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迦:中国佛教史（2）

第四章 众师异说时期
　　第七节 梁陈的佛教(502--589)
　　萧衍的崇佛 两晋之时，佛教的弘传，在南方是崇尚佛理，在北国是尊重僧德。而南方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主要是沙门与士大夫阶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对佛教的优礼只是随顺士大夫阶层的风尚。宋文帝与何尚之的问答最足说明当时统治阶级中对佛教的不同观念。文帝说：“朕少时读经不多，比日弥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辨厝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卿辈时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谢灵运以为“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必求灵性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耶”?文帝不同意范谢的意见而赞美颜延之的《释性论》、宗炳的《难黑白论》。以为佛教“并足开奖人意。若使率土之滨皆敦此化，则朕坐致太平”。何尚之也引慧远的言论说：“释氏之化，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而以为“若使家家持戒，则一国息刑”(《高僧传·慧严传》)。可见在晋宋之时有两种见解，一种是认为佛教只重在个人的灵性而无裨于政治，一种是认为佛教直接有助于教化。当时在统治阶级中虽有一部分人认为佛教可以利用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然而佛教毕竟是外来的宗教，其初期的发展主要是靠僧众的努力，所宣传的教义如慈悲、平等诸观念，并不完全有利于统治者。将佛教完全控制于统治者之手，使其在社会上的影响符合于统治者的要求，在南方是自梁代萧衍开始的。
　　梁武帝萧衍，最初研究儒学，既而信奉道教，三十九岁接管了齐代的政权。三年之后，于天监三年(504)下诏舍道奉佛。天监十八年(519)从智约受佛戒，法名冠达。于大通元年(527)，中大通元年(529)，中大同元年(546)，太清元年(547)前后四次舍身奉佛，群臣以一亿钱奉赎。每次舍身时都在同泰寺中升讲堂法座为四众讲经。大同中(535--545)曾欲自任僧正，纲维僧侣，因智藏的争论而止(《续高僧传·智藏传》)。所有这些举动，无非是要表示其以人王而兼法王的声势，凌驾诸大德之上，以便控制佛教而为己用。他先撰有《孝经》、《周易》、《毛诗》、《春秋》、《尚书》等讲疏数百卷，事佛以后又撰《涅槃》、《大品》、《净名》、《三慧》等经义记数百卷，发挥他自己的见解，以制旨颁示群臣和僧众。正因为统治者要控制佛教而直接参预了佛教的研究、撰述、辩论，这就刺激佛教内部的学术思想向前发展，一变过去笃守师承之风而为学无常师，各抒己见。于是进入了在汉地融化成熟的佛教思想逐渐完成为独立的思想体系的准备阶段。
　　梁代统治者为了对佛教发号施令，把佛教完全置于控制之下，使佛教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必须先要求自己通达佛理，而统治者是无暇深入研究经典的，于是纂辑佛典以供参考成为首要的工作。梁武帝曾令道朗将各家《涅槃经疏》汇成为《涅槃经集解》，天监七年(508)令僧曼撰《众经要抄》八十八卷，又令智藏撰《义林》八十一卷，天监十四年(515)令僧绍撰《华林殿众经目录》，二年后又令宝唱改定。又令宝唱集《续法轮论》七十余卷，《法集》一百三十卷，《经律异相》五十五卷。简文帝萧纲也撰《法宝联璧》二百六十卷。这些著作对于当时佛教研究上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如《义林》之类纂述义章便成治理经论的主要方法。
　　成实与三论之学 当东晋和北方十六国时代，南北的佛教是交流的。到了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南北的佛教也成了对峙的局面。北方盛弘地论与毗昙，南方盛弘三论与成实。
　　梁代成实有三大家：一是庄严寺僧曼，二是开善寺智藏，三是光宅寺法云。三人都从僧柔、慧次受学。僧曼著《成实义疏》十卷。晋安太守刘业问曼曰：法师立义何以多儒?曼曰，宋世资道生，顿悟以通经，齐世重僧柔，影毗昙以讲论。贫道谨依经文，文玄则玄，文儒则儒耳。这说明僧曼是不以僧柔之学为然。法云以经论合撰有四十科，为四十二卷，又精研《法华》，撰有《义疏》，时人称之为“云法华”。智藏讲《大小品》、《涅槃》、《般若》、《法华》、《十地》、《金光明》、《成实》、《百论》、《阿毗昙心》等，各著《义疏》，《成实义疏》有十四卷。三家学说各有专擅。《续高僧传·义解篇》云：“梁代三师互指为谬，审文纰乱，可有致言，义在情求。情安倚伏。”慧韶初听僧曼讲成实，以为听闻义浅，更听智藏讲，遂觉理与言玄。宝琼初从法云学，觉其词富唱高，乃改从南涧仙师学。由此可辨三家为学之殊。智藏之学后传于僧绰，住龙光寺，成为陈代成实重镇。又庄严智爝立新成实宗。《续高僧传·智聚传》云：“庄严爝师新实一宗，鹰扬万代。”又说：“爝法师阐成论之美，名实腾涌，远近朝宗，独步江表。”又梁代招提慧琰撰《成论玄义》十七卷，文词繁富，难于寻阅，智脱为之删正。脱又以江南成实并述义章，至于论文曾无顾涉，乃撰《论疏》四十卷。
　　宋代既盛弘竺道生顿悟之说，竺道生虽咨禀于罗什而立说与罗什不同。梁武帝既代齐，自以正统自居，在佛教中也要维持法统，因此极力恢复关中三论之学。时有法度于宋末由北方南来，住在摄山。明僧绍待以师友之敬，卒后又舍所居为栖霞精舍以居之。度卒后弟子僧朗继纲山寺，《华严》、《三论》，最所命家。梁武帝乃勃诸义士受业于山。朗弟子僧诠，声誉远举。僧诠弟子四人：慧勇居禅众，共辩住长干，法朗在兴皇，慧布留摄山。时人称为“诠公四友：所谓四句朗，领悟辩，文章勇，得意布”(《续高僧传·慧布传》)。僧诠原来在山中只是顿迹幽林，禅味相得。慧勇等四人来后，最初尚无教导，经久已后，方为敷演。诫说：此法精妙，识者能行，无使出房。所以僧诠在世时，四人无敢言者。僧诠逝后方各擅威容，而共辩定慧两举，讲唱兼存禅众，其义体与法朗不同。法朗批评其为中假师。法朗卒时以徒众付嘱与茅山明法师。又有弟子吉藏居会稽嘉祥寺，隋世人长安，建立了三论宗。综观梁陈两代的佛教思想，是梁武宗崇大论，兼习成实，学人声望，从风归靡；陈武好异前朝，广流大品，尤敦三论(《续僧传·法泰传》)。
　　真谛的摄论之学 约当晋宋之际，在印度兴起了大乘的瑜伽学派。百余年后分51j由海陆两路传人中国。由陆路传人北魏，发展成为地论师学派，由海路传人梁陈，发展成为摄论师学派。
　　梁武帝于大同中遣直省张汜送扶南国使回国，因便延请摩揭陀国名德三藏及诸经论。适值西印度优禅尼国法师真谛在扶南弘化，因邀与俱来，以大同十二年(546)到南海，太清二年(548)到建业。逢世乱未能翻译，展转移徙于浙赣等处。初居富春，大宝三年(552)侯景迎还金陵。承圣三年(554)流寓于豫章、始兴、平固、南康、临川、晋安、梁安等处。陈天嘉二年(561)由梁安乘船西返，为风所阻，到广州，在广州八年，译出《摄大乘论》三卷、《释论》十一卷，撰《义疏》八卷，又译《俱舍论颂》一卷，《论文》二十二卷，撰《义疏》三十三卷。太建元年(569)卒。生时弟子宗恺等欲迎还建业，而京中名德奏曰：岭表所译众部，多明无尘唯识，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陈帝然之，因此不能成行。真谛弟子有智恺、僧宗、法准、慧忍、智敫、道尼、法泰、慧旷、宗恺、慧侃等。智恺早卒。真谛来法准房中，嘱道尼、智敫等十二人令弘《摄》、《舍》两论，誓无断绝。真谛所译有四十九部一百四十二卷，今存三十部九十七卷。所撰经论各疏皆佚失不传。《续高僧传》作六十四部二百七十八卷，是连同所撰疏义计算在内的。与罗什、玄奘共称为中国三大译家。其译品中除《摄论》、《俱舍论》外，要以《大乘起信论》、《三自性论》、《转识论》、《显识论》为代表其学术思想之作。以真如受熏缘起而成一切法。此真如即是佛性，即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即是第九阿摩罗识。能变之识唯是第八阿赖耶识，而前七识是能缘。阿陀那识是第七识而非第／＼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故皆能成佛，无有永不成佛的。定性二乘也必由佛道而般涅槃。这是与地论师及以后玄奘学说之不同处。其学派在陈代是局限一隅，人隋以后方得盛行。
　　天台宗的成立 佛教是由印度传来的宗教，而佛教在印度也不断的发展，也就随时有新的学派传人中国。这新旧传人的不同学派在中国又互相结合而创立新的思想体系，这也是必然之势。天台宗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产生的。自从鸠摩罗什传人龙树的中观学派，三论师曾遍传各地。到了北魏，自永平(508--512)以后，勒那摩提、菩提留支、佛陀扇多等相继东来，传人无著、世亲的瑜伽学派。成为地论师。三论学者吸取了瑜伽思想而发展了中观学说，便创立了天台宗。如湛然在《止观义例》中说：一家教门是“以《法华》为宗旨，以《智论》为指南，以《大经》为扶疏，以《大品》为观法”。是以一向都以天台宗出于龙树的学派，但今究其内容实质，是充满瑜伽思想体系的。
　　最初创始者是北齐(550--577)慧文禅师。他由《中论》的《因缘颂》和《大智度论》三智一心中得而悟道。但是《中论》和《大智度论》的原论都是就真俗二谛而言，他却用地论师的三谛之说解释其文义。三论师的观行注重在观法性与实相，瑜伽师的观行注重在观佛性与唯识。慧文的禅观方法多用觉心，这显然是兼用瑜伽师的观行。
