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渝地区佛教发展述略（2）

　　唐
　　佛寺
　　相思寺，晋任豫《益州记》：“黄葛峡有相思崖，芳泉周灌，俗谓之神窟。”《法苑珠林》：“唐渝州相思寺佛迹出石缘。”《广弘明集》：“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有佛迹十二枚，皆长三尺，阔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鱼文，在佛堂北十五步，见有僧住。”“唐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迹十二枚，皆长三尺许，阔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鱼文，在佛堂北十余山，见有僧住。至贞观二十年十月，忽寺侧泉内出莲髻形，如红色台具足，大如三尺，面合，擎出如涕，入水成华，舟旅往还，无不叹讶，经月不灭，相思寺因以得名。一云涪州亦有此寺。寺本贫煎，由是感施，至今常富。昔齐荆州城东天井出锦，于时士女取用，如人中锦不异，经月乃歇，故知于出不足可怪。”《蜀中名胜记·重庆府》引《感通录》：“缙云寺，即古相思寺也。”
　　北碚温泉寺，《舆地纪胜·重庆府》：“温汤（塘）峡，……上有温泉，自悬崖下涌出，四时沸腾如汤，唐乾符（874－879年）中置温泉寺。”一云温泉寺亦建于刘宋景平元年。（21）
　　南岸涂山寺（后名觉林寺），白居易有《涂山寺独游》诗。南岸又有慈云寺。巴县又有中峰寺、复兴寺、曲水寺，曲水寺，初名龙泽寺，至宋为神君殿，明又为曲水寺，王应熊有诗纪之。报恩寺，在东水门，诗人岑参有《雪后过报恩寺》诗。
　　江津李市有复古寺、大圣寺。铜梁有化度院、宣密院。永川有八角寺。璧山有宗峰寺。荣昌有罗汉寺，天宝四年（745年）建；又有千佛寺，唐初名通元寺。又有九龙寺，五代时建。
　　合州有集圣院，唐李稽作《集圣院记》。鹫峰寺，在涞滩，晚唐时极兴盛。定林寺（即濮岩寺），宋岑象求有《定林寺》诗。又有佛慧院、灵山院、波崙寺（参见光绪元年《铜梁县志》）等。
　　涪陵聚云山有法雨寺，据寺内碑刻知该寺始建于唐贞观十二年（639年），又名聚云寺；又有千福院，有光启间（885－887年）《千福院水泉记》。丰都有延生堂。彭水有开元寺，开元二十六年建，是年全国统一建开元寺、龙兴寺。
　　万州有大云寺，寺有《大云寺碑》，有高僧圆泽驻此；又有圣业院，有咸通三年（862年）《圣业院碑》。
　　奉节开元寺，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建，明代夔州通判何宇度《益部谈资》：“城西开元寺，唐了休禅师道场也。”真谛寺，杜甫有诗纪之。金轮寺，《四川通志·寺观·夔州府》：“光孝寺，在县东，寺有佛牙楼，晋时名铁佛，唐名金轮。”
　　奉节始兴寺，始创于北周初，杜甫在奉节有诗《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刘禹锡在夔州作《始兴寺记》、《夔州始兴寺移铁像记》。其《铁像记》云：“佛薪尽于乾竺，而象教东行。……先是，鱼复（奉节）人有以利金为弥勒像者，重千钧。……凫氏卒事而他工未备，故寓于西偏，不知其几年矣。寺僧法照，瞻礼发信，……按此寺始于宇文周初，濒江埤庳。皇唐神龙（705－707年）中，为水所坏。有波那赖耶国僧广照，浮海而至，顿锡不去，遂移（像）于今道场所。……法照，夔人，姓穆氏。年十有五出家，依江陵名僧受具。肇至贞元二十年（804年）甲申归此寺，愿崇建有为，凡修大殿，立菩萨，大弟子侍佛左右。逮长庆癸卯（823年）有成。”
　　忠州有龙兴寺，杜甫有诗《题忠州龙兴寺所居院壁》；忠州又有龙昌寺，有上下寺，上寺即巴台寺，下寺即治平寺，俱唐代建，白居易有《登龙昌上寺望江南山怀钱舍人》、《龙昌寺荷池》、《代州民问》诗。又有拔山寺，《蜀中名胜记》谓与龙兴寺“俱汉永平间建”，当建于唐代。又有大成寺，《蜀中名胜记》谓“汉初平建”，似不可能，或建于唐代。又有双龙寺，唐贞元间（785－805年）建。
　　垫江大通寺，贞观三年（629年）建。有“秋月禅关”，“唐马祖修净之所”。清高之霖《垫江大通寺碑记》：“禅关幽雅，马祖之遗光烂焉。”（《四川通志·寺观·忠州》）唐代有吴道子绘佛像（《四川通志》卷三十八、四十一、四十三）。
　　铜梁华藏寺，开元间建；又有千佛寺、兴福寺、永清寺。
　　大足有演教院，有咸通间（860－873年）《演教院碑》。《舆地纪胜·昌州·碑记》：“《演教院碑》，在昌州旧基，院有断碑，载唐咸通岁县令唐允中。”又有净土院，有大和五年（831年）《净土院碑》（原属昌元县）。又有宝鼎寺。
　　潼南有独柏寺（又名慧日院）、龙藏寺。梁平有都会寺。开县有大觉寺。巫溪有天宁寺。云阳有下岩寺。
　　城口，唐代有妙音寺。
　　以上佛寺40余处，主要在集中在长江沿线一带，而边远地区只有少数佛寺，说明在唐代巴渝地区尚未达到一县一寺的程度。唐代，仅成都就有近20座佛寺，其毗邻诸县亦有大量佛寺，且不论川北其它地区。唐代巴渝佛教之不发达，可见一斑。
　　造像
　　大足宝顶山建有佛寺，《嘉庆重修一统志·重庆府·寺观》：“宝鼎（顶）寺，在大足县南三十里宝鼎山，唐建，石壁俱镌佛像。”《蜀中名胜记·大足县》引旧《志》：“宝顶寺，唐柳本尊学吴道子笔意。环崖数里，凿浮屠像，奇谲幽怪，古今所未有也。”
　　尖山子，位于大足西南20公里宝山乡，与安岳毗邻，有摩崖造像10龛82尊，有佛、弟子、菩萨、力士、观音等。目前所知大足最早的佛造像，乃尖山子7号龛唐初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年）弥勒说法图，有造像记，文字磨灭，然“永徽八月十一日”七字可辨。永徽造像也是巴渝地区目前所知唐代最早的造像。北山佛湾有唐代晚期乾宁、光化、天复年间造像及题记。
　　大足北山佛湾第3、5号龛及佛耳岩10号龛皆以毗沙门天王为主尊；第9、50、56、113、118、119、125、126、127、128、132、133、136、148、149、212、213、218、235、243、273、277号龛以各种类型观音为主尊，表明唐末、五代、北宋时期密宗在大足的盛行。
　　唐代大足盛行净土信仰、观音信仰，造像多为西方三圣。
　　唐后期、五代，大足尖山子、北山佛湾、北山营盘坡造像及石刻主要有阿弥陀佛、药师佛、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尊胜陀罗尼刻经。
