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的经世理念

太虚大师的经世理念
　　妙中（人民大学博士生）
　　在晚清民初，西学挟著强大的军事力量涌人中国，不论是满清皇朝、国民政府或是乡绅世族、贩夫商贾都不得不针对时势，推行新政。在一片科学精神、革命思潮的冲击下，社会人士对佛教丰腴的寺产、颛顶的僧人提出质疑甚而讨伐，鼓吹寺庙充公建立学堂、视虔诚礼佛为愚昧迷信，然而面对如此的误解和羞辱，佛教界中有的人但求自保，也有的虽有心却无才，从丛林到个人在应对上都显得万分无力。这种积弱不振的景况是很令人心痛的!身处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游学法海、融贯诸宗又引西学之长、具革命热情的太虚大师，其企图改革软界内部旧习，重塑佛门形象的付出，势所必然。他看出了佛教要有发展就必须革新，而革新必须从两方面著手：僧教育和法人世。由此，他勾画出佛僧、佛化、佛国阶段性发展的蓝图，他提出了数理、教制、教产的革命，确立其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人间净土）的实现。总的来说，新佛教理想是以人生为起点，向上渐进，终至圆满成佛：人生佛教是其新佛教的理论基点，也是新佛教实践的圆满。
　　所谓“新佛教运动”的“新”，是“以佛教为中心而适应现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的佛教。……是建立在依佛法真理而契适时代机宜的原则上”。（（新与融贯），《太虚大师全书》）太虚大师所依的理不在世间的善行福德，而是缘起、因果法则，他说：“佛陀悯之，为说诸法本来如是之真相，以显缘生性空，因果不紊，使闻者生解，因解起行，远离颠倒，妙契真理，方为究竟。”要让大家知道世间万有本无自性，皆由因缘聚合而有成住坏空之相，“既知万法如幻，则何取何著!由是烦恼销落，诸苦不生，证得寂灭解脱，所谓以清净冈，获清净果”（（佛学与新思想），《太虚大师全书》）。人天乘在太虚大师心中具有出世阶梯、化他方便的优势，因此契时应机也在现世人间，既然因能感果，果随因转，人只要能自我改善、追求进步，就能直接由人天乘达到大乘境界。由此推之，他必须改革僧人消极自了的心态，转为积极救世、饶益众生的菩萨行者，要先人世后出世，这样的佛教才能起“化善人世实际生活”、“解救现时人世困难” （（第八年海潮音之新希望），《太虚大师全书》）的作用。
　　林明昌（经世佛教——太虚大师的新佛教运动） （载《普门学报》第十期）一文说明的是太虚大师的新佛教运动实际上就是人间佛教的推动，人间佛教就是佛教经世济民的蓝图和实践。
　　太虚大师为人间佛教提倡者似已取得共识，但另有推崇印顺法师为人间佛教的提出者的说法，因此作者以“让文字说话”的方式确立了太虚大师为人间佛教提倡者的地位，并引领读者略窥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的内涵要点。从时间上说，一九三三年初，太虚大师便已发表（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而印顺法师曾说过其出家后的最初十年（一九三O—一九三九年）是学习期，次十二年思想勃发，讲说与写作丰富（（平凡的一生），《妙云集》），他迟至一九三七年才亲聆太虚大师讲授，而提出人间佛教的时间则大约在一九三八年左右（普门学报第十期，第三十一——三十二页） 。此外，印顺法师自说“人间佛教的论题，民国以来，即逐渐被提出。” “人生佛教是极好了，为什么有些人要提倡人间佛教呢?”可见印顺法师提出人间佛教的时间绝不会早于太虚大师。
　　再者，江、杨二学者都认为印顺法师是为了修正、补足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而提出人间佛教，但是从林明昌先生的析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太虚大师的架构不仅早已提出，并析理撷取其他领域之长，要将佛教脱落神鬼迷信回到现实人间，更要依人乘正法进趣大乘行，其“人间佛教”的理、行面更臻完善。
　　然而，对于印顺法师为提出者一说，仍要加以重视。太虚大师的关注点在“人生”二字，使用人生佛教的频率极高，使我们不禁产生如印顺法师所说“大师以为：人问佛教不如人生佛教的意义好”的错觉。
