴的证明。四川巴中西龛21号造像有隋大业三年一佛二弟子二天王等造像。隋代是中国佛教鼎盛期的序幕。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创造、鼎盛期。唐王朝290年，除武宗李炎反佛外，诸皇帝皆扶植佛教。玄宗时，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命各州建开元寺、龙兴寺，今重庆彭水、奉节的开元寺及忠县的龙兴寺即建于此时。武宗会昌灭佛，成都万佛寺及石刻佛像皆毁。巴渝佛教亦受到沉重打击，合川龙多山南崖有唐代咸通五年（864年）题记“其旧龛功德，先遇……敕旨难留，经像遭烟烬之残”。（1）宣宗后佛教再兴。
　　《宋高僧传》有唐、五代时期在成都、郫县、梓州、简州、资州、雅州、汉州、阆州传法的高僧22人，以在成都者为多；在荆州传法高僧有12人，而无一在今巴渝地区传法者。巴渝地区在成都、荆州之间，在《宋高僧传》是“空白”。尽管诸多高僧经巴渝往返于荆、蜀间，而巴渝未留住他们的脚步，如玄奘、慧暠等。
　　唐代巴渝地区道教势力大于佛教，丰都、涪陵、云阳等地道教势力尤甚。丰都是道教的“福地”，《云笈七签·洞天福地·天宫地府图》，七十二福地中，第四十五为丰都平都山。天复六年（906年），道教领袖杜光庭请经于丰都平都山。唐代，有尔朱道人，成都人，在涪陵白鹤粱服药而“仙去”，为蜀中八仙之一。又有云阳人翟法言（？－833年），道士，擅长符箓，代宗赐号通虚天师。
　　总体来说，巴渝地区唐代造像在晚唐以后才在局部地区繁荣，但唐初及盛唐期间局部地区也有少量造像，如大足尖山子永徽年间造像、忠县临江岩摩崖造像。巴渝地区唐代造像，主要分布在重庆主城的西北部大足、潼南、合川、铜梁等地，应是受川北一带造像风气影响，而这股风只是很微弱地吹向了巴渝的长江沿岸，这当是受阻于道教势力。　　
　　隋唐佛教造像，在北方中原地区，与南北朝时期一样，多石窟造像，而巴渝地区则以摩崖龛造像为主。与四川地区一样，流行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及天王、力士组合的五尊、七尊、九尊一类的造像。开元、天宝前后的几十年间，多观音、地藏造像，表明此信仰在民间流行。目前，三峡地区的唐代造像仅在忠县和云阳发现，规模甚小。
　　尽管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代，但在巴蜀地区，从造像和高僧的角度来说，并不是鼎盛期，唐代繁荣的佛教事业主要表现在中原和江南地区。在造像事业上，广元、巴中因受洛阳、长安的影响，先行了一步。又，因外地高僧入蜀传教往往在川西一带，故巴渝地区唐代佛寺、造像的“鼎盛”期要比川西、北“晚一步”，出现在晚唐以后，初唐、中唐时期并未显出所谓“鼎盛”迹象。唐代巴渝地区佛教不繁荣，究其原因，是没有佛教“高僧大德”在此传教、寺院经济的不发达和道教势力及鬼神信仰的阻碍。
　　唐武宗之前，德宗时期，有东川节度使李叔明恶佛，上言减少僧人或还俗为民，说明当时寺院经济与国家经济已发生矛盾：“大历末，叔明为东川节度使。……叔明素恶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无为者也；道，清虚寡欲者也。今迷其内而饰其外，使农夫工女隳业以避役，故农桑不劝，兵赋日屈，国用军储为耗斁。臣请本道定寺为三等，观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观留道士十四，每等降杀以七，皆择有行者，余还为民。’德宗善之，以为不止本道，可为天下法，乃下尚书省杂议。议虽上，竟未行。”（2）其言不果。