　　慧思于兴和元年(539)从慧文受观心之法，悟法华三昧以后，多用随自意三昧(行住坐卧饮食言语中随时修习止观)和安乐行(身口意誓愿四安乐行，见《法华经·安乐行品》)。其后在河南光郢等处讲《大品经》，屡遭毒害。陈光大二年(568)南往衡岳，居住十年，于太建九年(577)卒，时年六十三。正因为当时魏齐的统治者崇尚地论，而慧思之学是以三论为基础，不能得到重视，又以瑜伽思想解释三论，为旧三论学者所不容，因而受到迫害。如《续高僧传》所说“怨嫉鸩毒”，“异道兴谋”。结果只可南下入陈。
　　智顗于陈天嘉元年(560)人光州大苏山从慧思受四安乐行，得人法华三昧，发旋陀罗尼，照了法华，如高山之临幽谷，达诸法相，如长风之游太虚。慧思往南岳，顗至金陵。陈主“好异前朝而广流《大品》，尤敦三论”。慧思、智顗一系融合中观瑜伽的三论新义，便受到殊厚的礼遇，屡请开讲经论。太建七年(575)人天台山，隐栖十余年，完成了一家的教观，所以称为天台宗。其立渐、顿、秘密、不定为化仪四教，三藏、通、别、圆为化法四教。中观学派以般若为至极之教，而天台依瑜伽学派，以小乘为第一时教，称为三藏教；以般若为第二时教，称为通教；以唯识为第三时教，称为别教，更加以融通空有为第四时教，称为圆教。其观法以圆顿止观(《摩诃止观》)，次第止观(《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不定止观(《六妙门》)，随机教授。平生所有讲述，多由弟子灌顶笔记成书，凡三十余部。人隋以后，因为智顗受到陈代各帝的礼遇，所以天台宗受到排斥，只局处于天台一隅，未广弘通。唐天宝以后，经湛然的努力，方得大行于各地。
　　佛教发展的情况 据《辩正论》所记，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陈世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僧尼三万二千人。梁世由于武帝的提倡，比于前代寺院增三分之一，僧尼增加一倍有半。既是骤然增多，僧徒的生活便不可能单纯依靠信徒财帛的布施，而且统治者既要控制佛教于自己的势力之下，也唯有使寺院经济与封建经济紧密结合起来，方能收效。于是寺院在南朝开始走上寺院地主的道路。梁武帝在钟山造大敬爱寺。寺旁有晋丞相王导的赐田八十顷，武帝强付评价，买以施寺。陈慧思居南岳，有十四道士因为诬告，受到给侍僧众的处分。后来道众以老病愿奉田数顷以充香积用赎老身，因名为留田庄(《佛祖统纪·慧思传》)。当时寺院还附设质库。如僧曼要建大殿，费用不足，因把什物儭施待库生长，以付后僧应用(《续高僧传·僧曼传》)。甄彬以一束芋向长沙寺库房质钱，赎时芋中得黄金五两，是他人所质，误置芋中的。可见当时质库的营业范围很广的。僧侣的生活既依赖于寺院的土地剥削，其个人受到信徒供养的便称为某人的“家僧”或“门僧”。
　　梁代对于寺僧的管理逐渐周密。天监中曾令法超撰《出要律仪》十四卷，通下梁境，并依详用。天监七年(508)令法云“为光宅寺主，创立僧制，雅为后则”。天监十六年(517)又集都邑僧尼，依《涅槃》、《楞伽》、《央掘魔》等经，制断肉食(见《广弘明集》)。但昙瑗与梁朝士书中曾说：“顷见僧尼有事，每越讼公府。且内外殊揆，科例不同。或内律为轻，外制成重；或内法为重，外纲更轻。凡情绳侥，肆其阿便。苟欲利己，则舍内重而附外轻；若在陷他，则弃内轻而依外重。”而要求朝士们对“僧家诤执，依何折断”作出决定。陈代太建十四年(582)曾禁止僧道挟邪左道不依经律，并详为条例。曾检括僧尼无贯者万计，准备举行策经，落第者休道。因智顗反对而止。又令国内受戒未满五夏的，皆参律肆。都邑大寺广置听场，并令昙瑗总知监校。学成还邑前，瑗都对问，理事无疑，方乃遣之。
　　梁陈虽对僧尼严密的整顿，但是一般僧尼行止仍极奢华。郭祖深上书梁武帝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此数与《辩正论》相差颇大)，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有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已亡其半。而僧多非法，养女皆服罗纨。其蠹俗伤德，抑由于此。”至于僧正则更腐化。《宝琼传》中说：“自梁僧之于此任，熏灼威仪，翼卫亚于王公，服玩陈于郑楚。故使流水照于衢路，吏卒喧于堂庑。”这都明显地说明佛教在社会上已经与统治阶级融合无间了。
　　第八节 北魏的佛教(386--534)
　　佛教与民族矛盾 北魏的佛教与十六国时期的佛教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十六国之初，佛教流行不广，统治者只是利用僧才，如佛图澄、释道安、僧朗等，以其智慧参预军政的决策，而大德们也藉此劝诫统治者施行慈矜，推惠于民，因以推行佛教。到北魏时，经过石赵、苻秦的提倡，佛教流行已很广泛。于是统治者就直接控制佛教，使佛教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
　　元魏以鲜卑族崛起于塞北，兼并了北方诸国，统一了中原，进行其残酷统治。道武帝(拓跋硅)由塞北迁都平城，看出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可以利用“人王即是法王”的观念来消除人民的民族观念，所以他平定中山(定县)，经略燕赵时，所经过郡国佛寺，见沙门道士都致敬，派人送礼物给泰山僧朗。皇始中(396--398)以赵郡沙门法果为道人统，总摄僧徒。法果也就迎合其意，致拜人主说；“弘道要由人主，我不是拜天子而是拜佛。”但是统治者既要利用佛教来羁縻群众，不得不给佛教一些特权，群众也就利用这些特权来进行对统治者的反抗。所以北魏每疑沙门为贼，常常无辜地收系僧徒(《续高僧传·僧明传》)。自道武帝(拓跋硅)到宣武帝(元恪)时一百年间，由僧徒倡导的农民起义有七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声势浩大。如《魏书》所记道武帝天兴五年(402)沙门张翘自号无上王，与丁零鲜于次保聚党于常山郡行唐县，为太守楼伏连所破灭。太武帝(拓跋焘)在即位之初，也表示敬重佛教，要佛教为其利用。常与高德沙门共谈论。四月八日与佛行像，也亲自散花致敬。但是沙门多是少壮者，引起统治者的顾虑，太延四年(438)罢沙门年五十已下的。又以沙门可以假托谶记图纬作出反抗统治的信号，于太平真君五年(444)便卜诏说：“沙门之徒假托西戎虚诞，生致妖孽。”“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其在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期一月，“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沙门不住寺而私养在人家，其活动的情况当然受到统治者的猜忌，所以严刑峻法加以限制。终于在太平真君七年(446)芦水胡人盖吴利用“灭魏者吴”的民谣，起义于杏城(陕西中部县)，有众十余万，且与刘宋联络。太武帝亲往攻击，行到长安，见佛寺中大有弓矢矛盾，和富人所寄财物，因疑沙门与盖吴通谋，于是下令遍诛，坑杀全国境内沙门，焚毁经像。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中所谓“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一厄。毕竟统治者丧失了宗教这一利器，对于统治者是不利的，因此废佛五年之后，太武帝死后，其孙文成帝(拓跋濬)即位，便立即兴复，只是加以周密的管理而已。
　　地论与毗昙之学 元魏统一北方之后，与南朝成对立的局面，而民族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在政治上、经济上既互相攻击、互相侵夺，在学术上、宗教上也必然要互相排斥。当时佛教信仰在人民群众之中已经普遍而深固，不可得而废除，统治者必须善于利用。自汉代以来传人中国的佛教，多半是中观学派。特别是鸠摩罗什在长安传人龙树、提婆的论著以后，三论的学说已成为汉地人士的习惯，成为汉地传统的佛教。北魏统治者要利用佛教作为统治人民的利器，便要在佛教理论上有新的树立。恰在此时有菩提留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等来到洛阳和邺都(今河南临漳)传人在印度新兴的瑜伽学派，因而受到魏帝的特别推崇。永平元年(508)菩提留支创译《十地经论》，宣武帝(元恪)亲自笔受。于是在北朝建立地论学派，以排斥汉人所习惯的三论之学。南朝在政治上维持汉族的正统，因而与此同时的梁武帝就提倡传统的三论和与三论有关的成实之学。陈代真谛的瑜伽学派受南朝僧众批评为“言乖治术，有蔽国风，不隶诸华，可流荒服”，正是针对北朝提倡瑜伽学派而言的。
　　地论师是以《华严经》《十地品》及世亲所造《十地经论》为依据，立三空义，谓人法我空，因缘法体空，真如佛性空。又立八识而以第八识为第一义谛常住不变之清净心，即是真如，此真如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缘起而变生一切法，能变之识唯此第八真识。由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毕竟成佛。由于勒那摩提与菩提留支的学说不同，因此地论师分为两派。勒那摩提的学派为相州南道派，以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主；菩提留支的学派为相州北道派，以留支的弟子道宠为主。后来南道派因为慧光的弟子法上专任僧统数十年，门徒众多，传播甚盛，北道派便消沉了。《续高僧传·道宠传》中说：“洛下有南北二途，当境两说，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南道立四宗：一因缘宗，谓小乘萨婆多部；二假名宗，谓《成实论》及经部等说；三不真宗，谓诸部般若，即说空理明一切法不真实等；四真宗，谓《华严》、《涅槃》明法界真理佛性等。北道立五宗，指{华严》为法界宗(《法华玄义》卷十)。又北道计阿梨耶为无明而阿梨耶为依持，生一切法；南道计阿梨耶为净识而真如以为依持，生一切法(《法华玄义释籖》卷十八，《法华文句记》卷七，《翻译名义集》卷十六)。
