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易、佛交融的瑰丽世界——评王仲尧《易学与佛学》

走进易、佛交融的瑰丽世界——评王仲尧《易学与佛学》
　　唐明邦
　　从文化原型着眼，佛教是从印度传人中国的外来宗教文化，易学乃中华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前者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宣扬“四大皆空”的出世思想，而易学阐述“崇德广业”、“顺天休命”的经邦济世的处世哲学。在常人看来，二者从理论到实践似乎南辕北辙，很难融通。王仲尧教授新著《易学与佛学》一书，以佛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二者能够相互融通，并将人们的思想引入一个令人向往的瑰丽世界。
　　王仲尧提出，所谓佛教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从根本上说是同“易道”的结合，只有实现了这一点上的结合，佛教才有了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这个具有开创性的命题，构成了《易学与佛教》的主要内容。学术界在讨论佛教与中国文化结合的关系时，一般主要着眼于从佛教与玄学，或佛教与道家的关系方面。本书则主要采取从佛教思想发展史的宏观角度来观照易学和佛教的“会通”关系，较全面地论证了易、佛互动影响的不可分离性，并指出，这种互动关系鲜明地凸现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在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中，对不少佛教大师而言，正因为佛教的宏大壮丽，才堪与他们心目中的“易道”天人境界媲美，这成为他们毕生矢志佛法的重要原动力，如本书副题所示，他们正是这样走进佛教这个“瑰丽世界”的。
　　王仲尧在书中将易学与佛教的关系，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东晋南北朝及隋代佛教阶段。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一些杰出的佛教思想家的理论活动，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思想和理论的基础，对此后中国佛教的发展，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作者在较广阔的时空背景下，讨论了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文化界广泛进行会通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对僧肇般若学与王弼易学的关系、《牟子理惑论》以佛教比附易道、郗超及康僧会以易理解佛、梁武帝萧衍以佛理解易，以及支愍度“心无义”与易学、慧远与殷仲堪庐山论易等，在上层佛教界和民俗文化中广泛存在的易佛互证和融通，都展开了具有新意的讨论。作者还指出，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隋代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创始人智颤的易佛关系论思想，是对南北朝时期易佛会通理论的全面总结，也代表了对唐代宗派佛教时期新的易佛会通关系的新认识的开始。
　　第二阶段：唐代宗派佛教阶段。这是易学与佛教结合与互相影响的第二个大阶段。就易学和佛教的关系而言，本书主要讨论了密教僧人释一行身上体现出来的密教、《周易》和天文学的三位一体的文化现象；李通玄在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下，以《周易》诠说华严学，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实现佛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会通”，并指出其主要运用的手法是用文王八卦方位加“上、下”两方，配成“十方”，这个思想，贯穿于李通玄对整部《华严经》的解说中，同时站在易学与佛教双重立场，是李通玄易解华严的基本方法论。宗密则将易佛“会通”推到了更深层次，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和佛教界寻求儒释合一途径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倾向，宗密的易佛“会通”逻辑提供了这个转折的道路，同时这也表明隋唐以来儒释道三教分流的文化态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新整合。因此，论定宗密的易佛关系论思想是对唐代易佛关系的总结，同时也代表了对下一阶段新的易佛关系的认识的开始。
　　第三阶段：五代、宋、元、明、清时期。佛教思想与前代相比，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特征，即不再同前代一样以宗派思想为特征，而开始了一种新的综合与会通。即综合已经发展成熟的各宗派教理，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与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社会生活的新的“会通”点。作者通过大量考证揭示出，宋代及之后，无论佛教界和理学界均较广泛地存在着诸易家之参禅与诸禅家之参易的现象，作者在书中举出大量资料说明这一现象并分析其文化原因，如对北宗禅和保唐宗、临济宗、沩仰宗，以及石头希迁之《参同契》、药山惟俨之“宝镜三味”、曹山本寂之“五位君臣”图、永觉元贤之“五位图说”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特别是对曹洞宗以易解佛的思想方法进行了有特色的评价。
　　王仲尧还指出，明末“四大高僧”对易佛关系所作出的总结和概括具有时代意义，书中指出，智旭在他名义上讨论易学和佛教关系，实质上阐述了新的佛教思想立场，其《周易禅解》一书，从新的佛性论立场，提出了与前此二个历史阶段不同的佛教价值观。作者指出，智旭的易佛关系论，以及他所提出的这个新的佛教价值观，代表了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一个新发展阶段，代表了这一个历史阶段的终结。
　　《易学与佛教》全书规模宏大，作者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广泛存在的易佛互证和融通，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论证。本书的理论创新之处不少。首次较系统、全面地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文化根本经典《周易》和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关系问题，从中提示易学和佛教的“会通”是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化土壤立足的根本原因。作者提出，在深层的文化意义上，一种外来文化若未能与易道结合，是谈不上与老庄玄学或儒家经学、理学的融会贯通的。只有实现了同中国文化根基——易道的结合，佛教才有了在中国发展的可能性，也才谈得上与老庄玄学或儒家经学、理学的融会贯通。佛教正是因为实现了同易道的结合，才终于赢得了在中国发展的机会，并在此后获得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契机。作者并指出，这也正中华优秀文化对人类文明史的重大贡献之一。
　　《易学与佛教》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向我们展示了佛与《易》这两种文化具有的共同特征，那就是与时俱进的创新思想和包容精神。佛教宣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它能包容儒家和道家的某些思想原则，与时俱进，充实、发展自己净化人心、劝世化俗的佛法；同样，易学主张“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贯彻“厚德载物”的原则，可以尽力融通佛教思想，与时俱进发展易学，诱导人们“内圣外王”、超凡人圣。故以《易》为主干的儒学，不止能容纳道教也能容纳佛教，儒与佛道能和平相处，避免西方那种宗教冲突乃至宗教战争。故在不同历史时期，佛教总能同当时的中国社会相适应。
　　本书中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
　　王仲尧对唐代密教和易学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是本书的特色之一，但却显然有待深入。一行有多种易学著作，对其思想清理欠透彻。密教和易学的关系在理论上有相当难度，虽然提出的方法和角度较新，但是讨论的力度和深度都嫌不够。
　　近年来海内外学界广泛讨论过曹洞宗引易人禅问题。书中提出，从曹山本寂至元贤的五位君臣图说，就曹洞宗学风而言，都不能说是一种成功，对之过细研究，亦无大意义，无论从易学传统看，还是从禅学史上说，曹洞宗“五位君臣图”云云，价值都不太大。其小气艰涩之相，少有“云在青山水在瓶”的清高之美或“月下披云笑一声”的空灵禅意。此一评论，不甚公允，值得推敲。
　　本书对近现代佛教阶段未能展开讨论不无遗憾。虽然作者说明以“易为大道之原”的中国文化价值体系，和以“涅架佛性”为终极目标的佛教价值体系，同时受到外来的工业文明的严重挑战，这个问题不仅仅再是佛教如何与易道结合的问题，已超出本书所要讨论的范围，故不再展开。但太虚大师等高僧，对引《易》人佛的思想是十分重视的，并卓有建树，我们希望王仲尧在将来能继续把这个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研究下去，为中国佛教学术研究做出贡献。
　　(《易学与佛教》，王仲尧著，32万字，中国书店，2001年出版)
　　(本文作者唐明邦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