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二三事

太虚大师二三事
　　大 风
　　实践利他教义 创造人间净土
　　有天我跟太虚大师闲聊，我说：“外间有人说老法师是政治和尚，您听了有何意见?”
　　“那也是事实!”大师微笑说：“自古以来，不分中外，政教都相辅以行，宗教昌盛，有赖于统治者的倡导护持，反之，必因政治的阻力而衰颓，所以历来宗教家，必须和统治者周旋，远的不说，民国以来内政部就几次制订条例，要把佛寺产业充公兴学，基督将军冯玉祥在河南，；就曾大肆摧残佛教，像这种情形，你说能不跟政府打交道?从佛教教义上说，昔世尊也曾接受国王大臣的供养，所以与政洽接触，并不违反教义!“政治和尚”这外号，也不坏呀!”
　　“中国需要佛教政党，这也是原因之一”就是要改变仰事求“政”的历史。在欧洲，基督教、天主教早有了政党组织，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佛教政党呢?不错，和尚是出家人，可是并没有出国呀!”
　　“应该特别说明的：佛教徒组党，并非与人争权夺利，而是尽佛教徒应尽的国民义务!佛教有许多裨益世道人心的教义，对于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功利思想、贪污颓风，无疑是极好的针砭!佛教政党和佛教徒的参政，必然会扩大教义对国民精神的影响力，在佛教立场说乃是发扬教义，佛化社会的一种新形式!”
　　“新佛教徒不应囿于自利，更应体验菩萨利乐有情的救世精神，着重于利他的实践教义的利他精神，实现菩萨政治，从而创造人间乐土的佛化世界!”
　　“有些大德修持专精，圆通不足，以为佛教组党，僧侣参政，史无前例，不足为训，殊不知佛法不离世间法，佛法亦有其人世的一面，不可偏废，是故佛教应随时代进化而进化。譬如今之电灯、电话、轮船、汽车……为人类进化之产物，古之所无，试问能否因事无前例，拒而不用?由知任何人都应随时代进化而进化!佛教亦不例外!墨守成规，故步自封，不能适应社会进步，将为时代所淘汰!”
　　“现在中国佛教界，封建气息，仍极浓重，古老的剃派、法派（都是以寺产逐代相传的旧制）依然普遍存在，这是数千年来封建制度的产物，但是仍有人抱着道个“木乃伊”，视同拱璧的!那能适应现代社会环境?以前我曾在永生电台作广播讲经，有些老派就有意见，以为违反传统方式，他们就不明白，以前的讲经方式，适合于农业社会的环境，现在商业社会，人事栗六生活紧张，哪能有许多时间，经常到寺院来听浃旬累月的讲经呢?”
　　“我认为：只要不违背佛教的基本教义，形式和方法，不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跟社会的进步和需要，作适应的调整!”
　　鹿结翰墨缘；未为嘤咛误
　　如果你问我，太虚大师若不出家，他的成就又将如何?我会毫不犹豫回答：他将是诗人、是革命家!
　　大师具有卓越的诗才和奔放的热情。已是大家所熟知。他这种热情，可说出诸天赋，而升华于禅定。他在自传中曾说：“在禅慧融彻中，侠情奔涌，不可一世!”这种“侠情”，也即救世的热情，乃系澈悟之后，“回真向俗”而来，大师的“入世佛学观”就建筑在一片奔涌的侠情之上。
　　在他早年事迹中，可以了解太虚大师乃是性情中人，光绪卅四年，栖云和尚参加革命，被捕于吴江，情势极为严重，、大师与栖云虽仅片面之交，闻讯之下，即多方营救，但因情节重大，非大力者无以疏解。当时江苏巡抚程德全，与寄禅老和尚有旧，事非寄老莫救，而大师此时正以圆瑛事开罪于寄老。于是不惜委曲求全，负荆请罪，长跪力请，栖云和尚始获开脱。其生平行谊，类多如此。
　　太虚大师的诗文，亦多性情之作，入世的成分，多于出世的一面夕这里且介绍一篇“答鹿港遗老洪月樵诗”：
　　“曾闻天网说恢恢，赞佛梅邨拜五台，蓬岛连云秦代望，
　　潜流有水汉时来，聊从大海游怀放，怕向中原醒目开，
　　鸡骛一群只逐食，洽平无复见雄才!”