　　两道的传授：南道道宠的弟子有儒果、罕宜、诞礼、法继、僧休，休弟子神照，此后无闻。北道慧光撰有《华严》、《涅槃》、《维摩》、《十地》、《地持》等疏。有十大弟子：僧范、惠顺、灵询、安廪、昙衍、道慎、昙遵、法上、道凭、冯衮等，而以法上、道凭为最知名。慧光于魏齐二代为昭玄统将四十年。
　　与地论学派有关的毗昙之学在北魏也得到弘扬，以与江南的成买对抗。但由于大小乘的争执，也受到地论师的排挤。弘扬毗昙之字的有智游、慧嵩、志念三叶相承。慧嵩是高昌人，从智游受毗昙成买，高昌国人献之于魏。后因与法上不睦，迁居徐州，世称为毗昙孔于。弟子有道遒、智洪、晃觉、散魏、志念等，而以志念为最著名，撰有{迦延》、《杂心论疏》及《广钞》各九卷。志念弟子有慧休等三百余人。休著《杂心玄章》、《疏钞》，至真谛译出《俱舍论》传人北方以后，毗昙之学渐衰了。
　　又有昙鸾从菩提留支受《观无量寿佛经》，弘扬世亲造的《净土论》，于汾州石壁玄中寺专修九品观法，为后世净土宗奠定了基础。
　　《四分律》学的兴起 汉地诸僧自有戒法以来是受依《四分》，随依《僧祇》。自罗什提倡《十诵》以后，《十诵》之学大行于南北。佛陀跋陀罗在建业所译的《僧祇律》，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研究。而佛陀耶舍在姚秦时所译出的《四分律》却无人问津，佛陀耶舍在译出此律之后，不得不悄然而返。元魏重兴佛法以后，恢复戒律，与在教义上一样，排斥旧来传统的《十诵律》和《僧祇律》，于是慧光从佛陀禅师和勒那摩提所受的《四分律》学得到弘扬。光撰有《四分律疏》百二十纸，并删定羯磨和戒本。光的弟子道云奉光遗令，专弘律部，造疏九卷。道晖略云所制成七卷。洪理也是慧光弟子，著钞两卷。光弟子昙隐、道乐同为时望。邺中称说：“律中明略，惟有隐乐。”光弟子安廪在魏十二年讲《四分律》近二十遍。从此以后奠定了汉地《四分律》宗传授的基础。 ．
　　菩提达磨的禅宗 菩提达磨是南天竺人，来到北魏，传授禅法，为禅宗初祖。但是在当时他的教化并未得到发展，正如《续高僧传》所说：“于时合国盛宏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后来禅宗昌盛以后，对于达磨又多附会之说。首先其来华的具体时代，各家异说。《续高僧传》说：“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是宋时来的。《景德传灯录》说：梁普通八年(527)泛海到南海，转到金陵，魏太和十年(486)到洛阳，太和十九年丙辰(495)卒。后到而先卒，而太和十九年是乙亥而不是丙辰，显然有误。《五灯会元》注中据《正宗记》以为梁普通元年(520)到南海，时为魏正光元年，即以其年冬到洛阳。永安元年(528)卒。又据二祖慧可传，年四十遇达磨，奉事六载，于开皇十三年(593)卒，年一百七岁。推之，慧可承事达磨是魏孝昌二年(526)至普泰元年(531)。总之达磨是魏末时游化洛阳的。达磨既是印度的大德而印度的大乘学派只有中观、瑜伽两派。达磨所传必定是两派中的一派。根据他的学派是南天竺一乘宗(《续高僧传·法冲传》)和所传壁观来看，一乘正是瑜伽宗的主张，是对中观三乘的主张而言；壁观是对中观的空观而言，以白壁譬喻真识之有；他又以唯识教的《楞伽经》为心印，可见他所传的是瑜伽宗的唯识观法门。至于一苇渡江、面壁九年、只履西归等传说，都是后人附会之谈。他教人的行法是理入和行人。行人有报恩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四门，前二行对现行苦乐知是宿因，后二行于未来免于熏习，正是唯识观中种子生现行，现行熏习成种子的体现。理人便是壁观。其教法的主要是以“忘言、忘念、无得正观为宗”，而遭到“魏境文学多不齿之”(《续高僧传·法冲传》)。据道宣在《法冲传》中叙述达磨以后的师承大约如下；
　　达磨弟子有慧可(二祖)、道育二人。
　　可禅师后：粲禅师(三祖)、惠禅师、盛禅师、那老师、端禅师、长藏师、真法师、玉法师，以上并口说玄理，不出文记。可师后：善师出《楞伽经》抄四卷，丰禅师出疏五卷，明禅师出疏五卷，胡明师出疏五卷。
　　远承可师后，大聪师出疏五卷，道荫师抄四卷，(法)冲法师疏五卷，岸法师疏五卷，宠法师疏八卷，大明师疏八卷。
　　那老师后：宝禅师、慧禅师、旷法师、宏智师，那住京师西明，身亡法绝。
　　明禅师后：伽法师，宝瑜师、宝迎师、道莹师次第传灯，至初唐时扬化未绝。
　　又《慧可传》中称：与可同时有化公、廖公、和禅师、(昙)林法师。向慧可问道的有向居士。那禅师弟子有慧满禅师。
　　由此可见达磨门下或言或行，一以楞伽为心要的概况。
　　僧伽的管理制度 北国的人民由于逃避异族统治的苛酷徭役，大量的出家，加以北朝僧侣倡导反抗统治，北朝因而对于僧尼的管理制度，较南朝为周密。北魏立国之初，就设立道人统，文成帝(拓跋濬)兴安元年(452)复法之时，以罽宾沙门师贤为道人统。和平初(460)师贤卒，以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全国州郡各有州统、都维那，其官寺勃补上座、维那、寺主，名为三纲，典掌寺务。太和二十一年(497)又改监福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
　　民众既为避输而人道，由此北魏统治不得不对出家加以限制，兴光元年(454)复法之时，令诸州郡各听建佛图一所，出家者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者十人。但是到太和元年(477)，京城新寺已有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万十八人。此外私度无籍之僧为数当亦不少。太和十年(486)有司奏请，无籍僧尼罢遣还俗。所检僧尼行为凡粗者，有籍无籍悉令罢道。结果各州还俗僧尼只一千三百二十七人，不过虚应故事而已。太和十六年(492)诏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小州二十人以为常数。虽然名额比兴元之制加多，意在防止私度。至延昌中(512--515)天下州郡僧寺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民多绝户而为沙门。熙平二年(517)令常年度僧大州百人者，外郡于期前十日解送三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精练简取充数，若无精行，不得滥采。若非其人，刺史为首，以违旨论。太守县令纲寮节级连坐，统及维那移五百里外异州为僧。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诸王及亲贵亦不得辄启请。有犯者以违旨论。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有犯还俗，被养者归本等。寺主听容一人，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自今有一人私度，邻长为首，里党各降一等。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州镇满三十人，免官，寮吏节级连坐，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这样的严刑峻法，主要是限制所俘虏的人民沦为奴婢者的逃亡。然终不能限制人民的涌向寺院。到正光(520--525)以后天下僧尼大众二百万，其寺三万有余了。
　　当时私度无籍的僧尼无法居住寺院，多在民舍，孝文帝延兴二年(472)诏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须有维那文移印牒，然后听行。太和十七年(493)立僧制四十七条。永平元年(508)诏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昭玄，依内律治之。永平二年(509)沙门统惠深上言：一、诸州镇都维那上座寺主各令戒律自修。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二、出家之人不应畜八不净物(金银、奴婢、牛羊、仓库、贩卖、耕种、自作食、不受而啖)。依律车牛淫人不净之物不得私畜。唯有老病年六十已上者限唯一乘。三、僧尼不得出贷私财。四、出家本无凶仪。父母三师远闻凶问，听哭三日。若在见前限以七日。五、有不安寺舍、游止民间者脱衣还俗。六、其有造寺者，限僧五十人已上，启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处以违敕之罪。其僧寺僧众摈出外州。七、僧尼之法不得为俗人所使。若有犯者还配本届。八、外国僧尼来归化者，精检有德行合三藏者听住。若无德行，遣还本国。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宣武帝从之。
　　寺院的经济情况 北魏统治者用其抢夺所得的人民财产和强迫的劳役，任意挥霍，到处建造宏壮富丽的寺院。兴光元年(454)在乎城五级大寺造释迦立像五躯，用铜二十五万五千斤。皇兴元年(467)于恒安北台立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铜十万斤，金六百斤。迁都洛阳以来，景明元年(500)又在洛南伊阙山营造石窟三所，二十四年方成，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熙平中(516—518)灵太后于洛阳建永宁寺，立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费用不可胜计。又于外州各造五级佛图。百姓废于土木之功；金银之价为之涌上。其时冀州刺史李崇上表，以为“直宜罢尚方雕靡之作，颇省永宁土木之功，并减瑶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镌琢之劳”。张普惠也上书说：“减禄削力，近供无事之僧，崇饰云殿，远邀未然之报……量撤僧寺不急之华，还复百官久折之秩。”大量营造佛寺以至百官的俸禄都不能支付，其糜费可知。神龟元年(518)尚书令元澄也奏称：“迩来十年私营转盛，都城之中，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盈五百。自迁都后二十年以来，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皆然。侵夺细民，广占田宅。请都城之内，虽有标榜营造粗功，事可改立者请依先制，在于郭外任择所便。其地若买得，证券分明者听其转之。若官地盗作，即全还官。若灵像既成，不可移撤，请依今敕。如旧不禁，悉听坊内行止，不得毁坊开门。若被旨者不在此限。其庙像严立而逼近屠沽，请断当屠杀。若僧不满五十者，共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卖还土地一如上式。”但是不久天下丧乱。朝士死后，其家多以宅施僧尼。结果此制竟不行。东魏迁都邺郡后，元象元年(538)诏隐括邺都城中旧寺及宅并有定帐，其新立寺全都毁废。又令天下县守令长悉不听造寺，不问财之所出，并计其营功，悉以枉法论。统计魏代寺院：据《辩正论》所记，国家大寺四十七所，王公贵室五等诸侯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造寺三万余所。