　　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7月，大足金山镇法华寺发现两龛共60多尊唐中期以前的佛教造像。
　　潼南大佛岩有唐元和至大中（806－860年）间造像。光辉乡千佛崖有元和四年（809年）造像一佛四菩萨二弟子二力士及题记。五硐岩有大和九年（835年）摩崖造像1佛22菩萨9弟子2力士及供养人和题记。莲花寺摩崖有6龛18尊造像，1佛2弟子2菩萨2力士。玉溪乡万佛岩唐代造像24龛。
　　潼南大佛寺大佛，唐代开凿，但只完成了头部，《蜀中名胜记·遂宁》：“其岩上有石佛首。”唐代在此建佛寺，“‘《志》又云：大佛寺在县南一百里，即古定明院。在下遂宁县南，唐咸通中建，前依岩石。’”后寺毁。造像未完，可能是会昌灭佛所致。
　　合川化度院，有永泰二年（766年）有石刻佛造像。
　　合川龙多山，摩崖造像及题记多在东崖、南崖。有咸通元年（860年）、五年、六年造像碑、咸通十五年（874年）《龙多山集圣院记》等。西崖有天宝年间造像记。
　　龙多山诸龛主像分别有释迦牟尼、弥勒、阿弥陀佛。龛内造像组合形式有：三身佛（法身、报身、应身）、三世佛（药师、释迦牟尼、阿弥陀）、一佛二弟子、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武士、一佛一菩萨一武士等。西崖造像“内容有三身佛、立佛、一佛二弟子。摩崖碑，供养人群像等。龛形较小，内容简单但不重复。佛像高肉髻、双重头光无身光。座为束腰须弥座和莲座。联茎莲座的雕造，在后面的造像中更加着意突出。从摩崖碑魑额和卷草纹可以看出，雕刻技法十分熟练。”南崖又有千佛造像。（22）
　　濮岩有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石门弥陀像碑》、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造像记碑》、长庆元年（821年）《卢专造像记碑》、长庆三年（823年）《卢舍那佛二菩萨记》、长庆三年（823年）《合州刺史造像记》等。濮岩寺摩崖3号龛为站式如来佛像，龛高7.2米，侧有飞天像。
　　铜梁白云山千佛岩摩崖造像、波崙寺摩崖造像，始凿于唐代。
　　南川有开元十八年（730年）《南州石像颂》、《虞景造卢舍那佛题记》。《舆地纪胜·南平军·景物》：“铜佛坝，在金城西门外，地有金铜像二佛像，后徙置报恩寺，三道像置天庆观，相传以为唐明皇所铸。又，南川镇下石崖壁上刻一佛像，唐开元中唐果所造卢舍那石像也。”
　　石柱，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南宾县令陈元珪在太白岩“镌佛为龛”。
　　忠县临江岩摩岩造像，开凿于中唐时期，有5龛。其中3号龛造像最多，龛高1.36米，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二力士二金刚，后壁刻八部众，龛楣左右刻二飞天，此乃三峡地区最早的佛教造像。
　　忠县万金乡高台村龙滩河造像，37龛，其中21号龛高0.75米，内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像，晚唐造。
　　云阳双江镇唐坊村长江边有下岩寺，下岩寺又名燕子龛，燕子龛原有造像千余，大部已毁，目前尚能辨识的唐代两个大像龛，均高4.7米，宽4.74米，造像为一佛二弟子。
　　云阳汤溪河大佛头摩崖有唐代造像9龛，造像内容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一佛二菩萨等。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云阳明月坝发现唐代佛寺遗址，出土有一佛及二菩萨石刻造像、铜鎏金佛像、佛珠、石刻经幢等。2002－2003年间，丰都玉溪坪遗址出土唐代铜佛像250余尊，又有少量力士像，这些佛像大者高20余厘米，小者高4－8厘米，鎏金，以净瓶观音像为主。
　　巴渝地区唐代的佛塔极少，沙坪坝宋宝轮寺，唐尉迟恭曾在此建宝轮法塔，今不存。
　　巴僧
　　巴县。马祖道一（709－788年）二十岁左右在重庆受具足戒。“怀让禅师第一世江西道一禅师，汉州什邡人也，姓马氏。容儿奇异，牛行虎视，引舌过鼻，足下有二轮文，幼岁依资州唐和尚落髪，受具于渝州圆律师。”（23）民国《巴县志·方外》：“道一禅师者，什邡人，姓马氏。世所称马太师也，本邑罗汉寺出家。”垫江有“秋月禅关”，“《志》云：东北二十里有古寺，曰，唐马祖修净之所。”（24）马祖的师傅是处寂（648—734年），住四川资州德纯寺，处寂乃智诜弟子。马祖在衡山受慧能弟子怀让的启发而“大悟”。“曹溪之道，至南岳石头、江西马祖而分两宗，云门、曹洞、法眼皆宗於石头，临济、沩仰皆宗于马祖。天下丛林号为五家宗派。”（25）
　　巴县。“幽谷净满禅师，本浙江人。……贞元（785－805年）中，偶至缙云山下，……随欲登山诣崇教寺，居民曰：是寺年久无僧，……师戒行严谨，居三十年如恒日，门众六十余人。”（26）
　　合川。闾丘均，合川人，唐高宗时进士，中宗时，拜太常博士，后削发为僧，居合川铜梁山“五十年乃去”。以诗文著称于世，与陈子昂、杜审言齐名。安史之乱后，杜甫有诗《赠蜀僧闾丘师兄》：“大师铜梁秀，籍籍名家孙。呜呼先博士，炳灵精气奔。”闾丘均善书法，《东蜀牛头山瑞圣寺摩崖碑》（四川三台）、《滇南爨王基碑》、《刺史王任求碑》等皆出其手。杜甫又云：“世传闾丘笔，峻极逾昆仑。凤藏丹霄暮，龙去白水浑。青荧雪岭东，碑碣旧制存。晚看作者意，妙绝与谁论。”
　　万州。高僧圆泽，唐乾元（758－760年）间人，《舆地纪胜·夔州路·仙释》：“唐乾元中再生为南浦人。”南浦，即万州。苏轼有《僧圆泽传》：“洛师惠林寺……有僧圆泽，……遂自荆州路，舟次南浦。……又歌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山川寻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
　　夔州。《夔州始兴寺移铁像记》：“有波那赖耶国僧广照，浮海而至，顿锡不去。……法照，夔人，姓穆氏，……依江陵名僧受具，肇至贞元二十年（804年）甲申归此寺。”
　　云阳。下岩寺，《蜀中名胜记·云阳》引黄庭坚语：“唐末有刘道者，闻道于云居膺禅师，为开岩第一祖，法号道微，自凿石龛，曰：死便藏龛中，不用日时。”刘道者，洪州云居道膺禅师法嗣，曹洞宗。