　　“年年不共不能和，早从光阴六载过，据社凭城狐鼠逞，
　　噬人肥己虎狼多，浴云嫌我带龙气，讲学逢君隐鹿河，
　　便好蒿莱同没尽，不关临去转秋波。”
　　这是民六大师东游日本时所作，悲时忧国之情，溢于言表。太虚吟咏中，颇有悲天悯人之作，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读者如有兴趣，可看“悲华集”、“太虚诗存”。大师的诗，多属即兴之作，不尚琢磨，然卓越之才华，奔涌之侠情已充溢于字里行间。太虚大师倘能肆意于诗篇，不难继放翁之后，成为爱国诗人。
　　有次谈到诗时，他说：“学佛之人最好不要作诗，早年我给汪笃甫诗中，即有“年来却为嘤咛误，此际真成去住难。”之句，然应酬唱和，积习难除，迄今犹不能免于吟咏，文字障也!”
　　太虚自言误于嘤咛，然太虚受知于名公巨卿学者名流，泰半由唱和中来，早年之梁启超、易哭庵、章太炎、梁节庵以及较后之黄膺白、戴传贤，都是由“嘤咛”而结成文字之交。这些诗友对于大师的佛教事业，间接直接都有过很大的助力。
　　革命和尚?玫治和尚?
　　太虚大师之所以有“政治和尚”之称，大抵由于与当政者周旋而来，但他早年的革命活动，反而少为人知。
　　原来大师所营救之栖云和尚，确是革命党人。留学日本时，即参加同盟会，与徐钖麟、秋瑾同时受命返国，从事革命活动，事泄被捕，幸经大师疏解得脱。一九一〇年，栖云邀大师到广州，协助组织广州僧教育会。驻锡白云山双溪寺，讲学华林寺，以吟诵获知于梁节庵、江霞公、易哭庵辈，而暗中与朱执信、邹海滨、叶兢生、潘达微、夏同和，林君复等党人，过从极密。及太虚任双溪寺住持后，党人秘密会议，多借该寺举行，三月廿九日广州之役，先事策划，均出自双溪，太虚大师实参密笏。事败，清廷发兵围双溪，搜捕大师，幸事先闻讯得脱，匿居潘达微之平民报馆。时江孔殷（霞公）为清乡督办。力为疏通，汪莘伯复加资助，大师乃得离粤北返。
　　曾参加广州革命的罗落花君，曾追记此事说：“太虚法师之南来也，在建国前二年，其时吾党云集广州，图屋清社。师偕吾党出生入死，寄钖白云双溪寺。……忆余之谒师也，于郑仙洞，似十一月之夜，朱执信、邹海滨、叶兢生等先生，挈余绕十八洞行，至山，门虚掩，昏无人焉，吾辈转曲廊，廊尽，荒院数楹?琉璃一点，黯黯欲灭，趋前，从纸围内窥，见有拥破衲披斗蓬之黄面瞿昙，兀坐于室。海滨先生曰：此即太虚师也。余齿稚，第知从诸先生后，挺身击杀鞑虏，密笏之谋，未之敢预也。诸先生与师作耳语，余则立风檐下，延伫有无瞰我者，灯昏如雾，余隐约辨师为三十许人，恶知是时师才二十许耶?”原来太虚大师二十多岁便已参加革命行列了。
　　大师曾参与广州之役的策划，观此当无疑问，但曾否入党?年月已久，已无可查孜了。
