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佛教史的重要性

中国治佛教史的重要性
　　高玉美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是叙述过去事实进展的原因和结果，并如何在许多事迹中，寻求法则的一门学问。也就是说历史可以使我们了解过去文化的演变，以及今后局势的推测，并能充实我们人生的经验及知识，如唐朝史学家刘知几曾说：“坐披—一一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足见历史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又能盖括各个层面，当然佛教史对佛教之重要性自不待言了。
　　一个民族性也可以表现出对历史的注重与否，像印度就是极为不重视历史的国家。佛教创自印度，但受其民族性的影响，也形成为一个不太注重历史的宗教团体。不过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由于经典的翻译，加上留学僧的著述，和祖师大德们的弘扬，大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的内容，甚至壮阔了中国佛教的历史。
　　中国佛教史的时代划分，以五期的说法为较多数人所接受。第一传译时期：由前漠到东晋的时代，佛教初傅中厨，译经僧众随之东来，专事佛典汉译，堪称箪路蓝缕的垦荒时代。第二研究时期：为东晋初迄南北朝止，这时的僧侣和信徒开始逐渐研讨佛教思想，解析教理，并孜孜不倦地弘法说教，以期诱导社会群众接受佛教。第三建设时期：由于隋唐的积极护教，使得先知们的努力，孕育出璀灿的花卉，并随之席结了累累的果实，佛教业已深入民心，与当时社会结合成一体，佛弟子们除了晓悟佛法的真髓外，并纷纷各抒己见，创立许多卓然不群的宗派。第四为守戌时期：从五代至明末为止，此期由于唐末武宗和五代后周世宗一度废毁佛教，而略呈衰退的趋势，幸赖宋代刻印大藏经之风甚炽，发挥法宝的继承作风，颇收推展民间宗教的效果。第五衰颓时期：由清以降至今，因战事的频繁，动乱的世局，使佛教的思想面或社会面，均已呈现荒凉的状态了。（参阅中村元等著中国佛教发展史）
　　至今研究中国佛教灾，有三种史料可供使用，一是内典：不论已入藏未入藏之各个朝代教内史书，像大藏经史传部、高僧传、弘明集、广弘明集等，资料非常充实。二是外典：指我国正史上有关佛教方面的记载，或野史小说等，如史记、汉书、隋书、魏书、晋书、宋书、古今图书集成、太平广记、世说新语等等，虽然份量在各部是占的不多，但也是最足以站在历史上，有力的说明资料。三是补助史料：如石雕、山志、碑铭、文物、遗迹等等，皆属实物史料或地下史料，亦是治史者不可偏废的资料。
　　研究佛教史的态度：要客观详实及旁征细证；何以要客观详实呢?因为出生在某一时代的人，是跳不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宗派的潮流，这些甚至往往会影响这个人的思想观念。所以要突破时空上的牢笼，在纵横两方做客观的考察，才能把握到诺法的实相，以及各派异同关系的详贾面，如何才能做到旁征细证呢?这就应了胡适先生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历史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很多思想教理的解析，有待后人的努力，以及对前人的印证。个中的法味，端赖绵密的道心，和不舍的毅力。而不是各说各话，或诤论辩解所能论定，或辄以圣言量来叩压，那更是与佛陀的本怀背道而驰。历史的问题，不是历史学者所能解决的，但怎样把第一手的史料，去还原历史的真相，再把这些真相，疏通脉络，畅流理念，应用历史求真求实的手段，给予超然的地位，才是我们治研教史的原则。
　　研究中国佛教史，是不能把印度佛教模式，来解释中国佛教教理组织，如天台、华严是中国佛教思想发达的成果；判教思想的标立，更是有独无偶，但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千多年的佛教史页，是不容忽视的，故举出治中国佛教史的重要性有三：
　　一、彰显中国佛教的真正内涵：佛教传入中国时，为了弘扬教义，附会不少儒道之说，若明白史载，去其糟泊，还我佛教其义，才不会以指为月，以末为本的颠倒做信仰，显了佛教原来面目，是智信非迷信的家风。
　　二、眉负为教的使命感：为教奉献、为教牺牲的精神，在古代高僧大德中时有所闻，身为后学的我们，不在名利的熏陶下而忘其所然，故发起佛弟子对弘法利生的使命感，对教史的研治而率行，是不可或缺的。
　　三、有助于社会教化：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常因在耳濡目染中，接受佛教历史的教化，明白因果报应，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辨别是非善恶，用为做人的道·理，对于社会的教化，具有潜移默化的功效。
　　所以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人生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中国佛教史更又兼蓄了佛教法脉的源流，慧炬的传递，对教史的治学，不但可以监往知来，以古励今，并使已有荒凉的趋势中，为中国佛教开拓更新、更好的前途。
　　摘自《中国佛教》第28卷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