　　历史上，由于南朝时期荆州佛教对巴渝地区的影响，至唐代仍然存在，据万州唐元和十二年《报善寺主觉公纪德碑》载，万州僧人“正觉”，二十岁时在万州剃发出家，大历八年（773）自万州赴荆州檀场“具迦叶之大戒”，“僧腊具不惑之年”，卒于元和十一年（816年）。上述夔人僧法照，亦依江陵名僧受具。
　　开县。“唐，清公，开州人，与韦处厚善。旧《志》，巴人有高僧清公，能前知。”“柳律，开州人。《大觉寺传复碑》云：韦处厚出守开州，与禅师柳律结方外缘，遂建长宁寺于山之麓。”（咸丰三年《开县志》）
　　彭水。“僧灵澈，俗姓皇甫，唐元和间人，幼涉书史，能文工诗，尝往来蜀东黔州及开、忠二州间，一时名流多与唱和。韩昌黎《送灵师诗》有‘寻胜不惮险，黔江屡回沿’之句。”（27）
　　五代
　　前后蜀时期造像
　　五代时期造像，占北山造像的三分之一以上，题材有18种。
　　大足北山佛湾的前后蜀时期一百一十余龛造像中，几乎全为佛教造像。大足前后蜀造像，主要分布在北山佛湾、新利乡普和寺、明星乡观音坡及佛耳岩、天宝乡菩萨岩。北山佛湾有东方药师佛净土变相、千手观音等，出现了早期的十六罗汉像。有前蜀永平三年（913年）、乾德元年（919年）、乾德四年（922年）、后蜀广政元年（938年）、三年、四年、八年、十七年、十八年造像题记。又有前、后蜀时期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石刻经幢。部分文字见于刘喜海《三巴金石苑》、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
　　大足高升镇胜光村千手观音摩崖造像为五代时期作品，比宝顶千手观音早200－300年。观音造像左右壁及龛外崖壁有菩萨8尊，后壁左右有力士、孔雀明王、侍女、天王、阿修罗等像。
　　合川龙多山有通正元年（916年）《杜□造像记》。
　　注：
　　（1）民国《合川县志·金石》。
　　（2）参见《新唐书》、《旧唐书》李叔明传、《四川通志·人物·保宁府》。
　　（3）《蜀中广记卷三十二·边防记第二·川西二》。
　　（4）参见邢军《广元千佛崖初唐密教造像析》，《文物》1990年6期。
　　（5）王家佑《柳本尊与密教》。“从现存《柳本尊传》及十炼题刻文字，看不出他本人到安岳县传教的记载。也许安岳县诸造像遗迹，是他亲信弟子们所作?当然也可能他本人亲自去过一段时间而记载有失。”（载于何刊物？）
　　（6）刘豫川《韦君靖碑考辨》，《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3期。　　　　
　　（7）刘豫川《〈韦君靖碑〉与唐代昌州的几个问题》，《巴渝文化》第一辑，重庆出版社，1988年。
　　（8）参阅王家佑《柳本尊与密教》。
　　（9）参见罗世平《千佛崖利州毕公及造像年代考》，《文物》1990年6期。
　　（10）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
　　（11）（12）参见冯学成《四川禅宗史概述》，《巴蜀禅灯录》，成都出版社，1992年。
　　（13）洪迈《容斋随笔·孟蜀避唐讳》。
　　（14）《宋高僧传》。
　　（15）《禅月集后序》。
　　（16）《禅月集》卷首。
　　（17）《禅月集》卷第十八《秋过相思寺》。
　　（18）参见邹后曦《重庆地区隋至宋佛教造像》，《巴渝文化》第二辑，重庆出版社，1991年。
　　（19）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
　　（20）参见胡昭曦《四川古史考察札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邹后曦《重庆地区隋至宋佛教造像》，《巴渝文化》第二辑，重庆出版社，1991年。重庆市博物馆编《重庆文物总目》，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21）参见拙作《相思、缙云、温泉寺考》。
　　（22）参见西哥《龙多山唐宋佛教造像的调查》，《巴渝文化》第一辑，重庆出版社，1989年。
　　（23）杨亿《景德传灯录》卷六。又见赞宁《宋高僧传》卷十《唐洪州开元寺道一传》、普济《五灯会元》卷第三《江西马祖道一禅师》、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唐故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铭（并序）》。
　　（24）《蜀中名胜记·垫江县》。
　　（25）《石门文字禅·僧宝传序》。
　　（26）《巴县志·方外》。
　　（27）同治《彭水县志·人物》。
　　四、巴渝佛教的繁荣时期
　　（宋元）
　　宋代，主要是南宋，是巴渝地区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足地区密宗造像的发达，二是禅宗的发达。禅宗发达，是全国性的现象，巴渝亦不例外，而大足的密宗造像则是“个案”，它只在大足及安岳一带兴盛，而在整个巴渝地区并没有兴盛的密宗事业及造像。大足密宗造像的辉煌，挽救了密宗在北方几近灭绝的命运，这是巴渝地区佛教的骄傲。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佛教之辉煌的尾声也来临了。
　　唐末，昌州刺史，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韦君靖在大足建永昌寨，后于景福元年（892年）在此造像。经五代至南宋绍兴间，历250余年，大足有石刻造像6万余躯，遍及大足全境四十余处，以北山、宝顶最为集中。有佛、道、儒三教造像，以佛教为主。
　　一个地区的佛教繁荣应有五个标志：一是有著名高僧，二是有著名佛寺，三是有精美造像，四是有发达的寺院经济，五是有众多的信徒。而这五个标志的背后，离不开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南宋时期大足佛教的发达，这五个标志都具备了。南宋大足石刻造像艺术的繁荣，与当时巴蜀地区的石刻艺术发达有关，它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成熟的、高水平的石刻造型艺术的必然结果。大足密宗“奇谲幽怪”的造像，为明人所不解，故《蜀中名胜记·大足县》引旧《志》云：“宝顶寺，唐柳本尊学吴道子笔意。环崖数里，凿浮屠像，奇谲幽怪，古今所未有也。”南宋，三教并存，大足妙高山宋代石窟“三教合一”的释迦牟尼、老君、孔子造像，为这一历史事实作了形象的注释。宝顶三教造像，体现了不同宗教的宽容与融合，造像的平民化、市俗化、生活化，迥然别于北方造像的“神圣化”。佛教在唐代是鼎盛期，至宋及宋以后是所谓“世俗化”期，大足佛造像即佛教世俗化的物化表现。
