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佛教交通史

中日佛教交通史
　　蔡序
　　自序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先史以前中倭之关系
　　第二节　吴越先民最早之东渡
　　第三节　中国文化之东渐
　　第四节　近世伟人之远见
　　第二章　先秦以前中倭之交通
　　第一节　从民族学上看中倭之交通
　　第二节　从考古学上看中倭之交通
　　第三节　从古代朝鲜看中倭之交通
　　第四节　从古代海流看中倭之交通
　　第三章　周秦时代中倭之交通
　　第一节　周代中倭之交通
　　第二节　秦代中倭之交通
　　第三节　徐福东渡之航路
　　第四节　神武天皇并非日本人民
　　第五节　徐福是否为神武天皇
　　第四章　汉魏时代中倭之交通
　　第一节　日本史书与我国正史之比较
　　第二节　两汉时代中倭之交通
　　第三节　曹魏时代中倭之交通
　　第四节　日本国号来源与倭音读法
　　第五节　秦汉先民对日文化之贡献
　　第五章　南北朝时与倭之交通
　　第一节　南朝与大和朝廷之交通
　　第二节　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
　　一、汉文学之输入
　　二、工艺技巧之输入
　　三、佛教经像之输入
　　第六章　圣德太子新政与笃敬三宝
　　第一节　圣德太子之新政
　　第二节　发扬佛教奖励艺术
　　第七章　隋代中日佛教之交通
　　第一节　隋日通使之往来
　　第二节　遣隋使及文化之移植
　　第三节　归化人策动大化之革新
　　第四节　隋代文化对日之影响
　　第八章　唐代中日佛教之交通
　　第一节　遣唐使之动机及其目的
　　第二节　遣唐使之组织及其航路
　　第三节　遣唐留学生对日文化之贡献
　　第四节　遣唐留学僧对日佛教之贡献
　　第五节　遣唐学问僧之往来及其生活
　　第九章　唐人归化和印度人、西域人之东渡
　　第一节　唐人归化与西域人之东渡
　　第二节　唐僧东渡与汉音传习
　　第十章　鉴真东征弘传戒法
　　第一节　五次东渡失败之经历
　　第一次东渡计划之失败
　　第二次东渡计划之失败
　　第三次东渡之失败
　　第四次东渡计划之失败
　　第五次东渡计划之失败
　　第二节　鉴真随使者东渡日本
　　第三节　鉴真渡日后弘法事迹
　　第四节　鉴真及其弟子之学艺
　　第五节　鉴真及其弟子之才赋
　　第十一章　奈良佛教六宗之传承
　　第一节　佛教信仰之确定
　　第二节　三论宗之传承
　　第三节　法相宗之传承
　　第四节　成实俱舍之传承
　　第五节　律宗之传承
　　第六节　华严宗之传承
　　第七节　东大寺及国分寺之建立
　　第八节　天台真主言之传承
　　第十二章　奈良佛寺与唐寺之关系
　　第一节　唐代大云寺与国分寺
　　第二节　洛阳大铜佛与东大寺大佛
　　第十三章　唐代经典输入日本之著录
　　第一节　最澄携归佛典之著录（七六七－八二二）
　　第二节　空海携归佛典之著录用（七七四－八三五）
　　一、少年时代之空海
　　二、入唐求法时代
　　三、空海对日文化上之贡献
　　第三节　常晓携归佛典之著录
　　第四节　圆行携归佛典之著录
　　第五节　圆仁携归佛典之著录
　　一、圆仁携归之经录
　　二、圆仁入唐巡礼记
　　三、入唐巡礼记于佛史之价值
　　四、圆仁为法之精神
　　第六节　圆珍携归佛典之著录
　　第十四章　唐代文化对日本之影响
　　第一节　隋唐以前中国文化之东渐
　　第二节　对日文物典章之影响
　　第三节　对日文学思想之影响
　　第四节　对日史学历法之影响
　　第五节　对日本诗词歌赋之影响
　　一、赠送留学僧侣归日诗
　　二、试读日人所作诗篇
　　第六节　对日书道艺术之影响
　　第七节　对日绘画美术之影响
　　第八节　对日文字语言之影响
　　第九节　对日建筑工艺之影响
　　第十节　对日医学音乐之影响
　　第十五章　五代时中日佛教之交通
　　第一节　商贾与僧侣之往来
　　第二节　吴越与日本之交涉
　　第三节　僧侣与文化
　　第十六章　北宋时代中日佛教之交通
　　第一节　商舶往来及其航路
　　第二节　入宋日僧之活动及其史迹
　　第三节　入宋日僧之目的及其释疑
　　第四节　入宋日僧与文化之移植
　　第十七章　南宋时代中日佛教之交通
　　第一节　商舶往来其航路
　　第二节　入宋日僧之简历
　　第三节　入宋日僧与五山十刹
　　第十八章　宋代文化对日之影响
　　第一节　宋版大藏经之输入日本
　　第二节　宋版经籍之输入日本
　　第三节　宋代艺术之输入日本
　　第四节　宋僧对日政教之影响
　　第五节　宋代禅宗与武士精神
　　第六节　宋僧东渡与日本禅籍之开版
　　第七节　宋代建筑、工艺、医术、对日本之影响
　　第十九章　元代中日佛教之交通
　　第一节　商舶及僧侣之往来
　　第二节　天龙寺船及其航路
　　第三节　佛典与贸易品之输入
　　第二十章　元僧东渡对日文化之影响
　　第一节　元僧东渡之统计
　　第二节　元世祖远征日本之动机
　　第三节　一山一宁对日文化之影响
　　第四节　清拙正澄对日文化之影响
　　第五节　明极楚俊对日文化之影响
　　第二十一章　入元日僧与文化之移植
　　第一节　入元僧统计及其传略
　　第二节　入元日僧目的及其游历
　　第三节　元版藏经及禅籍输入日本
　　第四节　元代雕师与日开版事业
　　第二十二章　明代中日佛教之交通
　　第一节　明室与征西府之交涉
　　第二节　明室与足利义满之交涉
　　第三节　入明日僧之传略
　　第四节　入明日僧之目的及其游历
　　第五节　入明日僧与文化之移植
　　第六节　明僧东渡与文化之传播
　　第二十三章　元明两代对日文化之影响
　　第一节　对日文学之影响
　　第二节　对日宋学医学之影响
　　第三节　对日书道绘画之影响
　　第四节　对日工艺及其生活之影响
　　第二十四章　清代中日佛教之交通
　　第一节　海外建寺，高风永立
　　第二节　明末东度高僧之传略
　　第三节　隐元传记及其法脉
　　第四节　隐元禅师之著述
　　第五节　明末志士戴笠曼公
　　第六节　对于日本文化之影响
　　第二十五章　近代日本佛教研究之发展
　　第一节　明治时期的趋势（一八六八—一九一一）
　　一、南条文雄，村上专精和高楠顺次郎
　　二、佛教登上大学讲座
　　三、佛教大学的创设
　　四、西域探险及西藏佛教之研究
　　第二节　大正时期佛教的发展（一九一二—一九二五年）
　　一、木村泰贤，松本文三郎与佐佐木月樵
　　二、汉文经典整理出版
　　第三节　照和前期佛教之发展（一九二六—一九四四年）
