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宗的特色
中国禅宗的特色
蔡惠明
一、大小乘禅法的融贯
印度佛教中的禅宗,是随佛法东传而在我国流行的。佛经汉译的创始人安世高于汉桓帝建和初年二四七)来到洛阳。他在二十余年的佛经翻译工作中,共译出经籍三十五部、四十一卷。迭经散失,现现存二十二部、二十六卷。其中《大安般守意经》、《禅行法想经》、《七处三观经》、《阴持入经》等,均是介绍上座部佛教禅学和止观法门的。他重点译传了定慧两方法学说,联系到实际便是止观法门。定学即禅法,慧学即数法二这是从阿毗昙的增一分别法门而得名),因此东晋道安称扬他擅长于禅数,而他所译也以禅数最为完备。
安世高所传的禅法是依僧伽罗刹的传承的,用四念住贯穿五门(五停心)而修习。他从罗刹大本《修行道地经》抄译三十七章,著重身念住,破除人我执。另译大小《安般守意经》,阐述念息修法。其中说十六特胜也和四念住相联系,并用念住统摄道支精神。因为当时中国古代社会受道家“食气”、“道气”、“守一”等影响很深。他倡导的念息法门,适应群众需要,传习较快普及。他的弟子中著名的有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会等。东吴康僧会编辑《六度集经》,其中禅定度,就是讲止观法门。僧会在《安般守意经序》中说:“夫安般者,诸佛之大乘,以济众生之漂流也。其事有六:数、随、止、观、还、净,以治六情。情有内外:眼、耳、鼻、舌、身、心,谓之内矣:色、声、香、味、细滑,邪念,谓之外也。”隋智者大师创天台宗,著《童蒙止观》,曾加引用。僧会就是从陈慧受学,帮助其注解《安般守意经》,并在《六度集经》中对止观有要目式的叙述。以后,道安见到竺法护译出的僧伽罗刹《修行道地经v的全译本,因而对安世高所译禅法了解得更深刻,又从大部《阿合经》的翻译,理会声闻乘实践的体系,于是注解了有关的译本,分别撰作序文,约有《大道地经注》等七种。道安所著诸经虽已湮没不存,但他的般若思想,尚可从现存的《安般注序》等文中窥其大概。当时挥学已融入般若,直到僧伽提婆在卢山重译《阿毗昙心论》,并改名《三法度论》,才使小乘禅观与大乘空观融贯统一,禅数之学又获重兴。这时的禅法,不再是小乘所传,而是大小乘融贯的禅法了。
大小乘禅法融贯的关键在于把禅观与空观联系起来。鸠摩罗什所传,就是与实相一起讲的。《禅法要解》卷上说:“定有二种,一观诸法实相,二观诸法利用。”指出在禅观中不但应该观察空性,也要看到诸法的作用。两者不可偏废。贯通大小乘禅法的思想,对后来中国佛学的影响很大,如禅宗二祖慧可传津初祖达摩的禅法,就是用了这种说法。唐道宣的《续高僧传·慧可传》中,直称他为“虚宗”,在中国佛学思想中实际发生影响的正是空观与禅观的融贯。后来到六祖惠能创立中国禅宗,更显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禅已中国化了。
二、中国禅宗的特色
中国禅宗的特色,可从《六祖坛经》中探索,归纳可有下列五点:
一、强调“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坛经说》说:“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离妄念,本性净。二八祖认为人性(即佛性)本来清净,原是人人皆可成佛的,只是由于人心中所生的妄念,盖覆了真如本性,以致不能认识自己本有的佛性,他说:“自性常清净”,犹如“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才造成“上明下暗”的局面,而蒙蔽了自己的本性。为此他提出了“识心见性”、“见性成佛”的学说。《坛经》说:“下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只有除却妄念,拨去云雾,自识本心,直见本性,即可见性成佛。所以六祖要求人们“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坛经》载:“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倍,众生即佛。”又说:“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总的说来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二、《坛经》的中心思想,即是单刀直入的顿教,这是针对北宗的渐教而建立的。但是渐顿纯就见道过程区别,如果推论到最后根据,南北两宗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说:“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顿。”并且,在南宗法门中,也含有渐的一种,不过不采用而已。神秀的得法偈说:“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就是讲的渐悟,他认为成佛要经过“累劫”的过程,这是印度佛教的一种传统说法。