　　大足石刻的兴盛，有其历史经济、文化的基础，我们可以看看文献。《舆地纪胜·昌州·风俗形胜》引李宗谔《图经》：（昌州）“户晓礼仪”；又引谭用之《修昌州记》：“实则巴丛之饶，山堆阜叠，溪交水横，列岫罗巘，瓜瓞不断。”又引蒲宗《孟学记》：“（昌州）与大府通邑争强取胜，遵道而重学，孳孳以事圣人为急。”又引杨子谟《显惠庙记》：“静南（静南军）山水奇秀，士大夫避地者多居焉，仙灵逸迹，尚有董、葛之遗风。”又引赵雍《题学宫》诗：“昌元古佳郡，比屋谈经史。”但是这个“繁荣”只表现在重庆的西、北部的一小块地方，而东、南地区是谈不上繁荣的。
　　北山以佛湾最为集中，佛湾长里许，造像石岩约300米，造像4360余尊，南段多晚唐、五代造像，北段多宋代造像。宝顶大佛湾被誉为“我国现存唯一的规模宏大、内容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漫荼罗）”（1）大佛湾有孔雀明王经变相、毗卢洞、柳本尊行化图、柳本尊正觉像、十大明王等；小佛湾有毗卢庵洞、华严三圣洞等。其南宋摩崖造像《柳本尊十炼图》，即《柳本尊行化道场》、《柳本尊行化十迹图》，是研究地方密教发展的活化石。柳本尊的影响不仅在大足，安岳毗卢洞北宋《柳本尊十炼图》即早于大足的《十炼图》。
　　川西北摩崖造像在唐末、五代后凋零，入宋后，川东、川南摩崖造像发达，如安岳、大足等。密宗及其造像在北宋时期的大足稍稍“歇息”了一会儿，终于有一个人接上了密宗的“香火”－－柳本尊、韦君靖死后两百多年－－赵智凤诞生了。无疑，赵智凤在大足北山是见过毗沙门天王等密宗造像的，这对他日后的造像事业肯定有影响。他从成都学成佛法回大足后，要把北山密宗的造像事业延续下去，于是选择了宝顶这块地方，开始了辉煌的密宗传教及造像事业，也就是说，赵智凤在南宋时期发扬密宗传统是有历史基础的。一个地区的佛教事业发达与否，除了经济、文化因素以外，个人的作用极大，赵智凤就是一个例子。
　　宋代的大足、合川、潼南、铜梁是巴渝地区造像的主要地区，与邻近的四川安岳一并是当时巴蜀地区佛教造像的中心地区。与唐代一样，巴渝多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等造像。大足多三教造像，潼南大佛由道士建造，说明当时佛道之争的熄灭，三教相互容纳。
　　两宋巴渝地区佛寺约130座，平均一县约3－4座，尽管与江南地区相比在密集度上是不及的，但却在唐代的基础上是大大增加了，这是巴渝佛教逐渐兴盛的表现。
　　两宋有320年天下，由于儒家理学的兴起，佛教被视为异端学说而逐渐走下坡路。由于佛教的部分理论被理学吸收，于是知识分子往往参禅佛寺，与僧人谈佛学，南宋学者晁公遡《中岩文老和予游字韵见寄用韵为报》说“我虽券内士，常思方外游”。重庆地区当然也不例外，苏轼、黄庭坚、赵抃、晁公遡、王十朋等在重庆时，多与僧人来往，为我们留下了诸多诗文。
　　宋代巴蜀禅宗在全国处于绝对优势，佛学界有“言蜀者不可不知禅，言禅者尤不可不知蜀”之说。但宋代禅宗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创建，“不立文字”成了“不离文字”。合川涞滩佛祖与禅宗六祖群像，把禅宗诸祖形象地体现出来，使信徒在“顿悟”之外、在文字之外有具体的祖师形象可顶礼膜拜，别具匠心。该群像是禅宗在中国佛教中取得全盛地位后的纪念性的、里程碑式的写照，在全国享有盛誉。
　　与禅宗、净土宗在唐代盛行的情况一样，此两宗在宋代的巴渝地区亦是全盛期。宋代诗人、学者晁公遡《嵩山集·恭州报恩长老宣公以四偈见别用韵为谢》有“莫道巴儿不解禅”句。四川荣县出土建炎元年（1127年）《宋故清河张氏夫人墓志铭》：“夫人喜诵佛书。”重庆万盛区出土绍兴十六年（1146年）《宋太夫人陈氏墓志铭》：“晚年尤喜佛书。”两夫人喜诵佛书，应是禅宗信徒。但在大足一带，则有其特殊性，即密宗事业发达，兹不赘述。
　　宋代，佛、道之争平息，“我国家，……崇道教，兴佛法”。（2）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诏于京师及诸路共设戒坛72处，其中川陕7处。（3）北宋，全国有佛寺约4万所。由于朝廷的扶植，宋代寺院经济发达。大足石刻造像业的发达，是赵智凤的功劳，也是当时大足寺院经济支持下的结果，我们可以在南宋绍熙元年（1190年）大足《宝顶常住田产》碑中找到依据。该碑是大足寺院经济最早最珍贵的史料，刻于《唐柳本尊传》碑阴。
　　因年久蚀泐风化，该碑仅存以下文字：
　　“宝顶常住田产（额）。古迹宝顶山佛祖岩，正是赵智宗……已妄说□□祈乞风调……国泰……一千田……天下大不祥……八大五通，三千大千世（界）……外堂分水，东北……圣旨三道，免……拾伍……□□□年三月初九日，山门立通……白众：本山诸□田土，不许典当……父母，堕地狱，若无出期。古云，受□常住……善恶若无报……必□私……龙，若私……”。（4）“赵智宗”，即赵智凤。
　　赵智凤在宝顶弘法七十年，大开道场，开凿造像，必然要有经济力量支持。绍熙元年时，宝顶山佛寺已有田产“一千田”（亩），且曾有“圣旨三道”，免交地租；“本山诸□田土，不许典当”，正是宝顶佛寺的经济来源，也是石刻造像得以持续发展的基本经济保障。
　　而贫困山区的夔州地方政府，搜刮民利，也在佛寺、度牒上做文章，“夔峡之间，大山深谷，土地硗确，民居鲜少，事力贫薄，比东西川十不及一二。……峡中之民，散居山谷，生理单薄，憔悴饥饿，殆如猿猱。……（官方）根括百姓绝户之田，根括寺观常住之田，又监僧道验度牒钱。”（5）如此，夔州佛教如何有大的发展？
　　关于元代时期的巴渝佛教，我们能见到的材料不多，但可以肯定地说，元代巴渝佛教是在两宋时期的基础上持续发展的，虽然藏传佛教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但汉地佛教仍在蓬勃发展，此时巴渝地区的佛寺仍在增加，遗憾的是，我们尚未发现此时期的造像。
　　两宋
　　佛寺