　　这样多的寺院和僧尼，其生活除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外，还有僧尼自己放高利贷。所以沙门统惠深提出“僧尼不得出贷私财”的建议。例如北齐时凉州沙门统道研，资产巨万，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北齐书·苏琼传》)。
　　魏代寺院经济还有一种特殊情形，就是僧祇户和佛图户。皇兴三年(469)北魏攻下青州后，迁青州士望数百家于桑乾，立平齐郡以居之，自余悉为奴婢，分赐百官(《魏书》卷五十)。承明元年(476)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六十斛人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宫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于是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而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佛图户即是寺院的农奴，而平齐户即是军户，是北魏攻略一郡之后，以其郡县中的富户编为军户，课以极重的赋役。平齐户只是攻略青州所编定的军户的特称。岁输粟六十斛绝不是平民所能负担的。昙曜原意只希望取粟于平齐户，但此制一行，各地军户都争为之，如凉州军户二百家，以及僧祇户遍于州镇。其原因是改为僧祇户可以免去军户所受的繁苛，而军户每年的负担一定比六十斛为多，甚或可以无限。寺院既得此栗，原为荒年赈济之用，而实际上寺院用此粟来放贷取息。永平四年(511)诏说：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徵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契券(将息作本改注契券)。侵蠹贫下，莫知纪极。自今以后不得专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尚书检诸有僧祇粟之处，州别列其元数，出入赢息，赈绐多少并贷偿岁月，息在未收，上台录记。若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勿复徵责。或有私债，转施偿僧，即以丐民，不听收检。后有出贷，先尽贫穷。富有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尚书高肇也奏说：“依内律僧祇户不得别寓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违旨乖法，任情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请听苟子等还乡输课。俭乏之年周给贫寡，若有不虞，以拟边捍。”此后僧祇粟可能不继续增加，但三十余年的累积，可能是在周武灭法时才消散的。
　　在僧祇粟既累积甚富，沙门因之也甚丰足。孝庄帝时(528)承丧乱之后，仓糜虚罄，遂颁人粟之制。睹沙门有输粟四千石人京仓者授本州统。若无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人外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州格，若输五百石人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人外州郡仓七百石者，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魏书·食货志》)。沙门的富厚可知。当然这只是僧侣中的上层比丘，其一般清众的生活仍然是清苦的。
　　石窟和石造像的艺术 北魏的石窟和石造像是中国佛教艺术中的精美部分。其原因：一是由印度和西域的雕像技巧逐渐东传推进了中国原有的技巧；二是北方不是产铜区域，信众大量的造像，就培养出精湛的技巧；三是灭法以后，复兴佛教，鉴于铜木佛像易于破坏，因而就山开凿以垂永久。
　　石窟有礼拜窟和禅窟两种。前者是由支提窟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后者是由毗诃罗窟发展演变而形成的。礼拜窟的平面有分前后两室的，有一室的，有马蹄形的，有方形的，有就石壁摩崖上雕凿佛像的，有在窟中心留四面石柱或石塔，上雕佛像的，窟顶有仿木建筑的，凿出各式起券的。
　　初期的造像是在汉代雕塑技术上吸收融合健驮罗、印度笈多时代秣菟罗派的雕塑艺术；其后在面相和衣饰的雕塑上发展成为更民族形式的艺术，最后在周齐时代发展成更新的形式。
　　其中画像也是在汉画的基础上，吸收了印度佛教画的题材和手法。用粗线条勾轮廓而后用色向内平涂，分不出衣纹的浓淡。以人为主体，背影不计比例，往往人大于山。其后更加吸收融合印度的手法，充分发挥晕染法，线条能应用到细节的表现。构图上台阇树石，车舆器物位置适当，大自然的插画增多，也就更能反映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意识。
　　北魏所造的石窟，最著的有甘肃敦煌莫高窟，创始于晋，是中国最大石窟群之一，经魏、隋、唐、宋、元各代都有开凿，塑像、壁画为全国石窟之冠。又有甘肃安西县的榆林窟，敦煌城西的千佛洞，甘肃天水市的麦积山石窟，宁夏的炳灵寺石窟。北魏所创的石窟，其中保有着精美的雕塑。山西省大同市云岗石窟也是中国最大石窟群之一，雕造富丽。河南洛阳市龙门石窟，其规模仅次于云岗。此外如甘肃酒泉的文殊山石窟，张掖的马蹄寺石窟，武威的天梯山石窟，泾川的石窟寺，陕西邠州的大佛寺，山西太原市的天龙山石窟，河南巩县石窟，渑池县瑞庆寺石窟，安阳宝山石窟，山东济南龙洞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都是北魏时代所创造的。其中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都是魏帝为纪念其祖先而造的。所以其后北齐开凿的河北省邯郸市的响堂山石窟便是齐代的灵庙。
　　北魏的造像，初期的面相是丰圆适中，两眉齐停，其后发展为面相瘦削，两肩较窄，最后又趋向丰圆，但面显长形。服饰在最初多是印度装束，其后逐渐有所增进。衣纹在最初有用汉地传统的阴线，有用健驮罗式凸起线条，有在凸线之间刻出阴线，其后发展为直平阶梯的刻法，最后由细密而转向粗疏。
　　第九节 北齐北周的佛教(550---577，557---581)
　　北齐的崇佛 元魏自漠北逐渐南侵，统治中原一百四十八年(386--534)，历十五主，由于地方势力的崛起，高欢与宇文泰的抗衡，以致分为东魏、西魏。东魏都邺，西魏都长安。高欢死，其子高洋废东魏帝而自立，是为北齐；宇文泰死，其子宇文觉也废西魏帝而自立，是为北周。北齐历五主，二十八年(550--577)而灭于周，北周历五主，二十五年(557--581)而亡于隋。
　　北齐所据的地方，正是北魏时佛教盛行的区域。文宣帝(高洋)在即位数年以后，“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代未有。”(《北史》卷七)政治上唯有赖于宗教来维持其统治，所以极力提倡佛教。在邺都大寺略有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序二百有余。昭玄一曹纯掌僧录，令史置员五十余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四万余寺(《续高僧传》卷十)。据《隋书·地理志》，北齐人口有三百三万户，是每三户便有二人为僧，如以口计，约七人至十人便有一人为僧。其所以如此骤增，实由于文宣帝的残暴和武平以后，“土木之功不息，嫔嫱之选无已”。征税尽，人力殚；物产无以给其求，江海不能赡其欲(《北史》卷八)。即从当时建寺而论，如后主建大慈寺、大宝林寺，穷极工巧，运石填泉，劳费亿计。人牛死者不可胜纪(《j匕齐书》卷八)。据《辩正论》所记北齐二十八年中皇家立寺四十三所。加以周齐争强，势均力敌，兵连祸结，无有宁岁。以致北齐赋敛之重，徭役之烦，百姓无法生存，因而大量避人寺院。
　　北魏的政治制度，由洛阳而迁至邺城，成为东魏。北齐继承了东魏，沿用未改。其他管理僧伽的制度，不仅沿用昭玄曹而且昭玄统也还是旧人。法上一人于魏齐两代为昭玄统将四十年。齐亡法灭，隐于俗服，至周大象二年(580)卒。只因僧徒众多，昭玄曹置十统，法上为大统，余为通统，当时僧统，都维那等多半是慧光的弟子，法上的同门，如慧顺、道慎等，所以地论师南道派的学说笼罩北齐一代。由于佛教的昌盛，引起道教的不平，其时道士陆修静由梁入齐，于是释李二门交竞优劣。天保六年(555)文宣帝集二家学者论难于前，道士无对。遂敕道土皆付昭玄大统法上，度听出家。其不从者斩首。于是齐境以内一心奉佛，国无两事(《续高僧传》卷三十)。乌场国沙门那连提梨耶舍于天保七年(556)来邺，文宣帝安置在天平寺，请为翻经三藏。昭玄大统法上等二十余人监掌翻译。至天统四年(568)译事停辍。