　　一、字井伯寿、铃木大拙，和辻哲郎
　　二、汉文，巴利文献之翻译出版
　　第四节　昭和后期佛教之发展
　　一、金仓圆照、山口益、宫本正尊
　　二、大学佛学讲座之创设
　　三、集体研究之业续
　　四、学者研究之成果
　　第五节　中国佛教研究之成果
　　一、佛教理论之研究
　　二、佛教历史之研究
　　三、佛教艺术之研究
　　第二十六章　近代中国佛教研究之发展（上）（一八六四—一九四九）
　　第一节　扬州之僧师范学堂
　　第二节　南京之祇洹精舍和僧师范学堂
　　第三节　支那内学院之唯识学（一九一八—九二七年）
　　一、内院组织及研究之科系
　　二、内院师资研究之业绩
　　第二十七章　近代中国佛教研究之发展（下）（一九二二－一九三七年）
　　第一节　世界佛学研究之中心
　　一、武昌“武院”之大乘佛学系
　　二、北平“藏院”之密宗学系
　　三、厦门“闽院”之华日文系
　　四、北平“伯林”之华英文系
　　五、重庆“汉院”之汉藏文系
　　第二节　内院、武院法义之诤
　　第三节　庐山之“世界佛教联合会”
　　第四节　佛教为东方文化之大宗
　　第五节　东京之“东亚佛教大会”
　　第六节　国父之“大亚洲主义”
　　第七节　中日佛学会之风波。
　　第八节　佛教文献之编纂
　　第九节　中日佛教之比较
　　第二十八章　太虚大师对日佛教之谠论（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
　　第一节　“九一八”日军强占东北
　　第二节　“一二八”淞沪战争
　　第三节　正告日本佛教徒众
　　第四节　“七七”全面战争发生
　　第五节　访问亚南佛化民族
　　第六节　呼吁日本佛徒促其政府投降
　　第二十九章　结论
　　第一节　中日文化关系之回顾
　　第二节　日本国民之特性
　　第三节　历代来华日僧文化之移植
　　第四节　历代访日之高僧对日文化之贡献
　　褚跋
　　第一章　导论 焦山　释东初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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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先史以前中倭之关系
　　中日两国的关系具有二千余年历史，古代日本文化的形成，典章制度的树立，究其来源，无不受中国、印度、朝鲜文物的薰陶，尤以受我国文化影响最大。日本一部文化发展史，要是没有中国儒家文化及佛教文化的陶范，则不知要延迟若干世纪。诚如戴季陶先生所说：“如果从日本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通同取出来，赤裸裸地留下一个日本固有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土蕃差不多。”（注一）由此可知，中日两国的关系，不仅亲如唇齿，且同为兄弟，其间不仅有同文同种的关系，且有同一宗教信仰的关系——指多数信佛者而言。因之中日两国由民族血液交流，进而民族文化交流，以及宗教信仰交流，尤以两国佛教交流的关系，更远胜于两国一般政治文化的关系。日本前驻华大使木村四郎七先生说过：“我们中日两国可以说是亲戚本家的关系，我们生于斯，死于斯的好邻居，西洋的英国和美国的紧密的关系，就等于东洋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注二）但半世纪来，中日两国的关系，却远不及英美两国的紧密。不但未能做到水乳相融亲如兄弟的关系，且由于日本接受西方物质文明，军国主义思想抬头，以侵略为能事，自甲午战争后，更变本加厉，陆续侵略我国，以致“九一八”、“七七”事变发生，兄弟阋墙，几乎同归于尽。日本过去为侵吞我国，其对我国历史文化，疆土人物，无不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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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能放胆行事。反观我国大多数学人对于日本文化多存偏见，这由于日本以往对我国侵略所致，固为爱国之志，不可避免；但对日本军政经济文化，不唯不够了解，即对所谓“同文同种”的关系，亦未能深切的体认。如何是“同文”？如何是“同种”？大多数人只有一种模糊意识，或冷淡观念，故一旦有事，唯有恐慌失措，甚至盲目排斥，但对真正日本问题，仍无法解决。究其原因，由于明末以来，我国多数学者倾心于欧美物质文明，而对辱齿相依的日本历史文化，政经制度，以及历史上诸多重要问题，均未能具体深究。尤以对中日文化交流使占极重要地位之佛教，国内诸多治中日文化交流史学家，对涉及佛教部门不是忽略而不谈，便是谈而不够具体，多避免作翔实的推见，显失史学家公正之态度。因之国人对于日本历史文化仍陷于隔膜模糊状态，殊为可惜。
　　我们必须要正确地了解两国历史文化关系的底蕴，及了解佛教输入日本后，是如何发展？以及如何影响日本文化？因为中国文化对日本国民道德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佛教。中日两国千三百余年来友好关系，多缘两国先民、高僧千辛万苦所建立的传统。“中国文化可称之为日本文化之母”（注三），日本文化为中国文化之一脉。日本文化之所以能形成发展成为今日东亚最进步的国家，走上近代国家的舞台，名震全球，全受惠于中国文化，尤其佛教道义的滋润与陶范，有以致之。日本前驻美大使新木荣吉先生在美国播讲“亚洲故事”时曾言：“历史指出，日本人民对于孔子学说与佛家教义薰陶最深，民主与和平实孔佛学说之本质。以前日人曾违祖先之信仰，盲从极权主义之思想，铸成大错，今已悔改。”（注四）试观今天日本在各种物质文化方面，虽远胜于中国；但在精神文化方面，依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及佛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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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薰陶很深。现在日本之京都、奈良一带，隋唐文物典型之寺院林立，“正仓院”中所保存隋唐时代之中国文化历史遗物，日人无不珍视为国宝。日人每自诩“日本文化是大陆文化的贮藏”，这句话，并非全属诳言，确有几分事实在。