　　巴县有罗汉寺、崇因寺、缙云寺、北碚温泉寺、青木关温泉寺、南岸觉林寺、夜雨寺、广福寺、宝轮寺、海会寺、慈云寺、报恩寺等；江津有石佛寺等；壁山有东林寺、大林寺、天竺寺等；永川有普照寺等；长寿有定慧院等；荣昌有碧云寺等；万州有勒封院、石宝寺、治平寺等；奉节香山寺、白马寺、龙兴寺等；云阳有下岩寺等；云安有净戒院；合川有净果寺、濮岩寺、万寿寺、护国寺、东岩寺等；铜梁有寿隆寺、金钟寺、计都寺等；潼南有安稳寺、明峰寺、普德寺等；大足有报恩寺、圣寿寺、圣水寺、佛惠寺、惠因寺、罗汉院、东禅寺、琼林寺、西禅寺等；綦江有青莲院等；忠县有宝华寺等；涪陵有普净院、千佛寺等；彭水有集福院、景星寺、咸宁院、长寿寺等；秀山有复兴寺等；南川有报恩寺、白鹄寺、遍福寺、普顺寺等；巫山有龙华院等。
　　两宋时期，巴渝地区新建佛寺近百座。加上唐代佛寺佛寺40余座（但有些唐代佛寺到宋代已毁），两宋时期巴渝佛寺约130余座，是佛教兴盛的表现。
　　造像、经幢
　　巴县：浮图关宋代摩崖造像，有一佛二弟子、观音、如来法身像等。《蜀中名胜记·重庆府一》：“《志》云：‘治西十里，石壁绘佛像，一径仅容舆马，即佛图关也。’”《嘉庆重修一统志·重庆府·关隘》：“佛图关：在巴县西十里，即李严欲凿通汶涪二江处，为重庆要津，上有石佛像，故名。”渝中区罗汉寺古佛崖石刻造像255尊。北碚缙云寺相思岩造像，刻有舍利塔，有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五年题刻。
　　南岸南坪古佛造像，为一龛一佛，弥勒佛高12米。木洞有北宋淳化二年（991年）《慈光寺经幢》，僧楚琳书，见《三巴金石苑》、《巴县志》、叶昌炽《缘督庐日记》。
　　合川：宋代摩崖造像主要分布在龙多山、濮岩乡濮岩寺、涞滩乡、思居乡普陀岩、南屏乡铜梁洞、沙金乡两头寺摩崖、合阳镇白塔坪摩崖、钓鱼城摩崖。濮岩寺有天禧三年（1019年）《三身佛龛记》题刻，庆历四年（1044年）《弥勒变相记》题刻；北岩有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张夫人梦佛记》题刻。
　　合川涞滩二佛寺，在城东北90里渠江边，有上下殿。宋代开凿佛像，有造像42龛，1613躯造像，分别刻在下殿的北、南、西三面摩崖上。北岩释迦牟尼说法图，是涞滩造像的核心部分，佛高12.5米，即合川大佛，寺内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碑记云：“全蜀大佛有三，而宕渠涞滩镇日鹫峰盖其二佛也”，为当时蜀中第二大佛，二佛寺因此得名。西岩释迦牟尼与禅宗六祖组合群像是国内少见的禅宗造像，释迦牟尼右为禅宗初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左为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该群像有造像题记，时间为南宋淳熙丙午（1186年）。涞滩造像多为南宋淳熙、嘉泰间造，还有泗洲大圣像、目莲像、罗汉群像、弥勒像、须菩提像、水月观音像、龙女像、善财像等。达摩像，形同女尼。涞滩造像群是巴渝著名造像群之一，在全国也享有声誉。
　　合川南屏乡铜梁山有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3年）摩崖造像。两头寺摩崖造像4龛19尊。白塔坪摩崖造像存44龛、窟，202尊，有释迦、千手观音等，又有乾道八年（1172年）题记。钓鱼城摩崖造像，10龛18尊，其中释迦涅磐像长11.5米，宽2米。
　　大足：宋代造像，主要分布在宝顶乡大佛湾、小佛湾、岩湾、牛王庙、佛祖村，新利乡普和寺、明星乡观音坡及佛耳岩、天宝乡菩萨岩及石壁寺、高升乡前进村、三溪乡八角村及双河村、玉滩乡响水村、灯塔乡朝阳寺、天山乡潮水寺及桂花庙和峰山寺、元通乡佛耳岩、龙石乡新生村及龙门村、转洞乡舒成岩、麻扬乡观世村、邮亭乡佛耳岩、弥陀乡古佛洞、铁山乡福星寺、石桌乡石篆山及兴隆庵、石马乡石门山、城东乡群力村、中敖乡板昌沟、季家乡妙高山、金山乡陈家岩、高坪乡老君庙及石佛寺、柳河乡灵岩寺、宝兴乡三教寺等处。造像内容分别有佛、弟子、文殊、普贤、地藏、天王、送子观音、千手观音、千眼观音、净瓶观音、罗汉、武士、供养人、玉皇、孔子、老子、判官、王母、九天玄女等，儒、释、道三教内容皆有。佛湾有北宋至道年间（995－997年）、大观元年（1107年）、宣和三年（1121年）等造像题记。舒成岩有南宋摩崖造像，妙高山有南宋摩崖造像。
　　梁平：石大悲像，《舆地纪胜·梁山军·仙释》：“石大悲，军西二十里赤牛山觉林院之东有一石龛，琢石为大悲像，四十二手，皆有所执。龛前柏围一丈七尺，石壁间有字，曰‘兴国八年重修’”，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值得注意的是，“四十二手，皆有所执”，四十二臂观音，是密宗造像。《舆地纪胜》的这条记载很重要，它告诉我们，在南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之前，梁山军已有密宗观音造像了，该造像的年代当早于赵智凤（1159－约1249）活动的年代，说明密宗在传入巴蜀地区后，在巴渝地区是有一定影响的。又，黄庭坚经三峡入蜀，游“三游洞”，有“大悲院”：“绍圣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关，同伯氏元明、巫山尉辛紘尧夫傍崖寻三游洞。绕山行竹间二百许步，得僧舍，号大悲院。”（《黔南道中行记》）
　　涪陵：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涪陵出土大量金铜佛像，《宋史》志第十九“五行四·金”：“天圣元年三月庚辰，涪陵县相思寺夜有光出阿育王塔之旧址，发之，得金铜像三百二十七。”此金铜佛像当为唐代会昌灭佛时埋藏在地下之物，应与2002年丰都出土的数十尊唐代铜佛像历史背景相同。
　　垫江：五龙桥乡佛崖村摩崖造像，8龛，其中6号龛为主龛，龛高1.8米，为观音像。除7、8号龛外，均为佛像。永平乡金光村千佛崖摩崖造像，分为六组，造像约1000尊，其中6号龛为东方三圣造像，主像下刻有“药师佛”三字。
　　铜梁：太平千佛岩有宋代摩崖造像，现存造像630尊。盘龙寺内有宋代石刻造像。