　　北齐的佛教艺术，绘画最精。最著名家是曹仲达，善于丹青，妙尽梵迹，传模西瑞，京邑所推。相传齐沙门道长得天竺雞头摩寺所传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像为世所珍(唐道宣《三宝盛通传》)。可见曹仲达是吸收了当时传人的西方画法，加以融炼而发展的。此外还有杨子华、刘杀鬼等。隋代名画家展子虔也是先成名于齐世的。
　　北齐造像、刻经之风也很盛。著名的石窟有河南安阳宝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河北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磁县鼓山有唐邕写经摩崖，泰山石经峪有金刚经摩崖。其他山东巨鹿石佛寺，泗水泉林，河南安阳宝山，山东邹县尖山都有齐代刻经。
　　北周的排佛 由于魏主为高欢所逼，西奔长安，依靠于宇文泰而成立西魏，一切制度都是草创。当魏主西奔时，沙门都维那惠臻负玺持千牛刀以从。有牛百头，尽杀以食军士。到长安后，以长安沙门道臻为魏国大统，大立科条。又立中兴寺，庄地之内外稻田百顷，并以给之(《续高僧传》卷三十)。又以僧实为昭玄三藏。北周代魏，先后以僧实及昙崇为国三藏，即昭玄三藏，以昙延为国统(即昭玄统)。《通典·职官志》中说：“后周置司寂，上士中士，掌法门之政。”各州亦设立三藏，如天和五年(570)僧玮为安州三藏，释亡名曾为夏州三藏，僧晃曾为锦州三藏等。
　　周齐既在政治上、军事上争胜，在佛教上也必然要相抗衡。北齐既盛弘《地论》，北周便沿关辅之旧，提倡《涅槃》和三论之学。国统昙延是僧妙的弟子，而僧妙是讲解《涅檠》以为恒业的。终南山静霭是于《大智度》、《中》、《百》、《十二门》等四论最为投心所崇的。大中兴寺释道安崇尚《涅槃》，以为遗诀之教；博通《智论》，用资弘道之基。故周世渭滨，盛扬二部。昙延、道安，称为玄门二杰。道安同学慧?，弟子慧影、宝贵都传灯《大论》。北齐既国无二事，一心奉佛；北周便调和三教，数兴三教辩论。天和三年(568)八月，在大德殿集百官、沙门、道士等，武帝亲讲《礼记》。天和四年(569)二月又在大德殿集百官、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义，又于紫极殿讲三教义，朝臣、儒生、沙门、道士至者二千余人(《j匕周书·儒林传》)。建德二年(573)又集群臣、沙门、道士等，武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又令韦复辩三教优劣。韦复作《三教序》奏之。终因要统一河北，须要增兵筹饷，于是借张宾、卫元嵩的建议，于建德三年(574)普灭佛道二宗，别立通道观，置学土百二十人。于是毁像焚经，僧令还俗，给优二年(《续高僧传》卷二十三》)。建德六年(577)灭齐，并准废除。于是关山东西数百年来官私佛寺扫地并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禹贡八州见成寺庙出四十千，并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灭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三宝福财，其资无数，簿录入官。登即赏费，分散都尽(《续高僧传》卷三十》)。可见周武灭佛主要是利于三百万释子皆复军民和三宝福财簿录入官。周武帝与任道林辩除佛法说：“自废(佛)以来，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伏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若事(佛)有益，太祖存日屡尝讨齐，何不见获?朕坏佛法，若是违害，亦可亡身。既平东夏，明知有益。”是周之灭佛，对于当时经济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宣政元年(578)，周武帝死后，子宣帝(赞)立。年才二十岁。荒淫狂乱，游戏无恒。大象元年(579)复佛像及天尊像，帝与二像俱南面坐，大陈杂戏，令京城士庶纵观。又敕说：“朕欲为菩萨治化。”(《续高僧传》卷二十三)于东西两京各立陟岵寺，度百二十人为菩萨僧，相如朝服不同鬃剪。昙延、僧休、昙遵、慧远、道旷、道判、法藏都在其选。不久又废了(《续高僧传》卷十三)。大象二年(580)五月，宣帝卒，子静帝(阐)立，年才八岁。大权掌握在宣后父杨坚手中；其年六月就恢复了佛道二教。
　　第十节 隋lq．的佛教(581—618)
　　佛教的再兴 杨坚于大象二年(580)辅导幼主，掌握政权，有逼夺帝位之心，为了表示其好善乐道，改革周代的弊政，恢复汉族的文化，于是首先恢复佛道二教。其年六月与法藏剃发，赐法衣一具。七月度僧一百二十人，各赐法衣，退归所住。次年(581)二月杨坚废了周帝，建国为隋，追前度百二十僧，置大兴善寺，为国行道。又敕选度七人，有司访得道林，文帝亲命出家。道林逃避。因昙延请度僧以应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数。遂总度一千余人，后又敕苏威简取三千人用充度限。时僧辩年幼小，亦得同出家。遂普诏天下任听出家，周代所废伽蓝并得兴复。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又别写藏于秘阇。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开皇三年(583)要设立僧官，相州刺史樊叔略举灵裕为都统。灵裕辞避，潜游燕赵。开皇六年(586)以昙延为平等沙门，折伏沙门之犯刑网者。开皇十年(590)因昙迁请，敕自十年四月已前诸有僧尼私度者听出家，以及寮庶有乐出家者听。时新度之僧乃有五十余万。开皇十一年(591)仍许立国统。众议同举灵裕，裕仍固辞。十二年(592)置僧官，以智聚居平等之任。十三年(593)诏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检刮，运送随近寺内。帝土之内人施一文，州县官人检较庄饰。但有山寺一僧以上皆听给额。开皇十七年曾括天下私度僧(《景德传灯录》卷四)。开皇二十年(600)诏有敢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其年颁舍利于诸州，仁寿元年(601)又令大德三十人安置舍利宝塔于三十州。仁寿二年(602)又令大德于五十余州分布舍利，建塔安置。仁寿四年(604)又敕于三十州造庙建塔，颁布舍利。并且特别炫耀舍利的灵威，其目的在于显示隋代之为天子，是得到佛所加被的。自北魏北齐以来，鸿胪掌蕃客朝会吉凶吊祭，统典客、典寺、司仪等署令丞，典寺署有僧祇部丞一人。又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一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隋世鸿胪寺统典客、司仪、崇玄三署，亦置令二人，崇玄则惟置一人。据《辩正论》中说：“(隋代)杨氏二君，三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千二百人。”但是隋代佛教之兴主要在文帝时期。炀帝立后，穷奢极欲，征敛烦苛，佛教守成而已。
　　义学的恢复 周代灭法以后，经典既被焚毁，师僧亦多散亡。隋代一方面抄写旧经，一方面组织新译，一方面征集名德。开皇二年(582)沙门宝暹等由西域返回至长安，便在大兴善寺传述。沙门昙延等三十余人躬掌翻译。开皇三年(583)长安建新都成，敕于广恩·坊给地立昙延法师众，开皇七年敕昙迁、慧远、慧藏，僧休、宝镇、洪遵六大德各将门徒十人同人京，并置于大兴善寺。敕延阇那崛多由突厥还京，召婆罗门僧达摩笈多及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同传梵语，置十大德沙门僧休、法粲、法经、慧藏、洪遵、慧远、法纂、僧晖，明穆、昙迁等监掌翻事，诠定宗旨，沙门明穆、彦琮重对梵本，再审覆勘，整理文义。开皇十二年(592)令搜简三学业长者，海内通化，崇于禅府。选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法应为其长，于城内别置五众各使一人晓夜教习，法应领徒三百，于宝塔寺相续传业。以僧琨为二十五众的读经法主。开皇十六年(596)以法彦为《大论》众主，住真寂寺，宝袭为《大论》众主，居通法寺，法总为《涅槃》众主，居海觉寺，洪遵为讲律众主，居崇敬寺，智隐为讲论(毗昙)众主，居经藏寺。十七年(597)以慧迁为《十地》论主，居宝光寺。以慧远弟子灵灿，善胄为《涅槃》众主，居净影寺。又以僧粲为二十五众第一摩诃衍匠。这些学派如《十地》、《毗昙》是盛行于北齐的，《大论》(《智度论》)、《涅槃》是盛行于北周的。僧粲也是北国研究《般若》的，由其弟子僧凤以《般若》为心田，以《涅槃》为意得可以推知。五众之中，江南的三论、《成实》之学不在其中。初，开皇十三年，令翻经沙门法经等撰《众经目录》，仁寿二年又令彦琮再撰《众经目录》。又撰《众经法式》一卷，叙翻译经的轨则，其书今不传。炀帝大业二年于洛水上林园置翻经馆，又令彦琮编叙所获新经，撰定目录，凡有经、律赞、论、方、字、杂书七类。又令沙门智果撰定《内道场佛经目录》。