　　中国文化，传播域外，受惠最大者，则为日本。美国驻日大使赖世和（EdwinodReischuep）博士说：“正如北欧诸国文化为地中海文化的支脉一样，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支流”（Culturally, Japan is a daught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much as the countries of Northern Europe are daughters of Mediteranean culture, Japan-past and resent）。换句话说：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延长，从中国古代文化一直廷续到现在（注五），日本的佛教，是中国佛教的分宗。因此，日本与中国、印度文化有著共同关系，并同受其莫大的影响。今日我们要了解日本佛教的输入，以及佛教于日本如何发生影响的功用，都必须追溯到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悠久的历史！
　　中日两国文化交流，远在先史之前，已开始接触，日本列岛本无人类发生，尽管日本一分旧史家自诩日本民族和国体，乃天神所创造。因此，日本人亦自称其民族为天降民族（大和民族）。但所谓大和民族的祖先，并非出生于日本列岛，却由外部移入。这已为今日中学家所公认，是故日本民族的起源，根据考古学家考究的结果，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约在三千年前）。日本列岛上始有人迹。最先移住日本列岛者，即为现在日本东北部虾夷族（Paleo-Ainu），虾夷族原住亚洲北部，约在纪元前一千余年，经西伯利亚、库页岛，先至日本东北部，然后逐渐散居日本列岛各地。后因大和族所逼，再退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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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部北海道一带。这种人种现在尚有一万余人，库页岛上尚有千余人，以渔猎为生。
　　但构成今日日本民族主干者，并非虾夷族。经人类学研究结果，日本民族的形成，乃由多类民族互相混血而成，这里包括通古斯族（Tunguse）（注六）、印度支那族（Indo-chinese）、印度尼西亚族（Indonesiao）、矮小黑人（Negrito）、韩族及汉族。韩族移居日本为时虽早，然真正能影响日本民族血统的，则为汉族。汉族早于西纪前一一二二年，周武王灭殷，许多殷民随殷朝宗室箕子避难辽东，建都平壤。汉族随著政治力量的推进，不但大批地移居半岛，且支配了当地土蕃。使其从渔猎生活进入农业社会。韩族的骨干，是扶余族，属于通古斯族，由中国大陆迁徙而来，这和中华民族是近支血统。近代于韩国庆州地方发现周秦时代遗物——明刀，这证明汉族于箕准以前，已大量移植马韩有力的证据。考古学者以此为先秦文化经朝鲜南进之佐证。朝鲜半岛毕竟为周秦时代汉族东渡日本最好的桥梁。杜新吾氏亦云：“日本虽为岛国，其民族实来自亚洲大陆。”因自大陆东渡，有朝鲜半岛作跳板，有对马、壹岐二岛作踏脚石，赴日殊非难事。近半世纪日人常称“我们昔从大陆来，今应还向大陆去”。据考古学家及人类学家之研究，以为在新石器时代，居于亚洲西部之旧虾夷族，由西伯利亚至库页岛东移而至日本东北部，逐渐散居于日本本部。观数千贝塳之遗迹，可以知之，此族为白色人种之一支，曾在日本使用绳文式之土器，今北海道一带之虾夷族，即其后裔。
　　日本民族学之权威长谷部博士，却认为日本民族的形成，并非由多数民族混血而成，实由于一强大而单一的民族分批移入。因此，遂认为日本民族与我国华南地区先民有其密切的关联。在地质学上，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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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世（最新世）的末期，琉球列岛以西一部分，尚有浅滩可与大陆华南地区相连接，故日本石器时代居民，即由大陆循此种浅滩进入日本九州。长谷部博士认为扬子江以南为根据地的民族，大量流入日本，以及日本民族祖先的故乡，必须求之于大陆华南地区。日本民族学者冈正雄在其“日本古代文化层”一文中（注七），分析日本古代神话中有“高天之原，天之浮桥”之说，这种分类显示出日本民族渡海前来时原始的形态。根据日本九州福冈一带的传说：日本民族最初由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进入的登陆地点，即在津市一带的低洼海岩，从津市遥望太平洋，海天相接，看来宛如“高天之原”，所谓“天降临”，实由于此种对于海洋的一种错觉而来。据榔田国男研究的结果，他说日本最早的民族，系随稻作的传播，由江南地带进入日本南方岛屿，当在今日宫南岛一带，华南地区移居宫南岛定居以后，挟其优秀农业技术逐渐向其他较大岛发展，终于占据日本本州及其他各岛屿。