　　潼南：大佛寺，南宋名定明寺、南禅院，明代为大佛寺。寺壁大佛高18.43米，头饰螺髻，袒胸，着双领下垂外衣，左手放膝前，右手平置胸前，佛上建七重飞阁。石壁上现存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严禹撰并书《题定明大像诗》及乾道元年（1165年）遂宁人居士冯楫撰、赵泝书《南禅寺记碑》。大佛的最初开凿时间，当在唐代，但只完成了头部，至北宋末靖康元年（1126年）大佛才建造完工，据冯楫《南禅寺记碑》云：“有岩面，古来有石镌大佛，自顶至鼻，不知何代开凿。……靖康丙午，……有道者王了知自潼川东江来化邑人，命工展开身像，与顶相称，身高八丈，耳、目、鼻、口、手、足、花、座，悉相称。”二年，佛寺大殿完工。绍兴五年（1135年），“道者蒲智用协力曾建佛阁，通为五层，尽用琉璃，以覆护百尺像”。至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佛寺建成。清同治间重装金身。王了知、蒲智用二人皆为道士，由道士建造佛像是罕见的，说明两宋之际巴蜀地区的佛道之争已熄灭，儒、释、道三教相互容纳。
　　潼南南刊寺摩崖造像，现存4龛18尊，有一佛二菩萨，有绍兴（1131－1162年）题记。
　　江津：江津龙登山摩崖造像8龛，有西方三圣像、阿难、迦叶，有熙宁五年（1072年）题记。二溪乡千佛岩摩崖造像3龛3尊，像高1米，有观音像及宋代题记。圣泉乡石佛寺摩崖造像4龛28尊，有观音、如来、地藏、九龙浴太子等，有绍圣四年（1097年）、元祐（1086－1094年）、绍兴壬申（1152年）题记。石佛寺有宋代摩崖造像。
　　永川：仙龙乡佛爷石包摩崖造像，2龛8尊，有一佛二弟子像。陈食乡佛岩寺摩崖造像700余尊，其中有宋代造像。东山摩崖造像有两处，一处1龛3尊，有佛、供养人像；一处5龛25尊，其中2号龛有7尊佛像。来苏乡梳妆台摩崖造像，5龛56尊，有佛、菩萨等。
　　北碚相思岩有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造像，又有舍利石龛8个，龛顶刻有舍利塔，有元祐三年（1088年）、五年题记。
　　双桥区佛耳岩摩崖造像2龛15尊，有菩萨等造像。
　　开县：南雅大佛，“文化大革命”中大佛头被炸，佛身尚存，1997年，重新修葺。佛高10.8米，约始建于宋。
　　南川：王象之《碑目》云，南川镇下三里崖上有石佛像。《宋史·列传·渝州蛮》，南川有“铜佛坝”。
　　荣昌：有北宋造像群，造像2龛，20余尊佛、菩萨造像。2003年5月，荣昌路孔镇万灵村濑溪河畔岩壁发现千佛洞，洞内有273尊宋代石刻佛像。
　　綦江：有观音岩，宋代王坚有《游观音岩》诗。
　　云阳：下岩有宋代造像。
　　佛塔
　　荣昌：河包乡有南宋报恩寺塔，高16米，方形楼阁式，各层龛内有佛像，绍兴二年（1132年）建。凉坪乡有南宋白塔，高15.6米，方形楼阁式。
　　江北：古藏山有塔坪寺，有石塔，七级楼阁式空心方塔，高14.4米，有数尊浮雕造像，有绍兴十六年（1146年）题记。
　　江北水土镇有4座宋代和尚舍利塔墓，上为舍利塔，下为墓室；塔基座为须弥座，边缘饰有莲花。
　　大足：明星乡有南宋多宝塔，高33米，13层。宝顶乡有转法轮石塔，高9米，4层，刻有佛、菩萨像；又有法身塔，高7.5米，3层，刻有赵智凤像，塔身刻有佛经、佛、菩萨像，是密宗佛塔；又有真如舍利石塔，高6米，3层。
　　巴僧
　　巴僧，有两类，一为巴渝籍，在外地传法者；二为外籍，曾在巴渝传法者。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巴渝地区的禅师开始多起来。
　　天台山智者院行满，晚唐至宋初人，开宝间年八十八卒，万州人，弱冠入道，二十五岁具足戒，大历三年就荆溪学法华经，后住天台山智者院、佛陇寺，声名卓著，日本僧来华多往天台受教。
　　铜梁巴川宣密院显嵩禅师，铜梁李氏子，住铜梁宣密院，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卒，享年八十，逝前作颂曰：“八十年中常浩浩，宏开肆货摩尼宝。也无一个共商量，不是山僧收铺早。”
　　重庆南岸觉林寺禅师无演，《豫章黄先生文集·圜明大师塔铭》：“大师号无演，出於天彭张氏。……元符三年五月月，道出戎州始识之，卓乎伟哉，其非凡器也。是岁四月甲辰，渝州觉林禅院不疾而去化，僧腊五十有七。”
　　景定五年（1264年）间，巴县有蒙山异禅师（《巴县志·方外》）。
　　长寿僧人了然，书“佛”字，在县南门外天王庙大石上，字大六尺，淳熙二年（1175年）刻。又有僧无为，长寿人。
　　合川玉泉宗琏禅师（1097－1160年），潭州大沩月庵善果禅师法嗣，临济宗杨歧禅系。《蜀中广记·高僧记第七·川东道》：“宋荆门军玉泉穷谷宗琏禅师，合州董氏子也。”《嘉庆重修一统志·重庆府·仙释》：“宋，宗琏，石照人，姓董，嗣潭州大沩山善果。有僧过其家，以灯示之，曰，灯照汝，汝照灯耶？答曰，灯亦不照我，我亦不照灯。扁其室曰，穷谷。刘琦镇荆南，问穷谷何义，连曰，心尽曰穷，性凝曰谷。”（6）又见《续传灯录》。
　　合州廓庵师远禅师，合州鲁氏子，彭州大随南堂元静禅师法嗣，在常德传法，临济宗杨歧禅系。
　　合川《弘法沙门海禅师塔铭》，即《海长老塔铭记》，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刻，海长老（？－1143年），享年七十五岁，在报恩禅寺传法。又有僧道真，绍兴中重修合川鹫台院。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冯时行有《龙多山鹫台院记》。
　　《舆地纪胜·合州·仙释》：“僧净业，石照人，姓文氏。少业屠，县索肉，有羊既乳，将杀之二羔，衔刀伏门后。业感叹，弃家为僧。忽大悟，作颂曰：‘昨日罗刹心，今朝菩萨面。罗刹与菩萨，不如一条线。’”
　　石头自回禅师，合州人，彭州大随南堂元静禅师法嗣，“世为石工，人呼石头和尚，眼如盲龟，不识一字”，（《五灯会元》）出世，住钓鱼山，济宗杨歧禅系。《蜀中广记·高僧记第七·川东道》：“宋石头和尚，号回祖师，合州人。……绍兴间，闻钓鱼山建护国寺，自甃石二十四片为龛，全身入门，自掩端坐而逝。”
　　《蜀中广记·重庆府》引《缙云传胜录》：“宋初，慧诵禅师住持。太宗皇帝御诵梵经二百四十二函，真宗咸平元年迎至寺。”
　　《蜀中广记·高僧记第七·川东道》：“宋南康军云居德会禅师，重庆府何氏子。”
　　南川僧人，《舆地纪胜·南平军·仙释》：“僧可暹。遍福寺，在隆化县外之北隅，可暹因旧观音堂，相其爽垲，乞输租于官，自出衣钵，建一佛寺。”同前，“僧福琇。普顺寺，本播州寺，废，福琇者，避乱客居隆化，作大殿宇，遂为胜刹。”