　　不过太虚大师早期曾参加政党活动，确为事实，且有史可稽者，大师曾参加武昌起义后成立之“统一党”。时沿江各省虽已光复·北袁南孙，犹在对峙中，孙（文）黄（克强）为壮大声势，争取江南耆老，令宋教仁、章炳麟、汪兆铭等组友党，互为呼应，于是有统一党之设，参加者除宋、章、汪等同盟会分子外，江浙耆宿政要如张謇、汤寿潜、赵凤昌均经参与，张謇且被推为理事长，章当秘书长，趟任基金监督，实为民国史上第一个政党，时太虚正在沪上，由章炳麟、趟凤昌之介绍，加入了统一党，原来章、趟以宗教活动委请太虚，而太虚亦冀藉政党力量，建立佛教事业，由此可见太虚之运用政党组织，从事于佛教革新，早经辟划。所惜统一党寿命极短，南北议和后，即随政府北迁，旋且为袁氏所操纵，改组为共和党，至此名实皆变，大师及同盟会份子，均纷纷脱党。
　　太虚大师晚年自谓：“少壮的我，曾有拨一代之乱而致世界于治的雄图，期以人的菩萨心行—无我、大悲、六度、十善—造成人间净土”（见佛教之中国民族英雄史）可见大师之革命热情及政治的抱负了!如果他不出家的话，很可能成为政治家或革命者。
　　大师四次出国西游记略
　　太虚大师生平法缘之盛，游化之广，在中国佛教史上，也算得古今一人了。
　　在国内的宏法固不必说，出国游化，前后亦达四次，足迹所及，逼于寰宇。
　　大师第一次出国是在民国六年的东游日台；
　　第二次是民国十五年的南游星洲；
　　第三次是民国十七年的游化欧、美；
　　最后是民国廿八年的访问印、钖、缅、泰、越等佛教国家。
　　除了最后一次代表中国佛教界对邻国作亲善访问外，其余三次，都是为宏扬佛教而远游，唯一的，对非佛教国家进行游化的，就是十七年的欧美之行，这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希有盛举!
　　太虚大师欧游之议，始于民国十三年，当时大师自谓对佛教有两种新觉悟，其一就是“当将佛法传播于国际文化，先变易西洋学者之思想着手”。但远游欧美，旅费不赀，一时无以筹措，直到民国十六秋遇蒋后，告以欲赴欧美游化计划，得蒋同意，资助了三千元旅费，始获成行。
　　大师为什么要舍近就远，宏法欧美呢?这点可于大师在驻法使馆欢宴席上所发表的“西来讲佛学之意趣”中，观其概暑：
　　“一、欧人所知佛学之偏谬：仅知小乘上座部巴利文一派之偏狭，且用欧人历史眼光考证上之谬误；至译大乘经典，既少且偏谬；
　　二、欧人未知真正佛学：梵文大乘沦没不全，藏文亦偏蔽于混杂婆罗门行法之密教；真正之能畅达中国语文，精研佛学，以及能虚怀访问于佛学有实证之华人；
　　三、欧人今有闻真正佛学以实行修证之根基：以哲学之批判及科学之发明，已渐摧神教及空想之迷执，而接近佛学所显示之宇宙人生实相，牺牲一切以专心试验，求证真实一途前进；
　　四、对欧人信佛学后之期望，希望欧人能以洽科学之坚忍勤勇之精神，于佛学得成实行实证之效果，以哲学的批判方法，洗除佛教因暗、地所附雉之伪习，而显出佛学真相；以有组织有规律、轻身家重社会之品德，能阐扬佛学真理。以普及世界人类，造成正觉和乐之人世!