六祖则不同意神秀的思想,他在《坛经》中说:二刚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又说:“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明确指出,成佛在于一念顿悟,刹那之间,而下在于长期修习,他还用自己亲身经历的经验来现身说法,说:“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并说:“若悟无生顿法,且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如何得达。”还说:“迷人念佛生彼,悟者自悟其性”,著重“自修自作法身,自行佛行”。有人误解认为是贬低念佛法门,这是不理解“自性弥陀”及《维摩经》所说:“唯其心净,则佛土净”的意义。佛陀是对机施教,应病与药,六祖也是如此,他在《坛经》中又说:“迷则渐劝,悟入顿修。”“理可顿悟,事须渐修”。指出悟后仍须修行,见道后的修,如识途老马,不致莽撞瞎闯,而是慧眼独具,直捣黄龙
三、六祖在《坛经》中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至于法即一种的“法”,意指真如本性,即上述每一个人的自心。人心本性原来清净,具备菩提般若之知,只缘一向迷妄颠倒,下能自悟。若得善知识启发,修习念念下著法相的“般若行”。一旦妄念俱灭三这是“无念”的极致),真智发露,自会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而成“般若三昧”,也就是“识心见性,自成佛道”的顿悟。从此以后,于境无染,自在解脱,虽仍下废修行,但既已悟到自性具足万德,无欠无余,所以再有修习,也于体上增下得一分,只是随时体验,充实德用而已。七祖神会也说这种修行为顿悟渐修,譬如母顿生子,用乳渐养,智慧自然渐增。这与北宗为了渐悟而渐修完全不同。而且从《坛经》所引神秀和惠能两人的得法偈来看,神秀所悟见的确实未彻底,和他那悟境相应的修,更下能与南宗相提并论了。
四、南宗禅法著重在“但行自心,不著法相”。所以成为一行三昧,并不限于静坐一途,可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道法流通。而且定慧双行,如灯发光,事成一体。这与北宗的教人看心、看净、不动、不起(神秀弟子更将这些教条地说成“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恰恰相反。因为南宗禅法的根本精神贯串著无相、无住,又特别提般若行。在《大般若经》中发挥无相、无住意义最为透彻的正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因此在《坛经》里六祖再说听闻《金刚经》,言下便悟。说:“若欲入甚深法界者,直须修般若行,但持《金刚般若经》一卷,即得见性入般若三昧。”从四祖道信以来,东山法门已经下是单纯以《楞伽经》为根据了,他的说法较前有很大的变动,并逐渐扩大了禅法的范围。在“藉教悟宗”的经教方面,就已包括《般若》、《维摩》、《法华》、《思益》、《华严》等经,六祖早年就是因听《金刚经》而投入佛门的,接受五祖多次为他讲《金刚经》,在《金刚经》经文中“无所住生其心”得到悟彻。明了“无所住”是“定”,“生其心”即“慧”,禅宗定慧等学的微旨,就是由此经义伸展扩充而来。又六祖在《坛经》中所表现的主要思想。就是“摩诃般若”法他所采取的“无相戒”,则来自《金刚经》中谈到“钮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等的说法。从六祖起,中国禅宗就以《金刚经》为宗了。
五、中国禅宗的畅行是五祖弘忍以后的事。六祖秘受衣钵,违嘱南下,隐居十五年后,于仪凤元年(六七六)正月初八到广州法性寺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据《瘗发塔记》载:“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惠能进日:“下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印宗闻之疏然,即于正月十五日为他落发,二月初八受具足戒。一他的禅法以简便易行著称,也受士大夫的欢迎。六祖的偈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芏晨,犹如觅兔角。麦逼与印度禅著重出世,大相径庭。南宗的主张经过南岳、表原二一传以后,便将禅的意味渗透在日常生活,使它构成一种随缘任运的态度。《坛经》说:“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到了南岳启发马祖,用磨砖下能成镜来形容坐樟无从成佛,就不再拘泥于平常所说静坐习禅那些功夫了。这是中国樟宗重要特点。但《坛经》又说:“又有迷人,空心静坐,百无所思。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下可共说,为邪见故。一当然初学参禅的人,还须苦练基本功,奠定扎实基础后,才能随缘任运,切勿一知半解,断章取义,那就离道愈远了。
摘自《人乘》第24卷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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