　　万州僧人，《舆地纪胜·万州·仙释》：“悟通禅师，观音化身，九岁出家具戒，说法通妙，赐号义空禅师。住世七十九年，说偈而逝。”《蜀中广记·高僧记第七·川东道》：“宋释行满者，万州南浦人也。栖禅天台华顶峰下智者院。”
　　云阳僧人，《蜀中名胜记·云阳》：“乐温□钟涪陵尉郑阶平，治平乙未六月五日同游，住持本院主僧法能刻石。”
　　巫溪僧人，光绪《大宁县志·仙释》，忍禅师，《府志》：宋刘国均留题：游（奉节）卧龙山咸平院，归至天宁寺，谒长老忍禅师，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晦日。
　　忠县僧人，北宋忠州有高僧善暹，临江军人，谒雪窦山明觉重显大师（遂宁李氏子，皇祐四年卒），再开法庐山开元寺。
　　涪陵僧人，兰溪道隆（1213－1278年）禅师，南宋末涪陵人，俗姓冉。13岁在成都大慈寺出家，后入浙谒无准师范，移住天童寺。淳祐六年（1246年）率弟子义翁绍元等东渡日本，日本执政北条时赖为建建长寺，请其住持。又住持建仁寺、寿福寺。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卒于镰仓建长寺，享年六十六，在日本传法32年。日本政府敕赠兰溪道隆为“大觉禅师”，日本禅师谥号亦由此始。兰溪道隆是中国禅师在日本传法之第一人，其在日本之声望可与唐代鉴真相比。弟子集其言论著《大觉禅师语录》。兰溪道隆墓塔，在日本建长寺。兰溪道隆工书法，学黄庭坚、张即之。《兰溪道隆墨迹》，绢本，今藏日本，为日本国宝。（7）
　　僧真容，荣昌人。
　　目前所知早期的巴渝籍（具体籍贯不详）禅师有：北宋的福严寘禅师，潭州大沩慕喆真如禅师法嗣；缙云山禅师，鼎州德山缘密圆明禅师法嗣，云门宗。
　　南宋时期巴僧有：蓬庵德会禅师，石头自回禅师法嗣，重庆府何氏子；柏堂祖森禅师，巴县人，俗姓杨，年十九，往重庆崇因寺，越三年得度，出三峡，往江浙，石溪心月禅师法嗣，临济宗杨歧禅系。北碚北泉公园内石壁上有宋代和尚骨灰龛13个，有元祐（1086－1093年）年号。
　　大足密宗僧人赵智凤（1159－约1249年），南宋绍兴间大足人，圣寿寺僧，密宗传人，精通“三藏”。幼年出家，年十六游西蜀，在川西弥牟镇“圣寿本尊院”习柳本尊密法。返里，在宝顶山设坛传教，建圣寿本尊院、开窟造像。其造像事业得到魏了翁、杜孝严及重庆府、昌州郡官方支持。其返里时间史无记载，据《宝顶常住田产》碑，知其约在二十岁返里。刻该碑时，其在宝顶山传教已有十二、三年，佛湾密教造像，是其毕生精力所为。
　　文人与禅师
　　万州西山寺，赵抃《同万州相里殿丞游溪西山寺》：“……蛮女背樵岩侧避，野僧携刺马头迎。千层云水迷三峡，一閧人烟认百城。”（8）万州勒封院：黄庭坚贬巴蜀六年，东归出蜀时，在万州有《南浦西山勒封院题记》：“庭坚蒙恩东归，道出南浦，……西山者，……有僧舍五区，其都名，名曰‘勒封院’，……寺僧文照喜事，作东西二堂于茂林修竹之间。……建中靖国元年二月辛酉，江西黄鲁直题。”（9）黄庭坚又有《万州下岩》二首：“寺古松楠老，岩虚塔庙开。僧缘蚕麦去，官数荔支来。石室无心骨，金铺称意苔。若为刘道者，拽得鼻头回。”又有《万州下岩》：“空岩静发钟磬响，古木倒挂藤萝昏。莫道苍崖锁灵骨，时应持钵到诸村。”（10）刘道者，曹洞宗禅师。黄庭坚在彭水时，常与僧人往来。黄庭坚是身着朝服的禅僧，禅僧是身着僧装的士大夫。黄庭坚在彭水时有弟子杨皓，字明叔，亦喜谈禅，其游合川龙多山，有诗云“禅空空此绝尘氛，占取嶕嶢自不群”。（11）
　　南宋晁公遡《嵩山集》卷十二《恭州报恩长老宣公以四偈见别用韵为谢》：“再到丛林得我惊，斩新花果自然成。种田更有僧祇户，乞食何如舍卫城。”“甑中炊米釜烹鲜，莫道巴儿不解禅。日日扣门来乞火，个中已有一灯传。”
　　谯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学佛，析其理归于儒。（12）
　　陆游，“某以事至卧龙山，咸平寺长老惠琏言，公往有行记，今将刻之石，因嘱某书其末。……乾道七年七月七日，左奉议郎通判夔州军州主管学事陆某谨识。”（13）
　　曾官夔州的王十朋，《卧龙山有武侯新祠再用前韵》:“山藏古寺柏青青，地重端因蜀相登。……堪叹草庐谁复顾，凄然香火却依僧。”（14）奉节龙兴寺，宋王十朋有记，自注：钦宗皇帝母王皇后所生之地。王十朋亦喜谈禅，其《明庆教院请讲疏》：“释迦说法，祗树一朝。地辟天开，智者起教于台山，乃千古风清月白，自鹤林之寂灭，暨佛垅之凄凉，孰知竟路之归，罔识真心之在，有资上德，为发微言，共惟某人大讲师，脱迹儒门，潜心释典。”又有诗《同行可、元章报恩寺行香，登佛牙楼，……》。（15）又有《胜书记蜀僧也，和予《游玄通》一诗，用赠衲老韵酬》：“未向夔门访武侯，禅房杖屦谩通幽。题诗况有诗僧和，深喜庐山得胜游。”（16）
　　宋代著名学者、合川人阳枋在“百念俱灰”时，亦往佛寺求得清静，其《与蹇晋堂书》云：“某往桃源寓居，有灵岩一寺，洞澈，山后小溪清冷，自洞流出，寺亦高敞幽邃，可以娱志，可以玩书。然百念俱灰，生此浮世，无一物可欲，只有一个性理，是靠实受用欲，得可共商量。”（17）
　　元
　　《元史·释老志》：“元兴，崇尚释氏。”《佛祖统纪》，忽必烈对群臣云：“朕以本觉无二真心治天下，……故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18)元代，在藏传佛教大受其惠时，汉地佛教也得到好处，国家赐予寺院土地、金银，元代寺院经济发达。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十二月间，“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僧尼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四十八人。”（19）“中书省臣言：江南诸寺，佃户五十余万。”（20）《续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监察御史张养浩在《上时政书》中云：“臣尝略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元代对出家者限制很严，但又标价出售度牒：“僧道入钱五十贯，给度牒，方听出家。”（21）是效仿宋代，把度牒当作商品使用。