　　盛唐之后，蜀中社会较安定，经韦皋、王建、柳本尊提倡佛教，巴蜀大地佛教逐渐兴盛。唐玄宗、僖宗先后避难入蜀，北方画家、石窟艺术工匠亦随之入蜀，但多在广元、巴中和成都地区传播佛教。李德裕镇蜀期间，又从南诏得到“僧道工巧”，“德裕乃大葺关防，缮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诏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余人归成都。”（3）众多僧人、石刻造像艺术家的脚步尚未到达巴渝地区，川东的佛教造像无大发展。
　　初唐时期，密宗在长安已有相当影响。唐玄宗时期，密教真言宗的三位祖师印度善无畏（637－735年）、金刚智（671－741年）、不空金刚（705－774年），即“开元三大士”，将密宗经典传入中国。密宗在唐代曾盛极一时，经会昌灭佛和五代动乱后，密宗衰落了，唐末，北方密宗法脉几近断绝。但是，“至迟在武则天初期密教已传到四川。……四川地区在‘开元三大士’来华建立密宗之前，密教的发展已经颇为可观。”（4）四川安岳千佛寨40号窟内药师琉璃光佛，即天宝十年（751年）造；净慧岩15窟内数珠观音，乾元（758－760年）造；巴中南龛103号毗卢舍那龛，唐代开凿。
　　唐末、五代巴蜀地区密宗的发展，柳本尊（844－907年,一说855－942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柳本尊，嘉州（乐山）人，崇佛，为居士，曾在成都、新都传教，颇得前蜀王建嘉赏，其卒，蜀王追赐为“瑜伽本尊教主”。由于王建提倡佛教（如对贯休、柳本尊的推崇），因而前蜀政权起到了在巴蜀推动佛教（包括密宗）发展的作用。后蜀时期，佛教在巴蜀地区持续发展。
　　唐末，景福元年(892年)，昌州节度史韦君靖在北山建永昌寨的同时，也开始密宗摩崖造像。
　　柳本尊、王建（847－918年）、韦君靖（约大中年间生，光化以后卒）三人是同时代人，年龄接近。韦君靖应该知道柳本尊（如果柳本尊曾到过安岳、大足一带传教的话，但史无记载）（5）。柳本尊卒时，即王建称帝之年，而此前韦君靖早已降于王建，王建的提倡佛教和对于柳本尊的推崇，韦君靖无疑是清楚的。柳本尊卒，王建追赐其为“瑜伽本尊教主”。韦降于王后，为其之假子（义子），亦随义父崇信柳本尊之密宗是可能的。刘豫川先生关于韦君靖降于王建后更名“王宗靖”之考证至详（6），兹不赘述。刘氏又云：“北山石刻的肇始是与王建西川军队迫近，永昌寨作为军事据点的‘行州’性质相联系的。作为证据，与唐末永昌寨相联系的北山石刻毗沙门天王的造像是极重要的题材，这与五代后明显不同。唐天宝年中，曾盛传毗沙门天王于云中领神兵救护安西，吐蕃军队惊溃，因而唐玄宗下令诸道于城楼置天王像，毗沙门天王也就成为唐代军镇的佑护之神。北山毗沙门天王造像，正是当时韦君靖及部属虑于昌州城防所为。自王建占有昌州后，战事消弥，毗沙门天王也就不成为后人造像的题材了。过去谈到大足石刻的成因，一般认为是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所致，应该说，这并不全对，它只道出了大足石刻创作鼎盛时期的社会情况。在肇始阶段，恰恰相反，正是战祸与社会动荡成为乞灵于神佛的心理基础。”（7）大足北山佛湾第3、5号龛及佛耳岩10号龛以毗沙门天王为主尊均应是韦君靖造。又，北山佛湾乾宁三年造观音地藏像及题记（王宗靖，第58号），光化二年（899年）造三世佛龛（王宗靖，第51号）及题记，亦为韦君靖造。也就是说，除了“战祸与社会动荡成为乞灵于神佛的心理基础”外，韦氏本人即密宗信徒也是重要原因。唐代密宗天王造像，多为四大天王，而北方毗沙门天王像尤多，王宗靖（韦君靖）造毗沙门天王像，说明韦君靖是密宗信徒。韦氏死后两百多年，赵智凤在大足将密宗造像推向高潮，这是韦君靖没想到的。
　　柳本尊有可能到过铜梁，传教于铜梁板桥，板桥曾有“本尊寺”。
