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与佛教

　　李纲与佛教

　　夏云侠 闫孟祥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石家庄 保定 071002)

　　摘 要：李纲早在青少年时期已经学佛，因有浓厚兴趣，常利用各种机会学习，在贬谪沙阳期间，对佛教已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之后，他更广泛的接触佛教，传播、运用佛教思想，成为颇有影响的佛教人物。他信仰佛教，但倡导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治世思想，因而在历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

　　关键词：李纲；佛学；三教思想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9)01-0015-05

　　李纲(1083～1140)，字伯纪，宋代政治家、军事家。因其一生政治、军事功绩突出，对他的研究多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涉及佛教的不多。事实上，李纲在佛学方面，造诣很深，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三教会通思想，在历史上具有突出地位。本文即对其与佛教的关系予以梳理，敬请专家指正。

　　一、早期学佛

　　李纲最初接触佛学的时间并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从他回忆的史料中大致可以推断出他初涉佛学的时间和背景。据载：“徽宗建中靖国辛巳(101)，公年十九岁，正月七日韩国夫人(李纲之母)忧……。公庐毗陵锡山茔次，书释氏《妙法莲花经》7卷置椁中，手植松柏数十万。”川又，在邵才为李纲所写的祭词中也有类似记载：“公未尝及冠，尝居母丧。寝苫枕块，庐处墓旁。……鸡鸣而起，始终佛事。东方则明，左图右史。退食之余，周旋山间。手植松桧，百万成行。……鸡之复鸣，佛事如故。率履有常，不改其度。供佛之初，公必宴坐。戒定慧光，照耀其所。至今里人，语或感泣。如公之孝，世岂易及?”两段材料记载的都是李纲为母守孝期间的情形，此时的李纲19岁，他“抄经”、“供佛”、“宴坐”、“始终佛事”。这些行为举止，一方面是诠释其孝心，寄托对母亲的哀思，为母祈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李纲在青年时期已开始学习佛教，其虔诚之心表露无遗。这种虔诚之心在日后李纲不断深入研习佛学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李纲父亲好佛，常与禅师探讨佛法，“(李纲)父夔，官龙图阁待制，初为松溪尉，与大中寺庆余禅师往还，穷心佛法。”〔2〕李纲常跟随父亲聆听佛法，耳濡目染，受益于心，且时常受到禅师的关照，多有点拨。据李纲回忆：“崇宁间，余侍先公太师守官京师。时佛印清禅师住相国之智海，道价特高，学者云集。先公暇日多造其室，余亦侍行，辱知照甚厚。”李纲父亲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与其探讨佛学的，多是一些有道高僧，这些都为李纲早期学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据李纲自述，他这段时间对佛学倾心追求，并长久不衰。他后来在《松架》一诗中写到：“羁旅随缘即道场，采松结架障斜阳。摧残自带青青色，森爽犹传细细香。佛氏鲜将华作界，骚人爱把药为房。吾游法藏酬初志，宜得苍官助阴凉。”“吾游法藏酬初志”，他学习藏典并不是对现实的逃避，也不是为附庸风雅，而是为满足多年的志向。根据李纲的历史，他的志向显然是在青少年时期已经生成。． 可以归结说，李纲最初接触佛学是间接地受家人或周围环境的影响，并逐渐对佛学产生兴趣。而在以后的历程中，他就沿着这种兴趣不断深入下去。只要有时间、有机会，李纲都不会忘记参悟佛法，因为有追求的志向，这些点滴之功促使他在学佛过程中不断进步。

　　二、深入学习佛法

　　李纲“登政和二年进士第”。此后，他把大部分精力都倾注于政事中，竭诚为朝廷效劳。同时，闲余之际，则会研习藏典。其《与许振叔显谟书》云：“某顿首振叔知府显谟，尊兄专人来，特辱教赐，殊荷眷意。窃审郡事多暇，为况甚休，尤慰瞻歧。比日暑溽，伏惟台候万福，某待罪贬所托庇。如昨征商之余日，得观阅藏教，留心空门，以洗三十八年之非。此外颇亦翻经史，弄笔砚，聊以自慰。”

　　“宣和元年，京师大水，纲上书言阴气太盛，当以盗贼外患为尤。朝廷恶其言，谪监南剑州沙县税务。”李纲上书言事，获罪于朝廷，被贬沙阳。从人仕角度而言，这时期是李纲仕途上的一个低俗；从研习佛教角度而言，这期间却又是他得以集中精力专心学佛的一个时期。