　　三阶教 魏齐之时，由于关辅三论和地论师的南北两道等各派系争论甚烈，如慧思在克州为恶比丘所毒，慧可在邺，道恒货贿俗府非理屠害，是其例；加以各派的名相繁琐，义理深奥，社会群众不易分解。因而群众要求有简便易行之法以便行持。于是信行创立了三阶教，他自己舍具足戒，亲执劳役，供诸悲敬二田。群众奉为四依菩萨，三阶教于是风行一时。其主张是就时、就处、就人都有三阶之分。佛法在正法时是第一阶，像法时是第二阶，末法时是第三阶。就处则净土是第一阶，娑婆世界秽土是第二、三阶。就人则利根清净一乘根性是第一阶，利根正见三乘根机是第二阶。这两阶各有两类：一是戒见俱不破，二是破戒不破见。唯有世间法，一向戒见俱破的众生是第三阶。第一阶人修一乘法，第二阶人修三乘法，第三阶人修普法。第三阶人若修一乘三乘，便于法生爱憎、是非之念，成谤法大罪，堕十方地狱。所以三阶门徒悉行方等结忏，头陀乞食，日止一食。行在道路，不问男女，率皆礼拜(《历代三宝纪》)，以为是真佛，而见佛菩萨形象，不多恭敬，为是泥龛。唯正念地藏菩萨，忏悔除罪(《念佛镜》)。生则布施财物，死则舍身鹫鹤。在终南山有尸林供舍身之处，在寺设无尽藏供施财之所。如能无尽藏施，则无始宿债一时顿尽，不畏债主更为障道，业障报障一时顿灭。父母兄弟六亲眷属顿出三途。当时一般豪富作恶多端，却大行布施。开皇九年(589)曾征召信行人京，受到仆射高熲等信奉，延住真寂寺。又在京师立化度、光明、慈门、慧日、宏善五寺。信行撰有《对根起行三阶集录》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但其著述多是弟子裴玄证所笔述。诸书久已佚亡，近来始从敦煌经卷中重发现。开皇十四年(594)信行卒于真寂寺，时年五十四。开皇二十年(600)便有敕禁断三阶教，不听传行，认为信行所撰虽引经文，都是“党其偏见，妄生穿凿，既乖反圣旨，复冒真宗”(《开元释教录》卷十九)。然而其教法不须戒行，不须义解，以为破戒破见是势所当然，只要礼忏、苦行、布施便可免一切罪，群众认为易行，特别是豪富之徒藉此可以恣所欲为，所以其党徒众多，蔓延甚广，互相朋党援引。隋世虽加以禁止而不能杜绝。
　　第五章 八宗鼎盛时期
　　第十一节 初唐的佛教(618---712)
　　佛道儒三教的矛盾 佛道之争始自西晋道土王浮与帛法祖争邪正而伪作《老子化胡经》以及萧齐的夷夏之争、三破之论，梁武帝的舍道事佛，北齐的废道，北周双废两教而置通道观，意在存道而废佛以来，佛道两家的矛盾日益加深。隋代极力复兴佛教。唐既取而代之，为了巩固其政权，当然在宗教上也要反隋时之道而行，所以建国不久便有沙汰和排佛之举。武德元年(618)春诏京置三寺唯立千僧，余寺给王公，僧等并还桑梓。武德四年(621)又敕伪乱地位，是非难识，州别一寺；留三十僧，余者从俗。洛阳大集，名望者多，特请二百僧住日华寺。其年太史令傅奕上废省佛僧表，言减省寺塔僧益国利民事有十一条。由于沙门法琳、明概著论反对而止。武德七年(624)平定并越辅公柘之变。房玄龄奏：人贼诸州僧尼极广，可依关东旧格，州别一寺，置三十人，余者遣归编户。所以武德中佛道二众不满七万，半为尼女(《广弘明集》卷七)。武德八年(625)傅奕又上书请废佛法，五月下诏，以沙门道士苟避徭役，不守戒律，寺观邻接市廛，混杂屠沽，宜从沙汰，言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勤修行守戒律者并令就大寺观居住，官给衣食。其不能精进戒行有缺者并令罢道各还桑梓。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天下诸州各留一寺，悉令罢之。其年八月传位与太子，沙汰之事竟不行。
　　唐初虽经排佛，然佛教流传近五百年，时经十代，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南朝的梁陈，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于是北周三教的辩论方法在唐代逐渐形成为定制。首先是武德七年(624)在国学释奠的时候，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而令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佛祖统纪》卷三九)。武德八年(625)又在国学释奠时置三座拟叙三宗，先老次孔后释(《续高僧传》卷三一)，显然是要在理论上使儒胜佛。其后又改在宫内延两教辩论，佛道二师同时各唱，如道士张鼎与沙门智凯和道士刘进喜与沙门道岳的对辩(《续高僧传》卷一五、卷四O)。贞观十三年(639)太子治集诸宫臣及三教学士于弘义殿，延慧净开阐《法华》，道士蔡晃讲道(《续僧传》卷三)。高宗显庆三年(658)冬雩祈雪候，内设道场，令慈恩寺义褒与东明观道士李荣论议(《续僧传》卷一八)。显庆四年(659)又令僧道人合璧宫论议，沙门会隐、神泰、会玄，道士李荣都参加辩论(《佛祖统纪》卷三九)。又屡召李玄植与道士沙门讲说经义。李玄植辩论甚美(《旧唐书》卷一八九)。这都显然有调和三家之意。总章元年(668)令百僚僧道会百福殿，议《老子化胡经》真伪。因沙门法明的声辩，定为伪本，悉令焚弃(《佛祖统纪》卷三九)，更可见其调和的用意。
　　中原人民在异族统治之下二百余年，备受残酷压迫。杨坚恢复了汉族统治，才得到统一。李氏代隋，但李渊祖父原在东魏和周代曾改姓木陈氏，隋代始复李姓，为了显示其为汉族，不得不推尊远祖而自认为出于李耳(老子)，更尊崇道教以为象征。武德八年(625)在国学三教辩论，已定老先、儒次、佛后的次序。贞观十一年(637)更令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沙门智实与法常等十人上表力争，被杖放还(《续高僧传》卷三一)。
　　度僧情况和管理制度 凡愿出家为僧者，先离家后，以原姓名住在寺中，受持五戒，学习经典，从事杂役，耕作寺田，以待得度。在此期间年幼者称为“童子”，十八岁以上称为“行者”。不剃发，不披帽，其发岐二，长下垂背后(《禅林象器笺》)。若干年后，或由政府试经合格或遇国家恩度，方得剃发出家，改用法名登记僧籍。得到度牒，方可除去本贯。这称为“得度”。此后再等到适当年龄或遇机缘，登坛受比丘戒，成为比丘，传戒之事最初寺院自行依律为之。盛唐以后设立戒坛，由政府规定处所，传戒之事由政府延聘“临坛大德”行之。其有不经政府给牒，僧籍无名而自行剃发出家，甚或冒除本贯，称为“私度”，是要受刑事处分的。
　　唐高祖对佛教是取排斥态度的。唐太宗以后，调和佛道二家。首先禁止私度。有私度者，处以极刑(《续高僧传·法冲传》)。贞观三年(629)大括义宁私度(隋末恭帝时代私自出家的)，不出者斩。唐律规定：诸私人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由家长，家长当罪。已出贯者徒一年。本贯司及观寺三纲知情者同罪(《唐律疏议》)。同年又因大旱，明净祈雨有验，敕总度三千人以酬其德(《续僧传》卷二四)。贞观九年(635)又以丧乱之后僧徒减少，令天下诸州有寺之处度人为僧，总数三千为记，但是须经官人简练。其假托神道妄传妖怪，或谬称医巫左道求财，或诣官曹而贿赠，或切肤焚指以惊俗众都要受刑(《全唐文》)。大概这种情况当时多有，所以严加禁止。贞观二十二年(648)因玄奘请，诏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计海内三千七百一十六所，总度一万八千五百八十人(《玄奘法师传》)。此后常有特赐度人之举。同年十二月，太子为文德皇后立慈恩寺成，择京城大德五十人以居之，各度侍者六人(《佛祖统纪》卷二九)。神龙元年(705)恩敕太原玄方落发《唐文拾遗》卷六二)。神龙二年(706)敕别度万迥一人，四年又敕度嵩岳少林寺慧安弟子，二十七人。景龙中(707--710)昙一也是承恩出家的。先天二年(713)义净三藏卒，诏为度七僧(《贞元释教录》卷十三)。其后一般出家是要经过考试。神龙二年(706)诏天下试童行经义，挑通无滞者度之为僧。试经度僧从此而始(《释氏稽古略》卷三)。山阴灵隐僧大义，年十二，诵《法华经》，试中第一(《佛祖统纪》卷三十九作神龙元年)。另一方面却又可以用钱买度。景龙二年(708)，时安乐、长宁公主、上官婕妤用事受贿，虽屠沽臧获用钱三十万则除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钱三万则度为僧尼(《资治通鉴》卷二零九)。由于当时统治者内部的腐化，佛教的情况也因而猥滥。景龙二年(708)袁楚客数宰相魏元忠十失之中说：“今度人既多，缁衣半道，不行本业，重以重宝附权门，皆有定直。昔之卖官，钱人公府；今之卖度，钱入私家。以兹人道，徒为游食，此朝廷三失也。”(《新唐书》卷一二二)睿宗景云二年(711)左拾遗辛替否谏造立佛寺疏中也说：当今出财依势者、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弥，其所未度者惟有贫人与善人耳(《唐会要》卷四八)。
　　在管理僧伽方面，初唐时未设僧正、僧统等僧官。只在鸿胪寺下设崇玄署，管理僧籍和任命三纲等事。《唐会要》卷四十九《僧尼所隶》云：“天下僧尼，国朝以来并隶鸿胪寺。”《1日唐书》卷四十《百官志·鸿胪寺》云：“凡天下寺观三纲及京都大德皆取其道德高妙为众所推者补充。”又《通典》卷二五《宗正卿》云：“大唐复置崇玄署，初又每寺置监一人，属鸿胪寺，贞观中省。”三纲是由政府委派管理寺事的。引日唐书》卷四三《职官志·祠部》云：凡天下寺有定数，每寺立三纲，以行业高者充之。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维那一人。《僧史略》中说：三纲每三年一代。总任判断僧务的是京都大德。武德初，因为“僧过繁结，置十大德纲维法务”(《续高僧传·吉藏传》)。最初的十大德中有吉藏、法侃、觉朗、海藏、慧因、保恭等。此外又有“引驾大师、护国大师”，引驾大师有四员，所以又称为四大师。贞观中补智威为朝散大夫，封四大师(《佛祖统纪》卷七)。
　　寺院经济和僧侣生活 唐代官寺的建筑是豪华壮丽，用费浩繁的。贞观二十二年(648)高宗为太子时，建慈恩寺有十余院，一千八百九十八间。永徽二年(651)仿印度祇园精舍造西明寺，大殿十三所，楼台廊庑四千区，武后时令天下人出一钱造大像。狄仁杰谏疏中说：“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旧唐书》卷八九)中宗景龙三年(709)韦嗣立谏崇饰寺观疏也说：“比者营造寺观，其数甚多。务取弘博，竞祟瑰丽。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费财至千万以上。”(引日唐书》卷八八)睿宗景云二年(711)又准许贵妃王公家建功德院，自此寺院更为增多，这样壮丽的寺院其田产也必定丰富，才能维持开支。其经济主要来源是靠常住田，也就是庄田。此外水碾也是主要生利事业之一。庄田是由政府赐给或是信徒施舍，或是自行开荒得来的。唐初道英住蒲州普济寺，置庄三所，麻麦粟田皆在夏县东山深隐之所，不与俗争(《续高僧传》卷三四)，这可能是自行开荒的。唐太宗于战场建七寺，给大家车牛田庄(《广弘明集》卷三七)。隋开皇中以柏谷屯地一百顷赐少林寺。唐初少林寺僧兵助太宗征战，购地四十顷，水碾一具(《金石萃编》卷七四)。又如长安西明、慈恩等寺以及国家营造的大寺都有敕赐庄田(《法苑珠林》卷六二)。又如京师清禅寺园圃周绕，水陆庄园，仓廪碾硙，库藏盈满，莫匪由焉(《续高僧传》卷三九《善胄传》)。及至武后天册万岁元年(695)时已经是“所有公私田宅，多为僧有”(《资治通鉴》卷二零五)。睿宗时不得不加限制，并没收所有布施。禁止布施田宅诏说：“寺观广占田地及水碾桤，侵略百姓。”“官人百姓将庄宅舍布施者，在京并令司农即收，外州给贫下课户。”(《全唐文》卷一九)