　　晚唐，大足北山密宗造像发达，北山佛湾在前后蜀时期密宗造像仍在持续，如有观音、地藏、日月光菩萨、大威德炽盛光佛等，而有22个龛以各类型观音为主尊，表明唐末、五代、北宋时期密宗在大足的盛行，这些都是后来赵智凤在大足大兴密宗造像的基础。
　　安岳与大足毗邻，大足北山密宗造像与安岳密宗造像是同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安岳毗卢洞，其造像始作于五代后晋天福(936－944年)间，为五代、北宋时期四川境内密宗的主要道场之一。安岳《乾隆二十六年装毗卢佛身碑记》：“爰考毗卢于邑乘，系唐朝柳本尊创始也。”宋《方技传》：“柳本增(尊)置宝顶于其上。”《观音殿新竖万年灯记碑》：“阅自唐代，有西人柳本尊者，为诸众生开示觉悟梯航，勒大士像于毗卢山之右。”（8）
　　西北的敦煌莫高窟、中原的龙门石窟多密宗造像。广元千佛崖莲花洞北龛有武周万岁通天元年以前的大日如来造像，千佛崖菩提瑞像窟有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造像。在广元密宗造像之后，开元间，巴中西龛龙日寺开凿了大日如来密宗造像（9）。广元、巴中的唐代密宗造像显然受长安、洛阳密宗造像的影响，而广元、巴中在川北，地处中原至巴蜀的通道上－－米仓道上，从汉中南下，过米仓山后，有两条路，一至广元，一至巴中，我们可以考虑蜀中密宗为北传。巴蜀地区由于与北方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联系历来极为密切，故唐以前的佛教造像往往受北方造像影响，如大足尖山子永徽年弥勒造像、安岳卧佛院弥勒龛造像，与敦煌北魏早期塑像把弥勒像放在最高层是一样的处理方法。巴蜀佛教总是离不开北方佛教的影响，而“南传”佛教对巴蜀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
　　“隋唐时期佛教势力比过去有了更大的增长，寺院经济力量也逐渐雄厚，建立宗派，完成体系，并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属于三教鼎立时期。”（10）
　　唐代，有影响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法华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律宗、密宗、禅宗、净土宗，与印度佛教不同的中国佛教形成了。其中禅宗是是影响后世至深的一大宗派。唐代，巴蜀地区佛教主要是禅宗、净土宗、密宗。禅宗反对坐禅，主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强调不立文字、顿悟成佛。这一简易的“成佛”方法深受僧众的欢迎。华严宗五祖圭峰宗密（780－841年），西充人，撰《禅源诸诠集·都序》，举唐代禅宗十大派别：洪州、荷泽、北秀、南诜、牛头、石头、保唐、宣什、天台、稠那。除天台、稠那外，其余八家，四川禅师占有五家：洪州、南诜、保唐、宣什、荷泽，其阵营在全国禅宗内力量是最雄厚的。（11）
　　巴渝地区在唐代的佛寺只有40余座，与川西、北相比，仍欠发达，造像业亦如此。
　　隋唐时期，与巴渝佛教有关的僧人有：高僧慧暠，《续高僧传·释慧暠传》，安陆人，“然以法流楚服成济，已闻岷洛、三巴尚昏时罔，便以法弘道远化。末闻隋大业年沂流江峡，虽遭风浪，厉志无前，既达成都，大弘法务……”《续高僧传·释灵睿传》：“武德二年（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安州暠公上蜀，在大建昌寺讲开大乘。”高僧玄奘，《续高僧传·释玄奘传》：“西逾剑阁，既达蜀都。”“遂乃假缘告别，间行江峡。经途所及荆、杨等……”又“有沙门道深，……将捐巴蜀，……而正意已行，誓无返面，遂乃假缘告别，间行江峡，经途所及荆、扬……”。玄奘在成都学法后，经重庆至荆州，其在巴渝活动无记载。禅宗大师马祖道一年轻时曾在重庆受具足戒，马祖是我们所知曾在重庆活动过的最早的禅师。