　　沙阳期间，李纲过得是一种近乎于禅居的生活，他在《寓轩记》中就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的生活，“梁溪居士(即李纲)既谪沙阳，官廨陋甚，不可以居，而居于兴国佛宫……而宫之西有轩焉，前此以为过客之馆，芜废不治。因命工以葺之，……名之曰‘寓轩’。……自其大者观之，则方寸之中，包容六合，无有远迩，随念现前。大地山河，视以一眼，华藏世界，包以一心。则虽仕宦而等于游戏可也，虽罪谪而随寓安之可也。以此身而居此轩，虽寓也，亦有非寓者存焉。尝试晨起而坐于轩上，取佛菩萨语而观之；否则，取经史百家之言而参订之；否则，焚香默坐，省循往咎，以念前日之非；否则，宾客游从，咏歌笑语，以极一时之乐。如幻人言，如呼声响，佛菩萨之言，亦寓也；如糟粕，如筌蹄，经史百家之言，亦寓也。念前日之非，而心性本空，非亦何有?极一时之乐，而生灭相续，乐亦不常，是皆寓而已矣。”看得出来，在这段生活期间，李纲不仅学习佛法，还常常以“经史百家之言”加以比较参证。

　　《自哂》歌更写出了他时时安心在禅境中的状况：“自哂何为者，南游亦偶然。未登离垢地，端有散花天。遇境聊为戏，安心不离禅。幽怀谁与共，深炷一炉烟。”

　　自己参悟佛法之余，李纲还经常与一些禅僧或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交往、探讨。丹霞宗本禅师即是其中的一位，“师(丹霞宗本禅师)邵武农家子，初不知书，大观庚寅中游山间，遇异僧，示以出家时节因缘，切密有所付，心地豁然，遂能通儒释之书，作偈颂，道未然，事多验。”“宣和初，余以左史论事，谪官沙阳，殿撰罗公(罗畸)方里居，相从甚厚，称道师不容口，因寄书以偈颂相往来。”川在罗畸的介绍下，李纲结识了丹霞禅师，且时常有书信往来，现摘录一首李纲写给丹霞禅师的禅偈：“倾盖相逢亦有缘，那堪心契更同年!六根清净三生现，一点通时万法全。莲社子能知旧侣，香山吾亦学癯仙。丹霞妙悟思良觌，干偈澜翻看涌泉。”诗中流露出李纲觅到知音后的感慨之情，同时在李纲看来，宗本禅师对佛学的理解相当精妙，虽然只是一首偈颂，文字背后却蕴含着精深宏大的思想。

　　当时，陈璀也是对佛学颇有造诣的人物，李纲亦与切磋佛法。李纲在《与了翁书》说：“沙阳去乡里不远，而溪山之胜，鱼稻之饶，为七闽最，……惟是平日笃信释氏，因循倥偬，尝恨未能遍读其书。……然华藏广博，初心乍游，浩无涯涣，譬犹泛海，不观斗杓，岂能了知所适之方而到彼岸。窃闻吾丈留心藏教有日矣，以巨眼而阅灵文，必有所深契者。”从材料中可以看出李纲显然在向陈珑请教读佛书的次第、关要。

　　经过研习，李纲的佛学大进，这在其所作诗文及与人的关系中，都可以看出。

　　据记：“五月十六日夜，梦中得两句云‘淮信曹溪一滴水，流归法海作全潮。’既觉，因足成一绝：‘本来佛法无多子，正觉菩提弹指超。谁信曹溪一滴水，流归法海作全潮’。”¨从这句诗里，看得出他已经领会到佛法不在各种言说上，从实心发真智，“弹指”可达，所谓“一悟即至佛地”。一滴水，也是法性外现，从法性而言，一滴水与全潮是等同的，此诗中采用了典型的禅语，透过此诗，我们可以窥见李纲的佛学水平。

　　因为他对佛法有相当悟解，所以他以自己的人生作“游戏神通”，即菩萨之行。其《梁溪真赞》云：“是为梁溪，了无差别。行年之化，三十有八。返观其前，肤腴色悦。从是以往，苍颜华发。本来面目，不生不灭。游戏仕途，天付之拙。顺天而行，一无敢设。独知其天，宁有他诀。万里清风，一轮明月。有来问者，默然无说。”它以仕途为“游戏”，顺天而行，利乐人间。

　　宣和七年(1125)三月，李纲被授予太常少卿一职，结束了长达6年的谪旅生活。这年冬天，金军兵分两路大举攻宋，关键时刻李纲请命抗金，并取得了“东京保卫战”的胜利。然而，此后李纲在政治上仍然沉沉浮浮，漂泊难定。尽己之力，随机利世，并弘传佛法，成为这一时期李纲的基本人生方向。

　　经过不断学习，李纲的佛学造诣在周围的人群中已颇具名气。平时，李纲的朋友中有在佛学方面遇到困惑或是希望得到某些指点，都会向他请教。在《与秦相公书》中，李纲向其建议：“惟内典深谈实相，自可归依，《华严》、《法华》、《楞严》、《圆觉》、《维摩》诸书，皆精微奥博，助发信心，愿乘暇一观，必有所契。今人谓佛书退藏排遣之具，是大不然。建立一切，发广大心，必先了此，乃能济物。公方涵养，终当为苍生起，敢以是为请。”这里，李纲向秦介绍一些佛学经书，向其传授了学佛的基本路径，同时他还以开悟者的身份澄清了一个世人对佛学的错误认知，即：佛学并不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消遣工具，也不是隐居出世的借口，在他看来，即使是胸怀天下，有大抱负之人“必先了此(指佛学)，方能济物”。李纲的《文集》还记载了邓成彦向李纲问佛教修行的问题，李纲回答：“风寒暑湿起众疾，痛楚展转劳吟呻。医工对治巧用药，分别佐使甘酸辛。须知病者谁受病，其中必有不病人。于斯荐取自调伏，沉病消散如埃尘。本来面目只一体，安用更分精与神(来诗有精之又精，神之又神之语)。欲识其中不病者，即是毗卢清净身。”这些都反映了李纲的佛学在当事人心中的地位。