　　至于僧侣个人的生活主要是靠“口分地”。唐武德七年(624)实行均田之制，僧尼亦同得分田。《唐六典》卷三《户部》云：“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但是僧尼只有口分田，而无永业田。僧尼的永业田就是寺院的常住田。口分田，就是二十岁受田，六十岁退田。三岁为黄，四至十五岁为小，十六至二十为中，六十以上为老。这些人的生活是由寺院担负的。其僧徒一人每年所费，如唐怀信《释门自镜录序》中所说，“余且约五十之年，朝中饮食盖费三百余硕矣。寒暑衣药盖二十余万矣。”是每僧一年之中食粟六硕，用钱五千。至于豪富的僧徒，其私财是富有的。中宗时僧慧范以罪诛，没其私财一千三百万贯(《尚书故实》)。
　　此外质息也是寺院收入主要部分。怀信《释门自镜录》卷下记隋仁真用寺内无尽灯油钱二十贯不还，堕黑暗地狱事。无尽灯油钱是募得此钱，出贷取息，逐年存本，以所得利买油供灯。于是子母展转无尽。唐时一般利息是四分或五分(《唐六典》卷六、《唐会要》卷八)。寺院中专司贷息的职司叫做“无尽藏”。
　　寺院的附属事业如悲田养病坊，有由政府在寺院中设立的，是武后长安中(701---704)创立，并置专使管理(《唐会要》四九)，有由僧徒自己设立的，如洪防在陕州建龙光寺，设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牛氏纪闻》)。至于开掘义井，设立普通院以供行旅宿食，以及造林植树，修治道路和桥梁，也是寺院或僧侣所常作的事业。
　　玄奘与慈恩宗 中国三大译师中以玄奘法师的成就最为伟大。玄奘，俗姓陈，河南缑氏人。隋末出家，先在洛阳从慧景学《涅槃》，从严法师学《摄大乘论》，时年十三。武德元年(618)入蜀，从道基、宝暹学《摄论》、《毗昙》及从震法师学《迦延论》。复游荆州，北至相州，与休法师质问疑碍，至赵州从深法师学《成实》，又人长安从道岳学《俱舍》，从法常、僧辩学《摄论》。因感觉地论师、摄论师、南道派、北道派各家学说不一，不知所从，便决定西行求法，访取《瑜伽师地论》。于贞观二年(628)由长安出发西行，经历西域各国，南下转至印度。最初在缚喝国从般若羯罗学《昆婆沙论》，在迦湿弥罗国从僧称法师听《俱舍》、《顺正理》、《因明》、《声明》等论。停留二年学诸经论。在磔迦国从老婆罗门学《经百论》、《广百论》，在那仆底国从调伏光学《对法论》、《显宗论》、《理门论》，在阇烂达那国从月胄学《众事分毗婆沙》，在禄勒那国从阇耶氇多学《经部毗婆沙》，在秣底补罗国从密多斯那学萨婆多部《辩真论》、《随发智论》，在曲女城从毗离耶犀那读《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然后到摩揭陀国那烂陀寺从戒贤论师学《瑜伽师地论》，先后听《瑜伽》三遍，《顺正理》一遍，《显扬》、《对法》各一遍，《因明》、《声明》、《集量》等论各二遍，《中》、《百》二论各三遍，其《俱舍》、《婆沙》、《六足》、《阿毗昙》等以曾在迦湿弥罗诸法听讫，在此寻读决疑而已。到伊烂拿国从如来密和师子忍二大德读《毗婆沙》、《顺正理》，至侨萨罗国从婆罗门读《集量论》，至驮那羯磔迦国从苏部底和苏利耶学《大众部根本阿毗达磨等论》，至钵伐多国从学正量部根本阿毗达摩和《摄正法论》、《教实论》，又回摩揭陀国杖林山从胜军论师学《唯识抉择论》、《意义理论》、《成无畏论》、《不住涅槃十二因缘论》、《庄严经论》，仍回那烂陀寺，著《会宗论》三千颂和会中观、瑜伽二宗。又著《破恶见论》一千六百颂驳斥小乘所制破大乘义。造《三身论》三百颂赠给迦楼摩多国童子王。戒日王在曲女城设无遮大会，集会十八国王，大小乘僧三千余人，婆罗门及外道二千余人，那烂陀寺千余僧。玄奘坐宝床，为论主，立大乘义，悬在会场外，十八日无一人敢来对论。会后东归。以贞观十九年(645)回到洛阳。往返十七年，途经一百一十余国。
　　玄奘回国以后，先在弘福寺译经，后太子造慈恩寺，在寺西北造翻经院，迁往继续翻译，中间先后又在玉华宫、修文殿、洛阳丽日殿等处译出经论。所译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所经历各国形势、风俗、圣迹、人物等故事，为现今西域和印度考古学中的重要资料。最初译出《菩萨藏经》，其后译出《显扬论》、《集论》、《瑜伽师地论》、《发智论》、《大毗婆沙论》等，最后在玉华宫译成《大般若经》六百卷。在译《大般若经》之前，准备将印度十大论师所作《唯识三十论》的注释各别译出，由于弟子窥基的申请，于十家之中以护法论师为主，揉合余家，总译为《成唯识论》十卷，成为一家根本典籍。又重译世亲所造《摄大乘论释》十卷，文义与陈真谛所译不同，称为《新义》。玄奘于麟德元年(664)卒。弟子窥基居慈恩寺继续弘化，因称为慈恩宗。基所撰疏如《成唯识论述记》、《唯识枢要》、《瑜伽略纂》、《杂集论述记》、《中边论述记》、《法华玄赞》、《弥勒上生经疏》、《法苑义林章》等，世称“百本疏主”。
　　时有新罗僧圆测(613---696)居西明寺，亦为玄奘弟子，著《成唯识论疏》、《解深密经疏》等，立义与窥基不同。两家争辩甚烈。圆测弟子道证著《成唯识论要集》等宣扬师说。窥基弟子慧沼(650—714)著《成唯识论了义灯》，主张慈恩正义，破斥圆测、道证之解。慧沼弟子智周(668--723)著《成唯识论演秘》解释窥基所著《述记》。于是窥基、慧沼、智周，世称唯识三祖，而《枢要》、《了义灯》、《演秘》成为研究唯识的宝钥。中唐以后，禅净之教盛行，而此宗由于名相过于烦琐便衰微了。
　　贤首宗的成立 玄奘是因为地论师南北两道不同的理论，无法抉择而西行求法的。但是正当玄奘西行的时候，地论师南道派的学说却经法顺、智俨而有所发展，当玄奘回国以后，慈恩宗建立的时候，法顺、智俨的学说也由法藏发挥而建为贤首宗了。法顺(557--640)是圣因寺僧珍的弟子，受持定业，多有感通，当时称之为神僧。其所传《华严法界观门》应当就是他的修禅口诀。书中用真空观、事理无碍观、周遍含融观(事事无碍观)三层次第以体认一切法圆融的道理。智俨(602----668)十二岁时，从法顺出家。法顺将他交付给其弟子达法师，令期I：诲，同住在至相寺。至相寺是地论师南道派慧光的三传弟子彭渊所创建，弘扬地论的根本道场。法顺与其弟子同住在此寺，其与地论师的关系可知。智俨从法顺受华严法界观门，又从彭渊的弟子智正听受《华严经》，陶研《十地品》中六相之义，将地论师所主张的一切法唯是一如来藏所变现，发展为一切法互相融通共为缘起，也就是由如来藏缘起(真如缘起)的理论发展为法界缘起的理论。智俨二十七岁时便立教分宗，著《华严经搜玄记》，又著《华严杂孔目章》、《华严五十要问答》、《华严十玄门》等书，特别阐明十玄、六相之旨。显庆四年(659)智俨在长安云华寺讲《华严经》。法藏时尚在俗，年才十七，预会听讲后，便从受业。咸亨元年(670)始得剃度。调露元年(679)参加地婆诃罗译场，证圣元年(695)参加实叉难陀译场，笔受新译《华严经》八十卷。先后在太原寺、云华寺、佛授记寺讲新旧《华严经》二十余遍。著《华严探玄记》、《华严一乘教义章》、《华严旨归》、《妄尽还源观》等。为武后讲十玄、六相之旨，武后不能领悟，法藏乃指殿前金师子为譬，撰《金师子章》，又设十镜相照，中燃一炬，互影交光以显万法涉入无尽之义。又所撰《般若心经疏》，为时所贵重。因为法藏号贤首，大成了法顺、智俨的遗绪，所以这一派学说称为贤首宗。
　　禅宗的发展 自达磨东来传授心印以后，次第传灯，其受道心行，专注念慧者，多不为世所重，其敷宏文义，撰述疏抄者叹堕于名相，有失真宗。二祖惠可传与三祖僧璨，当周武灭法，隐居太湖司空山，有《信心铭》一篇传世。开皇十二年(592)度沙弥道信，是为四祖，道信后居黄梅双峰山。道信寂后弟子五祖弘忍继领其徒众，建立东山法门，禅法才大兴。道信又付法与金陵牛头山法融，别为一支，号牛头宗。法融初从灵法师学三论，宴坐石室，有百鸟衔花之异。道信亲来访寻问答(语句见《景德传灯录》)，因付以法。法融有《心王铭》一篇(见《景德传灯录》)。后有僧问南泉：牛头未见四祖时，为什么鸟兽衔花来供养?南泉说：只为步步踏佛阶梯。僧云：见后为什么不来?南泉云：直饶不来，犹较王老师一线道。又僧问一老宿：未见四祖时如何?云：如条贯叶。僧云：见后如何?云：秋夜纷纷。这一公案，唐时诸方多举唱以示参究宗旨。宗密判此宗为泯绝无寄宗(《圆觉大疏钞》)。
　　五祖弘忍会下常过七百人，其后分为两支，所谓南禅与北禅。南宗奉慧能为六祖，而北禅奉神秀为六祖。北禅主张渐修，而南禅主张顿悟。神秀(606--706)在弘忍会中为上座，作一偈以呈自己的见解，偈说：“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弘忍许为“依此修行，亦得胜果”。弘忍卒后，迁居江陵当阳山。武后召入都，居洛阳六年而卒。为两京法主，三帝门师(武后、中宗、睿宗)。神秀开法的大要是“忘念以息想，极力以摄心”，趣玄以前，万缘俱闭，发慧以后，一切皆如，“特以《楞伽》，递为心要”(张说撰碑文)。’
　　慧能在弘忍处为行者，在碓坊中舂米，听神秀偈，因也作一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许为亦未见性而半夜中却付以衣法。仪风元年(676)在广州因二僧争议，一说风动，一说幡动。慧能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为众知识，方出家受戒。后住韶阳曹溪宝林寺。其说法大要，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主张自心是佛。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不生憎爱取舍，不念利益成坏，安静闲恬，虚融淡?白是一行三昧。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是一行三昧，若人具此两三昧，决获菩提。有《法宝坛经》一卷传世。