　　马祖在南岳衡山受慧能的弟子怀让的启发而“大悟”，又至江西，开创了“洪州禅”。以后，又创造了“机锋”及诸多传教方式的动作，创建了禅师的“语录”形式。在马祖时代，中国化的佛教形成了，但禅宗尚未取得独尊的地位。马祖去世后数十年，“会昌灭佛”，但禅宗却仍在浩劫中持续发展，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即马祖的再传法裔。湖南朗州的德山院宣鉴禅师（782－865年），四川简州人，出川至湖南求法。其德山禅系是禅宗三大宗派之外的著名派系。（12）但在唐代，鲜有在巴蜀地区传法的著名高僧大德。而有名字传下来的僧人，多在成都一带传法。在巴渝者，有闾丘均，合川人，削发为僧，居铜梁山。
　　唐代开州有柳律禅师，与韦处厚善，“韦处厚出守开州，与禅师柳律结方外缘，遂建长宁寺于山之麓。”（《大觉寺传复碑》）但有唐一代，巴渝地区的禅宗还没有全面“发育”成熟。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灭佛，而前后蜀则对佛教仍然采取保护政策。官府设置佛教管理机构，并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前蜀王氏已称帝，而其所立龙兴寺碑，言及唐诸帝，亦皆半阙，乃知唐之泽远矣。”（13）高僧贯休谒钱镠、成汭、高季兴，皆不欢而去。遂入蜀赴成都，王建“盛披礼遇，赐赉隆洽”（14），“过秦主待道安之礼，逾赵王迎图澄之仪”（15），呼贯休为“得得和尚”，并亲临大慈寺听贯休说法，赐其“大蜀国龙楼待诏、明因辩果功德大师、祥麟殿首座、引驾内供奉讲唱大师、道门子使选练教授、文章应制大师、两街僧录、封司空太仆卿、云南八国镇国大师、左右街龙华道场对御讲赞大师、兼禅月大师，食邑八千户，赐紫大沙门”。（16）可谓礼遇至极。
　　据《禅月集跋》，贯休谒荆州令成汭，因忤汭，“汭怒，递放黔中”（即黔州，彭水）。在彭水，有《游云顶山晚望》诗：“……黔南在何处，堪笑复堪悲。……明朝又西去，锦水与峨眉。”按彭水摩围山，又名云顶山，山有云顶寺。僧齐己《白莲集·寄贯休》：“子美曾吟处，吾师复去吟。……时逢蜀僧说，或道近游黔。”贯休由黔州顺乌江而下至涪陵，住涪陵相思寺，“见说相思寺，今来似有期。……故人多在蜀，不去更何之。”（17）贯休“静住黔城北”（《禅月集·秋末寄张侍郎》），其在黔州、涪州当皆有佛事活动，惜无记载。
　　隋
　　舍利塔
　　奉节有金轮寺，建有舍利塔，此与隋文帝有关。隋文帝曾得舍利一裹，于仁寿元年（601年）令各地建立舍利塔。王邵《舍利感应记》：“皇帝（注：隋文帝）昔在潜龙，有婆罗门沙门来诣宅上，出舍利一裹，……皇帝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以仁寿元年……於海内诸州选高爽清静三十处，各起舍利塔。”仁寿二年又于五十余州建舍利塔，安德王雄等《庆舍利感应表》（见《法苑珠林》）：“仁寿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复分布五十一州建立灵塔。令总管刺史已下县尉已上废当务七日，请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钱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时，合国化内，同下舍利，封入石函。”奉节隋代《信州舍利塔铭》即是年所建。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奉节出土隋金轮寺“仁寿二年”舍利塔铭。该塔铭在宋时已为赵明诚《金石录》收录，名为《隋舍利宝塔下铭》。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亦收录，名为《信州舍利塔铭》，注：“方一尺五寸五分，十一行，行十一至十三字，字径七分许，正书，直界格。在奉节白帝城庙。”铭文如下：