　　此外以京都大学为中心的人类学者清野谦次博士等人，则明白断定现代日本民族之成立，系由于有史以前大陆系人种之经由朝鲜半岛大规模渡海进入日本列岛，而与当时石器时代之日本原住民族，互相混血之结果。同时，继清野博士之后，九州大学教授金关丈夫博士，更从多数信而有征的史实，加以考察证实大陆大规模的移民，以及归化的事实，均极明显。是故中日两国同种的说法，是有其历史根据，并非来自神话的传说。根据以上多数史学者，无论从那一方面说：日本民族之由多元的混血而成，且以大陆系汉人为其骨干，应为无争的事实。（请参阅白鸟芳郎氏的“中日两国学者的华南史研究备忘录”载中日文化论集三二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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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吴越先民最早之东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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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以还，我国东南沿海居民，以其优秀的航海技术，飘海东渡日本，许多南方的风俗，如鲸面文身，蚕桑缉绩，灼骨而卜，卦土作塳，跨火而婚，以及水稻技术，精灵崇拜，屈葬拔齿等等，都随吴越先民传入日本，这给予日本黎明时期的生活文化，很大的影响，遂使日本文化上发生突然的变化。这个突然的变化，是以我国周秦以至汉初文化为其母胎，其发展的趋势，是由西而东，中心在九州及大和地方。在经济发展上，不仅使日本从此进入农业社会，因水稻的耕种，安定当时日本国民生活，并使日本从石器时代，越过铜器时代，一跃而进入铁器时代。日本青铜器原不发达，大陆青铜器于纪元前后大量输入日本，近世于日本九州及大和地方发掘剑、鉾、铎、戈、镜、镞等遗物，足以证明纪元前一、二世纪，大陆文化进入日本的迹象。
　　日本传国的三宝，镜、剑、玉。镜为白铜镜，白铜为秦时产物，宝剑号曰“韴灵”，证明为汉时早期的环理大刀。日本出土的铜器制品，最早者，则为秦式的匕首很多，又有“明刀”币二枚，这与秦匕首为同时物；又有“安阳布”币一枚，此为秦始皇一年至二十六年间鼓铸的新币。同时，在这时出土遗物中，并有王莽时代所铸造的钱币“货泉”一种。（注八）这种钱币在国内尚不多见，竟在日本“弥生式时代”的遗物中再出土，更令人重视！
　　这时正是我国经过战国时代，由秦始皇统一天下，接著又是楚汉相争，在许多王朝兴废时期，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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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居民为逃避战祸，集团逃亡，经朝鲜半岛，而流入日本列岛，这是极自然的事。秦始皇命率三千，男女及五谷百工入海求仙的徐福，这在“史记”及“始皇本纪”中，都有详细记录，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不可忽视的史实。徐福是否曾到日本，虽待考证，但纪元前一、二世纪大陆移民集团逃亡中，不可能说绝对没有徐福在其中，在未发现徐福未到日本的证据以前，我相信以司马迁先生的人格，绝不会将毫无根据的故事（徐福东渡事）记述于“史记”。——请参阅卫廷生先生著「日本神武天皇开国新考”——
　　日本，这个民族，古代是没有文字的民族。汉人渡日后，始以汉字为文字，但汉字何时传入日本，迄今尚无定论。相传应神天皇十五年（二八四）八月六日，阿直岐从百济来，皇子稚郎子从其学，由阿直岐推荐学者王仁来日，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是为汉字传入日本最初的记录。梁容若先生云：西晋以前，中日既有许多交通，且有不少秦汉人移住日本，决不会不携带文字（见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汉文传入日本，虽可能很早，然日本人能充分运用汉文，则迟至八世纪中叶。首先运用汉字楷书的偏字，造成片假名（Katokana），又用汉字草书的偏旁造成平假名（Hirag-ana），以为注汉字音，及标注日本语音之用。因之汉字传入日本后，不仅促进日本古代文化的进步，并促成了所谓片、平假名的日本文字出现。遣使数度入唐后，始仿照我国历史编例，由归化人所编纂之“古事记”（七一二），及“日本书纪”（七二○），这两部史书，都是用汉字作音标写成，可谓“准汉文”；中日同文的说法，即导源于此。现存日本古代史，其取材仅凭口头传说，甚至假托，把日本开国的历史，追溯到悠远的古代，纪元前六○○年，相当我国春秋时代，以及其第一代君主神武天皇的传说，都系后来史家的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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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世纪以前，日本全部古代史多系神话传说，无一可获得实证。要以我国正史考证，日本开国的纪元，至多不出纪元前一、二世纪左右。日本列岛，原无人类发生，其民族系从外部移入。由于日本“古事记”完成太晚，其与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相差竟达四百余年，有关日本三世纪历史的记录，我国要早于日本五个世纪。前汉时代倭人之通使乐浪，汉书及魏志均有记载。日本九州一带考古家发掘的结果，前汉时代的铜镜、黄璧、汉玦，以及王莽时代的货泉、汉印等发现，已如前述。在十八世纪以前，日人始终不相信后汉书所载：
　　“光武中元二年（五七），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注九）
　　那知，光武所赐给倭奴金印，竟在日本出土，这不仅弥补日本古代史的空白，并使人益信魏志倭人传所载史实的珍贵与精确。
　　日本是中国秦汉时代最早开发的殖民地，也是由秦汉两系先民所开辟的新天地，据魏书东夷传记载：当时朝鲜半岛，实由秦亡前后，其人民为逃避苦役流亡朝鲜，驱逐原有土著建立辰韩，弓月君于西纪二七四年，率领百二十县之人民至日，弓月君自称系秦始皇之十三世孙，故被称之为秦人。至于由阿知使主所代表汉之苗裔，于西纪二九八年领汉人集团渡日，自称为后汉灵帝之三世孙，故日人称之为汉人。据魏志倭人传载：当时日本衣服，极为粗恶，裁缝似无所知。宋明帝时，由归化人阿知使主求得汉织、吴织及缝衣女，始有进步。至桓武天皇时代（七八二——八○五），征伐虾夷战中唯一功勋者，坂上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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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麻吕，其祖先即为汉族归化人之阿知使主。在雄略天皇时代（四五六——四七九），秦人在京畿人口中竟占九十部，共一万八千六百七十人，钦明元年（四四○），秦人户数计为七千四百五十三户，较前代更有增加，尤以桓武时代，秦氏一族势力，最为强盛，当时皇室重臣藤原氏一族，几乎依赖秦氏之财力为其后盾。