　　弘忍门下有十子，各堪为一方之师，其法门亦各有不同。十子即是神秀、慧安、智说、宣什、法持、义方、玄赜、法如、慧藏、刘主簿等。
　　慧安于贞观中到黄梅，见弘忍，传心要。高宗时住嵩山。也受到武后和中宗的钦重。神龙二年(706)卒，年一百二十七岁，世称“老安国师”。坦然、怀让二人来参，问曰：“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安曰：“何不问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安日：“当观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安以眼开合示之。坦然因留，怀让辞往曹溪。
　　智说是蜀资州人，住资州德纯寺，传弟子处寂，姓唐氏。寂传无相，姓金氏，是新罗王子。其法以无忆、无念、莫忘三句次第配戒定慧，过去之境勿忆，未来之事勿念，常与此智相应，不昏不错，名莫忘(《圆觉大疏钞》)。
　　宣什与果州(今四川南充)未和尚，阗州(今四川阆中)蕴玉同称南山念佛宗。其法令一声念佛，引声由念，后渐微声以至无声，送佛至意，意念犹粗，又送至心。念念存想有佛恒在心中，乃至无想，盖得道(《圆觉经大疏钞》)。
　　法持是以念佛人道。年十三依弘忍，得心要。归青城山事方禅师。持于净土以系于念，凡九年，俯仰进止必资观行(宋戒珠《净土往生传》)。应当是最初提倡禅净合修的。
　　法如居嵩山少林寺(《金石续编·中岳法如禅师行状》)。余人事不详。
　　四分律的三家 自魏世慧光弘扬《四分律》以后，至初唐发展成为三家：一相部宗，二东塔宗，三南山宗。
　　因为法砺(569--635)在相部(相州)弘传慧光的旧义，所以称为相部宗。法砺从演空寺灵裕出家，受具后从静洪学《四分律》，及往恒州从慧光三传弟子洪渊研究律旨。又游江南学《十诵律》。迁邺后讲《四分律》四十余遍。撰《四分律疏》十卷，《羯磨疏》四卷。门人有明导、昙光(二人又学于卫州道烁)、道成，道成之门有怀素、满意。
　　怀素(625--698)投玄奘学习经论，又从道宣学《行事钞》，后学法砺《四分律疏》。以法砺疏未尽善，永淳元年(682)撰《四分律开宗记》十卷，数古疏十六失。构成一家之说。号为新章，称东塔宗。
　　满意住长安崇福寺，称西塔律师。弟子有大亮、闻慧、法藏、义威、远智、全修、惠荣、定宾等。定宾住嵩山镇国寺，作《破迷执记》一卷，破怀素新说；又撰《四分律饰宗义记》二十卷，扶法砺疏。
　　道宣(596---667)在长安弘福寺从惠光三传弟子智首受具戒，前后听其讲《四分律》二十遍。武德九年(626)撰成《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三卷，贞观元年(627)撰《四分律拾毗尼义钞》三卷。六年(632)到魏郡向法砺资问律中大义。又撰《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二卷、《四分律含注戒本疏》三卷。十六年(642)入终南山丰德寺，十九年(645)撰《比丘尼钞》三卷。以居住终南山，称为南山宗。门下甚盛。周律师为本宗二祖。时江东多行《十诵》，自道宣再传弟子道岸传法于江东，江东的《四分》始盛。
　　《律宗纲要》卷上云：“古来诸师立《四分》宗，异解纷纭。略举十家：一者有师以止作为宗，二者道晖律师以受随为宗，三者有师以止恶为宗，四者法愿、智首俱以教行为宗，五者有师以因果为宗，六者道云律师不别立宗，七者法砺以止善为宗，八者南山律师以净戒为宗，九者怀素律师以戒行为宗，十者定宾律师以善说毗奈耶为宗。”
　　法砺主张戒不兼诠定慧，故以止持作持二法为宗。依《成实论》以非色非心为戒体。分戒学为受戒法门、随戒行相二种。创发要期，断恶修善，建志成就，纳法在心，名为受戒。受戒之后，随顺受体，名为随戒。受戒又有受缘、受体二种。受缘是受戒之时藉善来、上法、三师、八敬及羯磨五种因缘。受体有作戒、无作戒二种。身口方便，造趣营为是作。四心三性恒流，不藉于缘是无作。作戒以色为体，无作以非色非心为体。随戒有专精不犯、犯已能悔二种。专精不犯是上根人，一向顺教离恶修善。犯已能悔是下根人，放纵身口，违于禁戒，后以惭愧而复其本。
　　怀素主张律文兼举定慧二行，定慧是戒学所摄，故律须以戒行为宗。评破古师以止作、受随、止恶止善、教行、专精不犯、因果等为宗之失，依一切有部以色法为戒体。
　　道宣以如来一代圣教立化、制二教。戒定慧三学之中，以定慧二学摄于化教，戒学为制教，化教又开为性空、相空、唯识三观之教，制教立有、空、圆三宗。有宗以色法为戒体，空宗以非色非心法为戒体，圆宗以种子为戒体。《羯磨疏》卷三说：“欲了妄情，得知妄业。故作法受还熏妄心，于本藏识成善种子，法是戒体。”又以五、八、十、具等为三聚净戒中之摄律仪戒。故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唯通受、摄律仪戒依羯磨法七众别受。
　　当时除了《四分律》三家之外，还有义净所传的《一切有部律》。义净于咸亨二年(671)由广州乘船西行，周游印度，于证圣元年(695)返到洛阳，译出经律五十六部，二百三十九卷。其中有《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十八部，二百零九卷。又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叙印度佛法的轨则，《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西行僧徒的行迹。但以不属四分一宗，未得弘扬。
　　净土教与三阶教 当南北朝的时候，南朝人民受阶级压迫，由于两极分化的加剧，原来压迫人民的人不久便破产而被压迫，因此在南朝强调因果报应之说，如《，日唐书·经籍志》所载，苟氏撰《灵鬼志》、刘义庆撰《幽明录》、王琰撰《冥祥记》、王曼撰《续冥祥记》、颜之推撰《冤魂志》之类，都是叙述因果报应事迹的。北朝人民受异族残酷的统治，无法逃避，因此在北朝强调灵验感通之说。如观世音、文殊、地藏、弥陀、弥勒诸佛菩萨，经典如《法华经》、《金刚般若经》等乃至佛舍利、佛骨都是祈求灵感的对象。齐世便有《高王观世音经》出现。隋文帝建舍利塔，夸耀舍利的灵感，意在镇服人民，在这些祈求灵感的对象中发展成为教宗，流行以至后世的是持念弥陀的净土教和礼忏地藏的三阶教，三阶教创于隋信行禅师，在隋唐屡经禁止而不能绝，最盛的时期约流传了一百五十年，其后逐渐衰竭直到唐末始亡失。净土教经道绰、善导的提倡，却逐渐发展，得到各宗派的共同扶持，以至后来成立了净土宗。
　　三阶教徒的末流不持戒律，唯重头陀，不诵经论，乃至认为读诵《法华》，持念弥陀是有所是非，欣厌，成谤法罪，堕大地狱，不敬佛菩萨像，以为是泥龛，便完全否定了住持三宝，违背了经论宗旨(见《念佛镜》、《释门自镜录》)。但是提倡布施，使教中财力雄厚，可以左右寺院经济，所以虽经隋文帝禁断，却更蔓延，人唐以后更为兴盛。其门徒不与其他派僧侣同住，各寺院皆别立三阶院以居之。依据北凉译《大方广十轮经》以礼忏地藏菩萨为行法，而盛行一时。唐武德中化度寺立无尽藏。贞观以后舍施钱帛金玉，积集不可胜记。所积分为三分：一分供养天下伽蓝增修之备，一分施天下饥馁悲田之苦，一分以充供养无碍。士女礼忏填咽，施舍争次不得，更有以车载钱绢，舍而弃去，不知姓名(《太平广记》卷四九三)。以至燕凉蜀赵都来向之借取，每日所出不可胜数。所有借举，不作文约，但至期还送而已(《两京新记》)。其经济既如此雄厚，影响社会，唐代也屡经禁断。武后圣历二年(699)勃“其有学三阶者唯得乞食长斋绝谷、持戒坐禅。此外辄行，皆是违法”。开元十三年(725)又先后两诏说：化度寺及福先寺三阶僧创无尽藏，每年正月四日(信行忌日)天下士女施钱，名为护生，称济贫弱。多肆奸欺，事非真正，即宜禁断。其藏钱付御史台京北河南府勾会知数，明为之簿，财物田宅私畜宜散施京师寺观，先用修理破坏尊像堂殿桥梁，有余人常住，从贫观寺给(《全唐文》卷二八)。诸寺三阶院并令除去隔障，使与大院相通，众僧错居，不得别住。信行集录悉禁断除毁。若纲维从其行化诱人而不纠者勒还俗(《开元释教录》卷二八)。三阶教自隋代创始，行之百五十年，至此开元禁断以后方渐消沉，然仍未杜绝。信行在当时虽受到指责，但仍得到尊重，如道宣在《高僧传》习禅科中为之列传，法藏《华严教义章》卷一中也引信行的言论。乃至德宗时圆照撰《隋传法高僧信行禅师碑表集》三卷。可见三阶教在社会流行是有一定基础的。
　　净土教自北魏昙鸾在汾州石壁玄中寺立九品道场。唐时道绰在寺中见昙鸾遗迹，因而般舟方等岁序常弘，九品十观分时绍务。教人念弥陀佛名，用麻豆等物为数，又穿诸木穗子以为数法。著有《安乐集》二卷。晋阳、太原、汶水三县道俗经其化导，七岁以上者皆念弥陀，上精进者其豆量八九十石，下精进者亦得二三十石。道绰弟子善导人长安于光明寺说法。光明寺是三阶教五寺之一。当时净土教与三阶教争论甚烈。善导教化道俗，般舟行道，方等礼佛，护持戒品，纤毫不犯。以所受布施写《阿弥陀经》十万卷，画净土变相三百铺。见塔庙损坏必修补。士女从化有诵《弥陀经》至五十万卷、念佛日课十万声者。著有《观经四帖疏》、《法事赞》、《观念法门》、《往生礼赞偈》、《般舟赞》等。
　　善导的弟子怀感于总章元年(668)．出家，时年二十九。后师事善导十有余年。著《释净土群疑论》七卷，以弘净土。
　　净土教和三阶教同以最简便易行的方法，向群众教导。两者所主张的行法之中，礼忏同，修补塔庙同，艰苦朴素同，但是三阶教有雄厚的经济组织，能抵抗政府的禁令，取得富有人士的支持。然而三阶教不重戒律，净土教却护持戒品；三阶教不重读诵，废除经典，净土教却重视读诵、写造经卷。这就使三阶教在佛教派系之中孤立，成为违经背道的异端，而终归于消失，净土教却受到各教派的赞扬，成为万善同归的总旨，而发展成为净土宗，流传弘广。在初唐时代净土教与三阶教二者之间争论得很激烈。在相传是窥基所撰《西方要诀》中，怀感所撰《释净土群疑论》中，乃至大历以后道镜、善道所撰《念佛镜》中都有与三阶教辩论的文字。就所崇敬的对象来分析，也可以说是弥陀教和地藏教之争。除此以外，有主张上生兜率面觐弥勒的，特别是慈恩宗徒，因而有极乐与兜率往生难易之争，这可以说是弥陀教与弥勒教之争。在这两方面得胜利的都是弥陀净土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