　　“维大隋仁寿二年，岁次壬戌四月戊申朔，八日乙卯。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信州金轮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王子孙等，并外郡官□及民庶六道三涂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因，同升妙果。大隋皇帝舍利宝塔下铭。”
　　该铭后刻有吕辉跋：“同治癸酉监修夔城，七月六日掘土获石佛一，妙相庄严。越日复得石一方，纵横广二尺许，中底平凹，刻正书十一行，四边凸宽寸余，周列小五铢钱七十二枚，上覆石，内贮铜方盒，嵌木，安放一瓶，凝松脂封固。匠氏□启之，泄赤水荧荧，一粒如豆飞出。剔碑谛视，乃隋仁寿年金轮寺舍利塔下铭也。字兼唐初□□法。爰移置白帝城庙壁，而供佛于龛。署奉节县事永城吕辉记，万县刘家谟书。”
　　按信州，《旧唐书·地理志》：“夔州下隋巴东郡。武德元年，改为信州。领人复、巫山、云安……。又改信州为夔州。……奉节汉鱼复县，属巴郡，……梁置信州，周为永安郡，隋为巴东郡，仍改为人复县。贞观二十三年，改为奉节。”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隋代佛史上之最大事件有二：一关中兴佛法，一舍利塔之建立。”隋文帝仁寿元年、二年、四年三次敕令全国数十州建舍利塔。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年）灭佛法，长江上游地区佛教受到严重打击，至隋高祖，佛教再兴。奉节《信州舍利塔铭》及四川三台县仁寿四年《梓州牛头山舍利塔铭》（光绪二十六年出土）即隋代佛教再兴的证明。
　　相思寺，即缙云寺，建于刘宋景平元年（423年），《高僧传》云，隋无相禅师渡笠、唐慈应禅师受记二龙处，宋景德中改崇教寺。
　　造像
　　潼南大佛寺东崖石壁有摩崖造像四龛（编号为8、9、10、11），始凿于隋代；8号龛刻一佛及一男一女俗装侍者，龛下刻有供养人图一幅，又有《杨佛赞造天尊像记》：“大业六年（610年）三月廿日作天尊象，弟子杨佛赞造敬记。”9号龛刻一佛四侍者、二天王，龛左刻供养人图一幅；10号龛刻一佛二侍者；11号龛在两通摩崖碑上分别刻释迦、多宝佛尘像。9号龛、11号龛左侧有“开皇十一年（591年）作”题记。两幅供养人图，刻画“整齐划一，表现了造像出于一有组织的集体。……这反映了义邑造像的情况。”（18）潼南摩崖龛造像是巴渝地区目前所知最早的佛教造像。
　　据造像记所说“天尊”，有学者将其划为道教造像（19）。也有学者谈到，是佛教造像（20）。笔者认为，佛、道皆有“天尊”之称，以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内容看，是佛教造像无疑。
　　万州有隋代造像，《舆地纪胜·夔州路·碑记》：“宝像记。练岩，有装修隋朝宝像记。”当为佛教造像，像主不详，今不存。练岩，在州西一里。
　　巴渝地区隋代佛教史料及实物极少，奉节《信州舍利塔铭》、潼南大佛寺造像尤为珍贵。
　　《南川县志》（1991年版）：“佛教在隋唐时期传入南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