　　平安时代所编的“新撰姓氏录”，对当时社会领导阶层的氏族，加以罗列，在全部一千○五十九个氏族中，归化人系统的氏族竟占三百二十四个，几为全体氏族的百分之三十。近人栗寞博士根据日本古代史籍的调查，大致相同，即在三千三百九十五个氏族中归化人系统有七百个，这些归化人对日本古代社会及政治上关系，实有举足轻重之地位。不独皇室的兴亡，国都的迁播，有其莫大关系，甚至政治上公文书之起草，财物之出纳，以及外交文书之处理，均为归化汉人所垄断。其势力所至，直接影响到皇室的盛衰，以及政治的荣枯，实掌握了古代日本国家的命脉！
　　秦汉两代为古代归化人氏族的代表，在历代皇室兴替存废中，均占极重要的地位，根据古事记，则汉人领袖阿知直，曾经救了履中天皇的命，使王统得以继续。根据日人之训读，秦汉二音均与纺织有关，汉代以来，各种技术工艺，都由汉人传入日本，汉织、吴织等名，可知其来源。
　　于此可知我国秦汉先民赴日，不但在日本政坛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其对于日本文化上的影响遍及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在物质方面，以工艺技术为主，对日后日本完全华化大有关系。在精神方面，除经学与典籍传入，使日本有了历史的知识，及尊祖先忠孝道的思想。归化人于大化革新以前数世纪，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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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会各方面，发挥了无比的贡献，不仅在历史上为日本民族记录了古代传记，即对汉学传播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第三节　中国文化之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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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世纪以前，中国文化东渐，无论为儒家，或佛家，都要经过百济——朝鲜古国，经由博士王仁之手传入日本。据史籍所载：日本应神天皇十五年（二八四），百济阿直岐来到日本，做了皇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由阿直岐推荐王仁博士，并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至日。据说日本开始用文字来记事，还是王仁带到了论语和千字文以后。皇帝以言语殊异，才立文字，要皇子从实物来了解形，了解音；从形和音来了解义和训，是相当费了一番功夫的。王仁虽仅带了一部论语，王仁原是汉高祖的后裔，他知道论语在中国文化上地位极高，后人没有论语就无从看出孔子的人格精神，孔子的一部政治哲学纲领，便是论语。论语，遂成为培养日本国民思想的根本。至继体天皇六年（五一二年），百济又遣五经博士段杨尔赴日讲学；十年（五一六）复遣高安茂至日交代，所谓五经，就是礼、乐、书、论语、孝经。至孝德天皇时代（六四五——六五四），敕令家必藏孝经一本，于是孝经受到尊重。平安朝时大儒菅原道真，融合中国文化之精华，提倡忠孝一本说与和魂汉才说，是把日本固有精神和外来的中国文化打成一片，尽量吸收中国文化的精华，来巩固日本文化的基础！
　　梁武帝普通三年，梁人司马达等由朝鲜至日，在大和原结草庵供佛像，日人称之为韩国神，是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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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传入日本之始。司马达之子孙承其遗绪，历代均为有名的佛工，飞鸟时代多数佛像名作，都出自梁氏等之手。至今奈良法隆寺金堂所遗留的释迦之尊像，其艺术之精微，不唯融会魏晋南北朝佛教美术之精华，更可窥见当时归化的汉人佛工之精致！
　　佛教随同汉学，经由百济传至日本。梁代末年，佛教传入日本后，经迎佛派与拒佛派冲突之结果，苏我氏迎佛派，卒获得胜利。至陈代佛教已流行列岛矣，隋代以前，佛教系间接传入。
　　佛教传入日本，虽晚于儒学约二百五十六年，西纪五百五十年左右，由百济王献佛像、经论等。日本为神化民族，佛教传入日本后，便带上浓厚的日本色彩，即所谓“神道思想”，由神、佛一体，演成日后神、佛、天皇三位一体，因此，佛教很容易为群众所接受。儒家思想虽早于佛教传入，但其思想远不及佛家广博圆融，故始终不得风靡传布于世；其影响于国民思想方面，亦不及佛家深远广博。在德川幕府初期以前一千年以上长期主导日本思想的，就是佛教。自六世纪末，圣德太子，大力推进，十七条宪章不仅规定“笃敬三宝”，并融合佛儒及法家的学说，而取材儒家的典籍尤多。圣德太子因受晋孙绰论儒佛一致，及宋齐间周颙、顾欢辈论儒佛老的同体异用之影响，遂并尊儒佛，以求调和（注十）；因此，奠定儒佛于日本的基础。他又选择法华、维摩、胜鬘三经，广为弘扬。他所以取胜鬘经者，显示佛性男女平等；选维摩经者，显示现象即实相，不离烦恼之家，而入菩提道；取法华经者，显示如来之大慈大悲，舍权归实，大乘一如的妙法。从圣德太子时，经七、八两世纪的二百年间，即经遣隋遣唐使，从中国传入大乘三论、法相、华严、律；小乘之成实、俱舍等六宗，教义完备。而遣唐使节及留学生，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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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不仅吸取汉唐文化，以及佛教经典，并把唐代艺术雕塑、绘画等传入，中古时代的日本文化，律令典章制度，完全摄取唐代文化，而与日本固有文化相融合，称之为“和魂汉才”文化。