　　绍兴十五年(1145)，李纲“仓卒感疾，即薨于楞严精舍。”141时年58岁。楞严精舍是李纲学佛的地方，他在这里离开人世，也为他一生学佛划上了完整的句号。

　　三、李纲的“三教思想”

　　随着佛教的传人和道教的发展，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教的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关注。直到宋代，三教的问题始终未真正解决。李纲的佛教思想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把三教作统一求道的思想对待，强调三教相通。他说：“儒佛初无二道，学者当以心契之也。”二是论治国之道归本于儒。他说：“治之(天下国家)之道一本于儒，而道释之教存而勿论，以助教化，以通逍遥。且设法以禁其徒之太滥者，宫室之太过者，斯可矣。”

　　这两点在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史上提及三教，往往是度量彼此地位的高低。所谓“南北之朝，释道相争；唐宋之时，儒佛相角。”佛教较早提出三教互通的说法：“周武天和四年(569)，帝命名儒、僧、道伸述三教利病。沙门道安作二教论二十篇，以儒道九流为外教，释氏为内教。意谓上古朴素坟典之诰未弘，淳风日浇丘索之文乃著，苞纶七典统括九流，咸为治国之谋，并是修身之具。”啖代以后，三教互补，“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说法，逐渐流行。白居易是其代表人物之一，“白乐天外以儒教修其身，内以佛教理其性，中以道教延其寿。斯人深得之故，不堕于一隅之见，亦千载一人也。”闽李纲强调三教相通，直接继承了这种思想，而又有所发展。

　　李纲对三教互通思想的发展，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李纲有三教融汇于一体之中的倾向。前引李纲说：“儒佛初无二道，学者当以心契之也。”所谓“道”，指道体，即一切事物的本体。儒、佛都以道体为归本，因而“初无二道”。就儒家而言，“太极本无极也”，一切事物都是本体的外现，一切事物的生灭，即本体生生，所谓“生生为易”。因而，世人应顺生生之理而行。此理非人为，故称天理，顺理而行，即顺天而行。从佛教而言，世间现象都是本来面目外现，是众生共有的因缘，就因缘使大家平安祥和的生活，是佛教的人生方向。李纲把两者汇归一体，所谓：“本来面目，不生不灭。游戏仕途，天付之拙。顺天而行，一无敢设。”佛教、儒家都立基于本体之上，那么，两者的区别就只是形式问题了。他的这种观点发展了历史上的三教互补思想，也为三教的深度沟通，进一步开辟了途路。

　　二是李纲提出的“归本于儒”，明确强调了儒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他在解释这种说法时说：“七政之所加，五赋之所养，中于天下者，为中国而儒者之道，治天下之常道也。礼君臣，正上下，纲纪法度之所布，号令赏刑之所施，进君子而退小人。使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所以为太平治之至者，未有不由此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孔子。由周公而上上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为臣，故其说明。而后世有为之主，慨然有志于斯者，未有不即其身而致太平之治也。”李纲在这里所说的强调了传统和治理国家的道理。

　　中国佛教的特点在于悟道出世，而对于社会的治理，相对少些。太虚法师就曾说：“中国佛学特质在禅。”从佛教中阐释治国等的道理，宋代还远非其时，而中国习俗以儒为人生、治世的根据，所以包括佛教在内，几乎无不同意以儒治世。汾阳善昭《三教歌》说：“夫子有真知，五常是要规。百王不能易，千载洽昌时。老子有丹诀，人间近可师。去华能守实，此外更无知。我佛有真眼，照尽世间疑。三千大干界，一念能总知。三教鼎三足，无令缺一物。”因而，李纲倡导“治世归本于儒”，合于佛教的基本思想和态度，同样是三教互通思想的发展。

　　对李纲发展三教互通思想，清人彭际清给予极高评价：“白昔言三教者，其莫善于大珠(大珠慧海，唐代中后期禅师)乎!或问三教异同?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总从一性起用，机见差别成三，迷悟在人不在教之同异也。达此义者，其宋之李伯纪(李纲)，明之赵大洲(赵贞吉，四川内江人，号大洲，嘉靖十一年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乎。南北之朝，释道相争；唐宋之时，儒佛相角。总由不知性真常中本无同异，寻枝摘叶安有了期!”彭际清的评价，强调了李纲三教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