　　元代巴渝地区的佛寺，当在宋代的基础上，有所增加。新建佛寺有：巴县佛来寺；江津永福寺；綦江胜果寺；涪州崇兴寺；铜梁铁佛寺，创建于至正年间（1341－1368年），寺内原存嘉靖年间所造铁塔，毁于“文化革命”中；巫山峰崇寺，至正元年（1341年）建；合川嘉福寺，至元中建；濮岩寺《飞轮宝藏记》：“元统癸酉（1333，元统元年）增置李家坪水陆地亩，永作供佛饭僧，洒扫洞室一区，以待禅人调息。”荣昌庆云寺，宋建，元至正间重建。开县元代有大觉寺，唐代建，元泰定间重修。合川有庆福寺。潼南独柏寺正殿乃元代建筑。秀山，元代新增佛寺6座。
　　元代大足有高僧妙凯，俗姓苏，原为泸州刺史，遁入空门，建寺于大足妙高山顶，人呼为妙高祖师。
　　《元史·刑法志二·户婚》：“诸愿弃俗出家为僧道，若本户丁多、差役不阙、及有兄弟足以侍养父母者，于本籍有司陈请，保勘出路，给据簪剃；违者，断罪、归俗。”
　　元初巴僧有：如海真禅师，缙云寺僧，临济宗杨歧禅系舒州太湖普明无用宽禅师法嗣；彻禅师，蜀人，元末明初人，传法于夔州。
　　（注：关于元代巴渝地区佛教，请参见本集《元代的巴渝·宗教信仰》）
　　注：
　　（1）郭相颖《略谈宝顶山摩岩造像是完备而有特色的密宗道场》，《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4期。
　　（2）《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大宋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阁像并阁碑铭并序》。
　　（3）《宋会要辑稿·道释二》。
　　（4）“□□□年三月初九日”缺三字。按清人缪荃孙《艺风堂金石文字目》有《宝顶山常住田产碑》，有明确纪年、月、日，为“绍熙元年三月九日”。赵智凤生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约卒于淳祐九年（1249年）。此碑刻于绍熙元年，约赵智凤三十二岁时。
　　（5）度正《性善堂稿·重庆府到任条奏便民五事》。《四库全书》集部。
　　（6）宗琏，参见《嘉泰录》二一。
　　（7）参见《巴蜀禅灯录·四川禅宗史概述》、《支那墨宝集》下。
　　（8）《清献集》卷三。
　　（9）（10）《四库全书·山谷集》。
　　（11）民国九年《合川县志·金石》。
　　（12）参见《宋史·隐逸·谯定传》、《四川通志·人物·重庆府》
　　（13）《渭南文集·跋关著作行记》。
　　（14）（16）《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
　　（15）《梅溪王先生文集》。
　　（17）《四库全书·字溪集》卷四。
　　(18)《大正藏》卷四九。
　　（19）《元史·世祖纪一三》。
　　（20）《元史·成宗纪三》。
　　（21）《元史·顺帝纪一》。
　　五、巴渝佛教的再兴时期
　　（明末清初）
　　巴渝地区佛教，历史上有两个“高潮”，一是南宋时期的大足赵智凤的密教，二是明末清初的禅宗。前一个高潮以造像卓著，是形象的；后一个高潮是“文字”的，以破山之影响及僧诤闻名于世。
　　明末清初，巴渝佛教再兴，其历史背景，一是有明一代佛教沉寂后大众对佛教之需要，二是因巴渝大地向未有禅宗大师弘法，而破山自天童归来，“蜀人久未响此音，师一演唱，有志正因之士，远近趋风”。（1）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云，明季滇黔佛教之盛，推其致盛之原因有一：“佛教复兴之波动也。有明中叶，佛教式微已极，万历而后，宗风复振，东南为盛，西南亦被其波动。”此亦巴渝佛教再兴之谓。冯学成《四川禅宗史概述》云：“明朝后期禅宗再度大盛，其重心在江浙一带。四川寺庙和僧众虽多，却少杰出的人物。但在万历年间以来，四川有吹万广真和破山海明两位禅师的崛起，使四川禅宗的地位迅速提高到令人注目的程度。”（2）
　　“聚云禅系”，忠州聚云寺吹万广真禅师 (1582－1639年)所创;“双桂禅系”，梁平双桂堂破山海明禅师 (1597－1666年)所创。破山同时为湛然圆澄（1561－1626年）、密云圆悟（1566－1642年）弟子，而湛然为曹洞宗，密云为临济宗，故破山的身份在禅宗史上是一“奇”事。汉月是破山的法兄，汉月与其师密云在禅宗根本问题上有重大分歧理论。费隐与破山二派，受木陈派排挤，等等，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辨之甚详。
　　破山知道江南乃是非之地，遂返巴渝，在梁平弘法。先于破山在梁平毗邻的忠县弘法的吹万广真是被汉月称赞的人物，而汉月又被雍正皇帝指责为“魔”，故吹万虽在巴渝弘法30年，而后却难以发展。吹万是月明联池弟子，视其祖为大慧宗杲，破山攻击其云：“聚云钉椿摇橹妄拟祖庭，……不知大慧门下有九十四人，迄今五百年久无影响，……一旦嗣之，不知斯辈得如据乎？”“即谓汉月藏致书，识聚云如大慧种草，则何不效黄檗不嗣马祖而嗣百丈，今聚云不嗣汉月而嗣大慧，效之古人之智天渊矣。”（3）而破山弟子燕居德申是同情吹万的，破山、丈雪攻吹万，山晖、丈雪讽燕居，皆门户派系之争，“脱得朝中朋党累，法门依旧有戈矛”。（4）其实吹万系在巴蜀是很重要的一派，破山的弟子们与吹万系亦礼尚往来，但“聚云禅系在禅宗史上可以说是深幽奇诡，而双桂禅系则是雄浑壮阔”，（5）政治与派系的因素，使吹万系在破山返巴渝后逐渐销声匿迹。康熙十一年（1672年），丈雪辑得《锦江禅灯》二十卷，在中国禅宗史上有显著地位，是巴蜀禅宗史的重要著作，然其为破山弟子，无奈在书中对吹万系不着一字。
　　破山嗣法弟子八十七人，其中丈雪通醉、圣可德玉等弟子重振云、贵、川、滇、鄂到等地诸多著名佛寺。破山在黔弘法弟子有（不含法孙辈）：象崖性珽、密行寂忍、敏树如相、燕居德申、灵隐印文、半云如慧、丈雪通醉、圣可德玉、莲月道正、雪臂印峦、竹帆印波、云幻印宸。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云，在黔弘法者，破山派有110人，“虽分破山、浮石、木陈、汉月四派，然皆天童悟子孙”。
　　明人何宇度在《益部谈资》卷上中说：“蜀中水陆舟车所经，凡有岩石，莫不镌佛像，岂地近西番，前代风气渐染如此。”何宇度看到的是明以前的造像。巴渝明清各地摩崖造像，皆零星，远不如大足宋代造像之规模，佛、菩萨造型无特点，往往模仿宋代，但布局散乱，比例亦失调，刻工粗糙，世俗气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