　　在入唐名僧里，道昭从玄奘学法相，道慈谒见善无畏，又学三论宗，玄昉从智周学法相，圆行从义真学密教。最澄、圆行都是学天台家；并把我国天台，加以密教化（包括密、律、禅），创造日本天台教，通称为台密。空海，道邃都是学密教，又参加己见，创日本真言宗，通称东密。日后由天台宗发展，创立了许多新宗派；净土宗的法然，法华宗的日莲，禅宗的荣西、道元都是天台宗的徒众；尤以法然独成一宗。他说：“念佛就成佛，就往生净土”，这是何等简易明了，人人可以做到，合乎日人单纯明快，重生活，多希望的性格。日莲宗，专念“南无妙法莲华经”七字，就能统摄全经妙义；法然弟子亲鸾（一六七三）又创立了真宗，准许僧侣食肉娶妻，这不独改变了日本僧侣生活的方式，且使佛教思想变了质。从此，日本只有居士式的佛教，而没有僧团的佛教！
　　这些新兴宗教，却使佛教于社会活力增加不少，他们在日本社会的潜在势力仍然不可忽视。如一九三二年血盟暗杀实业家的暴举，其主导者井上日召，是日莲宗僧侣。一九三六年所谓二二六事件，其主导者北一辉标榜国家社会主义，是深究法华经，而潜心于咒术者。抗战期间至中国沦陷区传教者，多为日莲宗与真宗教徒。现在流行日本国内外之创价学会，在日本国会中属于第三势力，也是属于日莲宗派，这些教徒，表面上虽信奉佛教，实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动力。因此，日本佛教长处明快勇干，热心文教事业，不与社会脱节，且为大众所信仰。但其短处是流于俗化。薄于道德观念，易与社会权势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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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把佛教当作一种哲学来研究，对佛教虽有精透的研讨，但澈底大悟的高僧，却凤毛麟角。于是参加政治活动世俗化的和尚越多，而真正修持佛法的僧侣，也就日渐减少，这也许是日本的国民性格所致！
　　在入宋名僧里，俊芿是学天台宗，荣西是传临济宗，道元是传曹洞宗；此外还有奝然、成寻等，不仅学习佛法，并把宋版书籍及大藏经携归，这使日本文化注入宋代文化精神，尤以镰仓时代新兴佛教禅宗文化，对于日本武士精神启发很大。禅宗是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为宗旨，正适合日本人的性格，尤为武人所欢迎。他们甚至把经卷禅定工夫用在武术上，这样经过四百多年，从德川幕府时代初期以前，不唯奠定日本崇佛的基础，并长期主导了日本国民思想。元明时代，传入日本文化，亦以禅宗为中心，不独学问文化离不开禅宗，即艺术雕塑，乃至建筑寺院，亦离不开僧侣。当时日廷，把禅宗僧侣担任遣明使节。元明两朝，我国方面，亦仿日本派遣佛教高僧担当外交使节，赴日交涉。因此，中世时代，日本武家文化的形成无论是精神上或物质生活上，无不受宋代禅宗文化影响，这足与隋唐文化对日本中古时代文化影响，先后比美。佛教传入日本，不唯改变了日本人的思想，使日本由草莽野蛮的阶段，趋向于文明阶段，并促使整个日本开化远胜任何宗教，或学说加于日本的影响。
　　我国历代东渡的高僧，都是德学兼优，不独为传播佛教，弘扬中国文化，并且为国家民族争取了不少的荣誉。这些东渡高僧，不独精通儒释，工于诗文，且多擅于书法、绘画，对日本文化启发，促进日本文化从草莽中走上灿烂光辉坦途，其中以鉴真、道隆、祖元、一山一宁、隐元等人贡献最大。鉴真为唐代高僧，他应日僧荣睿、普照等邀请，赴日传戒，经五次东渡失败，最后一次率徒众二十五人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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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使东渡，于奈良东大寺设坛传戒，自圣武天皇以下四百余人，从其受戒，天平宝字三年又创立唐招提寺。东大寺为日本佛教总本山，确立其权威与地位，即由鉴真始。日本律宗亦奉鉴真为始祖，其对日本戒律的弘传及文化上的贡献，功绩尤伟。
　　道隆为宋代高僧，宽平四年（一二四六）东渡，受执权北条时赖之皈依，创建巨福山建长寺，是日本有禅宗之始，祖元系受北条时宗邀请，于弘安二年（一二七九）东渡，在镰仓住建长寺，大扬禅风。据日本高僧传卷二十一：祖元明州人，曾任灵隐寺二座，台州真如寺主持，四明天童寺首座，避元兵转展各地，白刃加颈，九死一生，而终于宋亡之次年（至元六十七年）八月渡日。当时北条时宗取得政权，因受元军侵略威胁，乃礼请祖元至日，时宗以下镰仓武士都皈依禅宗，终以禅定工夫，打破生死牢关，虽遭遇任何困难，都能从容不迫应付，实受祖元禅师的鼓励，祖元开示曰：
　　“若能空一念，一切皆无恼，一切皆无怖，犹如著重甲，入诸魔贼阵，魔贼虽众多，不被魔贼害，掉臂魔贼中，魔贼皆降伏。”
　　当元军大举进攻，迫近博多，镰仓武士都能服膺祖元禅师法训，终于一夜间，粉碎了元军的攻击，归于歼灭。其后日宋南北呼应抗元之势，久而不变，全得力于祖元力主抗元之策动。
　　一山一宁，为元代名僧，他奉世祖命赴日交涉，初被日本疑间谍，遭受逮捕，不久释放。他在日本不独鼓吹禅宗，并传播宋学的种籽，这和残唐五代时期，由僧侣来传儒家之薪，以后开出宋学的灿烂之花，如同一辙。日本禅僧大率兼通儒学，如虎关师炼，尝博览经史百家之书，从一山一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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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朱易说及太玄之旨，于宋儒则排斥朱子，而推重周濂溪。如五山文学大家，著空华日工集之义堂周信，七岁就读儒书，涉猎经史百家，持论揉合儒释，以五常同于佛门五戒，以孟子、中庸、孝经为人所必读。……