　　五、在欧讲佛学之态度，当仁不让，以攻破偏谬而显示正法，开诚布公，以待求其真正佛学者之访问。
　　欧洲今富圣人之才而缺圣人之道，吾人今有圣人之道而乏圣人之才，有道乏才，则不足以证其道，有才乏道，则不足以尽其才。得圣人之才授以圣人之道，是为吾至欧讲佛学之经意处。”
　　太虚大师欧游的第一站是法国巴黎，一时巴黎哲人、学者、东方语言专家纷来访问，设茶会请讲学者，几无虚席，因听讲而发心学佛，乞求皈依者有卜丽都女士等多人。而最奇特的因缘：在一席讲学中，太虚倡议筹组“世界佛学院i，作为国际性之佛学研究机构。以昌明佛学，增进人类智慧，达成人间乐土，竟获得法国学术界普遍赞同，如当时东方语言学校枝长马古烈、东方博物院长卜也、巴黎大学教授葛拉乃等二十余人，俱列名发起。法国通讯处为巴黎之东方博物院，中国通讯处设南京昆卢寺。这就是以后设在北平的世界佛学院（后改为苑）的由来。
　　在英伦太虚大师以蔡孑民之介，会晤了英国当代哲人罗素，深入探讨了罗素哲学与佛学的异同，发现两者之间，颇多相似之处，特别是罗素的“中立特体”概念，很似佛学中的“缘生法”，大师引为此行最欣慰的收获。
　　他的“世界佛学院”计划，赢得了伦敦佛教会长堪富利士的热烈赞同，自动参加发起，并成立了世界佛学院的伦敦筹备处。
　　他在伦敦电台著名的学术讲座节目中，作了世界性的广播讲学，那是被英国学术界认为殊荣的节目，中国学者被邀参加这个节目的，当以太虚大师为第一人了。时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五日的晚上、讲题是：“告全球佛学同志”。翌日即经比京去德之佛朗府（即法兰辐克），因大师此行原为应佛朗府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卫礼贤（德人）之邀而来讲学者，实为此行之重点，故逗留德国达两个半月。期间在柏林大学、佛朗府大学作有系统之讲学外，并在民族博物院、远东协会，柏林佛学会及私人茶会、晚餐上随机说法，引起德国学术界普遍研究佛学之热潮。德国学者，教育部长伯克以次六十余人，也热烈赞助“世院”组织，列名发起。及大师去美经法时，列名发起之英、德、法名流学者，已达三百余人。法国政府且令巴黎市长拨地作“世院”院址。可惜后来战乱相寻，对外联系不够，只在北平成立规模有限的“世院”，以及在武昌成立了“世院”图书馆，与当时的理想，臣离太远了。
　　太虚大师归程，取道美国，曾在哈佛大学、哈脱福特宗教学院、摩诃菩提会等处讲学，法缘似不如欧洲之盛。盖此时美人研究佛学之兴趣，犹不如今日之浓厚也。
　　春风桃李、佛毕宗师
　　大师生平创办的佛教组织，无虑百计，单以造就僧材的佛学院说，也就遍布全国，其中最著名的武昌佛学院、北平世界佛学院，缙云山汉藏教理院、闽南佛学院、鶸足（山）佛学院等处，现在宏法海外的，不少是这些学院出来的学僧。佛学的修养，自然此旧式师徒相传的水平高得多。太虚对于作育僧材，光扬佛学方面，确有其不可埋没之贡献!不过大师虽然办了那么多佛学院，但由他亲自主持过一年半载的，只得武昌佛学院一处，其余由门人去主持。太虚大师富于披荆斩棘的开创精神，却缺乏一份诲人不倦的耐力。因此一度曾为若干门人所不谅。大师在他的“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中，也作了如下的自我检讨：
　　“我的失败，固然由于反对方面的障碍的深广，而本身的弱点，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然我终自信，我的理论和启导，必可建立适应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制度。”
　　“我失败弱点的由来，出于个人的性情气质固多，而由境遇使然亦非少。例如第一·期以偶然的机缘，燃起了佛教革命的热情．。第二期以偶然而开了讲学的风气，第三期以偶然而组织主导过的佛教会，大抵皆出于偶然幸致，未经过熟谋深虑，劳力苦行，所以往往出于随缘应付的态度，轻易散漫，不能坚守强毅，抱持固执。”