　　不论是“人生佛教”抑或“人间佛教”，都特重“人生”，它的对象是以“人”作为基始，外扩至一切众生。佛陀告诉了我们，人生本质是苦非乐的，人和万物都是和合而成的假相，太虚大师曾用仁和忍两字来说明世间人的特质，仁表彰了人之异于禽兽的性德，忍说明了身处此娑婆世界的人不知苦、不觉苦、不厌苦，作为一位菩萨行者因为不忍众生执迷不悟而留在世问方便软化、堪忍苦厄，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因此，太虚大师讲“在人言人”，其所指的人是回异于儒家狭义的人（（人生佛教问题），《太虚大师全书》）。顺著这个思路，作者总结四点看法，并隐示了太虚大师希望避免人间佛教可能陷入的两种情境：狭隘人本观念的和佛教的世俗化。佛教的人间性格，并非仅《增一阿含经》一句“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为立论依据，在原始佛教或大乘佛教的经典中也多有言及，它是依法而行、不变随缘的，既是追求是究竟解脱之道，又岂能安于现世和天上的享乐，它要做的事业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菩萨行；人有群性，不能独外于其他人和有情众生，所以得从所居的世间、自我开始，导以佛法让全人类进步、世界祥和。也唯有如此，佛法才不会局限于人类、被弃于人间，才能让大家明白人乘法的修行本即是是佛教范围内应做之事，是修证佛乘必须的资粮。
　　所以，太虚大师的理想应是要在人生佛教的理论基础上，去建设和实践人间佛教，期以实现人间净土。他的新佛教运动是以“中国汉族的佛教本位”为体，“适应时代需要”为用的，他说要“以佛教为中心的观念，去观察现代的一切新的经济……诸文化，无一不可为佛法所批评的对象或发扬的工具。……在这把握佛教中心思想，去适应时机，融摄文化和适应新时代新潮流去发扬宏通佛法” （（新与融贯），《太虚大师全书》）。佛教界既然身负如此的重责大任，不先自我改革无以为业，因此他圣i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积极从事以教制革命为根本（僧教育为思想核心）的三大革命，提出佛僧、佛化、佛国三佛主义为阶段目标。他以为僧格养成、教团如法适足以有能力住持佛教，扭曲、误解的迷信才会从佛教铲除（数理革命），寺产归十方僧众共有，才能供养有德长老、培养青年僧（教产革命），他的新佛教运动的确是宏观、卓越的。
　　对于此篇论文，个人自揣作者为文的用意，提出二点浅见，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一是针对主标题“经世佛教”，若是从佛教为经世济民的良方作为思考主轴，那么将人乘法施行至现在人世间的生活范围里，原为佛教范围内之事（（人生观的科学），《太虚大师全书》）：经世济民的想法也并非在清末民初才出现，甚至即使在寺院念佛、山林参禅的菩萨僧，他们有的学问渊博，树立良好的德行，也有的一直行化人间，方便接引，非对世人不闻不问。只是在时间流动的过程，时政变动更迭、世局昏乱不安之际，突显了佛教僧信本即负有的使命，如晚明的憨山大师便主张“由无我，方能经世；由利生，方见无我”，所以佛教的经世主义不应专指太虚大师的新佛教运动。再者，儒家自秦汉以来即提出“经世之学”、“经世致用”，甚至以此作为讥讽佛教出世理想的利器，但在文内并未彰显佛儒二家的经世观点的不同，因此对于世间经济利民事业的理解或有佛法不如儒道来的切要，或有三家无异之疑虑。
　　其次，副标题为“太虚大师的新佛教运动”，既为革命运动，必有终极目标、行进动力、指导方针和活动历程，但或许是受限于篇福的关系，作者对于佛教界人世、推动人间佛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僧教育”无法详述，使得文中的人间佛教似乎成了一个理念、说法，和实行层次上有段距离。
　　但总的来说，此篇文章不啻让读者更明朗地认识到太虚大师整个佛教革新是紧密地以人间佛教为中心，深切的希望佛界能起以佛法导正世间乱象的作用，为了这个理想，太虚大师一生不停地大声疾呼，拨正异说，不屈不挠的从事菩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