　　道彝、一如，为明代高僧，明初我国东南沿海各城市，时遭倭寇掠劫，这时日本南北对峙，初因良怀斩杀明使，两国关系一度紧张复杂。明太祖始派祖阐、克勤二僧担当使节，赴日疏通，未获结果。一四○二年，又派遣道彝、一如二僧持国书，担任使节，访问日本，至兵库登岸，日本国王，特至兵库迎接，并以武士警卫，迎至京都，宣读国书，颁布大统历，日廷以上宾礼待之，自此中日两国关系，由于高僧从中斡旋，得以缓和。
　　隐元隆琦，为明末福清县黄檗山主持，才德冠时。明亡，满人入主中夏，被压迫而流亡者，寄居长崎既伙，辗转以入日本内地者亦不乏人；其留名史策，于日本文化有重大贡献者，大儒则有朱舜水，高僧则有隐元、木庵、即非、独立等。即非、独立、心越，精于书法，独立更精于医道，长崎有高天漪学独立书法，驰名于世。近世唐式书法第一人为北岛雪山，曾就杭州俞立法，学文征明书法，又学于独立。隐元于明永历十八年（一六五四），率门下二十余人先朱舜水五年抵长崎，后于宇治开宗黄檗，龙吟虎啸，大振宗风，深得将军德川家纲、大志酒井、忠胜等尊信，开万福寺于宇治，为日本黄檗宗之祖。迄今此宗共有佛寺五百零二座，信徒八万余人。宇治黄檗寺中，仪制法式概承明风，诵经亦用唐音，自隐元以后，主持十三世皆为华僧，并有日本内地小中国之称。隐元并获太上皇皈依，隐元病时，太上皇愿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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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之，可谓崇敬极矣。复赐大光普照国师号，其门下英杰辈出，法化之隆，足与唐之鉴真、宋之道隆、元之一山，先后媲美；其影响于日本国民精神生活者，“亘古一人，于今无匹”！
　　佛教传入日本以后，在日本所发生的影响，无论于日本文化、艺术、或国民道德精神，不仅改变日人思想，增进了国民幸福，并在整个日本国家社会，国民生活习惯各方面都起了领导作用。要论其影响，这是任何宗教或学术思想之所不及的。
　　第四节　近世伟人之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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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人入主华夏，中国在异族统治下，国运日渐衰落，在外交、军事、政治迭遭失败，丧权辱国，举国悲愤。日本明治维新，接受西方物质文明，不啻受西方霸道思想鼓励，军人得势，迷信武力，以侵略为能事。一战胜我，再战胜俄，遂成为东方一大强国。敝屣东方王道文化，不唯把日本国民许多优良的美德丧失，并把隋唐以来，两国先民、高僧辛辛苦苦所建立大乘佛教同体大悲的精神，变成“自我残暴”主义，处处都为自我打算。这时我国佛教硕德太虚大师，目睹两国佛教辉煌的历史，所建立的崇高友谊，将因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抬头，遭受毁灭，乃于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夏季，在庐山举行“世界佛教联合会”，期以佛教来调和东西文化的冲突，促进中日两国文化思想及政策上的亲善。大师于大会讲东西文化，分析西方为造工具的文化，东方为进德增善的文化，由于这次会议，系纯粹佛教性会议，赢得日本佛教第一流学者参加，若印度佛教哲学专家木村泰贤，唯识学家佐伯定胤、水野梅晓、小林正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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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法等佛教代表。各代表都有学术性的演说，历时五日，当时中日两国教育文化界人士，对此会议极为重视。日本佛教不让中国佛教专美于先，随于大会上决定于次年（十四年），于东京举行“东亚佛教大会”。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于东京举行“东亚佛教大会”，我国出席代表为太虚大师、道阶法师等二十余人。太虚大师为代表团团长，在日本各地欢迎会上曾作三十余次演讲。大声疾呼：“谋中日亲善即所以发扬佛教真义，救世界混乱。”谓两国佛教教友不论于学术思想，或道义上都应追踪两国先民及高僧所建立传统的道路，谋两国永远的和平，深得日本朝野推重！大师留给日本文化界的印象，足与唐代之鉴真，宋代之道隆，元代之一宁，明末之隐元先生辉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先后对日发表谠论，警告日本军阀悬崖勒马，恢复中日和平；否则，同室操戈，战争发生后不堪设想。他的“将来不归俄，即归于美”之名言，观今日之东亚大局，不幸而言中，诚令人不胜感叹之至。
　　国父　孙中山先生，亦因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实非东亚之福，乃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户欢迎会上讲“大亚洲主义”，明白痛陈其利害：“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那知日本军阀甘愿做西方霸道的鹰犬，半世纪来，中日邦交的恶化，八年战争的结果，日本并未能侵吞中国，反替国际共产党造机会，把中国大陆关进铁幕，千岛群岛割归苏俄，致使日本处在苏俄陆海空侵略的阴影之下。今日两国人民应该记取两国过去因相仇恨带来了两国灾祸，更要警惕两国今日共同敌人是谁？要觉悟中日两国唇齿相依的命运；“无中国即无日本，无日本即无中国”的真理，唯有我们蒋总统才能深切的体会到，所以对日战争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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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不以日本国民为敌，在开罗会议，二千一百余年的日本王朝，几乎为罗斯福总统一笔勾销，以泄其珍珠港被袭之恨；仁慈为怀的蒋总统一手撑持了这个王朝，保存了天皇地位，使其不坠！日本投降后，又以不报复主义对待日本，这个不报复主义，就是大乘佛教冤亲平等主义，我们希望日本国民要长期审思这个不报复主义。今后两国人民倘能依照大乘佛教自利利他，冤亲平等主义，作为两国合作的基本纲领，必能安定亚洲，巩固世界永远的和平。