　　“我现虽尽力于所志所行，然早衰的身心，只可随缘消旧业，再不能有何新贡献。后路的入（暗指芝峰，亦幻等指责大师缺少实行的门人），应知我的弱点的由来而自矫自勉，勿徒盼望我而苛责我，则我对佛教的理论和启导，或犹不失其相当作用，以我的失败，为后来者成功之母。”
　　这是太虚以身说法，也可说是自我批倒，太虚的弱点，正如他自己说，出于个人的性情气质，大凡富于热情善于冲动的人!往往缺乏持久实践的耐力，太虚有其自知之明，而芝峰辈的责难，无异强人所难，不免近于苛求。
　　芝峰法师是大师的大弟子，曾代主持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等枝务，有能力、有学问，但性情偏激，对于领导中国佛教之狂热程度，远过于乃师。胜利后太虚大师领导全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对于过去反对他的诸山，采取了“和同政策”，深为芝峰所不满，竟在佛教刊物上公开指责太虚与旧派妥协，认为太虚已丧失了早年的革命精神，暗示不配领导全国佛教会。、 事后大师跟我谈到此事：“这些责难，别的人说不足为异，出于芝峰笔下，就不能无所遗憾了!”大师说时，语调强自平静，神色显然有些激动：“芝峰眼我二三十年，对他的性格一向取谅解的态度，偏激过头，圆乃不足，当年闽南佛学院的风潮，与他的脾气，实不无关系。但他对我的为人，显然缺乏了解，我过去与旧派对峙，是为了改革佛散，今日形势转变了，改采“和同”政策，也是为要改革佛教，当知要改革佛教，必先统一佛教，要统一佛教，先要团结各派，我们不能抹煞老派诸山存在的事实，我们不能——也没有力量把诸山一齐打倒，取而代之。那么只有运用佛教会的施策，潜移默化地改造他。……除非有别的原因，芝峰的态度是不够明智的……。”
　　“复兴中国佛教计划”
　　至于大师晚年，是否如芝峰法师的指责，丧失了早年的革命精神，放弃了佛教的革新运动呢?这答案，该是否定的。就我所知，大师一生尽瘁佛教革新，可说是至死不渝，晚年虽体气虚弱，然仍致力于改革佛教的策划。
　　胜利后，大师在上海，为了推进战后佛教的革新运动，曾草拟了一分“复兴中国佛教计划”。这个计划草案，虽名为“复兴”，其实内容全是革新，诸如建立僧伽制度、加强僧材教育、改良讲经方法、淘汰迷信形式，举办社会福利事业、统一整理全国寺产等，皆是具有革命性的改革。
　　太虚大师特别重视开辟佛教经费的新途径。
　　“过去中国佛教的经济来源，约可分为三种：一是寺产，二是善信的施舍，三是经忏法事的收入，其中最大者为法事收入。”大师对我说：“寺产的入息，所占比重不大，而且患不均，我们已有了初步的整理计划，希望能做到由佛教会统一管理，统一支配，单是这种收入，决不够维持及发展佛教的用途，善信的施舍，并不稳定，而且有些出家人为争取施舍，不免装神作怪、导人于迷信；至于经忏的收入，可说是迷信收入，同时也妨碍僧尼的清修。为了导人正信，维持清修，经忏法事要逐渐减少，即使为善诵经，亦不应以金钱为交易。因此，今后佛教经费，应在这三种以外，另辟新源泉……。”
　　直指轩中安详示寂
　　卅三年八月太虚大师驻钖缙云山汉藏教理院，突患中风，经数月疗养，始告瘥。但此后体气日就衰颓。胜利后还沪，辟划会务、周旋缁案，时露疲状。卅六年春，大师方在宁波延庆寺讲经，闻门人辐善病讯，冒寒返沪探视，二月二十日辐善不治去世，大师深为悲恸，盖福善学养行谊，颇类大师早年，故极为赞许，以为衣钵之传，不料年英早逝，大师甚为悲痛，观其所撰“恸辐善”一文（载觉有情），可概太虚之怆痛了。
　　三月十二日太虚为玉佛寺退居震华法师举行“封宠”礼，亲书封龛法语：“诸法刹那生，诸法刹那灭，刹那生灭中，无生亦无灭信”正说法间，中风复发，延至十七日下午一时一刻，安详圆寂于玉佛寺之直指轩，四月八日，举行荼昆典礼于海潮寺，恭送行列长达里余。荼毗后拣取灵骨，得紫色、白色、水晶色舍利三百余颗，且心脏不坏，满缀舍利，甚为希有，足征大师不独以事功见称，其生平修持亦已实证圆满矣。 ——原刊“大人”第十期
　　摘自《内明》第15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