　　佛教为东方文化的重镇，中日两国同受惠佛教文化薰陶最深，今后两国国民应紧密追随两国佛教史上伟人的踪迹。要献身两国文化交流，六十年来两国邦交的恶化，固然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抬头，而两国佛教徒未能运用大乘佛教同体大悲、冤亲平等的精神，来缓和两国政治上冲突，亦难辞其责！今后两国邦交能否更进一步合作，就看两国佛教徒致力于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努力如何？“中日佛教交通史”，即本此目标而写，希望能有助于两国文化交流及两国人民友谊增进！共同发扬东方王道文化，实现孙总理的“大亚洲主义！”
　　今后两国国民应本同文同种之关系，通力全作，不应以狭窄的国家观念，种族的偏见，遮蔽历史上的光辉。现代文化是世界的，由许多文明民族累积交换而成，凡闭明塞聪，夜郎自大，伪造历史，欲奴役其他民族，以完成其自我陶醉优越感的国家终必归于失败。现在日本的偏激欧化论学者，以及狭义的国家主义的人，都竭力排斥汉学，甚至以为汉学阻碍日本文化进步，废止汉学，封存汉文典籍都有人主张，但是有心的日本人一定会知道，离开中国文化，明治以前的日本，将没有文化可说；否定中国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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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和价值，也就等于否定日本自身的文化价值；离开汉文，日本人就不能读他们的国史研究他的古代文化，这当然是错误的不应当有的想法。因此，我们切盼日本史学家们应面对事实。俄国人不讳言曾经臣属蒙古钦察汗国；英国人不讳言曾为罗马人诺曼人之所征服；美国人不讳言曾为英、法、荷、西诸国殖民地，尤其为英国殖民地；中国人也不讳言曾为蒙古人、满洲人入主中夏，因其事实上不可否认的事，也就不必讳言。唯有日本史家对其开国初期的历史，忌讳极多，不敢正视史实，一味以神话迷信为征信。对于徐福的事，多方曲解；对卑弥呼的事，多方曲辞；对于通使宋齐数世之倭王，亦多方曲解，抹煞事实。推其原因，多由于以为“有伤国体”的偏见所致，以致中日两国未能做到如英美同文同种紧密的关系。二十世纪，民主的日本学者，今日日本国民已享有现代人类最高的文化，不应再以无知岛民的一套“天降神话”来麻醉今日日本知识青年，应面对事实。对日本神话的古代史应重加修正，使现代日本知识青年，对其本国开国历史有个正确了解，这该是现代日本史学家应有的责任！
　　注一：戴季陶先生著：“日本论”。
　　注二：木村四郎七著：“中日合作的信念”（载于“中国与日本第四十九期”）。
　　注三：栗山周一著：“日本阙史时代的研究”八九页。
　　注四：引自张九如著：“从日本文化中论证中日合作问题”一文。
　　注五：内藤氏在他的什么是日本文化上，尝这样的说：把日本文化，看作当她创造她的国家底时候，便已有了，这是错的。日本文化，总括一句话，便是东洋文化，亦便是中国文化的延长——是从中国的古代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此篇收入“日本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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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六：参阅陈水逢著日本文明开化史略第二章三二页（商务出版）。原居亚洲北部的通古斯族，分批渡日，第一批由间宫海峡南下经由库页岛北海道而进入日本。散居于出羽及越后一带，和旧虾夷族差不多时代移住日本；第一批是先至满州一带的通古斯族（满洲人的祖先），后来南下至朝鲜半岛，其中一部分渡海而居于出云、越前一带。第二批是原居于亚洲北部及朝鲜半岛的通古斯族，后渡对马海峡而至九州，居于日向一带。前两批渡日的通古斯族称为出云族（日本称为国津神），其移居日本列岛上，时间参差不一，是零星的移民。第三批渡日的通古斯族为天孙族，是举族大批移居日本者。上述移居日本的各民族之中，初时以虾夷族的势力最大，旋被文化较高的出云族所逐。但出云族不久之后，则被智力及武力优越的天孙族所征服同化。天孙族后来逐渐扩展，由日向沿海进入濑户内海，而达完川口，再由此沿海南下，在纪伊登陆。而入大和地方，并以此为根据地……终于奠定日本国家基础的雏型——此即日本史上所称的“大和民族”（Yanatoace）又称“原日本人”（Prot-Japanese）。
　　注七：参阅宋越伦编著“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第一章（正中版），冈氏将日本神话的构成分列五数：（1）高天原，（2）混沌原海，（3）天地分离，（4）阴阳原理，（5）天之浮桥。其中一、二、五型，显为日本民族渡海前来时原始形态。其三、四两型，所谓“天地分离”与“阴阳原理”，前者系来自盘古神话，后者则为三代以来中国阴阳五行学说的翻版，其来龙去脉，极为分明。
　　注八：于日本大阪河内郡发现王莽天凤元年（西历十四年）所铸造的钱币货一种。在南隶庆尚南道金海贝冢，亦有此种。
　　注九：一七八四年（清乾隆四九年），于日本九州福冈县糟屋郡志贺町地方田沟中，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金印系四方形，广二?三公分，厚○?八公分。全部重量为一○八克，印面文字为阴文隶书体“汉委奴国王”五字，共分三行，第一行为“汉”字，第二行为“委奴”，第三行为“国王”。字体刚劲有力，一望而知其为汉代刀法。由于金印出土，我国正史所载日本开化以前的各种史料之正确，遂为多数学者所首肯。
　　注十：参阅刘百闵著经学通论经译第十二（一九五三年香港大学讲义本）。